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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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峰作者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 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传统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实践的同时，依赖智能算法、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数字金融模式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深度。 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利用蚂蚁金服数以亿计的微观数据，编制了一套覆盖31个省、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和约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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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峰作者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
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传统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实践的同时，依赖智能算法、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数字金融模式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深度。
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利用蚂蚁金服数以亿计的微观数据，编制了一套覆盖31个省、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和约2800个县域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指数分为两期，第一期为2011年-2015年，第二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更新了2016年-2018年的数据。该指数不仅包括总指数还包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多个分指数，刻画了中国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
第一，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1年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值为33.6，到2015年增长到214.6，到2018年则进一步增长到294.3，指数平均每年增长36.4%，中国数字金融快速的增长趋势由此可见一斑。而从分指数来看，在2011年-2018年期间，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增长最快，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次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增速则相对最慢。
第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增长开始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不同年份各分类指数增速不尽相同，在2014年-2017年期间，使用深度指数增速是非常快的，成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将越来越成为各地指数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已经走过了粗放式的“圈地”时代，进入了深度拓展的新阶段、新时代。不过，对比2018年的最新数据可以发现，2018年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较2017年又小幅下降，这主要是在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下，货币基金指数和投资指数有所下降，其他几个业务指标依然保持增长趋势。
第三，数字金融出现“中部崛起”现象。通过最新指数可以发现，一些中部地区的省份和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相对更加迅速，呈现出了明显的数字金融“中部崛起”趋势。对比第一期2015年与2011年的排名变化和第二期2018年与2015年的排名变化，可见，近几年排名相对上升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和华中等区域，而东北和西北等地区的城市排名大多有所下降。具体而言，在省级层面，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更加迅速，而在城市层面，三亚、镇江、武汉和南通等城市的排名上升幅度非常抢眼。东北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则相对增速放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也可以反映区域经济的此起彼伏。
第四，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地区收敛性，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距总体上大幅缩小。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落后地区实现普惠金融赶超提供可能，并为广大中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获得覆盖更广、使用深度更大的金融服务奠定基础。
第五，数字普惠金融空间集聚性明显。虽然理论上数字金融具有超地理的特征，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依然表现出很强的空间集聚性，有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普遍较好，有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则整体相对落后。例如，在县域指数上，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杭州市和上海市的市辖区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排行榜当中基本垄断了前20强。具体而言，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前5强的地区，4个为杭州市市辖区，前10强当中杭州市市辖区占据了7席。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1-20强的地区则又被上海市市辖区占去半壁江山：10席当中的6席。
第六，中西部地区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上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大幅缩小，但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上则尚有一定的追赶空间。在2011年，除极个别地区之外，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呈现出明显的自东南沿海向内陆的阶梯性。到2018年，各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相对于该年最高值，差距大幅缩小，确实也表现出了某种整体收敛性，但通过对比地理经济学当中著名的胡焕庸线，依然可以发现，2018年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发展水平靠前的城市基本处于胡焕庸线以东，而胡焕庸线以西区域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中，胡焕庸线的特征并不明显，2018年胡焕庸线以西的很多城市，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排名也可能占据较前的位置。数字金融在触达性和地理穿透性上的优势展现无遗，但同时也说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在向纵深拓展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数字金融进入依赖深度拓展的新时代后，其空间格局将如何演变，拭目以待。
（编辑：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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