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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政和县志》与新编《政和县志》成书于不同年代，无论是从指导思想、体例、和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从地方志的特性和功用价值出发，作为一县的前后志书，在许多方面还是可以作一些比较的。本文试图从编志概况、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和内容三个方面对二志作一粗略比较，从中大致分析二志的优劣短长与成败得失。
关键词：《政和县志》；民国；新编；比较
政和县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东南侧，与浙江省南部相连，鹫峰山脉西北侧，五代十国时为闽国边陲边防重镇—关隶镇，境内自然风景美丽神奇，古代文人墨客对政和山水流连忘返，宋代大儒朱熹及其父朱松曾流下20多首以政和山水风光为内容的诗篇；此外政和还有“中国锥栗之乡”的美誉，是福建北部重要的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之一。
政和县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期，先民们就在此地生息繁衍。政和置县甚早，宋咸平三年（1000）由关隶镇升为关隶县，这是政和设县的开始。政和五年（1115）更名为政和县；明景泰六年（1455）析出东北部置寿宁县，新中国成立后，曾于1960年2月至1962年8月和1970年7月至1975年3月，两度与松溪县合并为松政县。（1）
政和县志始修于明永乐初年，至民国凡五修：明永乐年间由时任县令的黄裳和典史郭斯垕首纂《政和县志》，政和自宋咸平三年立县以来，历经南宋及元明永乐五百多年，尚无志书记事。黄裳郭斯垕修志其资料主要来自之前的袁采的《政和杂记》、《县令小录》，余孝友《笔录》，陈三诏《小谱》等。而后迨地遭兵燹，图籍几湮，有存者亦只十一于千百。明万历县令车鸣时续修，共四卷四十九条。清乾隆县令谭垣等人在前基础上重加编次共十二卷，比之前的车志更详。清道光由翰林院编修魏敬忠总其成，为十一纲，共八十四目，增加新的内容，补忠义节人物，并对有的目进行重先更名和归类。此后80余年都没有再修县志。民国8年开始修撰，县令黄体震聘闽侯李泳午先生为纂修，而其自己为协修，至民国17年成书。（2）新中国成立后，1986年开始新志的编纂工作，至1993年成书。
新志是在新时期、新形势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编撰的，是有着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县志。它除了具有旧志的区域性、广泛性、连续性和可靠性的特点之外，还更加具备思想性、科学性、现代性和知识性这四大特点，（3）那么这样的新志和原来的旧志存在着哪些差异呢？现就将留存最完整最详尽的旧志——民国17年《政和县志》（以下简称民国志）与新编《政和县志》（以下简称新志）进行比较，从这两本县志的编修年代、形成过程、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和编修内容着手，总结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和成败得失。
一、民国志、新志的概况
（一）民国志概况
民国8年，福建省政府令各县修志，政和才因此设局修撰。但当时因军阀割据，匪患不断，时局不稳，当时县令李熙设局开修，但进度十分缓慢。直到民国17年，才由县令钱鸿文、黄体震聘李泳午纂修，并延邑中通儒硕彦分任协修。内容主要采自旧志，适当补充了清道光以后的情况。民国17年成书，共35卷，分订11册，为铅印版本。1986年，政和县志编纂委员会为了编修新县志的需要，又照原版誊印了200部提供各方面使用。（4）
（二）新志概况
新志编纂开始于1986年2月，由当时的县长杨根生任县志委主任，林天福任主编，至1993年基本完成县志。1990年11月，经省、地以及有关县市修志专家评审后，连续修改两年，到1992年11月，全部志稿送南平地区（现南平市）、省志委审核，1993年秋，送出版社排印出版。新志分列38篇，178章，图文并茂，装祯精美，辑录了全县的大事要事，凝缩了古今的精华，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本县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地理、资源、民族、人口、人物和民情风俗等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很好的研究政和历史和现状的著作。
编纂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宣传发动，聘请了一些离退休老人和社会知情老人参加编辑工作，搜集整理有关旧县志、族谱、地理著述等资料；二是编写专业志，编纂《大事记》还绘制疆界图、水道图、乡镇行政规划图等；三是总纂，总纂工作开始于1989年下半年，至当年年底编纂成第一稿。1990年在广泛征求意见、审查、考证和补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下限至1988年，个别延至1990年，形成总纂第二稿。修改后成送审稿，经县、市、省反复审查和修改，于1992年11月由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审查验收组验收完毕。
从两部县志的形成过程和最终出版的情况来看，民国志历经九年，比新志经历的时间更长，而且适逢乱世，编纂过程缓慢，并且从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关注度等方面都远远不及新志。新志的编纂距离民国志已有六十多年，而时逢盛世，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和更是蕴涵新机，乘改革开放之天时，尽山林物丰之地利，结士农工商之人和，欣欣向荣，政通人和，因此，新志的编纂是时代需求和政和发展的产物，修治新志不仅有由县委县府领导负责、各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社会知情人士组成的专门的修志班子，而且在编纂的过程中，还得到了省、市方志委的大力帮助，以及省、市、县各级图书馆、档案馆等有关部门单位的热忱支持，还得到县内外父老乡亲的关心关注，可谓尽最大能力集全县内外之力，完成了这部新时代的《政和县志》。
二、民国志、新志指导思想的比较
民国志与新志的作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时代特征，所以二志编撰的指导思想也就有很大的不同，以下就从二志的侧重点来进行比较。
民国志的编撰的整体思想是封建传统的思想，而且非常推崇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内容主要采自旧志，适当补充清道光以后的情况，编修的大多是举人出身，因此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贯穿全书。民国志十分侧重与对人物的描写，三十五卷中就有将近十二卷都为“人物志”，占了全书的大约30%，分为列传、孝友传、独行传、循吏传、烈女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方伎传、流寓传、方外传和杂录等12个类目，民国志的封建传统思想由此可见一斑，多体现忠君、孝顺、义气、守节等。例如在孝友一传中，就有因孝顺父母、兄弟和睦而被举孝廉走上仕途的；还有很大篇幅来记载历代烈女、歌颂烈女，如“陈氏名仁娘，张伯辉妻。辉卒，二子尚幼，陈氏誓不二志，抚二子俱成立。次子琮娶叶氏，生子庆，方三岁，而琮亦卒。叶氏年甫二十，守志如其姑。士大夫名其堂曰继节。作诗颂美之。庆游庠应贡士入国子监，亦以寿终。”（5）婆媳二人均立志守节，时人以诗歌赞颂之，其后代也因此受益。由此可见守节的女子是可以得到上天的回报的。这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贯穿始终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点，因此可以说明民国志的编撰是建立在传统的封建思想上的。这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当时修志指导思想所使然。 新志编撰时逢盛世，正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到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作为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的县志，它的指导思想自然是社会主义思想。新志开篇凡例中第一点就写道：“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准绳进行编纂。”（6）这也就是新志与民国志的根本区别，在新志中处处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和新风尚。本书中摒弃了民国志中许多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和与不适应时代发展类目，增添了很多具有时代气息的篇目，如“水利水电”、“商业”、“邮电”、“乡镇企业”、“金融”、“政党”、“医药卫生”、“计划生育”等，此外，在编撰的篇目中还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旧的、落后的封建保守思想，例如将本地特有的“迎神”“祈雨”“问阴”、“降童”等迷信做法进行揭露；对“纳妾”、“溺婴”、“缠足”等陋习也进行批判；大力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很多老百姓长期持有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思想进行纠正；另外，在人物一目中选取的都是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的人物，这其中不仅有政和历史上杰出的官僚士绅、文人才子，更有农民领袖、能工巧匠、劳动模范、战斗英雄、革命烈士以及其他对政和建设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以此作为正面教材更好的教育后人。因此可以说新志与民国志相比它的指导思想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更科学更进步的时代特征。
三、民国志、新志体例和结构的比较
（一）体例结构的比较
民国志采用的是表、志、传、录等体裁，其中以志为主。上不断限，内容主要采自旧志，适当补充了道光以后的情况。在卷末附部分摘录了道光年间编纂的政和县志序、政和县志旧序等内容以备读者参考。而且“志中所有各门事实，悉取旧志，清道光以后至民国18年为止，掇拾业残，保存旧典，添增新知。至各里路梗。采访无人，补阙之任，冀诸来者。”（7）民国志的篇目按卷、类的层次来编排，具体每一类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介绍。
从体例结构来看，新志按中编一级平列编排。设概述、大事记各1卷，专业志31卷，人物志1卷，共34卷。志首为图照，志尾为附录。概述为全县历史概貌的简要记述；大事记仅点明每年发生在政和县的重大事件；专业志以类立卷，横排纵述。各专志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的顺序编排。每卷设章、节、目、子目等层次；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记述对政和县做出突出贡献的本籍人和在政和县活动的各类外籍名人的具体事迹。对一般事迹的，则立人物表。这说明新志在民国志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分层更细，结构更紧密、更科学。
（二）图表应用的比较
从使用图（照片）和表格的情况来看，民国志在疆域沿革一卷编排了一些政和地图，据笔者所知，有些地方的民国志就没有编排地图，这说明在这方面，编纂民国志的先人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的，只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图片的印刷不够清晰，这与新志无法比拟。但是民国志中当时各个乡镇都有地图显示，新志在这方面就过于简单，这不能说是个遗憾。但是新志在开篇附上了许多体现时代和城市以及群众生产生活的珍贵照片，清晰精美，这又是民国志望尘莫及的。
在运用表格方面，民国志仅有二表——疆域沿革表和纬候表，但新志却大量使用表格来增加读者对文字的理解。新志的每一章都有表格出现，而且数据性强，形式得当，文表配合，以文为主，科学处理，合理归类。体现了新志对表格的适当运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用。由于表格中涉及到大量的有关数据，包括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所以具有很高的留存价值。
四、民国志和新志内容的比较
志书作为记载一地要事囊括古今的综合书籍，它的内容应该涵盖面广泛但又不能流于空泛，要记古又要载今，而且还要做到“详今略古”；要记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又不能忽视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水文、山川等。要做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8）为后世提供尽可能详尽真实的史料。
民国志分为疆域沿革、政和地图（卷一）、纬候表（卷二）、大事志、山川志、水利志、城市志、职官志、学校志、选举志、武备志、艺文治、肤水志、度之志、户口志、刑法志、警察志、外交志、礼俗志、毁证志、祠祀志、金石志、物产志、交通志、列传、孝友传、独行传、循吏传、烈女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方伎传、流寓传、方外传和杂录共35卷11册。新志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农业等34篇及卷首的凡例、卷末的人物、附录等。单从卷数而言，二志不相上下，；但是，若从内容来看，由于二志的编纂原则、指导思想和所处的社会条件及百姓关注度等方面的差异，二志内容的广度、深度、力度都不一样，下面就两部县志的内容作一比较。
在建置和地理方面：民国志分疆域沿革、纬候、山川志、水利志、城市志等进行介绍。疆域沿革中用图和表的方式记载了政和的建置、行政区划、幅员状况，其中城市志一卷将政和城关的街道和乡镇的地理位置都进行了介绍。而气候、山川、地形、水文等则在纬候表、山川志、水利志中记载，自然灾害记载在大事志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新志上记载在建置和自然环境两篇中，而且文字记录更为详尽在自然环境一篇中，分为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等小节对政和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民国志中的疆域沿革，虽然记载了上启周，下至民国的建置，但寥寥几页内容流于疏泛，而新志在建置沿革中虽只记录了从宋咸平三年设县开始至1975年3月松政县再次分县的建置，但是境域、境界和乡镇辖区方面的文字记载比于民国志却十分详尽，如在境界（行政区划）一节中就分为民国以前的境界、民国时期的境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境界三部分来讲述。只是在有关乡镇辖区这一部分，新志的文字记录虽详，但未附图，而民国志中各个乡镇都有地图显示，新志在这方面就过于简单，如能做到每一乡镇都附加上地图显示，就更为完整了。在有关自然灾害这方面，民国志将其录入大事记，和人祸、兵祸并一卷，而新志则将其单独为一章，并分成水、旱、雹、寒潮四目来记录，收录更全，记载更详。 在物产方面：民国志的“物产”一卷中仅有植物和动物两类，但分类甚细，为“谷之属”、“菽之属”、“瓜之属”“竹之属”、“果之属”“草之属”、“花之属”、“药之属”“毛之属”、“同有脊椎之属”、“鳞之属”、“介之属”、“虫之属”十三章，而新志“自然资源”中的植物和野生动物，有关农作物和林木资源的记载并不多，而是将独立录入专门章节“农业”和“林业”和“茶叶”，进行更为科学详细的介绍。
在礼俗方面，民国志分岁俗和礼俗记载，主要记录了当地的婚礼、葬礼及年节习俗等，其中自然有一些封建迷信的成分，而新志中记录在第三十卷“民俗”“宗教”中，包括“生活习俗”、“婚丧喜庆习俗”“岁时节庆习俗”、“ 宗教习俗”、“迷信和陋习”五章，比民国志更详细，如饮食、服饰、器用、亲属称呼等在民国志中就无记载，而且新志中多了“迷信和陋习”一章，将一些不符合时代的礼俗进行揭露和批评，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这是民国志不可能做到的。
在人物方面，民国志分为列传、孝友传、独行传、循吏传、烈女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方伎传、流寓传、方外传和杂录等12个类目，记载这些人物的美德和事迹，字里行间含褒扬之意，但其中不乏为封建伦理道德唱颂歌的篇目。编入新志中有摘录生平事迹的人物有29人，人物记载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从宋元符至宣和年间为太学生陈朝老开始至闽浙赣边境地区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陈贵芳（1981——1986），摘录了如古代“邵知柔、朱松、黄华、黄童、陈恒”、等，近代如“杨起葵、秦光前”等，他们都在政和历史上扬名千古，或是个人学有所成，或是为当地作出过十分重大的贡献。此外，民国志的选举志中也记载了政和自宋以来至清的进士，明清的贡途和清代的进士、武举人以及孝廉方正（清）、封赠（元、明、清）、胄荫（宋、明）等的名目，在姓名之下适当纪录了中举情况或哪本志书中有他的纪录；还有民国时期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和省、县的议会议员以及各类专门以上学校、高等预科学校、法政、警察、师范、军事等学校的毕业生名。对应民国志中选举志，新志专设了一章人物表，其中包括政和历代进士名表和政和县革命烈士总表，表中都按情况注明了年代、性别、姓名、年龄、事迹等相关内容。可见新志收录的人物比民国志范围广，以表格的形式也更直观，内容也更详尽。
在人口、田赋和度支方面，民国志的第15卷“户口”中，收录了宋、元、明、清四朝时期的户口数变化的情况，还对民国5年和17年的人口分别按里和区进行了统计。而且在本卷中还有一篇“大年附”，即记录了自明嘉靖以来的高寿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新志中的“人口”一篇，从人口变动、人口数量密度与分布、人口构成、婚姻与家庭和计划生育等五章来详细介绍，仅在“人口数量密度与分布”一节中，就记载了从宋代开始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当地人口数量及明景泰六年开始至1991年耕地人均耕地占有量演变情况、1991年末政和县份区人口密度和农用耕地占有量统计，辑录在这一节中的内容远比民国志丰富许多。民国志“赋税”一卷介绍了从宋开始，元、明、清至民国，辑录了有关人民的田土之数、所承担的赋役等，其中宋、明的赋税分夏税（钞）和秋粮（租），清初主要分“丁税”和“田赋”、至光绪始，赋税沉重，除了以上的“丁税”和“田赋”“外，“捐税”种类十分繁杂，像契税、当税、牙税、厘税等，还有随粮捐、坐贾捐、铺屋捐、烟膏捐、酒捐和铁路捐等等，“概系前清末叶开办，较之清初所征赋税增加颇多，民间负担已觉过重矣。” （9）民国三年开始记录，此时期的赋税负担也十分沉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如“菜牛税”、“锅炉税”、“邮包税”、“铁炉税”等。在民国志“度支”一卷中介绍了清代以来官府、寺庙及有关人员的收支情况，对应田赋，度支，新志辑录的内容体现在“财政税务”一篇中，包括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机构五章，其中在“财政收入”中的第一节“新中国建立前的财税收入”中第一目就介绍了历代的“田赋”，从宋开始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接着通过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来说明解放以来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在“工商各税”一章中，辑录了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的各税。总之在这两篇中，显而易见地新志除了辑录了民国志相关内容之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内容作了极其详尽的介绍，详今略古。
在职官方面，民国志虽以整整一册的篇幅来介绍，但仅仅是记录了从宋朝经元、明、清、民国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员名单，并在名单下附有籍贯、出身、哪年任职。官职也随朝代的变换而有所变化，如宋通判军州事、通判府事、建安、欧宁知县、主簿、尉，元建宁路总管、同知、判官、教授、县尹，明知府、通判、同知等等，清知府、县丞、典史等，民国设知县、县长、驿丞等不胜枚举。新志与此相对应是在“政权、政协”一篇中，其中民国志的有关内容体现在第一章所附的“政和民国以前历代知县名录”和“民国时期历任知县、县长表”中，其余的内容新志编撰得更为翔实，包括明清时期的县衙、明清及其以前的基层、民国时期的县政府和基层政权，以及民国时期的参议会和国大代表。此外的内容就都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和的政权和政协的建设情况了。
此外在艺文、学校、武备、名胜、城市、等方面二志也有相对应之处，如与民国志“艺文”相对应是新志中的“文化”一篇；与“学校”相对应的是新志中的“教育”一篇；与“武备”相对应的是新志中的“军事”一篇；与“名胜”相对应的是“文物”一篇；与“城市”相对应的是“城乡建设”一篇，还有一些鉴于时间、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虽都有相对应之处，但经过以上的比较来看，由于时代的不同，二志所记载的内容的多寡、详略和深浅也有很大的不同，新志除了以上与民国志相对应的内容之外，还延续了民国志编纂的一些优点，而且更是记载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宗教、医药卫生、方言等多方面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纵横古今。因此就内容而言新志远胜于民国志。
通过以四个方面上粗略比较，大致可见二志的优劣短长。民国志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设置了一些追踪时代气息的创新篇目，也比较重视考证鉴别，对重大事件的记述详细。各类目平行排列，不但眉目清楚，容易掌握，而且查找也方便。但是民国志平目体的类目安排，缺乏结构的严密感和系统感。新志体例完备，结构科学，卷章节目层层相辖，整体感较强。内容丰富，空间覆盖面大于民国志，总的信息度高于民国志，而且经济分量重，地方特色突出，在反映政和客观地情面貌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要胜于民国志，其功用价值超过民国志，指导思想也要优于民国志。但新志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单一的记事性造成许多内容都在写沿革，对于重大事件的记述不及民国志写得详细。总体来说，新志要比民国志优秀、进步得多，但民国志一些独特的优点也是新志无法比拟的。
注释：
（1）福建省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1994年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概述”第2页。
（2）福建省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1994年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人物·人物传”，第912页。
（3）刘光禄等：《县志编修探微》，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40页。
（4）福建省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1994年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第28篇，第六章，第一节，历代志书编纂 第710页。
（5）民国17年《政和县志》，政和熊山印刷所代印，第十一册，卷三十，《列女》，第4—5页。
（6）福建省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1994年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凡例。
（7）民国17年《政和县志》，政和熊山印刷所代印，卷首，凡例，第1页。
（8）刘光禄等：《县志编修探微》，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9）民国17年《政和县志》，政和熊山印刷所代印，第七册，卷十三，《赋税》，第5页
关键词：《政和县志》；民国；新编；比较
政和县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东南侧，与浙江省南部相连，鹫峰山脉西北侧，五代十国时为闽国边陲边防重镇—关隶镇，境内自然风景美丽神奇，古代文人墨客对政和山水流连忘返，宋代大儒朱熹及其父朱松曾流下20多首以政和山水风光为内容的诗篇；此外政和还有“中国锥栗之乡”的美誉，是福建北部重要的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之一。
政和县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期，先民们就在此地生息繁衍。政和置县甚早，宋咸平三年（1000）由关隶镇升为关隶县，这是政和设县的开始。政和五年（1115）更名为政和县；明景泰六年（1455）析出东北部置寿宁县，新中国成立后，曾于1960年2月至1962年8月和1970年7月至1975年3月，两度与松溪县合并为松政县。（1）
政和县志始修于明永乐初年，至民国凡五修：明永乐年间由时任县令的黄裳和典史郭斯垕首纂《政和县志》，政和自宋咸平三年立县以来，历经南宋及元明永乐五百多年，尚无志书记事。黄裳郭斯垕修志其资料主要来自之前的袁采的《政和杂记》、《县令小录》，余孝友《笔录》，陈三诏《小谱》等。而后迨地遭兵燹，图籍几湮，有存者亦只十一于千百。明万历县令车鸣时续修，共四卷四十九条。清乾隆县令谭垣等人在前基础上重加编次共十二卷，比之前的车志更详。清道光由翰林院编修魏敬忠总其成，为十一纲，共八十四目，增加新的内容，补忠义节人物，并对有的目进行重先更名和归类。此后80余年都没有再修县志。民国8年开始修撰，县令黄体震聘闽侯李泳午先生为纂修，而其自己为协修，至民国17年成书。（2）新中国成立后，1986年开始新志的编纂工作，至1993年成书。
新志是在新时期、新形势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编撰的，是有着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县志。它除了具有旧志的区域性、广泛性、连续性和可靠性的特点之外，还更加具备思想性、科学性、现代性和知识性这四大特点，（3）那么这样的新志和原来的旧志存在着哪些差异呢？现就将留存最完整最详尽的旧志——民国17年《政和县志》（以下简称民国志）与新编《政和县志》（以下简称新志）进行比较，从这两本县志的编修年代、形成过程、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和编修内容着手，总结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和成败得失。
一、民国志、新志的概况
（一）民国志概况
民国8年，福建省政府令各县修志，政和才因此设局修撰。但当时因军阀割据，匪患不断，时局不稳，当时县令李熙设局开修，但进度十分缓慢。直到民国17年，才由县令钱鸿文、黄体震聘李泳午纂修，并延邑中通儒硕彦分任协修。内容主要采自旧志，适当补充了清道光以后的情况。民国17年成书，共35卷，分订11册，为铅印版本。1986年，政和县志编纂委员会为了编修新县志的需要，又照原版誊印了200部提供各方面使用。（4）
（二）新志概况
新志编纂开始于1986年2月，由当时的县长杨根生任县志委主任，林天福任主编，至1993年基本完成县志。1990年11月，经省、地以及有关县市修志专家评审后，连续修改两年，到1992年11月，全部志稿送南平地区（现南平市）、省志委审核，1993年秋，送出版社排印出版。新志分列38篇，178章，图文并茂，装祯精美，辑录了全县的大事要事，凝缩了古今的精华，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本县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地理、资源、民族、人口、人物和民情风俗等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很好的研究政和历史和现状的著作。
编纂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宣传发动，聘请了一些离退休老人和社会知情老人参加编辑工作，搜集整理有关旧县志、族谱、地理著述等资料；二是编写专业志，编纂《大事记》还绘制疆界图、水道图、乡镇行政规划图等；三是总纂，总纂工作开始于1989年下半年，至当年年底编纂成第一稿。1990年在广泛征求意见、审查、考证和补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下限至1988年，个别延至1990年，形成总纂第二稿。修改后成送审稿，经县、市、省反复审查和修改，于1992年11月由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审查验收组验收完毕。
从两部县志的形成过程和最终出版的情况来看，民国志历经九年，比新志经历的时间更长，而且适逢乱世，编纂过程缓慢，并且从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关注度等方面都远远不及新志。新志的编纂距离民国志已有六十多年，而时逢盛世，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和更是蕴涵新机，乘改革开放之天时，尽山林物丰之地利，结士农工商之人和，欣欣向荣，政通人和，因此，新志的编纂是时代需求和政和发展的产物，修治新志不仅有由县委县府领导负责、各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社会知情人士组成的专门的修志班子，而且在编纂的过程中，还得到了省、市方志委的大力帮助，以及省、市、县各级图书馆、档案馆等有关部门单位的热忱支持，还得到县内外父老乡亲的关心关注，可谓尽最大能力集全县内外之力，完成了这部新时代的《政和县志》。
二、民国志、新志指导思想的比较
民国志与新志的作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时代特征，所以二志编撰的指导思想也就有很大的不同，以下就从二志的侧重点来进行比较。
民国志的编撰的整体思想是封建传统的思想，而且非常推崇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内容主要采自旧志，适当补充清道光以后的情况，编修的大多是举人出身，因此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贯穿全书。民国志十分侧重与对人物的描写，三十五卷中就有将近十二卷都为“人物志”，占了全书的大约30%，分为列传、孝友传、独行传、循吏传、烈女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方伎传、流寓传、方外传和杂录等12个类目，民国志的封建传统思想由此可见一斑，多体现忠君、孝顺、义气、守节等。例如在孝友一传中，就有因孝顺父母、兄弟和睦而被举孝廉走上仕途的；还有很大篇幅来记载历代烈女、歌颂烈女，如“陈氏名仁娘，张伯辉妻。辉卒，二子尚幼，陈氏誓不二志，抚二子俱成立。次子琮娶叶氏，生子庆，方三岁，而琮亦卒。叶氏年甫二十，守志如其姑。士大夫名其堂曰继节。作诗颂美之。庆游庠应贡士入国子监，亦以寿终。”（5）婆媳二人均立志守节，时人以诗歌赞颂之，其后代也因此受益。由此可见守节的女子是可以得到上天的回报的。这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贯穿始终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点，因此可以说明民国志的编撰是建立在传统的封建思想上的。这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当时修志指导思想所使然。 新志编撰时逢盛世，正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到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作为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的县志，它的指导思想自然是社会主义思想。新志开篇凡例中第一点就写道：“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准绳进行编纂。”（6）这也就是新志与民国志的根本区别，在新志中处处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和新风尚。本书中摒弃了民国志中许多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和与不适应时代发展类目，增添了很多具有时代气息的篇目，如“水利水电”、“商业”、“邮电”、“乡镇企业”、“金融”、“政党”、“医药卫生”、“计划生育”等，此外，在编撰的篇目中还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旧的、落后的封建保守思想，例如将本地特有的“迎神”“祈雨”“问阴”、“降童”等迷信做法进行揭露；对“纳妾”、“溺婴”、“缠足”等陋习也进行批判；大力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很多老百姓长期持有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思想进行纠正；另外，在人物一目中选取的都是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的人物，这其中不仅有政和历史上杰出的官僚士绅、文人才子，更有农民领袖、能工巧匠、劳动模范、战斗英雄、革命烈士以及其他对政和建设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以此作为正面教材更好的教育后人。因此可以说新志与民国志相比它的指导思想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更科学更进步的时代特征。
三、民国志、新志体例和结构的比较
（一）体例结构的比较
民国志采用的是表、志、传、录等体裁，其中以志为主。上不断限，内容主要采自旧志，适当补充了道光以后的情况。在卷末附部分摘录了道光年间编纂的政和县志序、政和县志旧序等内容以备读者参考。而且“志中所有各门事实，悉取旧志，清道光以后至民国18年为止，掇拾业残，保存旧典，添增新知。至各里路梗。采访无人，补阙之任，冀诸来者。”（7）民国志的篇目按卷、类的层次来编排，具体每一类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介绍。
从体例结构来看，新志按中编一级平列编排。设概述、大事记各1卷，专业志31卷，人物志1卷，共34卷。志首为图照，志尾为附录。概述为全县历史概貌的简要记述；大事记仅点明每年发生在政和县的重大事件；专业志以类立卷，横排纵述。各专志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的顺序编排。每卷设章、节、目、子目等层次；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记述对政和县做出突出贡献的本籍人和在政和县活动的各类外籍名人的具体事迹。对一般事迹的，则立人物表。这说明新志在民国志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分层更细，结构更紧密、更科学。
（二）图表应用的比较
从使用图（照片）和表格的情况来看，民国志在疆域沿革一卷编排了一些政和地图，据笔者所知，有些地方的民国志就没有编排地图，这说明在这方面，编纂民国志的先人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的，只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图片的印刷不够清晰，这与新志无法比拟。但是民国志中当时各个乡镇都有地图显示，新志在这方面就过于简单，这不能说是个遗憾。但是新志在开篇附上了许多体现时代和城市以及群众生产生活的珍贵照片，清晰精美，这又是民国志望尘莫及的。
在运用表格方面，民国志仅有二表——疆域沿革表和纬候表，但新志却大量使用表格来增加读者对文字的理解。新志的每一章都有表格出现，而且数据性强，形式得当，文表配合，以文为主，科学处理，合理归类。体现了新志对表格的适当运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用。由于表格中涉及到大量的有关数据，包括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所以具有很高的留存价值。
四、民国志和新志内容的比较
志书作为记载一地要事囊括古今的综合书籍，它的内容应该涵盖面广泛但又不能流于空泛，要记古又要载今，而且还要做到“详今略古”；要记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又不能忽视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水文、山川等。要做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8）为后世提供尽可能详尽真实的史料。
民国志分为疆域沿革、政和地图（卷一）、纬候表（卷二）、大事志、山川志、水利志、城市志、职官志、学校志、选举志、武备志、艺文治、肤水志、度之志、户口志、刑法志、警察志、外交志、礼俗志、毁证志、祠祀志、金石志、物产志、交通志、列传、孝友传、独行传、循吏传、烈女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方伎传、流寓传、方外传和杂录共35卷11册。新志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农业等34篇及卷首的凡例、卷末的人物、附录等。单从卷数而言，二志不相上下，；但是，若从内容来看，由于二志的编纂原则、指导思想和所处的社会条件及百姓关注度等方面的差异，二志内容的广度、深度、力度都不一样，下面就两部县志的内容作一比较。
在建置和地理方面：民国志分疆域沿革、纬候、山川志、水利志、城市志等进行介绍。疆域沿革中用图和表的方式记载了政和的建置、行政区划、幅员状况，其中城市志一卷将政和城关的街道和乡镇的地理位置都进行了介绍。而气候、山川、地形、水文等则在纬候表、山川志、水利志中记载，自然灾害记载在大事志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新志上记载在建置和自然环境两篇中，而且文字记录更为详尽在自然环境一篇中，分为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等小节对政和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民国志中的疆域沿革，虽然记载了上启周，下至民国的建置，但寥寥几页内容流于疏泛，而新志在建置沿革中虽只记录了从宋咸平三年设县开始至1975年3月松政县再次分县的建置，但是境域、境界和乡镇辖区方面的文字记载比于民国志却十分详尽，如在境界（行政区划）一节中就分为民国以前的境界、民国时期的境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境界三部分来讲述。只是在有关乡镇辖区这一部分，新志的文字记录虽详，但未附图，而民国志中各个乡镇都有地图显示，新志在这方面就过于简单，如能做到每一乡镇都附加上地图显示，就更为完整了。在有关自然灾害这方面，民国志将其录入大事记，和人祸、兵祸并一卷，而新志则将其单独为一章，并分成水、旱、雹、寒潮四目来记录，收录更全，记载更详。 在物产方面：民国志的“物产”一卷中仅有植物和动物两类，但分类甚细，为“谷之属”、“菽之属”、“瓜之属”“竹之属”、“果之属”“草之属”、“花之属”、“药之属”“毛之属”、“同有脊椎之属”、“鳞之属”、“介之属”、“虫之属”十三章，而新志“自然资源”中的植物和野生动物，有关农作物和林木资源的记载并不多，而是将独立录入专门章节“农业”和“林业”和“茶叶”，进行更为科学详细的介绍。
在礼俗方面，民国志分岁俗和礼俗记载，主要记录了当地的婚礼、葬礼及年节习俗等，其中自然有一些封建迷信的成分，而新志中记录在第三十卷“民俗”“宗教”中，包括“生活习俗”、“婚丧喜庆习俗”“岁时节庆习俗”、“ 宗教习俗”、“迷信和陋习”五章，比民国志更详细，如饮食、服饰、器用、亲属称呼等在民国志中就无记载，而且新志中多了“迷信和陋习”一章，将一些不符合时代的礼俗进行揭露和批评，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这是民国志不可能做到的。
在人物方面，民国志分为列传、孝友传、独行传、循吏传、烈女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方伎传、流寓传、方外传和杂录等12个类目，记载这些人物的美德和事迹，字里行间含褒扬之意，但其中不乏为封建伦理道德唱颂歌的篇目。编入新志中有摘录生平事迹的人物有29人，人物记载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从宋元符至宣和年间为太学生陈朝老开始至闽浙赣边境地区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陈贵芳（1981——1986），摘录了如古代“邵知柔、朱松、黄华、黄童、陈恒”、等，近代如“杨起葵、秦光前”等，他们都在政和历史上扬名千古，或是个人学有所成，或是为当地作出过十分重大的贡献。此外，民国志的选举志中也记载了政和自宋以来至清的进士，明清的贡途和清代的进士、武举人以及孝廉方正（清）、封赠（元、明、清）、胄荫（宋、明）等的名目，在姓名之下适当纪录了中举情况或哪本志书中有他的纪录；还有民国时期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和省、县的议会议员以及各类专门以上学校、高等预科学校、法政、警察、师范、军事等学校的毕业生名。对应民国志中选举志，新志专设了一章人物表，其中包括政和历代进士名表和政和县革命烈士总表，表中都按情况注明了年代、性别、姓名、年龄、事迹等相关内容。可见新志收录的人物比民国志范围广，以表格的形式也更直观，内容也更详尽。
在人口、田赋和度支方面，民国志的第15卷“户口”中，收录了宋、元、明、清四朝时期的户口数变化的情况，还对民国5年和17年的人口分别按里和区进行了统计。而且在本卷中还有一篇“大年附”，即记录了自明嘉靖以来的高寿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新志中的“人口”一篇，从人口变动、人口数量密度与分布、人口构成、婚姻与家庭和计划生育等五章来详细介绍，仅在“人口数量密度与分布”一节中，就记载了从宋代开始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当地人口数量及明景泰六年开始至1991年耕地人均耕地占有量演变情况、1991年末政和县份区人口密度和农用耕地占有量统计，辑录在这一节中的内容远比民国志丰富许多。民国志“赋税”一卷介绍了从宋开始，元、明、清至民国，辑录了有关人民的田土之数、所承担的赋役等，其中宋、明的赋税分夏税（钞）和秋粮（租），清初主要分“丁税”和“田赋”、至光绪始，赋税沉重，除了以上的“丁税”和“田赋”“外，“捐税”种类十分繁杂，像契税、当税、牙税、厘税等，还有随粮捐、坐贾捐、铺屋捐、烟膏捐、酒捐和铁路捐等等，“概系前清末叶开办，较之清初所征赋税增加颇多，民间负担已觉过重矣。” （9）民国三年开始记录，此时期的赋税负担也十分沉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如“菜牛税”、“锅炉税”、“邮包税”、“铁炉税”等。在民国志“度支”一卷中介绍了清代以来官府、寺庙及有关人员的收支情况，对应田赋，度支，新志辑录的内容体现在“财政税务”一篇中，包括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机构五章，其中在“财政收入”中的第一节“新中国建立前的财税收入”中第一目就介绍了历代的“田赋”，从宋开始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接着通过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来说明解放以来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在“工商各税”一章中，辑录了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的各税。总之在这两篇中，显而易见地新志除了辑录了民国志相关内容之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内容作了极其详尽的介绍，详今略古。
在职官方面，民国志虽以整整一册的篇幅来介绍，但仅仅是记录了从宋朝经元、明、清、民国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员名单，并在名单下附有籍贯、出身、哪年任职。官职也随朝代的变换而有所变化，如宋通判军州事、通判府事、建安、欧宁知县、主簿、尉，元建宁路总管、同知、判官、教授、县尹，明知府、通判、同知等等，清知府、县丞、典史等，民国设知县、县长、驿丞等不胜枚举。新志与此相对应是在“政权、政协”一篇中，其中民国志的有关内容体现在第一章所附的“政和民国以前历代知县名录”和“民国时期历任知县、县长表”中，其余的内容新志编撰得更为翔实，包括明清时期的县衙、明清及其以前的基层、民国时期的县政府和基层政权，以及民国时期的参议会和国大代表。此外的内容就都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和的政权和政协的建设情况了。
此外在艺文、学校、武备、名胜、城市、等方面二志也有相对应之处，如与民国志“艺文”相对应是新志中的“文化”一篇；与“学校”相对应的是新志中的“教育”一篇；与“武备”相对应的是新志中的“军事”一篇；与“名胜”相对应的是“文物”一篇；与“城市”相对应的是“城乡建设”一篇，还有一些鉴于时间、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虽都有相对应之处，但经过以上的比较来看，由于时代的不同，二志所记载的内容的多寡、详略和深浅也有很大的不同，新志除了以上与民国志相对应的内容之外，还延续了民国志编纂的一些优点，而且更是记载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宗教、医药卫生、方言等多方面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纵横古今。因此就内容而言新志远胜于民国志。
通过以四个方面上粗略比较，大致可见二志的优劣短长。民国志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设置了一些追踪时代气息的创新篇目，也比较重视考证鉴别，对重大事件的记述详细。各类目平行排列，不但眉目清楚，容易掌握，而且查找也方便。但是民国志平目体的类目安排，缺乏结构的严密感和系统感。新志体例完备，结构科学，卷章节目层层相辖，整体感较强。内容丰富，空间覆盖面大于民国志，总的信息度高于民国志，而且经济分量重，地方特色突出，在反映政和客观地情面貌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要胜于民国志，其功用价值超过民国志，指导思想也要优于民国志。但新志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单一的记事性造成许多内容都在写沿革，对于重大事件的记述不及民国志写得详细。总体来说，新志要比民国志优秀、进步得多，但民国志一些独特的优点也是新志无法比拟的。
注释：
（1）福建省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1994年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概述”第2页。
（2）福建省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1994年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人物·人物传”，第912页。
（3）刘光禄等：《县志编修探微》，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40页。
（4）福建省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1994年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第28篇，第六章，第一节，历代志书编纂 第710页。
（5）民国17年《政和县志》，政和熊山印刷所代印，第十一册，卷三十，《列女》，第4—5页。
（6）福建省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和县志》，1994年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凡例。
（7）民国17年《政和县志》，政和熊山印刷所代印，卷首，凡例，第1页。
（8）刘光禄等：《县志编修探微》，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9）民国17年《政和县志》，政和熊山印刷所代印，第七册，卷十三，《赋税》，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