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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总需求和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或使全球经济陷入负增长。要想改善需求，就必须是普惠性繁荣，政策在二次分配中将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总需求和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或使至全球经济陷入负增长。但经济是否会陷入长期萧条，仍然需要看未来一个月左右疫情的防控效果，以及流动性危机是否会按下暂停键。如果流动性危机演变成债务危机，那又将会是一次深度萧条，其程度将不亚于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因为，隐藏在这次危机背后的，是过去长期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强的全球性失衡和结构性矛盾。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宏观经济有4个显著特征：货币市场上的负利率、资本市场的繁荣、商品市场上的通货紧缩和经济领域的长期停滞。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债务杠杆的增长。按照萨默斯的解释，总需求曲线长期下移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和通胀预期低迷，原因包括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收入分配不均、金融中介的衰退以及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和伴随而来的风险溢价的增加等。在总需求曲线大规模左移的情况下，政府和央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是保持接近充分就业和合理增长所必需的。但是，低利率也将影响金融稳定，并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伏笔。
从美国（或英国）的情况来看，过去80年的利率实际上只有一个周期，前40年（1941～1980年）上升，后40年（1981～2020年）下降。美国长期利率的峰值出现在1980年底和1981年初，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通过加息的方式终结了通胀，其后利率一路下行至零（期间有7次明显的加息短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利率下行，只不过是前期趋势的延续。
这背后的原因有什么不同？从供给侧来看，1980年代开始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作用，这推动了总供给曲线右移，使西方国家纷纷从滞胀中复苏，并进入1990年代“大稳健”时期。但从需求侧看，老龄化和分配不均等原因引发总需求曲线下降的幅度更大，且是持续性的。综合的结果是实际产出增速低于潜在產出增速。以充分就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已陷入流动性陷阱，名义利率受零下限的约束无法再降，从而无法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使得风险资产价格的得以重估，致使生产资本回报率显著低于金融资本回报。到企业层面，低利率和股票期权制度共同激励了企业以低成本借钱回购股票，发放股利，推升股票价格。结果就是资产泡沫、经济停滞与低失业率并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式是总产出除以就业人数（或小时），如此一来，也就呈现出劳动生产率的趋势性下降。
决定潜在产出水平的是供给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但在流动性陷阱和有效需求持续性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强调供给，经济增长也不会有显著改善。要想改善需求，就必须是普惠性繁荣，政策在二次分配中将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在2019年9月12日，亚裔候选人杨安泽在美国下届大选民主党初选第三场辩论上就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想法，主张给18至64岁的美国人按月发放1000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以应对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冲击。在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时，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也都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方案，如美国打算给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中国一些地区发放了消费券，而美联储则是“直升机撒钱”。随着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和两极分化的持续加大，某些调节收入的措施会常态化。
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总需求和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或使至全球经济陷入负增长。但经济是否会陷入长期萧条，仍然需要看未来一个月左右疫情的防控效果，以及流动性危机是否会按下暂停键。如果流动性危机演变成债务危机，那又将会是一次深度萧条，其程度将不亚于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因为，隐藏在这次危机背后的，是过去长期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强的全球性失衡和结构性矛盾。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宏观经济有4个显著特征：货币市场上的负利率、资本市场的繁荣、商品市场上的通货紧缩和经济领域的长期停滞。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债务杠杆的增长。按照萨默斯的解释，总需求曲线长期下移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和通胀预期低迷，原因包括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收入分配不均、金融中介的衰退以及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和伴随而来的风险溢价的增加等。在总需求曲线大规模左移的情况下，政府和央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是保持接近充分就业和合理增长所必需的。但是，低利率也将影响金融稳定，并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伏笔。
从美国（或英国）的情况来看，过去80年的利率实际上只有一个周期，前40年（1941～1980年）上升，后40年（1981～2020年）下降。美国长期利率的峰值出现在1980年底和1981年初，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通过加息的方式终结了通胀，其后利率一路下行至零（期间有7次明显的加息短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利率下行，只不过是前期趋势的延续。
这背后的原因有什么不同？从供给侧来看，1980年代开始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作用，这推动了总供给曲线右移，使西方国家纷纷从滞胀中复苏，并进入1990年代“大稳健”时期。但从需求侧看，老龄化和分配不均等原因引发总需求曲线下降的幅度更大，且是持续性的。综合的结果是实际产出增速低于潜在產出增速。以充分就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已陷入流动性陷阱，名义利率受零下限的约束无法再降，从而无法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使得风险资产价格的得以重估，致使生产资本回报率显著低于金融资本回报。到企业层面，低利率和股票期权制度共同激励了企业以低成本借钱回购股票，发放股利，推升股票价格。结果就是资产泡沫、经济停滞与低失业率并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式是总产出除以就业人数（或小时），如此一来，也就呈现出劳动生产率的趋势性下降。
决定潜在产出水平的是供给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但在流动性陷阱和有效需求持续性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强调供给，经济增长也不会有显著改善。要想改善需求，就必须是普惠性繁荣，政策在二次分配中将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在2019年9月12日，亚裔候选人杨安泽在美国下届大选民主党初选第三场辩论上就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想法，主张给18至64岁的美国人按月发放1000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以应对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冲击。在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时，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也都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方案，如美国打算给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中国一些地区发放了消费券，而美联储则是“直升机撒钱”。随着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和两极分化的持续加大，某些调节收入的措施会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