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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旅蒙晋商凭借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在南北方贸易交流中逐渐崛起，在长达数百年的经营过程中，又积累了大量以账簿为代表的商务文献，这些文献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可以从中窥见当时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水平。文章以鄂尔多斯市图书馆馆藏清代旅蒙晋商祥泰隆账簿文献为例，分析了这些账簿文献对研究旅蒙晋商乃至晋商队伍发展具有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清代；旅蒙晋商；账簿文献；祥泰隆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8076
Abstrac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xi businessmen gradually became important in the trade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China， and a large amount of account books were preserv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account books kept in Ordos City Library and made a comment about the literature value of these books.
Key words Ming Dynasties；Shanxi Businessman in Inner Mongolia； account books literature； Xiangtailong
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处北方蒙古高原单一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古代中原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地区，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山西一带的商人在北方进行的边境贸易、南北农牧两大区域的物资交流中，都担当着重要角色。明清时期，由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见端倪，内地与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更为紧密。旅蒙晋商凭借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优势，利用安定有利的社会环境，得以较早地占领北方市场，为促进蒙区经济的发展和蒙汉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在旅蒙晋商连接南北两地贸易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账簿文献，这些文献详实地折射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后世研究明清时代经济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旅蒙晋商的发展
所谓旅蒙晋商，一般指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山西商人。其兴起可以追溯至明朝初年。经历明清两朝发展之后，晋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商帮之一。晋商的崛起，与蒙古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地域交通优势，蒙古地区是大多数晋商选择贸易的重要区域和主要收入来源地。
明朝建立之后，为防范元朝残余力量南下骚扰，明政府建立了以长城为主体的九边防御体系，驻扎边关军队多达80余万人[1]，为保证庞大的军需供应，明朝政府以“盐引”为交换条件，鼓励商人为边关军队提供各种物资，根据商人提供物资的价值，政府发给商人不同数量的“盐引”，商人持“盐引”可以到指定盐场领盐并合法出售，以此赚取利润。山西地少人多，且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复杂，多山地丘陵，适宜耕作的平原面积不足20%，自然条件差，纯农业收入无法平均人口生活需求，为求谋生，很多山西民众选择经商，具有较为深厚的商业传统。同时，山西地处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交通要道，得交通南北地利之便，兼之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初显，重利、重商观念在社会中广泛流行。因此，明朝初年，大批山西商人抓住了边关贸易的历史机遇，捷足先登，顺利进入蒙古草原，迅速积累资本，并逐步与蒙古地区建立起贸易关系。
清朝入关，更有山西商人随军办理军需。清康熙年间，朝廷平定葛尔丹叛乱时，大批晋商随军贸易，为政府军队后勤提供了有力保障，受到将士的赞赏。葛尔丹叛乱平定后，康熙皇帝批准旅蒙商人可以进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并由朝廷对其颁发准入蒙古的“部票”（即龙票），使得他们可去指定的蒙旗进行贸易活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清朝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封禁政策有所放松，旅蒙商人在蒙古及俄罗斯地区的贸易活动获得了很大发展。而这些旅蒙商人中，多以山西人为主，并涌现出一大批商号。据考证，18世纪30年代，恰克图有商号60多家，乌里雅苏台有铺房1000余间，多伦诺尔有坐贾1000余户[2]。
旅蒙晋商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卓有成效的经营，积攒了雄厚的资金实力，形成了较大规模，在整个商界也具有一定影响。其先进的经营管理，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称雄商界数百年。
2 旅蒙晋商文献概述
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年岁中，旅蒙晋商的商贸活动沟通了“黄土文化”和“奶茶文化”的渠道，充当了连接蒙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旅蒙晉商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出大量的精神财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经营文化、治理体系、管理机制、营销模式以及技术手段等。这些精神财富留存于各种相关文献之中。
旅蒙晋商文献按照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于旅蒙晋商本身的文献，包括账簿、票据、契约、书信、家谱等；一类是来自于其他机构和个人的文献。包括奏章、实录、方志、史书、书信、笔记、碑刻等。其中，第一类文献因是晋商原生文献，价值尤大。旅蒙晋商文献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变迁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资料，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多次剧烈的社会变迁，晋商由兴起发展乃至逐步衰落，加之缺乏对文献资料的保存，使得晋商文献受到了很大破坏。目前，留存至今的晋商文献数量很少，特别是来自于晋商的原生文献更是少之又少，且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1917年，曾在蔚丰厚票号工作了50年的李宏龄出版了《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两本书。前者是其1890-1912年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号总经理期间写给总号经理的76封信件汇集而成，后者是其1908-1909年写给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倡议共同入股创办三晋汇业银行及相互回信的15封信件汇集而成。这两本书属于晋商原生文献，具有很大的历史研究价值。李宏龄曾担任蔚丰厚票号在北京、上海、汉口的经理，是对晋商和票号研究最有发言权的当事人之一。此后，有关晋商的研究逐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百多年来，先后出版了不少关于晋商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关于晋商的文献被广泛搜集整理。程其田撰写的《山西票庄考略》是第一步专门研究晋商的专著。他为了撰写此书，于民国22年（1933年）专门到山西票号的故乡进行调查，并与第二年去日本搜集有关材料，对山西票号兴衰成败的原因加以探讨。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卫聚贤1936年奉孔祥熙之命，到平遥、太谷、祁县考察票号，收集整理资料，并走访了票号遗老，查看墓志碑刻，其撰写的《山西票号史》将各总号与分号之间的信件往来依各家年代先后依次录入，是继程其田之后的又一部关于晋商的专著。2002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共同编纂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是众多有关晋商的文献中最为详尽的代表之一，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其中既收录了晋商原生资料，也收录了非晋商原生资料。200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晋商史料全览》，收录文章1564篇，字数达615万字，分为专题卷和地方卷。这套书对明清民国时期山西各个地方的晋商史料都进行了收编，包括晋商人物、家族、行业、字号、商埠、码头、宅院、店铺、文献、碑刻、风俗等社会活动史迹内容。 除此之外，由于长期往返内地与蒙古地区，在经济交流中产生了许多内地文化与蒙古文化的碰撞，旅蒙晋商也总结出许多实用的学习经验。为了克服语言习俗等不同而带来的麻烦和困难，他们也尝试编纂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文献。旅蒙晋商曾自行编纂过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言》工具书，要求赴蒙贸易者需掌握蒙语，入蒙一年以上的商人，都可讲一些蒙语单词和日常生活用语。同时，因长期在外经商，再加上涌入蒙古地区的汉人数量增多，许多蒙古文化也被引入到内地，如地名的运用等。蒙古文化和内地文化相互融合，蒙民与汉民在交往过程当中也学习了大量的汉俗及汉族语言。
3 祥泰隆账簿：清代旅蒙晋商文献的代表
显然，对于晋商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在此期间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研究而言，系统的晋商原生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这一类型的文献资料留存较少。鄂尔多斯市图书馆馆藏的旅蒙晋商祥泰隆130多册账簿文献，时间跨度大，内容系统性强，庶几可略补晋商原生文献稀少这一不足。
3.1 祥泰隆商号的发展
17世纪末，山西省平遥县和甘肃省民勤县的一些商人到阿拉善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紫泥湖畔建立了阿拉善地区第一家商号——祥泰公。1723年，祥泰公结束经营，股东们另开了两个商号：定远堂和祥泰隆。定远堂由于经营不善，数年后倒闭。1821年，祥泰隆被一家董姓平遥商人所开当铺兼并，被兼并后的祥泰隆字号仍然保持不变。
祥泰隆的经营项目涉及绸缎、牲畜、畜产品、粮食、砖茶、药材、土产等，进行批发、零售、收购、运销等。其发展势头很大，很多经营项目在当时处于垄断地位，是当时阿拉善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商号。1930年，祥泰隆业绩达到顶峰，资本高达银洋一百二十多万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面侵略中国，盛极一时的旅蒙晋商也没能幸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压制打击下逐步衰落。祥泰隆商号作为影响力较大的大商号，在此期间也遭受重创，除了承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还要面对地方军阀的勒索和逼迫，只能不断缩小经营范围，从此逐渐走上下坡路。1943年，祥泰隆被迫改名“蔚生厚”，从事小规模经营。由此，历时二百多年的著名旅蒙晋商商号——祥泰隆走向衰败[3]。
3.2 祥泰隆账簿文献的组成
鄂尔多斯市图书馆目前馆藏祥泰隆手写账簿共133卷/册，最早的文献出自1858年（清咸丰八年），历经了同治、光绪、宣统、民国，最晚到1951年（图1-图7）。从这些账簿文献中可以看出，祥泰隆票号在清光绪年间和民国时期账簿文献最多，其他时期或因收录不全，或因票号自身发展变化，所藏文献数量较少（见表1）。
晋商的账簿设置一般分为四大类，祥泰隆的账簿设置亦不例外。四大类型分别为基础账簿、业务账簿、结算账簿和辅助账簿。基础账簿是以中国传统的账簿组织体系“三账”为骨干，“三账”指的是底账（亦称草流）、流水簿和老账。底账是营业时的即时记录，起原始凭证作用；流水簿起日记账作用，由底账整理计入；老账则相当于现在的总账。业务账簿又分为业务分类账和往来总账。结算账簿包括月清和年总两种。辅助账簿是服务性质的账簿，又分为万金帐、路居账、保荐账和规账等，主要用来辅助盈利分配和经营管理需要[4]。
由鄂尔多斯市图书馆馆藏的祥泰隆手写账簿的数量、种类可以发现，鄂尔多斯市图书馆馆藏的祥泰隆手写账簿，不仅时间跨度大，且种类丰富，包含各种账簿类型，系统性强，是关于旅蒙晋商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从中也可一窥清朝我国商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3.3 祥泰隆账簿文献的价值
自明清以来，旅蒙晋商驰聘内外蒙古，垄断经济商业大权达数百年，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金额之大，获取利润之丰，在我国民族交往史上是罕见的。数以万计的晋商在开拓内外蒙古市场，发展社会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而祥泰隆作为当时旅蒙晋商所开设商号的杰出代表，其经济活动大大加强了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推动了牧区多种经济的发展，也侧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贡献。作为详细反映祥泰隆票号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账簿，具有多方面文献价值。
（1）祥泰隆账簿对于旅蒙晋商学、晋商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文献支撑价值。旅蒙晋商乃至晋商的研究，最为缺乏的是来自晋商的原生性文献。晋商经过百年发展，历经壮大衰败。有关晋商的研究早在20世界30年代就已在学术界掀起了一波浪潮，尤其是对晋商首创的票号研究，学者们纷纷发表了众多研究论文。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有关晋商的文献资料绝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诚然，散见于其他机构和个人的非晋商原生性文献虽然也能在晋商学研究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来自晋商自身的原生性文献无疑更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而关于一个商号时间跨度长达一世纪之久，如此系统的文献，在所有晋商原生性文獻中都是较为罕见的。对祥泰隆账簿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无疑会进一步推动有关晋商学和旅蒙晋商研究的工作深入化、具体化。
（2）祥泰隆账簿具有多学科研究价值。在漫长的商号发展过程中，作为记载商号发展凭据的祥泰隆账簿，其本身在这一过程中记录了许多当时对消费者的称谓、消费情况、价格、书信等内容，这些内容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阶级阶层、人口变动、社会治安、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图8-16）。学界可以根据祥泰隆账簿，从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管理学、政治学、数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维度对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研究通过多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揭示近代以来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迁，也使我们对于近代社会有一总体性的认识。
4 结语
旅蒙晋商自明朝萌芽以来，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发展，银票汇通、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驼队马帮各路畅通，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华民族贸易史上实属罕见。他们在贸易活动中充当了沟通蒙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促进蒙汉民族民俗融合贡献卓著。对这样一个群体，有必要进行梳理研究。而支撑这一研究过程的晋商文献弥足关键。透过这些有关旅蒙晋商的原生及非原生文献资料，可以使学界对旅蒙晋商这一群体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轨迹有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旅蒙晋商所带动的“移民文化”、晋商精神，其首创的票号形式等，都对后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鄂尔多斯图书馆馆藏的祥泰隆账簿文献作为这其中时间跨度久、研究系统强的一批优质文献，在研究晋商尤其是旅蒙晋商的过程中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通过这些原生性文献，学者们也可从多领域了解到当时旅蒙晋商的社会贸易活动和明清时期社会发展情况。
参考文献：
[1] 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J].南开学报，1999（3）：58-65.
[2] 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
[3] 黄聪.祥泰隆，浩瀚大漠的晋商传奇[DB/OL].[2017-09-11].http//www.firstlight.cn/View.aspx？infoid=3775916.
[4] 孔祥毅.晋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25-126.
作者简介：布和宝力德（1970-），男，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关键词：清代；旅蒙晋商；账簿文献；祥泰隆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8076
Abstrac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xi businessmen gradually became important in the trade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China， and a large amount of account books were preserv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account books kept in Ordos City Library and made a comment about the literature value of these books.
Key words Ming Dynasties；Shanxi Businessman in Inner Mongolia； account books literature； Xiangtailong
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处北方蒙古高原单一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古代中原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地区，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山西一带的商人在北方进行的边境贸易、南北农牧两大区域的物资交流中，都担当着重要角色。明清时期，由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见端倪，内地与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更为紧密。旅蒙晋商凭借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优势，利用安定有利的社会环境，得以较早地占领北方市场，为促进蒙区经济的发展和蒙汉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在旅蒙晋商连接南北两地贸易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账簿文献，这些文献详实地折射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后世研究明清时代经济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旅蒙晋商的发展
所谓旅蒙晋商，一般指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山西商人。其兴起可以追溯至明朝初年。经历明清两朝发展之后，晋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商帮之一。晋商的崛起，与蒙古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地域交通优势，蒙古地区是大多数晋商选择贸易的重要区域和主要收入来源地。
明朝建立之后，为防范元朝残余力量南下骚扰，明政府建立了以长城为主体的九边防御体系，驻扎边关军队多达80余万人[1]，为保证庞大的军需供应，明朝政府以“盐引”为交换条件，鼓励商人为边关军队提供各种物资，根据商人提供物资的价值，政府发给商人不同数量的“盐引”，商人持“盐引”可以到指定盐场领盐并合法出售，以此赚取利润。山西地少人多，且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复杂，多山地丘陵，适宜耕作的平原面积不足20%，自然条件差，纯农业收入无法平均人口生活需求，为求谋生，很多山西民众选择经商，具有较为深厚的商业传统。同时，山西地处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交通要道，得交通南北地利之便，兼之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初显，重利、重商观念在社会中广泛流行。因此，明朝初年，大批山西商人抓住了边关贸易的历史机遇，捷足先登，顺利进入蒙古草原，迅速积累资本，并逐步与蒙古地区建立起贸易关系。
清朝入关，更有山西商人随军办理军需。清康熙年间，朝廷平定葛尔丹叛乱时，大批晋商随军贸易，为政府军队后勤提供了有力保障，受到将士的赞赏。葛尔丹叛乱平定后，康熙皇帝批准旅蒙商人可以进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并由朝廷对其颁发准入蒙古的“部票”（即龙票），使得他们可去指定的蒙旗进行贸易活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清朝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封禁政策有所放松，旅蒙商人在蒙古及俄罗斯地区的贸易活动获得了很大发展。而这些旅蒙商人中，多以山西人为主，并涌现出一大批商号。据考证，18世纪30年代，恰克图有商号60多家，乌里雅苏台有铺房1000余间，多伦诺尔有坐贾1000余户[2]。
旅蒙晋商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卓有成效的经营，积攒了雄厚的资金实力，形成了较大规模，在整个商界也具有一定影响。其先进的经营管理，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称雄商界数百年。
2 旅蒙晋商文献概述
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年岁中，旅蒙晋商的商贸活动沟通了“黄土文化”和“奶茶文化”的渠道，充当了连接蒙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旅蒙晉商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出大量的精神财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经营文化、治理体系、管理机制、营销模式以及技术手段等。这些精神财富留存于各种相关文献之中。
旅蒙晋商文献按照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于旅蒙晋商本身的文献，包括账簿、票据、契约、书信、家谱等；一类是来自于其他机构和个人的文献。包括奏章、实录、方志、史书、书信、笔记、碑刻等。其中，第一类文献因是晋商原生文献，价值尤大。旅蒙晋商文献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变迁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资料，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多次剧烈的社会变迁，晋商由兴起发展乃至逐步衰落，加之缺乏对文献资料的保存，使得晋商文献受到了很大破坏。目前，留存至今的晋商文献数量很少，特别是来自于晋商的原生文献更是少之又少，且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1917年，曾在蔚丰厚票号工作了50年的李宏龄出版了《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两本书。前者是其1890-1912年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号总经理期间写给总号经理的76封信件汇集而成，后者是其1908-1909年写给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倡议共同入股创办三晋汇业银行及相互回信的15封信件汇集而成。这两本书属于晋商原生文献，具有很大的历史研究价值。李宏龄曾担任蔚丰厚票号在北京、上海、汉口的经理，是对晋商和票号研究最有发言权的当事人之一。此后，有关晋商的研究逐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百多年来，先后出版了不少关于晋商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关于晋商的文献被广泛搜集整理。程其田撰写的《山西票庄考略》是第一步专门研究晋商的专著。他为了撰写此书，于民国22年（1933年）专门到山西票号的故乡进行调查，并与第二年去日本搜集有关材料，对山西票号兴衰成败的原因加以探讨。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卫聚贤1936年奉孔祥熙之命，到平遥、太谷、祁县考察票号，收集整理资料，并走访了票号遗老，查看墓志碑刻，其撰写的《山西票号史》将各总号与分号之间的信件往来依各家年代先后依次录入，是继程其田之后的又一部关于晋商的专著。2002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共同编纂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是众多有关晋商的文献中最为详尽的代表之一，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其中既收录了晋商原生资料，也收录了非晋商原生资料。200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晋商史料全览》，收录文章1564篇，字数达615万字，分为专题卷和地方卷。这套书对明清民国时期山西各个地方的晋商史料都进行了收编，包括晋商人物、家族、行业、字号、商埠、码头、宅院、店铺、文献、碑刻、风俗等社会活动史迹内容。 除此之外，由于长期往返内地与蒙古地区，在经济交流中产生了许多内地文化与蒙古文化的碰撞，旅蒙晋商也总结出许多实用的学习经验。为了克服语言习俗等不同而带来的麻烦和困难，他们也尝试编纂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文献。旅蒙晋商曾自行编纂过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言》工具书，要求赴蒙贸易者需掌握蒙语，入蒙一年以上的商人，都可讲一些蒙语单词和日常生活用语。同时，因长期在外经商，再加上涌入蒙古地区的汉人数量增多，许多蒙古文化也被引入到内地，如地名的运用等。蒙古文化和内地文化相互融合，蒙民与汉民在交往过程当中也学习了大量的汉俗及汉族语言。
3 祥泰隆账簿：清代旅蒙晋商文献的代表
显然，对于晋商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在此期间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研究而言，系统的晋商原生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这一类型的文献资料留存较少。鄂尔多斯市图书馆馆藏的旅蒙晋商祥泰隆130多册账簿文献，时间跨度大，内容系统性强，庶几可略补晋商原生文献稀少这一不足。
3.1 祥泰隆商号的发展
17世纪末，山西省平遥县和甘肃省民勤县的一些商人到阿拉善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紫泥湖畔建立了阿拉善地区第一家商号——祥泰公。1723年，祥泰公结束经营，股东们另开了两个商号：定远堂和祥泰隆。定远堂由于经营不善，数年后倒闭。1821年，祥泰隆被一家董姓平遥商人所开当铺兼并，被兼并后的祥泰隆字号仍然保持不变。
祥泰隆的经营项目涉及绸缎、牲畜、畜产品、粮食、砖茶、药材、土产等，进行批发、零售、收购、运销等。其发展势头很大，很多经营项目在当时处于垄断地位，是当时阿拉善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商号。1930年，祥泰隆业绩达到顶峰，资本高达银洋一百二十多万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面侵略中国，盛极一时的旅蒙晋商也没能幸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压制打击下逐步衰落。祥泰隆商号作为影响力较大的大商号，在此期间也遭受重创，除了承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还要面对地方军阀的勒索和逼迫，只能不断缩小经营范围，从此逐渐走上下坡路。1943年，祥泰隆被迫改名“蔚生厚”，从事小规模经营。由此，历时二百多年的著名旅蒙晋商商号——祥泰隆走向衰败[3]。
3.2 祥泰隆账簿文献的组成
鄂尔多斯市图书馆目前馆藏祥泰隆手写账簿共133卷/册，最早的文献出自1858年（清咸丰八年），历经了同治、光绪、宣统、民国，最晚到1951年（图1-图7）。从这些账簿文献中可以看出，祥泰隆票号在清光绪年间和民国时期账簿文献最多，其他时期或因收录不全，或因票号自身发展变化，所藏文献数量较少（见表1）。
晋商的账簿设置一般分为四大类，祥泰隆的账簿设置亦不例外。四大类型分别为基础账簿、业务账簿、结算账簿和辅助账簿。基础账簿是以中国传统的账簿组织体系“三账”为骨干，“三账”指的是底账（亦称草流）、流水簿和老账。底账是营业时的即时记录，起原始凭证作用；流水簿起日记账作用，由底账整理计入；老账则相当于现在的总账。业务账簿又分为业务分类账和往来总账。结算账簿包括月清和年总两种。辅助账簿是服务性质的账簿，又分为万金帐、路居账、保荐账和规账等，主要用来辅助盈利分配和经营管理需要[4]。
由鄂尔多斯市图书馆馆藏的祥泰隆手写账簿的数量、种类可以发现，鄂尔多斯市图书馆馆藏的祥泰隆手写账簿，不仅时间跨度大，且种类丰富，包含各种账簿类型，系统性强，是关于旅蒙晋商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从中也可一窥清朝我国商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3.3 祥泰隆账簿文献的价值
自明清以来，旅蒙晋商驰聘内外蒙古，垄断经济商业大权达数百年，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金额之大，获取利润之丰，在我国民族交往史上是罕见的。数以万计的晋商在开拓内外蒙古市场，发展社会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而祥泰隆作为当时旅蒙晋商所开设商号的杰出代表，其经济活动大大加强了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推动了牧区多种经济的发展，也侧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贡献。作为详细反映祥泰隆票号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账簿，具有多方面文献价值。
（1）祥泰隆账簿对于旅蒙晋商学、晋商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文献支撑价值。旅蒙晋商乃至晋商的研究，最为缺乏的是来自晋商的原生性文献。晋商经过百年发展，历经壮大衰败。有关晋商的研究早在20世界30年代就已在学术界掀起了一波浪潮，尤其是对晋商首创的票号研究，学者们纷纷发表了众多研究论文。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有关晋商的文献资料绝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诚然，散见于其他机构和个人的非晋商原生性文献虽然也能在晋商学研究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来自晋商自身的原生性文献无疑更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而关于一个商号时间跨度长达一世纪之久，如此系统的文献，在所有晋商原生性文獻中都是较为罕见的。对祥泰隆账簿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无疑会进一步推动有关晋商学和旅蒙晋商研究的工作深入化、具体化。
（2）祥泰隆账簿具有多学科研究价值。在漫长的商号发展过程中，作为记载商号发展凭据的祥泰隆账簿，其本身在这一过程中记录了许多当时对消费者的称谓、消费情况、价格、书信等内容，这些内容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阶级阶层、人口变动、社会治安、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图8-16）。学界可以根据祥泰隆账簿，从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管理学、政治学、数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维度对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研究通过多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揭示近代以来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迁，也使我们对于近代社会有一总体性的认识。
4 结语
旅蒙晋商自明朝萌芽以来，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发展，银票汇通、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驼队马帮各路畅通，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华民族贸易史上实属罕见。他们在贸易活动中充当了沟通蒙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促进蒙汉民族民俗融合贡献卓著。对这样一个群体，有必要进行梳理研究。而支撑这一研究过程的晋商文献弥足关键。透过这些有关旅蒙晋商的原生及非原生文献资料，可以使学界对旅蒙晋商这一群体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轨迹有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旅蒙晋商所带动的“移民文化”、晋商精神，其首创的票号形式等，都对后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鄂尔多斯图书馆馆藏的祥泰隆账簿文献作为这其中时间跨度久、研究系统强的一批优质文献，在研究晋商尤其是旅蒙晋商的过程中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通过这些原生性文献，学者们也可从多领域了解到当时旅蒙晋商的社会贸易活动和明清时期社会发展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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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布和宝力德（1970-），男，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