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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的北京,乍暖还寒,沙尘偶现。北京饭店——每年两会港澳代表团的“例行”驻地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考虑到港澳代表不适应北京的干燥气候,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添置了加湿器;摆设也一改往日的风格,清一色的枣红。在饭店一楼保安严密的安检口附近,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先生正和工作人员招呼,枣红围巾映衬着他那晦暗的脸色,青紫的指甲和僵硬的手指显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不过,憔悴的容颜仍挂着略显喜悦的笑容,不少服务人员也是打过多年交道的老朋友了。
曾宪梓,香港的“领带大王”,港区惟一的全国人大常委,而且是连任15年的常委。在今年的人代会上,他将卸去人大的一切头衔,以“完美”的个人表现退出政商舞台。为了能按时出席开幕之前的预备会,他必须一天接受两个半小时的血液透析,以缓解肾脏衰竭带来的不适。他对记者说：“我现在完全靠着机器维持生命罢了。”尽管如此,曾宪梓的头脑还是非常清晰,对外界关心的谁来“继任常委”等事宜也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说,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
福布斯榜单外的“富豪”
虽然曾宪梓有领带大王的美誉,但对豪强辈出的香港商界财界或是苛刻的“富豪榜”来说,曾宪梓始终还算不上重量级的选手,倒是他在政治风浪中经年不倒的形象更来得深入人心。曾宪梓戏言自己是香港的“红色资本家”——有一份本钱和工艺不高但成功的事业作为基础,对国家大政当局忠心不二,他是中国大陆官方最为喜闻乐见的商人类型。
当年的曾宪梓出身穷苦,财务根基相当薄弱,20世纪60年代拖家带口闯荡香港时,不可能选择高风险成本的行业介入。“一个4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做领带,用来维持家里的生活。” 曾宪梓回忆道,领带是个可以找到饭吃的行当。曾宪梓的小儿子曾智明说:“父亲的金利来瞄准的是制造业时代的中国真空。”
当年金利来在香港以及东南亚的定位是大众消费品,虽然顶级富人看不上这个牌子,但占人口大多数的却是普通工薪阶层及小业主。之后,更大的成功则是大陆市场。80 年代中期金利来的售价,使生活相对贫困的内地人望而却步,一个香港中低端品牌在内地则变成了名牌。
曾宪梓认为,内地能买得起金利来者,所占比例很少,但因为内地人口基数大,购买者的绝对数就不会少,事实证明了这是正确的。进入90年代,金利来在内地的销量已增至总销量的五成,香港则占两成多,而内地的销量增长率,比任何地区的都高。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合作的加剧,内地也不是以前的内地,单纯的制造业都在选择转型。曾宪梓的儿子曾智雄说,2000年他就在琢磨金利来家族企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当时,我跟父亲说,这次我们发展,绝对是一个商业服务业,和传统的制造业零售业完全不同,父亲认为,不适合在金利来旗下来做,我离开的时候,跟父亲说,金利来不愿意承担风险由我个人来承担,于是就离开了金利来。当时父亲也很支持我,他私人给我一定的支持,他经过很长时间考虑让我出来做自己的事业,已经很不容易了。”
参与讨论改革开放大事件
“只要背靠祖国,我们就可以面向全世界发展。”曾宪梓这句名言概括了其经商历世的要义。依靠这样一个经验,他从家庭小作坊做到80亿港元身家;从梅县的边缘人到人大常委;从新中国接受救济的孤儿到回馈捐款6.8亿。
“我很有幸参加了讨论中国改革的大事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了我们中国要转变到搞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我那个时候就认定了,我们国家肯定大发展。”
1981年,曾宪梓带头回梅州建厂,利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媒,花费数百万人民币,使“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长期占据黄金版面和时段。到1983年,曾宪梓认为大陆的求购者对金利来领带的渴望程度已经够高,才将首批金利来领带送到了大陆各大城市的大商场中。1990年,金利来领带仅在中国大陆的营业额就达4亿。
从80年代末起,金利来将产品扩大至T恤衫、运动服、西服、皮带、皮具、袜子。由于香港劳务成本的上涨,生产基地也向北迁移,梅州金利来中心占地120亩,设丝织厂、领带厂、制衣厂、针织厂、皮具厂、塑料厂、食品厂、化妆品厂,一期工程完工后,雇工人3000名,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力的出路。
1989年,曾宪梓又以100万美元在梅县成立“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银利来领带的年生产量1000万条,营业额超过1亿。曾宪梓宣布,他的利润部分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梅县。
近年,随着“个人游”等有效措施的实施,香港旅游、住房、零售等行业逐渐兴旺起来,带动整个经济走势走好,香港的负资产情况得到改善,财政预算有大量盈余,香港经济迎来了最好的时期。“香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政策,想发展必须靠大后方,依靠祖国内地做后盾。我们暂且不说世界市场,单单是拥有内地市场,香
港的发展前景都是不可限量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发展有很多支持,比如零关税等很多优惠政策,特别是“十一五”规划第一次将香港金融、贸易、航运列入其中,香港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将有更大的发展。”曾宪梓说。
曾宪梓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机会是读书。50年代,如果不是中共粤东负责土改的同志把他送到学校,他可能一生就在农村当农民。“我现在回去,我同时代的人都在家里面当农民。因为我有了知识,今天我有吃有住有穿有享受。所以我就必须要回报我的祖国。”
曾宪梓虽然远非香港顶级富人圈中的一员,但捐款的慷慨和持续性很强。“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曾宪梓不死,我就要报效祖国。我对我的3个儿子说,你们也要学会怎么回报祖国,不能只在口头上,要用实际行动来爱你们的国家。我把儿子们都培养成了爱国主义者。”目前,曾宪梓捐助的项目超过800项,涉及教育、科技、医疗、公共设施、社会公益等方面,捐款总额超过6.8亿港元;他名下的教育、航天等三个基金会在他身后继续发挥作用。
金利来 银利来之后
香港九龙塘半山,曾宪梓家,平民化的豪宅;每天,客家人的生活习惯还可以看到。当年,十几岁的曾宪梓决定放弃与他叔叔争一份小的家产时,他叔叔说,“共产党教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
曾宪梓的少年、青年时期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和所有那个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样,他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尽管我身在香港,但少年时期建立的人生信仰并没有改变,很多基本原则还是50年代的。”平时亲自下厨做几个梅州客家菜,他很享受这种质朴的生活方式。“我是十块钱就够了,半碗饭,一点汤,两碟菜,一壶茶就够我的营养了。我经常讲,一是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第二能够节省下来呢,积累多一点,就能够多帮助一些穷苦孩子。”
1992年,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推举,曾宪梓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广东政协这么多年,我敢说敢做,周南知道我的人品、人格、理念,就向中央推荐我。”1993年人大换届,周南又推荐他做常委。“你的胆量、智慧,一定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周南说。
“我在广东做了10年政协委员,广东是我的政治学校,培养我参政议政的意识、方式、方法。”曾宪梓说,他在广东做政协委员10年,每次开会从开幕到闭幕,没请过一次假。“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商会、社会活动还是参政议政,都是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我也是带着回报祖国的一种精神参政议政的。”
“我要做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 曾宪梓对自己的色彩毫不介意。作为一个香港公认的与内地关系密切的人士,十多年来,香港政治风云变幻,曾宪梓始终站在中央政府一边。与内地长期交好的关系,当然也为他带来等量齐观的社会地位。
“其实,1998年医院就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打电话到广东,询问我的病情,并指示广东省委省政府直接负责我的治疗,一定要全力抢救!”想起这些往事,曾宪梓显得有些激动,“抢救了62天,我又活了过来。所以我说,我的命不是我的,是属于国家的,我必须无条件地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服务,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间13年的过渡时期,国务院一直聘请曾宪梓为港事顾问,同时作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他主动团结香港各界人士,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了大量工作。“香港回归的时候,我被授予大紫荆勋章,当时有12个人获得了勋章,现在已经有7个不在世上了。”
此外,他还荣获北京、哈尔滨、沈阳、大连、广州等城市荣誉市民称号。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则分别为各个省市级政协委员,其中小儿子曾志明连任三届广州市政协委员。
曾宪梓,香港的“领带大王”,港区惟一的全国人大常委,而且是连任15年的常委。在今年的人代会上,他将卸去人大的一切头衔,以“完美”的个人表现退出政商舞台。为了能按时出席开幕之前的预备会,他必须一天接受两个半小时的血液透析,以缓解肾脏衰竭带来的不适。他对记者说：“我现在完全靠着机器维持生命罢了。”尽管如此,曾宪梓的头脑还是非常清晰,对外界关心的谁来“继任常委”等事宜也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说,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
福布斯榜单外的“富豪”
虽然曾宪梓有领带大王的美誉,但对豪强辈出的香港商界财界或是苛刻的“富豪榜”来说,曾宪梓始终还算不上重量级的选手,倒是他在政治风浪中经年不倒的形象更来得深入人心。曾宪梓戏言自己是香港的“红色资本家”——有一份本钱和工艺不高但成功的事业作为基础,对国家大政当局忠心不二,他是中国大陆官方最为喜闻乐见的商人类型。
当年的曾宪梓出身穷苦,财务根基相当薄弱,20世纪60年代拖家带口闯荡香港时,不可能选择高风险成本的行业介入。“一个4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做领带,用来维持家里的生活。” 曾宪梓回忆道,领带是个可以找到饭吃的行当。曾宪梓的小儿子曾智明说:“父亲的金利来瞄准的是制造业时代的中国真空。”
当年金利来在香港以及东南亚的定位是大众消费品,虽然顶级富人看不上这个牌子,但占人口大多数的却是普通工薪阶层及小业主。之后,更大的成功则是大陆市场。80 年代中期金利来的售价,使生活相对贫困的内地人望而却步,一个香港中低端品牌在内地则变成了名牌。
曾宪梓认为,内地能买得起金利来者,所占比例很少,但因为内地人口基数大,购买者的绝对数就不会少,事实证明了这是正确的。进入90年代,金利来在内地的销量已增至总销量的五成,香港则占两成多,而内地的销量增长率,比任何地区的都高。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合作的加剧,内地也不是以前的内地,单纯的制造业都在选择转型。曾宪梓的儿子曾智雄说,2000年他就在琢磨金利来家族企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当时,我跟父亲说,这次我们发展,绝对是一个商业服务业,和传统的制造业零售业完全不同,父亲认为,不适合在金利来旗下来做,我离开的时候,跟父亲说,金利来不愿意承担风险由我个人来承担,于是就离开了金利来。当时父亲也很支持我,他私人给我一定的支持,他经过很长时间考虑让我出来做自己的事业,已经很不容易了。”
参与讨论改革开放大事件
“只要背靠祖国,我们就可以面向全世界发展。”曾宪梓这句名言概括了其经商历世的要义。依靠这样一个经验,他从家庭小作坊做到80亿港元身家;从梅县的边缘人到人大常委;从新中国接受救济的孤儿到回馈捐款6.8亿。
“我很有幸参加了讨论中国改革的大事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了我们中国要转变到搞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我那个时候就认定了,我们国家肯定大发展。”
1981年,曾宪梓带头回梅州建厂,利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媒,花费数百万人民币,使“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长期占据黄金版面和时段。到1983年,曾宪梓认为大陆的求购者对金利来领带的渴望程度已经够高,才将首批金利来领带送到了大陆各大城市的大商场中。1990年,金利来领带仅在中国大陆的营业额就达4亿。
从80年代末起,金利来将产品扩大至T恤衫、运动服、西服、皮带、皮具、袜子。由于香港劳务成本的上涨,生产基地也向北迁移,梅州金利来中心占地120亩,设丝织厂、领带厂、制衣厂、针织厂、皮具厂、塑料厂、食品厂、化妆品厂,一期工程完工后,雇工人3000名,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力的出路。
1989年,曾宪梓又以100万美元在梅县成立“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银利来领带的年生产量1000万条,营业额超过1亿。曾宪梓宣布,他的利润部分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梅县。
近年,随着“个人游”等有效措施的实施,香港旅游、住房、零售等行业逐渐兴旺起来,带动整个经济走势走好,香港的负资产情况得到改善,财政预算有大量盈余,香港经济迎来了最好的时期。“香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政策,想发展必须靠大后方,依靠祖国内地做后盾。我们暂且不说世界市场,单单是拥有内地市场,香
港的发展前景都是不可限量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发展有很多支持,比如零关税等很多优惠政策,特别是“十一五”规划第一次将香港金融、贸易、航运列入其中,香港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将有更大的发展。”曾宪梓说。
曾宪梓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机会是读书。50年代,如果不是中共粤东负责土改的同志把他送到学校,他可能一生就在农村当农民。“我现在回去,我同时代的人都在家里面当农民。因为我有了知识,今天我有吃有住有穿有享受。所以我就必须要回报我的祖国。”
曾宪梓虽然远非香港顶级富人圈中的一员,但捐款的慷慨和持续性很强。“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曾宪梓不死,我就要报效祖国。我对我的3个儿子说,你们也要学会怎么回报祖国,不能只在口头上,要用实际行动来爱你们的国家。我把儿子们都培养成了爱国主义者。”目前,曾宪梓捐助的项目超过800项,涉及教育、科技、医疗、公共设施、社会公益等方面,捐款总额超过6.8亿港元;他名下的教育、航天等三个基金会在他身后继续发挥作用。
金利来 银利来之后
香港九龙塘半山,曾宪梓家,平民化的豪宅;每天,客家人的生活习惯还可以看到。当年,十几岁的曾宪梓决定放弃与他叔叔争一份小的家产时,他叔叔说,“共产党教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
曾宪梓的少年、青年时期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和所有那个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样,他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尽管我身在香港,但少年时期建立的人生信仰并没有改变,很多基本原则还是50年代的。”平时亲自下厨做几个梅州客家菜,他很享受这种质朴的生活方式。“我是十块钱就够了,半碗饭,一点汤,两碟菜,一壶茶就够我的营养了。我经常讲,一是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第二能够节省下来呢,积累多一点,就能够多帮助一些穷苦孩子。”
1992年,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推举,曾宪梓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广东政协这么多年,我敢说敢做,周南知道我的人品、人格、理念,就向中央推荐我。”1993年人大换届,周南又推荐他做常委。“你的胆量、智慧,一定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周南说。
“我在广东做了10年政协委员,广东是我的政治学校,培养我参政议政的意识、方式、方法。”曾宪梓说,他在广东做政协委员10年,每次开会从开幕到闭幕,没请过一次假。“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商会、社会活动还是参政议政,都是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我也是带着回报祖国的一种精神参政议政的。”
“我要做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 曾宪梓对自己的色彩毫不介意。作为一个香港公认的与内地关系密切的人士,十多年来,香港政治风云变幻,曾宪梓始终站在中央政府一边。与内地长期交好的关系,当然也为他带来等量齐观的社会地位。
“其实,1998年医院就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打电话到广东,询问我的病情,并指示广东省委省政府直接负责我的治疗,一定要全力抢救!”想起这些往事,曾宪梓显得有些激动,“抢救了62天,我又活了过来。所以我说,我的命不是我的,是属于国家的,我必须无条件地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服务,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间13年的过渡时期,国务院一直聘请曾宪梓为港事顾问,同时作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他主动团结香港各界人士,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了大量工作。“香港回归的时候,我被授予大紫荆勋章,当时有12个人获得了勋章,现在已经有7个不在世上了。”
此外,他还荣获北京、哈尔滨、沈阳、大连、广州等城市荣誉市民称号。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则分别为各个省市级政协委员,其中小儿子曾志明连任三届广州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