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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十有八九都幻想过，开一家任性的书店。装修自己设计，要有大量的坐椅，弥补当初蹭书时的遗恨。必须辟出一间咖啡屋，不要和万圣的醒客比，面积小点没关系，最要紧的是不能贵。自己不喜欢的书坚决不卖。像雨枫书店那样可以外借，全集或丛书之类比较贵的书可以赊账、分期。不定期的读书活动之外，再办一份文学刊物，起码不次于西西弗书店的《唏嘘》……
一定有人说这种书店根本生存不下去。
然而，创办于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其作派比我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历经三代传承，直到现在。
西尔维亚·毕奇14岁那年，全家从美国迁居巴黎。1919年，结识了开书店后来成为她恋人的莫尼耶。“我一直想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现在，这种念头已经让我着魔而无法自拔。”后者的出现，叫毕奇忍不住立刻行动起来。莫尼耶帮她找门店，结交法国文坛名流，扩大书店知名度。还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母亲，毕奇说，“她寄给我她所有的积蓄。”
彼时英文作家的书相当贵，一本要几十甚至过百英镑或美元（《尤利西斯》普通版还要150法郎），所以毕奇的书店除了新书（莎士比亚书店多是英美作家作品），还卖二手书，但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她的图书馆。
“那些日子，我没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书店的图书馆借书看。我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时，心里很胆怯，因为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办会员卡。毕奇告诉我可以等有了钱再付押金，让我填了会员卡，说我可以想借多少就借多少。”一一40年后，海明威在那本著名的《流动的盛宴》中如此回忆。他首先感到的不是意外惊喜，而是奇怪，海明威说，“她没有理由信任我。她并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又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但她那么高兴，那么动人，并表示欢迎。”呵呵，大方的书店女老板在穷小子眼里当然无比动人了。一向对人刻薄的硬汉晚年想起塞纳河左岸的时光，想起那位几乎一辈子住在巴黎的书店女主人，充满了感激和柔情，“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比她待我更好”。
上世纪20年代，很多英美作家、艺术家像赴宴一样，奔向巴黎塞纳河左岸。斯坦因的沙龙、纪德的工作室、毕奇的书店是他们聚会的窝点。正如不久前的中国艺术青年，前赴后继地扑向圆明园村、东村和宋庄。莎士比亚书店是他们的作品发布会、文学论坛、通联地址、邮局，乃至宿舍。在惠特曼经营时期，据说有个英国诗人竟然在书店住了七年。落脚北京郊区的中国艺术家想要尽快出名获利，他们将暂居地视为跳板，而当时的美国作家正在为出版自由进行抗争。漂洋过海来到巴黎的美国作家自然视同胞开的书店为自己的理想根据地。
在毕奇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艾略特、亨利·米勒等等。《莎士比亚书店》名为个人回忆录，实则是那个时代欧美文学史重要组成部分。毕奇最牛的举动当然不仅是让这些作家、艺术家有了一个满意的聚会场所（法国作家尚松把毕奇比喻成传播花粉的蜜蜂，让英美法爱尔兰作家相互交流，比四国大使的功效还要大），并且在于她出版了《尤利西斯》。
这本名著当时还真的很有名，是著名的“黄书”，以至于被英语国家禁止出版，作家们也持有不同态度。普鲁斯特、萧伯纳和纪德反对毕奇出版《尤利西斯》。纪德说《尤利西斯》是伪经典，虽然他第一个预订了此书，但完全是给毕奇的面子。《尤利西斯》出版大获成功却是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包括毕奇和乔伊斯。有趣的是，自此大批涌上门来毛遂自荐的色情文学作者令毕奇大为苦恼。
《尤利西斯》出版成功并没让毕奇赚钱。事实上，再出一百本这样的书，毕奇也赚不到钱，因为她从来没把赚钱当作开书店的目的。她的书不标售价，不举办任何促销活动。为了鼓励读者读书，“她还特地到跳蚤市场买了好几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来”。她的书摆放不分类，毕奇喜欢让读者去发现自己想要的书。书店账目永远是一笔糊涂账。正是毕奇不以营利为目的经营理念，才使得莎士比亚书店声名鹊起，成为当时英美文学的重镇之一。当然，莎士比亚书店能有如此地位，原因绝不仅限于此。
二战时，书店因毕奇拒绝向德国军官出售《芬尼根守灵夜》而被迫关门。（毕奇对他说，这本书要为自己留着。太有个性了。）今天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巴黎圣母院旁边的莎士比亚书店已经是第三代了。毕奇在去世前同意乔治·惠特曼沿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店名。现在书店经营者是他的女儿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瞧瞧这芳名，就知道书店肯定错不了。
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毕奇，一个普通的美国女子，在远隔重洋的异国竟然建立了一座读者和作家的天堂，真是一个奇迹。
诚然，莎士比亚书店有成就她的具体历史条件，今天要求书店经营者不考虑经济效益的确强人所难，但是，莎士比亚书店的精神仍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她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一定有人说这种书店根本生存不下去。
然而，创办于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其作派比我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历经三代传承，直到现在。
西尔维亚·毕奇14岁那年，全家从美国迁居巴黎。1919年，结识了开书店后来成为她恋人的莫尼耶。“我一直想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现在，这种念头已经让我着魔而无法自拔。”后者的出现，叫毕奇忍不住立刻行动起来。莫尼耶帮她找门店，结交法国文坛名流，扩大书店知名度。还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母亲，毕奇说，“她寄给我她所有的积蓄。”
彼时英文作家的书相当贵，一本要几十甚至过百英镑或美元（《尤利西斯》普通版还要150法郎），所以毕奇的书店除了新书（莎士比亚书店多是英美作家作品），还卖二手书，但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她的图书馆。
“那些日子，我没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书店的图书馆借书看。我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时，心里很胆怯，因为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办会员卡。毕奇告诉我可以等有了钱再付押金，让我填了会员卡，说我可以想借多少就借多少。”一一40年后，海明威在那本著名的《流动的盛宴》中如此回忆。他首先感到的不是意外惊喜，而是奇怪，海明威说，“她没有理由信任我。她并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又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但她那么高兴，那么动人，并表示欢迎。”呵呵，大方的书店女老板在穷小子眼里当然无比动人了。一向对人刻薄的硬汉晚年想起塞纳河左岸的时光，想起那位几乎一辈子住在巴黎的书店女主人，充满了感激和柔情，“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比她待我更好”。
上世纪20年代，很多英美作家、艺术家像赴宴一样，奔向巴黎塞纳河左岸。斯坦因的沙龙、纪德的工作室、毕奇的书店是他们聚会的窝点。正如不久前的中国艺术青年，前赴后继地扑向圆明园村、东村和宋庄。莎士比亚书店是他们的作品发布会、文学论坛、通联地址、邮局，乃至宿舍。在惠特曼经营时期，据说有个英国诗人竟然在书店住了七年。落脚北京郊区的中国艺术家想要尽快出名获利，他们将暂居地视为跳板，而当时的美国作家正在为出版自由进行抗争。漂洋过海来到巴黎的美国作家自然视同胞开的书店为自己的理想根据地。
在毕奇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艾略特、亨利·米勒等等。《莎士比亚书店》名为个人回忆录，实则是那个时代欧美文学史重要组成部分。毕奇最牛的举动当然不仅是让这些作家、艺术家有了一个满意的聚会场所（法国作家尚松把毕奇比喻成传播花粉的蜜蜂，让英美法爱尔兰作家相互交流，比四国大使的功效还要大），并且在于她出版了《尤利西斯》。
这本名著当时还真的很有名，是著名的“黄书”，以至于被英语国家禁止出版，作家们也持有不同态度。普鲁斯特、萧伯纳和纪德反对毕奇出版《尤利西斯》。纪德说《尤利西斯》是伪经典，虽然他第一个预订了此书，但完全是给毕奇的面子。《尤利西斯》出版大获成功却是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包括毕奇和乔伊斯。有趣的是，自此大批涌上门来毛遂自荐的色情文学作者令毕奇大为苦恼。
《尤利西斯》出版成功并没让毕奇赚钱。事实上，再出一百本这样的书，毕奇也赚不到钱，因为她从来没把赚钱当作开书店的目的。她的书不标售价，不举办任何促销活动。为了鼓励读者读书，“她还特地到跳蚤市场买了好几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来”。她的书摆放不分类，毕奇喜欢让读者去发现自己想要的书。书店账目永远是一笔糊涂账。正是毕奇不以营利为目的经营理念，才使得莎士比亚书店声名鹊起，成为当时英美文学的重镇之一。当然，莎士比亚书店能有如此地位，原因绝不仅限于此。
二战时，书店因毕奇拒绝向德国军官出售《芬尼根守灵夜》而被迫关门。（毕奇对他说，这本书要为自己留着。太有个性了。）今天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巴黎圣母院旁边的莎士比亚书店已经是第三代了。毕奇在去世前同意乔治·惠特曼沿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店名。现在书店经营者是他的女儿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瞧瞧这芳名，就知道书店肯定错不了。
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毕奇，一个普通的美国女子，在远隔重洋的异国竟然建立了一座读者和作家的天堂，真是一个奇迹。
诚然，莎士比亚书店有成就她的具体历史条件，今天要求书店经营者不考虑经济效益的确强人所难，但是，莎士比亚书店的精神仍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她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