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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文是中共七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是《资本论》研究的大家。但是，他的革命传奇生涯，尤其是从事地下革命情报工作的故事鲜为人知。近年，随着一些档案资料的解密和一些国际友人回忆录的出版，王学文在秘密战线的工作逐渐被揭开神秘面纱。实际上，他是著名红色国际特工左尔格为数不多的中国合作人之一，与著名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等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他与陈伯达在经济学问题上的那场辩论，足见其敢讲真话、追求真理的秉性，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革命低潮中毅然投身革命
王学文，原名王守春，笔名有王昂、念先、思锦、思云。1895年5月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以经营中药铺为生。在家乡上了几年私塾后，他于1910年随一位同乡赴日求学，先后入东京的同文书院和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当年在“一高”的同学里就有郭沫若和成仿吾。1915年进入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时，王学文年满20岁。按当时中国的习俗，父母和亲戚便开始为他物色合适的姑娘。大约过了两年，家里去信叫他回国相亲。他相中的这个姑娘就是他的终生伴侣和同志刘静淑。他们在家乡办完婚事后一起去了日本。
1921年至1927年，王学文先在京都帝国大学读本科，后在该校研究院专攻政治经济学。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王学文认定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王学文启发很大。以此为引子，他开始着手研究《资本论》。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是王学文在京都帝国大学的老师。他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与这位老师的教导分不开。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时，王学文参加了由进步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王学文在日本是一个穷“官费生”，除了官费外(先是靠江苏省的官费，每月75日元，但靠不住，不能按时给；后来改为庚子赔款，每月70日元，虽然少了点，但能按时领到)，再无其他经济来源。他的经济状况不佳，因为他要用自己一份官费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当时他已有3个孩子)。一位日本老和尚在京都真如堂前的极乐寺里找到一间房子，免费提供王学文一家居住。贤惠的妻子刘静淑每月还为他挤出10日元购书。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中共处于极度艰难的时刻，王学文却逆“潮流”而动，在京都帝国大学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放弃博士论文答辩，动身回国参加革命活动。但此时的王学文连回国的路费都凑不齐。又是河上肇伸出援助之手，赠给他20日元作为路费，并携夫人为王学文送行。这样，5月底，王学文经上海辗转到武汉，在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海外部(彭泽民任部长、共产党员许苏魂任秘书长)工作，负责主编《海外周刊》等。此时第一届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正在武汉召开。日共代表山本悬藏会见苏共代表(罗佐夫斯基)、中共代表(苏兆征)时，都是王学文给当翻译。七一五宁汉合流、国共分裂后，王学文本想随军到南昌参加起义，因没追上部队未能如愿，旋即再赴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从事党的工作，组织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期间，他着手翻译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
在离开武汉赴日本时，王学文曾向同属国民党海外部的中共党员、台湾中坜人杨春松许诺将转赴台湾做些考察。于是，王学文在1927年晚秋回国途中第一站去的是台湾。不巧，他由日本抵达台湾时，遇上台湾农民反日抗租运动——“第一次中坜事件”，杨春松被日本殖民当局抓捕。多亏赵港等当地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干部热情接待，王学文呆了将近一年，走了大半个台湾。每到一处，他就与当地活动家和积极分子促膝谈心，介绍大陆革命形势，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由于聚会是在殖民当局眼皮底下秘密举行的，因此每次的人数都不多。王学文理论功底深厚，讲解深入浅出；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台湾农民称他为“中央代表”，以示尊重。可以这样说，王学文是最早去台湾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者、革命家。在他的鼓励下，许多台胞青年学生投身民族解放的斗争，走上革命的道路。1925年台籍中共老党员谢雪红曾说，祖国实现统一后，“定要请王学文出任台湾大学总长(校长)”。
充满传奇的地下工作
大约在1928年秋天，王学文与出狱的杨春松相见后从台湾回到上海，参加了文化战线的斗争。他参加了郭沫若的创造社，先后在上海艺大、中华艺大、华南大学、群治大学、法政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在公开出版的《思想月刊》《新思潮》《读者》《社会科学讲座》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30年，王学文与宋庆龄、鲁迅、潘汉年、朱镜我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担任执行委员。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也是发起人之一。随后他还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创立，并担任研究会的第一任党团书记。1932年冬，王学文任中央文委书记。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分析中国大陆经济，研究台湾和香港经济，剖析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此时，在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围绕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着一场论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大肆宣扬和美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叫嚣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中共党内也出现“取消派”，说蒋介石的统治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应该转入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斗争，等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30年5月，王学文发表《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一文，通过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综合分析，科学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有力地回击了上述谬论。王学文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论述，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极大重视，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等著文表示支持。他的文章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刊物上转载。
在上海的10年里，王学文从事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虽然在这一领域里同样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他一直严守秘密，默不作声。近年来，随着一些资料的解密，人们还是从老革命，特别是从国际友人如鲁特·维尔纳、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秀树(尾崎秀实胞弟)的回忆录或著作中隐隐约约地了解到当年一些真实情况。 维尔纳在上海霞飞路的家是左尔格与战友们，包括“与学者陈翰笙，与王(学文)和其他同志秘密会面”的场所。维尔纳回忆，他们每周在她家里开会，两年期间至少聚过80次。因为经常往来，王学文便成了维尔纳的中文老师，而维尔纳则当了他的英语老师。关于王学文与左尔格情报组的合作，维尔纳回忆：“……今天晚上我的温(王)老师来了，我每周与他讨论一次中国的事情。现在他写了一本书，关于政府军在农民地区的征收问题，里面有许多统计资料。他送我一本，还带有一手漂亮的签字。当然我不能阅读它，从他口头叙述来看是有趣的，农民们被公然剥夺了大批财富。一个朋友把它译成德文，有100页，超过了小册子的限度……”她还说，王学文“就是这样通过生动活泼的直观教学法，帮助我认识中国和它的问题，我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
1930年3月，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的一批日本进步青年学生，请王学文为他们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开政治经济学讲座。这所学校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所谓“中国通”而设立的，学生主要是日本人。王学文通过讲座，对日本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革命的道路。不久，在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日中斗争同盟，为首的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它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宗旨，在日本士兵和侨民中开展反战活动。参加该同盟的还有安斋库治(战后任日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等日本进步青年。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是日籍中共党员。他们后来均被王学文发展为中共特科成员。在随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他们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在中共中央特科或上海情报科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或以日本记者，或以日军顾问的身份收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作为历史的佐证，中西功著有《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西里龙夫著有《在革命的上海——一个日籍中共党员的记录》等回忆录。
西里龙夫回忆道：“……领导核心是王学文。”“王学文是河上肇的弟子，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起初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他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尤其熟悉经济问题，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之一。我与他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他在抗日战争时从延安，在革命胜利后从北京，经常给我带来口信。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是王学文。”“在王学文的指导下，同年(1930年一作者注)9月我们发起组织了日支斗争同盟。当然，这是地下组织，并非单纯地把中国研究会改名而成……在是否用‘日支斗争同盟’时，围绕名称问题有过一场争议。‘支那’一词是轻蔑中国的称呼，是不妥当，‘中国’是正当的叫法，因而应该称作‘日中斗争同盟’。可是当时，‘中国’这一称呼并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理解。经过讨论，最后还是采用当时日本人容易接受的‘日支斗争同盟’这一名称。”“王学文还对地下斗争的方式包括技术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给予我们具体指导。这样，我们便开始做在华日本人的工作，尤其是做对日本军队的工作。”
1932年，王学文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持省委机关报《红旗》，并创办训练班。训练班共办了三期，第一、二期的学员是工人，第三期的学员是上海各区干部。课程有政治形势、中国革命问题和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等。1933年后，王学文调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他从此断绝了与一切半公开的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转入隐蔽战线，坚持地下斗争。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迁入江西中央苏区。此后，负责白区工作的上海中央执行局又遭破坏，致使白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区外都已被破坏殆尽。而王学文所属的上海党组织就是幸存的一个。他在上海的家一直是党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区委以及上海特科的秘密接头处。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王学文一家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接连不断地搬家，从没有出现过失误，真可谓深藏于龙潭虎穴中的坚强堡垒。1935年的一天，敌人突然搜查王学文家，此时家中正放着一箱红军长征外线作战用的军用地图和中央文件。转移是来不及了。情急之中，他的夫人刘静淑急中生智，坐在箱子上，点燃一炷香，手持金刚经，安然念起经来。敌人进来，一看是潜心信佛的小脚老太太，很是失望，转了一圈便撤走了。当晚，王学文便派当地下交通员的大女儿王义举把地图和文件送往苏区。
对日本俘虏进行教育改造
1937年春，王学文由国民党统治区转移到党中央和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延安，在中央党校任教，七七事变后任教务处主任。1938年秋，王学文调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主任(校长是洛甫，即张闻天)，实际主持日常工作。1940年后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校长。
王学文还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讲授过政治经济学。这是一所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获的日军官兵的学校，创建于1939年。校长是冈野进即著名日共领袖野坂参三。教员除了王学文外，还有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学员最初只有11人，后来增加到两三百人。其间，王学文参与领导对日军的秘密争取和对日俘的教育改造，为培养友好人士做出了贡献。日军士兵由于长期受“皇国史观”的毒害，思想顽固狭隘，加上美化“死”和“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被俘之初，有的执迷不悟，拒不接受改造。由于八路军严格执行不杀、不辱、对愿意回家归队者开释等宽待俘虏的政策，以及将士的言行、同老百姓的鱼水之情，使他们深受感化，开始转变立场。
工农学校开设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还组织专题讨论，如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侵略战争，它究竟对谁有利，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奋起反抗等。通过学习，他们渐渐接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拨开所谓“圣战”的迷雾，站到人民一边。当时美军也抓到一批日本俘虏。他们听说八路军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派专人来延安“取经”，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翰·艾默生(战后任美国驻日公使)的上校惊奇地发现：他在此地的所见所闻，与在重庆戴手铐脚镣、神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学员在笑话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你们美国军队能用阶级观点对俘虏进行教育吗?” 有一位叫香川孝志的学员，把王学文和何思敬在课堂上用日语讲的《政治常识》详细记录下来并带回日本。他在1980年5月28日写给王学文的信中说：“先生，您深入浅出地把深奥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讲得如此通俗易懂，使之成为日本士兵(当时的工人、农民出身的人，文化程度不高的日本劳动人民)也能够理解的学问，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还说“这个讲稿至今仍供日本人民有觉悟的青年们学习”。1983年，王艾英、何理文把这个讲稿译成中文，以《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为题由求实出版社出版。原记录稿已作为革命历史文物，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与陈伯达针锋相对辩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学文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其常委，还兼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教育部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等职，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其中，要了解王学文的为人，有一件事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与陈伯达的那场辩论。
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人民日报》连载了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1950年5月，新华书店又推出单行本。这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的一次总结。他在书中对通常主张的生产力只由劳动者和生产工具两要素构成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即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构成的。此观点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风波。
率先提出异议的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苏联专家阿尔马卓夫。紧接着坐拥中国理论界“第一把交椅”的陈伯达随声附和，摆出一副审判官的架势，出面反对三要素的观点。“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这是斯大林对生产力构成要素所下的著名定义。陈伯达据此批判王学文，说劳动对象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生产力要素，要他承认“错误”，收回“错误的观点”。
王学文没有同意，反唇相讥：“那是你们的结论。”因为在学术界过去也有人把生产工具理解为包括“用来从事劳动的对象和帮助劳动的工具”两个要素。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般就持这种观点。但王学文反对把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截然分开，他说：“牛是劳动手段，但它先是劳动对象，用以喂养长大才能成为劳动手段。机器设备、厂房建筑首先是劳动对象；投产后还要维修保养，是劳动对象。设备更新回炉、炼钢，又成为劳动对象；钢铁又是机械厂的劳动对象。”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的说法，王学文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矛盾还是有的，只不过和资本主义性质不同”。他欣赏列宁的辩证思维：对抗消失，矛盾依旧。
或许王学文的据理力争和反唇相讥伤害了陈伯达的自尊心，陈伯达便诉诸手中的权力，下令停止王学文在马列学院的教课，并阻止他在报刊上就生产力要素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陈伯达还把学术问题硬说成是政治问题，多次组织人马开会批判，甚至诬蔑王学文的观点是反斯大林的“托派观点”，把他挤出了马列学院。幸亏刘少奇后来出面制止，此事才未进一步酿成一场政治迫害。王学文被迫离开马列学院后，1953年到了中宣部工作，但一直被列入编外达20多年之久。1962年，王从吾主持中央党校时，不顾陈伯达的禁令，邀请王学文讲授《资本论》。王学文说：“讲可以，但必须按我的意志讲!”王从吾果断地回答：“你怎么理解就怎么讲!”王学文讲《资本论》理论联系实际，针砭时弊，再三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对当年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毫不留情地提出了批评。当时听课的老学员回忆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敢于讲话。他已因生产力三要素挨了整，还大讲三要素；已经‘反右倾’了，他还大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他的胆识让大家肃然起敬!”同一年，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报人出版家”陈翰伯不畏权势，也邀请王学文来馆讲授《资本论》。他照样按“自己的意志”讲解三要素的观点。
1959年，周恩来在10位部长出席的会议上对生产力要素问题的争论说了这样一句话：“看来王学文同志是正确的。”1959年刘少奇请王学文担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辅导工作。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也赞同了社会生产力三要素的观点。尽管如此，陈伯达仍散布说，王学文犯了错误，以掩饰他的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学文被划人“黑帮组”。他在逆境中也顶住了陈伯达等人的压力，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0年把“谣言与诡辩混在一起”的陈伯达倒台后，此事才算了结。
今天人们在谈到生产力的要素时，常会附带说一句：关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中，历来有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这在今天看来极其平常而理所当然的事情，却不得不走了一段如此曲折的道路，是值得人们深思和引以为戒的。
王学文一生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敢讲真话，追求真理。他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为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和经济研究人才。1985年2月22日，王学文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90岁。3月2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王学文遗体告别仪式，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彭真、王震等送了花圈。出席告别仪式的有杨尚昆、乔石、宋平、胡乔木、姚依林、习仲勋等他过去的上司、同事以及学生数百人，可谓备极哀荣。
(责任编辑 文世芳)
革命低潮中毅然投身革命
王学文，原名王守春，笔名有王昂、念先、思锦、思云。1895年5月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以经营中药铺为生。在家乡上了几年私塾后，他于1910年随一位同乡赴日求学，先后入东京的同文书院和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当年在“一高”的同学里就有郭沫若和成仿吾。1915年进入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时，王学文年满20岁。按当时中国的习俗，父母和亲戚便开始为他物色合适的姑娘。大约过了两年，家里去信叫他回国相亲。他相中的这个姑娘就是他的终生伴侣和同志刘静淑。他们在家乡办完婚事后一起去了日本。
1921年至1927年，王学文先在京都帝国大学读本科，后在该校研究院专攻政治经济学。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王学文认定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王学文启发很大。以此为引子，他开始着手研究《资本论》。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是王学文在京都帝国大学的老师。他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与这位老师的教导分不开。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时，王学文参加了由进步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王学文在日本是一个穷“官费生”，除了官费外(先是靠江苏省的官费，每月75日元，但靠不住，不能按时给；后来改为庚子赔款，每月70日元，虽然少了点，但能按时领到)，再无其他经济来源。他的经济状况不佳，因为他要用自己一份官费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当时他已有3个孩子)。一位日本老和尚在京都真如堂前的极乐寺里找到一间房子，免费提供王学文一家居住。贤惠的妻子刘静淑每月还为他挤出10日元购书。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中共处于极度艰难的时刻，王学文却逆“潮流”而动，在京都帝国大学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放弃博士论文答辩，动身回国参加革命活动。但此时的王学文连回国的路费都凑不齐。又是河上肇伸出援助之手，赠给他20日元作为路费，并携夫人为王学文送行。这样，5月底，王学文经上海辗转到武汉，在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海外部(彭泽民任部长、共产党员许苏魂任秘书长)工作，负责主编《海外周刊》等。此时第一届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正在武汉召开。日共代表山本悬藏会见苏共代表(罗佐夫斯基)、中共代表(苏兆征)时，都是王学文给当翻译。七一五宁汉合流、国共分裂后，王学文本想随军到南昌参加起义，因没追上部队未能如愿，旋即再赴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从事党的工作，组织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期间，他着手翻译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
在离开武汉赴日本时，王学文曾向同属国民党海外部的中共党员、台湾中坜人杨春松许诺将转赴台湾做些考察。于是，王学文在1927年晚秋回国途中第一站去的是台湾。不巧，他由日本抵达台湾时，遇上台湾农民反日抗租运动——“第一次中坜事件”，杨春松被日本殖民当局抓捕。多亏赵港等当地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干部热情接待，王学文呆了将近一年，走了大半个台湾。每到一处，他就与当地活动家和积极分子促膝谈心，介绍大陆革命形势，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由于聚会是在殖民当局眼皮底下秘密举行的，因此每次的人数都不多。王学文理论功底深厚，讲解深入浅出；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台湾农民称他为“中央代表”，以示尊重。可以这样说，王学文是最早去台湾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者、革命家。在他的鼓励下，许多台胞青年学生投身民族解放的斗争，走上革命的道路。1925年台籍中共老党员谢雪红曾说，祖国实现统一后，“定要请王学文出任台湾大学总长(校长)”。
充满传奇的地下工作
大约在1928年秋天，王学文与出狱的杨春松相见后从台湾回到上海，参加了文化战线的斗争。他参加了郭沫若的创造社，先后在上海艺大、中华艺大、华南大学、群治大学、法政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在公开出版的《思想月刊》《新思潮》《读者》《社会科学讲座》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30年，王学文与宋庆龄、鲁迅、潘汉年、朱镜我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担任执行委员。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也是发起人之一。随后他还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创立，并担任研究会的第一任党团书记。1932年冬，王学文任中央文委书记。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分析中国大陆经济，研究台湾和香港经济，剖析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此时，在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围绕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着一场论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大肆宣扬和美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叫嚣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中共党内也出现“取消派”，说蒋介石的统治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应该转入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斗争，等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30年5月，王学文发表《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一文，通过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综合分析，科学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有力地回击了上述谬论。王学文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论述，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极大重视，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等著文表示支持。他的文章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刊物上转载。
在上海的10年里，王学文从事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虽然在这一领域里同样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他一直严守秘密，默不作声。近年来，随着一些资料的解密，人们还是从老革命，特别是从国际友人如鲁特·维尔纳、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秀树(尾崎秀实胞弟)的回忆录或著作中隐隐约约地了解到当年一些真实情况。 维尔纳在上海霞飞路的家是左尔格与战友们，包括“与学者陈翰笙，与王(学文)和其他同志秘密会面”的场所。维尔纳回忆，他们每周在她家里开会，两年期间至少聚过80次。因为经常往来，王学文便成了维尔纳的中文老师，而维尔纳则当了他的英语老师。关于王学文与左尔格情报组的合作，维尔纳回忆：“……今天晚上我的温(王)老师来了，我每周与他讨论一次中国的事情。现在他写了一本书，关于政府军在农民地区的征收问题，里面有许多统计资料。他送我一本，还带有一手漂亮的签字。当然我不能阅读它，从他口头叙述来看是有趣的，农民们被公然剥夺了大批财富。一个朋友把它译成德文，有100页，超过了小册子的限度……”她还说，王学文“就是这样通过生动活泼的直观教学法，帮助我认识中国和它的问题，我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
1930年3月，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的一批日本进步青年学生，请王学文为他们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开政治经济学讲座。这所学校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所谓“中国通”而设立的，学生主要是日本人。王学文通过讲座，对日本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革命的道路。不久，在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日中斗争同盟，为首的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它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宗旨，在日本士兵和侨民中开展反战活动。参加该同盟的还有安斋库治(战后任日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等日本进步青年。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是日籍中共党员。他们后来均被王学文发展为中共特科成员。在随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他们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在中共中央特科或上海情报科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或以日本记者，或以日军顾问的身份收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作为历史的佐证，中西功著有《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西里龙夫著有《在革命的上海——一个日籍中共党员的记录》等回忆录。
西里龙夫回忆道：“……领导核心是王学文。”“王学文是河上肇的弟子，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起初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他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尤其熟悉经济问题，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之一。我与他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他在抗日战争时从延安，在革命胜利后从北京，经常给我带来口信。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是王学文。”“在王学文的指导下，同年(1930年一作者注)9月我们发起组织了日支斗争同盟。当然，这是地下组织，并非单纯地把中国研究会改名而成……在是否用‘日支斗争同盟’时，围绕名称问题有过一场争议。‘支那’一词是轻蔑中国的称呼，是不妥当，‘中国’是正当的叫法，因而应该称作‘日中斗争同盟’。可是当时，‘中国’这一称呼并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理解。经过讨论，最后还是采用当时日本人容易接受的‘日支斗争同盟’这一名称。”“王学文还对地下斗争的方式包括技术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给予我们具体指导。这样，我们便开始做在华日本人的工作，尤其是做对日本军队的工作。”
1932年，王学文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持省委机关报《红旗》，并创办训练班。训练班共办了三期，第一、二期的学员是工人，第三期的学员是上海各区干部。课程有政治形势、中国革命问题和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等。1933年后，王学文调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他从此断绝了与一切半公开的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转入隐蔽战线，坚持地下斗争。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迁入江西中央苏区。此后，负责白区工作的上海中央执行局又遭破坏，致使白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区外都已被破坏殆尽。而王学文所属的上海党组织就是幸存的一个。他在上海的家一直是党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区委以及上海特科的秘密接头处。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王学文一家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接连不断地搬家，从没有出现过失误，真可谓深藏于龙潭虎穴中的坚强堡垒。1935年的一天，敌人突然搜查王学文家，此时家中正放着一箱红军长征外线作战用的军用地图和中央文件。转移是来不及了。情急之中，他的夫人刘静淑急中生智，坐在箱子上，点燃一炷香，手持金刚经，安然念起经来。敌人进来，一看是潜心信佛的小脚老太太，很是失望，转了一圈便撤走了。当晚，王学文便派当地下交通员的大女儿王义举把地图和文件送往苏区。
对日本俘虏进行教育改造
1937年春，王学文由国民党统治区转移到党中央和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延安，在中央党校任教，七七事变后任教务处主任。1938年秋，王学文调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主任(校长是洛甫，即张闻天)，实际主持日常工作。1940年后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校长。
王学文还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讲授过政治经济学。这是一所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获的日军官兵的学校，创建于1939年。校长是冈野进即著名日共领袖野坂参三。教员除了王学文外，还有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学员最初只有11人，后来增加到两三百人。其间，王学文参与领导对日军的秘密争取和对日俘的教育改造，为培养友好人士做出了贡献。日军士兵由于长期受“皇国史观”的毒害，思想顽固狭隘，加上美化“死”和“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被俘之初，有的执迷不悟，拒不接受改造。由于八路军严格执行不杀、不辱、对愿意回家归队者开释等宽待俘虏的政策，以及将士的言行、同老百姓的鱼水之情，使他们深受感化，开始转变立场。
工农学校开设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还组织专题讨论，如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侵略战争，它究竟对谁有利，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奋起反抗等。通过学习，他们渐渐接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拨开所谓“圣战”的迷雾，站到人民一边。当时美军也抓到一批日本俘虏。他们听说八路军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派专人来延安“取经”，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翰·艾默生(战后任美国驻日公使)的上校惊奇地发现：他在此地的所见所闻，与在重庆戴手铐脚镣、神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学员在笑话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你们美国军队能用阶级观点对俘虏进行教育吗?” 有一位叫香川孝志的学员，把王学文和何思敬在课堂上用日语讲的《政治常识》详细记录下来并带回日本。他在1980年5月28日写给王学文的信中说：“先生，您深入浅出地把深奥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讲得如此通俗易懂，使之成为日本士兵(当时的工人、农民出身的人，文化程度不高的日本劳动人民)也能够理解的学问，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还说“这个讲稿至今仍供日本人民有觉悟的青年们学习”。1983年，王艾英、何理文把这个讲稿译成中文，以《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为题由求实出版社出版。原记录稿已作为革命历史文物，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与陈伯达针锋相对辩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学文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其常委，还兼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教育部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等职，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其中，要了解王学文的为人，有一件事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与陈伯达的那场辩论。
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人民日报》连载了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1950年5月，新华书店又推出单行本。这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的一次总结。他在书中对通常主张的生产力只由劳动者和生产工具两要素构成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即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构成的。此观点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风波。
率先提出异议的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苏联专家阿尔马卓夫。紧接着坐拥中国理论界“第一把交椅”的陈伯达随声附和，摆出一副审判官的架势，出面反对三要素的观点。“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这是斯大林对生产力构成要素所下的著名定义。陈伯达据此批判王学文，说劳动对象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生产力要素，要他承认“错误”，收回“错误的观点”。
王学文没有同意，反唇相讥：“那是你们的结论。”因为在学术界过去也有人把生产工具理解为包括“用来从事劳动的对象和帮助劳动的工具”两个要素。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般就持这种观点。但王学文反对把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截然分开，他说：“牛是劳动手段，但它先是劳动对象，用以喂养长大才能成为劳动手段。机器设备、厂房建筑首先是劳动对象；投产后还要维修保养，是劳动对象。设备更新回炉、炼钢，又成为劳动对象；钢铁又是机械厂的劳动对象。”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的说法，王学文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矛盾还是有的，只不过和资本主义性质不同”。他欣赏列宁的辩证思维：对抗消失，矛盾依旧。
或许王学文的据理力争和反唇相讥伤害了陈伯达的自尊心，陈伯达便诉诸手中的权力，下令停止王学文在马列学院的教课，并阻止他在报刊上就生产力要素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陈伯达还把学术问题硬说成是政治问题，多次组织人马开会批判，甚至诬蔑王学文的观点是反斯大林的“托派观点”，把他挤出了马列学院。幸亏刘少奇后来出面制止，此事才未进一步酿成一场政治迫害。王学文被迫离开马列学院后，1953年到了中宣部工作，但一直被列入编外达20多年之久。1962年，王从吾主持中央党校时，不顾陈伯达的禁令，邀请王学文讲授《资本论》。王学文说：“讲可以，但必须按我的意志讲!”王从吾果断地回答：“你怎么理解就怎么讲!”王学文讲《资本论》理论联系实际，针砭时弊，再三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对当年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毫不留情地提出了批评。当时听课的老学员回忆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敢于讲话。他已因生产力三要素挨了整，还大讲三要素；已经‘反右倾’了，他还大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他的胆识让大家肃然起敬!”同一年，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报人出版家”陈翰伯不畏权势，也邀请王学文来馆讲授《资本论》。他照样按“自己的意志”讲解三要素的观点。
1959年，周恩来在10位部长出席的会议上对生产力要素问题的争论说了这样一句话：“看来王学文同志是正确的。”1959年刘少奇请王学文担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辅导工作。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也赞同了社会生产力三要素的观点。尽管如此，陈伯达仍散布说，王学文犯了错误，以掩饰他的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学文被划人“黑帮组”。他在逆境中也顶住了陈伯达等人的压力，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0年把“谣言与诡辩混在一起”的陈伯达倒台后，此事才算了结。
今天人们在谈到生产力的要素时，常会附带说一句：关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中，历来有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这在今天看来极其平常而理所当然的事情，却不得不走了一段如此曲折的道路，是值得人们深思和引以为戒的。
王学文一生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敢讲真话，追求真理。他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为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和经济研究人才。1985年2月22日，王学文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90岁。3月2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王学文遗体告别仪式，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彭真、王震等送了花圈。出席告别仪式的有杨尚昆、乔石、宋平、胡乔木、姚依林、习仲勋等他过去的上司、同事以及学生数百人，可谓备极哀荣。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