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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石头过河？
相比于2010年的波折，2011年的中美关系可谓在“峰回路转”间“柳暗花明”起来。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随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4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最大规模代表团和国会众议院代表团相继来华；5月，中美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成功举行，成果颇丰；随后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又时隔七年再度访美……双方一系列高层接触交相辉映，俨然演绎出一曲中美关系的和谐乐章。然而，即便在如此和缓优美的旋律里，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传统的不和谐音符仍旧依稀可闻：以人民币汇率议题为首的经贸纠葛、中国发展道路的人权议题、缺乏战略互信的军事互动、牵动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依旧若隐若现，这些是否预警着中美关系潜在的下一次起伏？
中美关系犹如一条长河，水流充盈而湍急，虽有多个暗礁散布其间，却无法阻挡河水奔腾向洋。就这样，中美交往已在磕磕绊绊之间走过了第一个30年，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第二个3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想必会更加牵动整个世界的脉搏。
——作者题记
纵观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趋势，经贸议题始终充当着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与“稳定器”。虽然两国经济体与市场在经贸关系中扮演着实践者的角色，但政府与政治因素也时时牵动着经贸交流。
从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到1989年，中国已跃升为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经贸议题也在两国关系中确立了基石地位。同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采取了对华经济制裁，导致两国经贸关系开倒车。其后大概十年中，美国将贸易议题与人权议题挂钩，每年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此向中国施压，导致两国经贸关系陷入长期波动。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的贸易额仍旧迎来了更快速度的发展，从1990年到2001年间增长了将近七倍。与此同时，自1992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出口超越了进口，美国迎来了此后长期相伴的对华贸易赤字。这种贸易赤字的常在化，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美国国内某些势力的不安与敌视，这也是意识形态渐成经贸稳步推进“绊脚石”的原因所在。
随着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国经贸关系进入持续稳步发展阶段，相互依赖的格局初步显现。中美双方已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据美国官方统计，中国不仅已成为美国的最大进口国，而且一跃成为其继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国。然而，中美两国在贸易互惠互利的同时，中国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对美国某些传统产业构成了冲击与压力，使得美国国内某些政客开始酝酿以“人民币汇率”等议题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经贸打压。
2003年7月，民主党人舒默等16位重量级国会参议员共同致信总统小布什，要求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拉开了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序幕。同年9月，舒默和共和党人格莱姆首次正式提出涉及人民币汇率议题的立法提案，正式诉诸国会以立法动议的方式介入人民币汇率议题。随后的四届国会中几乎每届都有人民币汇率议题的法案摆上桌面，在整个涉华议题中所占比重不小。2010年，面对以就业与经济为主要议题的国会中期选举的压力，国会众议院甚至以348∶79压倒性地通过了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法案，但该提案没能在国会参议院得以通过而成为法案。2011年4月，美国联邦预算危机暂时平息之后，舒默等人马上重拾人民币汇率议题，声称将在目前的第112届国会届期内，完成专门针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专案立法或修正案。從近年来的态势看，人民币汇率议题俨然可以与上世纪90年代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并称，成为困扰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难点与困点。事实上，相比于可以以给予待遇与否作为解决之道的最惠国议题而言，人民币汇率议题似乎更像是个“无底洞”，中美双方对升值到何种程度似乎很难达成一致。而美国财政部和国会在人民币议题上分饰红白脸的政治策略，也为该议题的协调解决增加了难度。
人民币汇率议题上升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凸显了经历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在维持全球领导地位上的紧迫与焦虑。按照美国人的逻辑，中国作为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其对华贸易的赤字很难消弭，如果要降低中国商品的竞争力、提升美国本国产品的优势，汇率手段或为上策。然而，从最惠国待遇到人民币汇率议题流变的背后，美国在经贸议题上也呈现出对华态度与战略的变化。从最初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式牵制中国经济发展，到如今通过人民币汇率等议题扰乱中国发展的步伐，显示出美国在迫使中国分担起其经济压力与风险的同时，还力图从中国经济腾飞的红利中分一杯羹。
从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态势看，人民币汇率议题将在可预期的时间段内继续得到关注，在目前第112届国会内通过针对人民币汇率议题立法的可能性正在加大。从包括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一系列态势上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对美直接投资以及能源环保等议题都将存在逐步升温的可能，成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中交锋的新焦点。从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态势看，由于财政议题渐成府会掣肘的核心，在税收、支出、国债等领域都可能持续出现对华限制的条条框框。比如，在少数议员的鼓吹推动下，《2011财年国防与全年延续拨款法案》和《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相继被塞入了针对中国的限制性修正案。又如，去年刚刚调整的美国国家债务上限14.294万亿即将突破，就是否提高上限标准的争吵有引发新一轮府会鏖战之势，其间，国家债务问题会否被再度炒作，进而波及最大的债权国中国，仍需要持续关注。
相比于2010年的波折，2011年的中美关系可谓在“峰回路转”间“柳暗花明”起来。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随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4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最大规模代表团和国会众议院代表团相继来华；5月，中美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成功举行，成果颇丰；随后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又时隔七年再度访美……双方一系列高层接触交相辉映，俨然演绎出一曲中美关系的和谐乐章。然而，即便在如此和缓优美的旋律里，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传统的不和谐音符仍旧依稀可闻：以人民币汇率议题为首的经贸纠葛、中国发展道路的人权议题、缺乏战略互信的军事互动、牵动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依旧若隐若现，这些是否预警着中美关系潜在的下一次起伏？
中美关系犹如一条长河，水流充盈而湍急，虽有多个暗礁散布其间，却无法阻挡河水奔腾向洋。就这样，中美交往已在磕磕绊绊之间走过了第一个30年，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第二个3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想必会更加牵动整个世界的脉搏。
——作者题记
纵观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趋势，经贸议题始终充当着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与“稳定器”。虽然两国经济体与市场在经贸关系中扮演着实践者的角色，但政府与政治因素也时时牵动着经贸交流。
从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到1989年，中国已跃升为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经贸议题也在两国关系中确立了基石地位。同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采取了对华经济制裁，导致两国经贸关系开倒车。其后大概十年中，美国将贸易议题与人权议题挂钩，每年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此向中国施压，导致两国经贸关系陷入长期波动。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的贸易额仍旧迎来了更快速度的发展，从1990年到2001年间增长了将近七倍。与此同时，自1992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出口超越了进口，美国迎来了此后长期相伴的对华贸易赤字。这种贸易赤字的常在化，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美国国内某些势力的不安与敌视，这也是意识形态渐成经贸稳步推进“绊脚石”的原因所在。
随着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国经贸关系进入持续稳步发展阶段，相互依赖的格局初步显现。中美双方已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据美国官方统计，中国不仅已成为美国的最大进口国，而且一跃成为其继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国。然而，中美两国在贸易互惠互利的同时，中国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对美国某些传统产业构成了冲击与压力，使得美国国内某些政客开始酝酿以“人民币汇率”等议题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经贸打压。
2003年7月，民主党人舒默等16位重量级国会参议员共同致信总统小布什，要求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拉开了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序幕。同年9月，舒默和共和党人格莱姆首次正式提出涉及人民币汇率议题的立法提案，正式诉诸国会以立法动议的方式介入人民币汇率议题。随后的四届国会中几乎每届都有人民币汇率议题的法案摆上桌面，在整个涉华议题中所占比重不小。2010年，面对以就业与经济为主要议题的国会中期选举的压力，国会众议院甚至以348∶79压倒性地通过了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法案，但该提案没能在国会参议院得以通过而成为法案。2011年4月，美国联邦预算危机暂时平息之后，舒默等人马上重拾人民币汇率议题，声称将在目前的第112届国会届期内，完成专门针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专案立法或修正案。從近年来的态势看，人民币汇率议题俨然可以与上世纪90年代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并称，成为困扰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难点与困点。事实上，相比于可以以给予待遇与否作为解决之道的最惠国议题而言，人民币汇率议题似乎更像是个“无底洞”，中美双方对升值到何种程度似乎很难达成一致。而美国财政部和国会在人民币议题上分饰红白脸的政治策略，也为该议题的协调解决增加了难度。
人民币汇率议题上升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凸显了经历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在维持全球领导地位上的紧迫与焦虑。按照美国人的逻辑，中国作为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其对华贸易的赤字很难消弭，如果要降低中国商品的竞争力、提升美国本国产品的优势，汇率手段或为上策。然而，从最惠国待遇到人民币汇率议题流变的背后，美国在经贸议题上也呈现出对华态度与战略的变化。从最初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式牵制中国经济发展，到如今通过人民币汇率等议题扰乱中国发展的步伐，显示出美国在迫使中国分担起其经济压力与风险的同时，还力图从中国经济腾飞的红利中分一杯羹。
从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态势看，人民币汇率议题将在可预期的时间段内继续得到关注，在目前第112届国会内通过针对人民币汇率议题立法的可能性正在加大。从包括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一系列态势上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对美直接投资以及能源环保等议题都将存在逐步升温的可能，成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中交锋的新焦点。从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态势看，由于财政议题渐成府会掣肘的核心，在税收、支出、国债等领域都可能持续出现对华限制的条条框框。比如，在少数议员的鼓吹推动下，《2011财年国防与全年延续拨款法案》和《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相继被塞入了针对中国的限制性修正案。又如，去年刚刚调整的美国国家债务上限14.294万亿即将突破，就是否提高上限标准的争吵有引发新一轮府会鏖战之势，其间，国家债务问题会否被再度炒作，进而波及最大的债权国中国，仍需要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