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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曾经掀起过一次关于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回顾和反思浪潮，此后便余声不断，期间诸位专家学者如于润洋、高士杰、蔡良玉、李应华、杨燕迪、孙国忠、王晡、周凯模、叶松荣、沈旋、姚亚平、李秀军、刘经树、余志刚、屠艳、王丹丹、彭永启、梁雪菲、余志刚、董蓉、祈宜婷、郑兴三、班丽霞等对此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各抒己见。“一门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学科建设问题的成熟，往往是该学科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①
2013年《音乐研究》第三期、第四期重拾这个话题。②于润洋先生在“主编导语”中提出：如何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体现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如何继续向前走、如何更多地具有社会—历史的理论含量、如何实现真正的历史视域与中国视野的融合等问题。学者刘经树、姚亚平、李秀军、杨燕迪、叶松荣、孙国忠、杨九华、刘小龙、贾冰抒九位学者也分别从各自的研究立场发表了见解。2013年6月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了“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学术研讨会”；同年9月份来自全国的四百多位代表齐聚一堂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
2013年俨然已经掀起了西方音乐史学科反思的又一次思潮。毋庸置疑，中国人已经不可能想象没有西方音乐的音乐世界，永远保持对西方音乐的求知，就是我们研究西方音乐的意义。对西方音乐的研究可以让我们通过比较，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中国音乐。本文通过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简要回顾、当代的学术争鸣的梳理，反思西方音乐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提出几点学科建设的建议。
1 历史的简要回顾
王光祈、萧友梅尚可作为西方音乐研究的鼻祖，其后便有丰子恺、黄自等人的少数成果。③我国五、六十年代期间，从事外国音乐研究的人员还很少。外国音乐研究重点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关于1963年德彪西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1964年1月开始，音乐舞蹈界展开了一个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三化讨论。比较重要的专著是六十年代初期由中央音乐学院主持编写的试用教材《外国音乐史（欧洲部分）》，由张洪岛主编，陈宗群、汪毓和、于润洋等参与撰写，后改名为《欧洲音乐史》于1983年公开出版。
文革期间，外国音乐研究的对象大都无法逃脱“封、资、修”和“名、洋、古”的罪名而被横扫和砸烂。《光明日报》音乐组在特定的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1973年，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欧洲音乐简史》编写组，尽管做了一些努力进行修改，但却无法修补史稿本身极左的观点和先天的畸形缺损，以致失去了出版的价值。该编写组的意义不在于史稿本身，而在于为文革结束后的外国音乐研究的恢复，做了很好的准备。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成绩：
（1）引起重视的方法论或元理论研究。涉及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历史经验与问题反思、中国人在面对西方音乐学研究的趋向与反思、围绕于润洋提出的“音乐学分析”方法所引起的重要讨论等。
（2）观念的转变带动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主要涉及西方音乐史两端的早期西方基督教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突破，以及其他国家音乐的研究。诸多学者如高士杰、蔡良玉、李应华等围绕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及宗教根源的早期西方音乐进行了研究，组织了相关的读书会。④而且西方现代音乐不再成为禁区，钟子林撰写了《西方现代音乐概述》；罗忠镕、钟子林、黄晓和、杨通八合作《现代音乐欣赏指南》等。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音乐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苏联为重点的黄晓和、张红模、汪启璋，以日本为重点的罗传开。以某类题材为重点的，焦杰、刘诗嵘、居其宏的外国歌剧研究，谭冰若的外国通俗音乐研究，钟子林的西方现代音乐研究。学界在80年代兴起的“美国音乐热”、在90年代兴起的“马勒”音乐热等。
1987年以来的《中国音乐年鉴》发表有关音乐学方法论和西方音乐研究综述的文章，着实让我们对20世纪西方的文化思潮和史学进展打开了眼界。⑤
（3）文献建设的成果。研究成果从文章、论文发展到专著，许多西方音乐研究者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著名作曲家及其名著的普及型读物；⑥同时也开发某些处女地，如钢琴艺术史、弦乐艺术史、歌剧艺术史、声乐艺术史等；对西方权威的两部著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西方音乐史》的翻译出版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事情。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权威著作的重要性，并相继翻译出版了诸多大部头的西方专著，如《简明牛津音乐史》、诺顿音乐断代史丛书《古典音乐：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时代》、《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中世纪音乐》、《西方音乐》、《聆听音乐》等重要的第一手文献。
（4）学术队伍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强大。目前有诸多活跃于讲坛和学术前沿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以及专业音乐院校、综合性大学的音乐学院或艺术学院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群体。学术组织的正式成立，即2004年成立了“西方音乐学会”，该会分别于2005年在上海、2007年在西安、2010年在广州、2013年在沈阳召开了四次年会，从每次年会的议题即可看出学科进展的不断深入和研究的多元化趋势。
2 当代的学术争鸣
在中国从事西方音乐研究，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中国自身的音乐建设和音乐发展，这些对我们提出了诸多挑战——理论思维的高度和学科视野的广度；熟练运用外语能力的要求与条件；对各类音乐（作品）本身的掌握、熟悉和理解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学术争鸣让我们看到了西方音乐研究这一学科的新气象和新面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可以视作当下西方音乐史研究最为形象的比喻。
于润洋将音乐美学引入史学研究⑦。于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我国培养出来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的专家，在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哲学等方面多有著述，堪称该领域的“大家”，其成果及观点深刻影响着当前我国学术界。于先生立足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观，富有首创性的将音乐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引入音乐史学，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提出并实践了“音乐学分析”这一重要的观点。 周凯模将音乐人类学引入史学研究⑧。他认为西方音乐文化在我国应该是一种“异文化”。异文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他者高度尊重。从这一思路衍化出对研究工作关系中的主位、文化圈内人、客位、文化圈外人的思考，给各学科研究方法带来许多新的视角。
叶松荣是第一位提出“中国视野”的学者⑨。在西方音乐研究中引入中国视野的中西视野为两翼实际上是中国人视野问题的再深入。“中国视野”是对中国人自身的肯定，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具体的运用方法和手段，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杨燕迪认为“方法论”一词在很多时候是“元理论”的同义语。当前，西方音乐学那种“历史学、分析、民族音乐学”三足鼎立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历史、美学、分析和批评不可避免地走向综合。学术需要准绳结合规范，要求清醒的方位感。他鼓励大力引入西学的理论成果，鼓励对有重大意义的名家名作进行深度解读，并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对西方音乐作品进行富有时代感的、带有独特中国角度的结构分析和意义解释。⑩
蔡良玉认为“实证主义”仍是西方人研究音乐史的主要方法，其中包括档案研究、符号学、修辞学、手稿研究、结构学、图像学、音乐表演等许多方面。她认为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还存过于强调实用主义、缺乏实事求是的学风、保守性与狭隘性、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缺乏全球的观念和中国特色、方法僵硬等问题。B11
高士杰认为如果没有学习与借鉴西方音乐文化的成果，也就没有中国近现代的音乐文化。作为一门学科，西方音乐史应该全息性反映西方音乐的发展演变过程，只有全方位、多视角地观察、研究，才有可能对西方音乐史的各种现象做出比较符合本来面目的解释。B12
孙国忠认为西方的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音乐的历史并非仅仅建立在基督教文明传统与西方精英文化的基础之上；关注西方之外其他文明之中的音乐文化和重视艺术音乐之外的音乐现象，将更进一步激发当代音乐学的学术生命力。例如，达尔豪斯（1928～1989）是20世纪后半叶影响最为深广的德国音乐学家。他的方法论中综合了历史学考察、美学思辨、社会学关注和释义学批评。科尔曼（1924～）对音乐学的学术取向应该是融历史研究与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对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探究已然成为“新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取向。B13
姚亚平关于“新音乐学”的观点B14。他认为西方“新音乐学”反对传统实证主义，抵制音乐研究中的自律论，主张开放的姿态。如何化解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隔膜，最终达到对音乐的理解过渡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这是所有的音乐学分析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他认为至少新音乐学的两个倾向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一是它们的阐释都是立足于音乐本体，都是从具体的音乐形式；二是新音乐学强调阐释、强调读者和主体性，因而也是一种强调创造的积极态度值得学习。
王晡提出西方音乐史学、西方史学的方法论问题及再构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的建议，指出中国人在西方音乐研究中应该注重交流、参与、表达，并向着终极目标——丰富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的方向继续前进。B15
以上诸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目前国内的音乐史学界都是非常值得肯定和关注的焦点。
3 学科建设的思考
历史知识与史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在了解历史知识的同时，应该运用史学理论的方法来指导我们治史的研究方法。西方音乐史学元理论的发展及学术动态，是我们应该及时关注并借鉴的。中国人将势必成为西方音乐研究的国际成员，能够与学术界的同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沟通。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西方宏大的实证主义研究的阶段，但是他们的间接经验完全值得我们拿来采用。虽然由于语言、观念及方法等问题还不能与国际同行进行自如的对话与交流，但这是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去完成的使命和任务。
关于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就像杨燕迪教授B16曾提到过的：在中国的西方音乐教学中，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三个不同的层次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和要求。此外，还应在硕士生阶段开设历史学方面的必修课程，可以聘请历史学家来校讲座。在史学中求得更多的增长点，拓宽学术的视野。
本文建议从事音乐史研究的人员最好能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1）对音乐本体的掌握能力，即对音乐本身的旋律、节奏、和声、织体等方面的掌握与分析能力；（2）对音乐史文献的把握，能够博览与音乐史有关的文献，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音乐史，最好能够是宣贯中西的综合能力；（3）对外语的应用能力，能够掌握和使用除了英语之外的外语，例如日语、韩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4）对历史与文学的把握能力，撰写历史的人都需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了解，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纵使有再好的才华也是无法跟别人交流和沟通的“茶壶里煮饺子、有嘴道不出”；（5）对相关学科的关注度，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人员应该注意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美术史等学科在方法论讨论中的相关成果，并将相关的思想和话题引入音乐；（6）敏锐的问题意识，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仍有很多疑点和问题亟待发现和解决，只有具备了良好及敏锐的问题意识才能让这个学科更加深入和完善；（7）中国人撰写的西方音乐通史以及关于专题史、专业史的编写，不应当仅仅是转述，而应是社会—历史—文本的批评，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最后，借用于润洋先生在2013年《音乐研究》“主编导语”中的话：我们研究西方音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深我们对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虚心地借鉴西方音乐发展的经验和精华，为我所用，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要具有较多的社会——历史的理论含量，音乐的精神内涵、使原本的历史视域与中国当代视域之间实现真正的融合，应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体现我们自己的特色。
注释：①屠艳《在机遇与奋发中繁荣——中国当代西方音乐史研究述论（1978—）[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4）。 ②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之“主编导语”，刘经树《结构与解构》，杨燕迪《再议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当前处境与学科愿望》，姚亚平《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几个话题》，李秀军《从西方近几十年对蒙特威尔第的研究看21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叶松荣《问题意识：对网络话背景下西方音乐史课程教学范式的探讨》，均载于《音乐研究》2013（5）.
③高士杰.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1（2）.
④李应华.对“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重新思考[J].中国音乐学，1991（3）.蔡良玉.探讨基督教对西方音乐的影响——第五届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综述[J].中国音乐学，1991（3）.高士杰.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研究现状；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基督教精神与西方艺术音乐传统；理解·追问·反思——高士杰音乐文集[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⑤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4）.
⑥李应华.西方音乐史略.1988.刘经树.简明西方音乐史.1991.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略.1990.黄腾鹏.西方音乐史.1994.钱仁康.欧洲音乐史.1991.朱敬修、唐魏卿.外国音乐史.1995.蔡良玉.西方音乐文化[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钱亦平，王丹丹.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沈旋，梁晴，王丹丹.西方音乐史导学[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修海林，李吉提.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⑦于润.洋歌剧《特利斯塔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J].音乐研究，1993（1）（2）.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J].中国音乐年鉴，1988.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J].人民音乐，2002（11）.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J].人民音乐，2009（1）.
⑧周凯模.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拓展[J].中央音乐学院报，1999（1）.
⑨叶松荣.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J].人民音乐，1997（10）.关于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特色的思考[J].音乐研究，2005（3）.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J].音乐研究，2010（5）.
⑩杨燕迪.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现状的思考[J].中国音乐学，1986（4）.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J].黄钟，1990（1）.实证主义及其衰落——英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音乐学发展略述[J].中国音乐学，1990（1）.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J].中国音乐学，1998（1）.现状思考与文学史的参照：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在中国[J].人民音乐，2005（10）.
B11蔡良玉.西方对音乐史学的反思和我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1）.对西方音乐史教学中的中西比较视野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6（1）.对西方音乐学科发展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7（1）.超越与深化——对西方音乐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J].人民音乐，2009（5）.
B12高士杰.对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思考[J].人民音乐，1991（6）.“向西方乞灵”——接着蔡仲德讲[J].交响，2010（3）.
B13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J].音乐艺术，2003（3）.从UCLA看西方的历史音乐学学术训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3）.关于西方音乐史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思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4）.
B14姚亚平.西方音乐历史编撰学的传统与创新[J].天籁，2007（3）.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J].黄钟，2007（4）.
B15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4）.
B16杨燕迪.现状思考与文学史的参照：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在中国[J].人民音乐，2005（10）.
参考文献：
[1] 达尔豪斯·卡尔（德）.音乐史学原理[M].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2] 高士杰.理解·追问·反思[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3] 格劳特和帕里斯卡（美）.西方音乐史[M].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
[4] 保罗·亨利·朗（美）.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丁，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5] 杨燕迪.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11.
[6] 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7] 于润洋.音乐史论问题研究[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8] 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
[9] 克雷格·莱特（美）.聆听音乐（Listening To Music）[M].余志刚，李秀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013年《音乐研究》第三期、第四期重拾这个话题。②于润洋先生在“主编导语”中提出：如何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体现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如何继续向前走、如何更多地具有社会—历史的理论含量、如何实现真正的历史视域与中国视野的融合等问题。学者刘经树、姚亚平、李秀军、杨燕迪、叶松荣、孙国忠、杨九华、刘小龙、贾冰抒九位学者也分别从各自的研究立场发表了见解。2013年6月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了“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学术研讨会”；同年9月份来自全国的四百多位代表齐聚一堂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
2013年俨然已经掀起了西方音乐史学科反思的又一次思潮。毋庸置疑，中国人已经不可能想象没有西方音乐的音乐世界，永远保持对西方音乐的求知，就是我们研究西方音乐的意义。对西方音乐的研究可以让我们通过比较，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中国音乐。本文通过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简要回顾、当代的学术争鸣的梳理，反思西方音乐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提出几点学科建设的建议。
1 历史的简要回顾
王光祈、萧友梅尚可作为西方音乐研究的鼻祖，其后便有丰子恺、黄自等人的少数成果。③我国五、六十年代期间，从事外国音乐研究的人员还很少。外国音乐研究重点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关于1963年德彪西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1964年1月开始，音乐舞蹈界展开了一个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三化讨论。比较重要的专著是六十年代初期由中央音乐学院主持编写的试用教材《外国音乐史（欧洲部分）》，由张洪岛主编，陈宗群、汪毓和、于润洋等参与撰写，后改名为《欧洲音乐史》于1983年公开出版。
文革期间，外国音乐研究的对象大都无法逃脱“封、资、修”和“名、洋、古”的罪名而被横扫和砸烂。《光明日报》音乐组在特定的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1973年，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欧洲音乐简史》编写组，尽管做了一些努力进行修改，但却无法修补史稿本身极左的观点和先天的畸形缺损，以致失去了出版的价值。该编写组的意义不在于史稿本身，而在于为文革结束后的外国音乐研究的恢复，做了很好的准备。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成绩：
（1）引起重视的方法论或元理论研究。涉及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历史经验与问题反思、中国人在面对西方音乐学研究的趋向与反思、围绕于润洋提出的“音乐学分析”方法所引起的重要讨论等。
（2）观念的转变带动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主要涉及西方音乐史两端的早期西方基督教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突破，以及其他国家音乐的研究。诸多学者如高士杰、蔡良玉、李应华等围绕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及宗教根源的早期西方音乐进行了研究，组织了相关的读书会。④而且西方现代音乐不再成为禁区，钟子林撰写了《西方现代音乐概述》；罗忠镕、钟子林、黄晓和、杨通八合作《现代音乐欣赏指南》等。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音乐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苏联为重点的黄晓和、张红模、汪启璋，以日本为重点的罗传开。以某类题材为重点的，焦杰、刘诗嵘、居其宏的外国歌剧研究，谭冰若的外国通俗音乐研究，钟子林的西方现代音乐研究。学界在80年代兴起的“美国音乐热”、在90年代兴起的“马勒”音乐热等。
1987年以来的《中国音乐年鉴》发表有关音乐学方法论和西方音乐研究综述的文章，着实让我们对20世纪西方的文化思潮和史学进展打开了眼界。⑤
（3）文献建设的成果。研究成果从文章、论文发展到专著，许多西方音乐研究者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著名作曲家及其名著的普及型读物；⑥同时也开发某些处女地，如钢琴艺术史、弦乐艺术史、歌剧艺术史、声乐艺术史等；对西方权威的两部著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西方音乐史》的翻译出版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事情。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权威著作的重要性，并相继翻译出版了诸多大部头的西方专著，如《简明牛津音乐史》、诺顿音乐断代史丛书《古典音乐：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时代》、《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中世纪音乐》、《西方音乐》、《聆听音乐》等重要的第一手文献。
（4）学术队伍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强大。目前有诸多活跃于讲坛和学术前沿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以及专业音乐院校、综合性大学的音乐学院或艺术学院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群体。学术组织的正式成立，即2004年成立了“西方音乐学会”，该会分别于2005年在上海、2007年在西安、2010年在广州、2013年在沈阳召开了四次年会，从每次年会的议题即可看出学科进展的不断深入和研究的多元化趋势。
2 当代的学术争鸣
在中国从事西方音乐研究，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中国自身的音乐建设和音乐发展，这些对我们提出了诸多挑战——理论思维的高度和学科视野的广度；熟练运用外语能力的要求与条件；对各类音乐（作品）本身的掌握、熟悉和理解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学术争鸣让我们看到了西方音乐研究这一学科的新气象和新面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可以视作当下西方音乐史研究最为形象的比喻。
于润洋将音乐美学引入史学研究⑦。于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我国培养出来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的专家，在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哲学等方面多有著述，堪称该领域的“大家”，其成果及观点深刻影响着当前我国学术界。于先生立足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观，富有首创性的将音乐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引入音乐史学，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提出并实践了“音乐学分析”这一重要的观点。 周凯模将音乐人类学引入史学研究⑧。他认为西方音乐文化在我国应该是一种“异文化”。异文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他者高度尊重。从这一思路衍化出对研究工作关系中的主位、文化圈内人、客位、文化圈外人的思考，给各学科研究方法带来许多新的视角。
叶松荣是第一位提出“中国视野”的学者⑨。在西方音乐研究中引入中国视野的中西视野为两翼实际上是中国人视野问题的再深入。“中国视野”是对中国人自身的肯定，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具体的运用方法和手段，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杨燕迪认为“方法论”一词在很多时候是“元理论”的同义语。当前，西方音乐学那种“历史学、分析、民族音乐学”三足鼎立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历史、美学、分析和批评不可避免地走向综合。学术需要准绳结合规范，要求清醒的方位感。他鼓励大力引入西学的理论成果，鼓励对有重大意义的名家名作进行深度解读，并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对西方音乐作品进行富有时代感的、带有独特中国角度的结构分析和意义解释。⑩
蔡良玉认为“实证主义”仍是西方人研究音乐史的主要方法，其中包括档案研究、符号学、修辞学、手稿研究、结构学、图像学、音乐表演等许多方面。她认为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还存过于强调实用主义、缺乏实事求是的学风、保守性与狭隘性、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缺乏全球的观念和中国特色、方法僵硬等问题。B11
高士杰认为如果没有学习与借鉴西方音乐文化的成果，也就没有中国近现代的音乐文化。作为一门学科，西方音乐史应该全息性反映西方音乐的发展演变过程，只有全方位、多视角地观察、研究，才有可能对西方音乐史的各种现象做出比较符合本来面目的解释。B12
孙国忠认为西方的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音乐的历史并非仅仅建立在基督教文明传统与西方精英文化的基础之上；关注西方之外其他文明之中的音乐文化和重视艺术音乐之外的音乐现象，将更进一步激发当代音乐学的学术生命力。例如，达尔豪斯（1928～1989）是20世纪后半叶影响最为深广的德国音乐学家。他的方法论中综合了历史学考察、美学思辨、社会学关注和释义学批评。科尔曼（1924～）对音乐学的学术取向应该是融历史研究与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对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探究已然成为“新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取向。B13
姚亚平关于“新音乐学”的观点B14。他认为西方“新音乐学”反对传统实证主义，抵制音乐研究中的自律论，主张开放的姿态。如何化解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隔膜，最终达到对音乐的理解过渡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这是所有的音乐学分析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他认为至少新音乐学的两个倾向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一是它们的阐释都是立足于音乐本体，都是从具体的音乐形式；二是新音乐学强调阐释、强调读者和主体性，因而也是一种强调创造的积极态度值得学习。
王晡提出西方音乐史学、西方史学的方法论问题及再构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的建议，指出中国人在西方音乐研究中应该注重交流、参与、表达，并向着终极目标——丰富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的方向继续前进。B15
以上诸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目前国内的音乐史学界都是非常值得肯定和关注的焦点。
3 学科建设的思考
历史知识与史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在了解历史知识的同时，应该运用史学理论的方法来指导我们治史的研究方法。西方音乐史学元理论的发展及学术动态，是我们应该及时关注并借鉴的。中国人将势必成为西方音乐研究的国际成员，能够与学术界的同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沟通。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西方宏大的实证主义研究的阶段，但是他们的间接经验完全值得我们拿来采用。虽然由于语言、观念及方法等问题还不能与国际同行进行自如的对话与交流，但这是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去完成的使命和任务。
关于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就像杨燕迪教授B16曾提到过的：在中国的西方音乐教学中，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三个不同的层次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和要求。此外，还应在硕士生阶段开设历史学方面的必修课程，可以聘请历史学家来校讲座。在史学中求得更多的增长点，拓宽学术的视野。
本文建议从事音乐史研究的人员最好能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1）对音乐本体的掌握能力，即对音乐本身的旋律、节奏、和声、织体等方面的掌握与分析能力；（2）对音乐史文献的把握，能够博览与音乐史有关的文献，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音乐史，最好能够是宣贯中西的综合能力；（3）对外语的应用能力，能够掌握和使用除了英语之外的外语，例如日语、韩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4）对历史与文学的把握能力，撰写历史的人都需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了解，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纵使有再好的才华也是无法跟别人交流和沟通的“茶壶里煮饺子、有嘴道不出”；（5）对相关学科的关注度，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人员应该注意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美术史等学科在方法论讨论中的相关成果，并将相关的思想和话题引入音乐；（6）敏锐的问题意识，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仍有很多疑点和问题亟待发现和解决，只有具备了良好及敏锐的问题意识才能让这个学科更加深入和完善；（7）中国人撰写的西方音乐通史以及关于专题史、专业史的编写，不应当仅仅是转述，而应是社会—历史—文本的批评，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最后，借用于润洋先生在2013年《音乐研究》“主编导语”中的话：我们研究西方音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深我们对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虚心地借鉴西方音乐发展的经验和精华，为我所用，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要具有较多的社会——历史的理论含量，音乐的精神内涵、使原本的历史视域与中国当代视域之间实现真正的融合，应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体现我们自己的特色。
注释：①屠艳《在机遇与奋发中繁荣——中国当代西方音乐史研究述论（1978—）[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4）。 ②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之“主编导语”，刘经树《结构与解构》，杨燕迪《再议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当前处境与学科愿望》，姚亚平《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几个话题》，李秀军《从西方近几十年对蒙特威尔第的研究看21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叶松荣《问题意识：对网络话背景下西方音乐史课程教学范式的探讨》，均载于《音乐研究》2013（5）.
③高士杰.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1（2）.
④李应华.对“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重新思考[J].中国音乐学，1991（3）.蔡良玉.探讨基督教对西方音乐的影响——第五届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综述[J].中国音乐学，1991（3）.高士杰.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研究现状；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基督教精神与西方艺术音乐传统；理解·追问·反思——高士杰音乐文集[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⑤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4）.
⑥李应华.西方音乐史略.1988.刘经树.简明西方音乐史.1991.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略.1990.黄腾鹏.西方音乐史.1994.钱仁康.欧洲音乐史.1991.朱敬修、唐魏卿.外国音乐史.1995.蔡良玉.西方音乐文化[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钱亦平，王丹丹.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沈旋，梁晴，王丹丹.西方音乐史导学[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修海林，李吉提.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⑦于润.洋歌剧《特利斯塔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J].音乐研究，1993（1）（2）.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J].中国音乐年鉴，1988.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J].人民音乐，2002（11）.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J].人民音乐，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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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叶松荣.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J].人民音乐，1997（10）.关于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特色的思考[J].音乐研究，2005（3）.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J].音乐研究，2010（5）.
⑩杨燕迪.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现状的思考[J].中国音乐学，1986（4）.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J].黄钟，1990（1）.实证主义及其衰落——英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音乐学发展略述[J].中国音乐学，1990（1）.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J].中国音乐学，1998（1）.现状思考与文学史的参照：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在中国[J].人民音乐，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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