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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日本步入近代之后逐渐对朝鲜半岛表现出野心，在“文明”与“进步”的幌子下，日本政界与学术界的言论往往以“日本优秀论”为主流。为使日本的侵略行为正当化，学界纷纷从所谓“科学”的角度提前为之准备了理论口实。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上，“同种论”“同系论”等研究成果纷纷登场。为了稳固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朝鲜总督府还特派语言学家调查欧洲的语言殖民政策用于朝鲜半岛，政界与学界密切联合为日本当局谋利已暗相契合，这种现象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朝鲜半岛;日本语言学界;比较语言学;语言殖民政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 2020） 01-0055-06
日本近代化和殖民化进程中语言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相关研究初具规模，中日韩学界代表性研究如下：
日本学者京极兴- （1993）、李妍淑（1996）、安田敏朗（2006）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言政策的形态和变化进行了综合考查，是对近代日本帝国的意识形态演变的有益探索。旅日学者石刚（2005）对中国台湾、伪满洲国、大陆占领地的殖民地语言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这一领域内，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颇具规模。武强（1994）、齐红深（2004）等，从宏观上着眼，由政治上定位，对日本侵华教育本质，政策和后果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李无未等（2019）提出，上田万年的殖民语言战略“布局”地逾东亚，其影响不可低估。与此同时，韩国学者的微观、中观研究不断深入。姜真浩（2015）、金明淑（2017）、张美晶（2019）等，以朝鲜总督所推行的有关殖民政策、殖民地时期的具体学校和教科书为中心，对日本侵略者的愚民教育政策本质与具体细节予以揭示。
本论文基于先行研究，着眼于金泽庄三郎、芳贺矢一、保科孝一等学者，分析近代日本语言学界如何以“科学”手段，掩饰与推进日本当局的侵略行为与殖民统治之行径，目前为止，尚未可见以上述三位学者论著为中心，剖析近代日本语言学研究之政治色彩与近代日本的侵略本质的先行研究。
一、近代日本政界对朝鲜半岛的野心
明治维新使日本比朝鲜更早进入了近代。富国强兵的日本崛起以后，随即把目光转向了还在实行锁国政策的朝鲜半岛。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散布“朝鲜蔑视论”，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军人经常把朝鲜人当作笑柄，刻意发行杀害朝鲜人的明信片，这意味着日本人对朝鲜人的蔑视达到了极点。这种否定他人的意识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势必强烈地反映出来。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北，意味着至少在形式上，日本觊觎朝鲜时的传统阻碍力量已被明治兵舰首次逼退。而且，《马关条约》对台湾和辽东半岛的割占，不但初步确立了日本的东亚霸权地位，也造成了牵制清朝使其无力关心本土外围命运的客观效果，从而给日本的对朝独占政策安上了又一道保险。①1910年8月29日，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明治天皇当天发布的诏书也正是这种意识结构的集中体现：“朝鲜的现有体制还不完善，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国民生活安宁，以及改进对民众的福利待遇，我们必须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所以朕将直接管理朝鲜的产业和贸易，令其有长足的进步。这将成为巩固东洋和平的基础，朕对此深信不疑。”②就政治性质而言，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是一种对异民族的野蛮统治。如同经济上通过日本资本实现对朝鲜经济命脉的控制，文化上通过日语教育达到对朝鲜人的同化一样，换取的是对朝鲜半岛占领过程中日本利益的最大化。
1911年8月23日朝鲜总督府公布了《朝鲜教育令》，首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③把所谓的“日韩合并”定位为丰臣秀吉的未竟事业，还强调《教育敕语》④适用于朝鲜，对朝鲜人的教育方针以“忠良”为基础，培养擅长日语的日本臣民。对于该教育方针，曾在朝鲜总督府任职的森田芳夫⑤反思到，其背后有着日本国民与教育人士的支持。当时大多数日本国民举国欢庆“日韩合并”，教育人士也积极推进语言同化政策。朝鲜民族是有独立的语言与文化，并且自古以来自认比日本强，因此在民族感情上很难接受日本的同化。姑且不论是否顾及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野蛮的侵略行为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近代化历程落后于日本，所以朝鲜半岛的本国文字、“训民正音”还尚未普及之际，日本的殖民统治已突然降临。而且按照天皇的旨意，朝鲜人必须成为日本的臣民，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传统，并接受天皇崇拜、皇国至上的日本国家神道思想。
一、近代日本语言学界与“日语优秀论’’
1894年末，享有“开拓性教育家”之称、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长的伊泽修二预测到甲午战争的趋势，早早地提出了殖民地文化统治理念。主张通过教育同化殖民地人民，⑥其中语言同化政策成为殖民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并迅速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在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肯定引起朝鲜国民的强烈反抗，为此日本当局想尽方法对自己的侵略行为与语言殖民政策寻找理论支撑。
日本的东洋史学者、教育行政官币原坦甚至提出了朝鲜应被视为日本的一个行政区的见解。理由为，“朝鲜人和日本人不管是人种、宗教，还是文字，包括风俗在内，两者之间共同点实在是很多。所以只要对朝鲜进行同化政策，它就可以成为第二個冲绳县。”⑦为实现日本当局的这一目的，语言学界有一个学者为此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他就是享有“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上田万年的弟子——金泽庄三郎。金泽在1898年与上田翻译了塞斯的比较语言学理论，是该理论最早的一批接受者。比较语言学在近代日本的语言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当时的语言学研究情况，上田的学生新村出证言到：“当时一提语言学，想到的就是比较语言学，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也被当时的氛围所影响。”。⑧上田不仅呼吁自己的学生们用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阿伊努语、冲绳语、朝鲜语进行比较研究，还倡导对满蒙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内中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自1898年到1901年，金泽作为文部省派遣东洋的第一批留学生赴朝鲜三年，主攻韩语学。他从1902年起撰写博士论文，并在7年后完成了《日韩两国语同系论》。他提出两种语言属于同一语系，朝语相当于日语的一个方言，如同琉球与日本本土的关系一般，并指出日韩两国民一同学习日语，像古代一样再次实现同化是天下的幸事。①
[关键词]朝鲜半岛;日本语言学界;比较语言学;语言殖民政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 2020） 01-0055-06
日本近代化和殖民化进程中语言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相关研究初具规模，中日韩学界代表性研究如下：
日本学者京极兴- （1993）、李妍淑（1996）、安田敏朗（2006）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言政策的形态和变化进行了综合考查，是对近代日本帝国的意识形态演变的有益探索。旅日学者石刚（2005）对中国台湾、伪满洲国、大陆占领地的殖民地语言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这一领域内，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颇具规模。武强（1994）、齐红深（2004）等，从宏观上着眼，由政治上定位，对日本侵华教育本质，政策和后果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李无未等（2019）提出，上田万年的殖民语言战略“布局”地逾东亚，其影响不可低估。与此同时，韩国学者的微观、中观研究不断深入。姜真浩（2015）、金明淑（2017）、张美晶（2019）等，以朝鲜总督所推行的有关殖民政策、殖民地时期的具体学校和教科书为中心，对日本侵略者的愚民教育政策本质与具体细节予以揭示。
本论文基于先行研究，着眼于金泽庄三郎、芳贺矢一、保科孝一等学者，分析近代日本语言学界如何以“科学”手段，掩饰与推进日本当局的侵略行为与殖民统治之行径，目前为止，尚未可见以上述三位学者论著为中心，剖析近代日本语言学研究之政治色彩与近代日本的侵略本质的先行研究。
一、近代日本政界对朝鲜半岛的野心
明治维新使日本比朝鲜更早进入了近代。富国强兵的日本崛起以后，随即把目光转向了还在实行锁国政策的朝鲜半岛。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散布“朝鲜蔑视论”，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军人经常把朝鲜人当作笑柄，刻意发行杀害朝鲜人的明信片，这意味着日本人对朝鲜人的蔑视达到了极点。这种否定他人的意识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势必强烈地反映出来。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北，意味着至少在形式上，日本觊觎朝鲜时的传统阻碍力量已被明治兵舰首次逼退。而且，《马关条约》对台湾和辽东半岛的割占，不但初步确立了日本的东亚霸权地位，也造成了牵制清朝使其无力关心本土外围命运的客观效果，从而给日本的对朝独占政策安上了又一道保险。①1910年8月29日，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明治天皇当天发布的诏书也正是这种意识结构的集中体现：“朝鲜的现有体制还不完善，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国民生活安宁，以及改进对民众的福利待遇，我们必须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所以朕将直接管理朝鲜的产业和贸易，令其有长足的进步。这将成为巩固东洋和平的基础，朕对此深信不疑。”②就政治性质而言，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是一种对异民族的野蛮统治。如同经济上通过日本资本实现对朝鲜经济命脉的控制，文化上通过日语教育达到对朝鲜人的同化一样，换取的是对朝鲜半岛占领过程中日本利益的最大化。
1911年8月23日朝鲜总督府公布了《朝鲜教育令》，首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③把所谓的“日韩合并”定位为丰臣秀吉的未竟事业，还强调《教育敕语》④适用于朝鲜，对朝鲜人的教育方针以“忠良”为基础，培养擅长日语的日本臣民。对于该教育方针，曾在朝鲜总督府任职的森田芳夫⑤反思到，其背后有着日本国民与教育人士的支持。当时大多数日本国民举国欢庆“日韩合并”，教育人士也积极推进语言同化政策。朝鲜民族是有独立的语言与文化，并且自古以来自认比日本强，因此在民族感情上很难接受日本的同化。姑且不论是否顾及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野蛮的侵略行为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近代化历程落后于日本，所以朝鲜半岛的本国文字、“训民正音”还尚未普及之际，日本的殖民统治已突然降临。而且按照天皇的旨意，朝鲜人必须成为日本的臣民，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传统，并接受天皇崇拜、皇国至上的日本国家神道思想。
一、近代日本语言学界与“日语优秀论’’
1894年末，享有“开拓性教育家”之称、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长的伊泽修二预测到甲午战争的趋势，早早地提出了殖民地文化统治理念。主张通过教育同化殖民地人民，⑥其中语言同化政策成为殖民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并迅速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在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肯定引起朝鲜国民的强烈反抗，为此日本当局想尽方法对自己的侵略行为与语言殖民政策寻找理论支撑。
日本的东洋史学者、教育行政官币原坦甚至提出了朝鲜应被视为日本的一个行政区的见解。理由为，“朝鲜人和日本人不管是人种、宗教，还是文字，包括风俗在内，两者之间共同点实在是很多。所以只要对朝鲜进行同化政策，它就可以成为第二個冲绳县。”⑦为实现日本当局的这一目的，语言学界有一个学者为此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他就是享有“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上田万年的弟子——金泽庄三郎。金泽在1898年与上田翻译了塞斯的比较语言学理论，是该理论最早的一批接受者。比较语言学在近代日本的语言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当时的语言学研究情况，上田的学生新村出证言到：“当时一提语言学，想到的就是比较语言学，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也被当时的氛围所影响。”。⑧上田不仅呼吁自己的学生们用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阿伊努语、冲绳语、朝鲜语进行比较研究，还倡导对满蒙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内中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自1898年到1901年，金泽作为文部省派遣东洋的第一批留学生赴朝鲜三年，主攻韩语学。他从1902年起撰写博士论文，并在7年后完成了《日韩两国语同系论》。他提出两种语言属于同一语系，朝语相当于日语的一个方言，如同琉球与日本本土的关系一般，并指出日韩两国民一同学习日语，像古代一样再次实现同化是天下的幸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