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淑贤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在《我的丈夫溥仪》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她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朱代皇帝的生活片段，本文就是选录其中片段。
在溥仪最后的历程中，他活得很顽强。当时溥仪食欲不振，身体虚弱，一走路就喘，但他还是挣扎着天天看病。当时流行“鸡血疗法”，我也给溥仪注射过鸡血。然而谁也不能妙手回春。进入(1967年)9月份连睡觉都困难了，他闷得慌。气儿不够用，有时要垫两三个枕头，常常折腾大半宿，渐渐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
10月4日那天，上午我陪着溥仪到协和医院复查，他已经很虚弱了，双腿浮肿很厉害，又感到胸闷气短，但还能走几步路，似乎一时之间还不会有大问题。那天下午，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溥仪跟人家聊天还挺有精神的。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告辞，溥仪还亲自送客到门外。不料客人走后还不到一个小时，溥仪的尿毒症又犯了，折腾了整整一夜，怎么也排不出尿来，直到天亮。
我从10月5日早晨5点就开始向政协打电话要车，却没有人管。我又一次次给出租汽车公司打电话，始终挂不通，只好自己上街东找西找，好不容易从护国寺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把溥仅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还不到上午7点钟。不料，急诊室里无急诊，从上午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竟没有任何医生采取抢救!床位又很紧张，医院内部分人员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反对收留一个“封建皇帝”住院。后来我请溥杰转告政协文史委沈德纯副主委，他又给医院打电话，然而应该接收溥仪的泌尿科仍以没有空床为由，让他暂时住进内科病房。就在这里，溥仪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天。
溥仪住进病房以后却并不轻松，他不但喘得厉害，尿路又不通了，急需导尿，却没有哪位医护人员愿意给他导尿。内科病房本来就不治溥仪的尿毒症，当时主管溥仪那张病床的大夫很不耐心，溥仪排不出尿，肚子憋得就像怀胎9月的孕妇一样，他却没有好气地说：“病人多得是，不是就你一个人，知不知道!”我只好再去找泌尿科主治医生孟大夫，因为按溥仪的病情，应该由他负责治疗。我跟孟大夫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差一点儿没给他跪下，我说溥仪快要憋死了，您就做点好事儿看看他去吧!他终于发了慈悲，来到溥仪的病床前，看了看被尿憋得滚圆的大肚子，只站了几分钟笑了笑就走了，再也找不到他了。
10月6日我按照溥仪的心愿，去广安门中医研究院请来蒲辅周老先生，给他诊了脉处了方。蒲老虽然说了不少安慰的话，但是他的心情很沉重，深知这位“天子”的阳寿不多了。
我整天整夜守在病势垂危的丈夫身旁，听着他“给我导尿呀”“给我导尿呀”的惨叫。10月8日，当宋希濂和杨伯涛到医院看望溥仪的时候，他只是依靠输氧和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了。
在溥仪的最后时刻，尽管环境险恶，同事们还是一个个地前来看他。沈醉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医院中很多人认识他，甚至用鄙视的眼光看待这位“小说《红岩》中杀人不眨眼的严醉”，可是，他不顾这些，还是“偷偷摸摸”地去溥仪的病房，“看一眼。讲几句话就赶快走”。
1967年10月12日，溥仪留下绝笔。这位一生好记的人所写的日记至始而终，他本来要把蒲辅周老先生给开的最后的处方一笔笔抄在日记上，却只写出七八个模糊难辨的字便无力握笔了。
10月16日夜间10时，溥仪还以微弱而清晰的声音挣扎着向在场的李以勖和范汉杰说：“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病危中的溥仪喘不过气来，十分痛苦，神志也还清醒，值班大夫这时一连给他打了三针，其中一针是安茶碱，我也抓住这个空隙到厕所去了一趟。刚回到病房，就听溥仪说：“给我打了一针安茶碱，真把我憋死了!”说完这句话就不行了，翻白眼儿，我仔细观察丈夫的眼睛，不好!瞳孔已经放大，街坊王彩云马上给他做人工呼吸，我又招呼护士过来量血压，血压迅速下降。凌晨时刻周围是那样恐怖。丈夫睁着眼睛看我，他还有口气，嗓子里可能有痰，发出细微的呼噜呼噜的响声。我想，他也许在等人，就马上给溥杰打了电话，溥杰很快来到病房，溥仪看看二弟，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时是1967年10月17日2时30分。
第二天周恩来派人来了，向我转达了慰问，并根据总理指示详细询问了溥仪的病情以及逝世前后病态发展的具体情况。总理讲，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随意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基及其他墓地安葬或寄存骨灰。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家属不可能考虑土葬，遂由溥杰办好手续，就用灵车把遗体拉到火葬场去了，仅有我和溥杰、李以勖等少数几人随行，也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我想买大点的骨灰盒也没有，只有5元钱一只的小盒子。
在溥仪最后的历程中，他活得很顽强。当时溥仪食欲不振，身体虚弱，一走路就喘，但他还是挣扎着天天看病。当时流行“鸡血疗法”，我也给溥仪注射过鸡血。然而谁也不能妙手回春。进入(1967年)9月份连睡觉都困难了，他闷得慌。气儿不够用，有时要垫两三个枕头，常常折腾大半宿，渐渐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
10月4日那天，上午我陪着溥仪到协和医院复查，他已经很虚弱了，双腿浮肿很厉害，又感到胸闷气短，但还能走几步路，似乎一时之间还不会有大问题。那天下午，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溥仪跟人家聊天还挺有精神的。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告辞，溥仪还亲自送客到门外。不料客人走后还不到一个小时，溥仪的尿毒症又犯了，折腾了整整一夜，怎么也排不出尿来，直到天亮。
我从10月5日早晨5点就开始向政协打电话要车，却没有人管。我又一次次给出租汽车公司打电话，始终挂不通，只好自己上街东找西找，好不容易从护国寺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把溥仅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还不到上午7点钟。不料，急诊室里无急诊，从上午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竟没有任何医生采取抢救!床位又很紧张，医院内部分人员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反对收留一个“封建皇帝”住院。后来我请溥杰转告政协文史委沈德纯副主委，他又给医院打电话，然而应该接收溥仪的泌尿科仍以没有空床为由，让他暂时住进内科病房。就在这里，溥仪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天。
溥仪住进病房以后却并不轻松，他不但喘得厉害，尿路又不通了，急需导尿，却没有哪位医护人员愿意给他导尿。内科病房本来就不治溥仪的尿毒症，当时主管溥仪那张病床的大夫很不耐心，溥仪排不出尿，肚子憋得就像怀胎9月的孕妇一样，他却没有好气地说：“病人多得是，不是就你一个人，知不知道!”我只好再去找泌尿科主治医生孟大夫，因为按溥仪的病情，应该由他负责治疗。我跟孟大夫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差一点儿没给他跪下，我说溥仪快要憋死了，您就做点好事儿看看他去吧!他终于发了慈悲，来到溥仪的病床前，看了看被尿憋得滚圆的大肚子，只站了几分钟笑了笑就走了，再也找不到他了。
10月6日我按照溥仪的心愿，去广安门中医研究院请来蒲辅周老先生，给他诊了脉处了方。蒲老虽然说了不少安慰的话，但是他的心情很沉重，深知这位“天子”的阳寿不多了。
我整天整夜守在病势垂危的丈夫身旁，听着他“给我导尿呀”“给我导尿呀”的惨叫。10月8日，当宋希濂和杨伯涛到医院看望溥仪的时候，他只是依靠输氧和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了。
在溥仪的最后时刻，尽管环境险恶，同事们还是一个个地前来看他。沈醉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医院中很多人认识他，甚至用鄙视的眼光看待这位“小说《红岩》中杀人不眨眼的严醉”，可是，他不顾这些，还是“偷偷摸摸”地去溥仪的病房，“看一眼。讲几句话就赶快走”。
1967年10月12日，溥仪留下绝笔。这位一生好记的人所写的日记至始而终，他本来要把蒲辅周老先生给开的最后的处方一笔笔抄在日记上，却只写出七八个模糊难辨的字便无力握笔了。
10月16日夜间10时，溥仪还以微弱而清晰的声音挣扎着向在场的李以勖和范汉杰说：“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病危中的溥仪喘不过气来，十分痛苦，神志也还清醒，值班大夫这时一连给他打了三针，其中一针是安茶碱，我也抓住这个空隙到厕所去了一趟。刚回到病房，就听溥仪说：“给我打了一针安茶碱，真把我憋死了!”说完这句话就不行了，翻白眼儿，我仔细观察丈夫的眼睛，不好!瞳孔已经放大，街坊王彩云马上给他做人工呼吸，我又招呼护士过来量血压，血压迅速下降。凌晨时刻周围是那样恐怖。丈夫睁着眼睛看我，他还有口气，嗓子里可能有痰，发出细微的呼噜呼噜的响声。我想，他也许在等人，就马上给溥杰打了电话，溥杰很快来到病房，溥仪看看二弟，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时是1967年10月17日2时30分。
第二天周恩来派人来了，向我转达了慰问，并根据总理指示详细询问了溥仪的病情以及逝世前后病态发展的具体情况。总理讲，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随意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基及其他墓地安葬或寄存骨灰。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家属不可能考虑土葬，遂由溥杰办好手续，就用灵车把遗体拉到火葬场去了，仅有我和溥杰、李以勖等少数几人随行，也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我想买大点的骨灰盒也没有，只有5元钱一只的小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