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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京郊，走过一小段凹凸不平的土路，再拐进一个似乎是废弃多年的荒芜厂区，经过藏在深处的一座座陈旧建筑，一件件看似随意搁置的创意雕塑在草地和阳光的映衬下吸引了来访者的视线。前行至草地深处，一座高大的、不锈钢制的雕塑屹立眼前，就是陈文令的代表作之一《中国风景》，他的工作室就是背后的那座二层的玻璃小楼，隔离了城市的喧嚣。
高大帅气、轮廓分明、还有艺术家应有的风度与骄傲，这便是陈文令给人的第一印象。但交谈中，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陈文令逐渐展开在众人面前：他看透世界荒唐与脆弱的聪明和他对于雕塑梦想、对于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执著。
“父亲让我有梦想，恩师让我靠近梦想”
福建安溪以盛产“铁观音”闻名，陈文令却是在安溪县的一个贫困村出生的。当时，除了经济上的贫穷，爷爷的“地主成分”让整个家族在村中都备受排挤。即便处境艰难，爷爷还是供父亲读到高中，去厦门接受“高等教育”，认识“外面的世界”。但最终经济的拮据让父亲回到了村中，“走出去”的路夭折了。但在外学习的这段时间却让陈文令的父亲了解到了知识与眼界的重要，“能够走上雕塑这条路，绝对离不开父亲对我的影响！”陈文令的话中饱含着对父亲的感激。
“我父亲能写会画，他的书法写得非常漂亮，去厦门读书时他学了绘画，所以绘画在我们村子里也是小有名气。”平日里，陈文令的父亲除了去县城卖菜挣钱外，还在村里做起了刻遗像的手艺活儿，过硬的技术得到了方圆数里村民们的认可。在父亲耳濡目染的熏陶下，陈文令在儿时便逐渐爱上了这门“手艺”，同时展现出了对于创作的热情与天赋。
“那时候家里穷，根本没有什么玩具，每次父亲从县城回来，最多就是给我带回来一两个苹果。”陈文令感慨，“可是那段不怎么快乐的时光却激发了我创造快乐的热情。”12岁那年，信佛的村民们请人雕刻了一尊两三米高的大佛像。小陈文令见到开光时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突然心中一动，三下五除二，自己雕出来一尊几乎一样的小佛像。做好后，陈文令叫上村里的几个伙伴，抬上这尊小佛像走街串巷地“展示”。村民们无一不对此惊叹，甚至还点起了炮竹对这个“小神童”以表称赞。
“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大人们的夸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说到这时，陈文令的嘴角扬起了得意的笑意。看到儿子有这般天赋，父亲开始有意地传授一些技术给陈文令，但父亲这般支持为的只是让儿子掌握一门手艺，将来以此为生，养家糊口。就这样，13岁的陈文令第一次用这门手艺“招揽”起了生意。可是小小年纪很难得到大家的信服，雕刻的活儿没人找这个小孩儿来做，最多还是在村里画画佛像。父亲点燃了陈文令的艺术梦，但似乎不能为这个梦的实现推波助澜。
陈文令继续踏踏实实做着他的“民间小艺人”时，他当时所就读的中学校长的一句话重新激起了陈文令的艺术梦想：“老师跟我说，如果我就这样满足现状，那我所谓的‘才华、天赋’也就仅限于此，他鼓励我一定要走出去，到专业的地方正统地学习。”
对于多学一门手艺，父母自然没有过多的阻碍。之后经过几位老师的辗转相助，终于，陈文令在14岁这年进了县城的美术班学起了绘画。至今，陈文令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离家时的场景。“我母亲哭得非常伤心，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离开过家，儿行千里母担忧，家里再穷再破，还是家好！”开学那天凌晨4点半，天刚蒙蒙亮，陈文令带上母亲用石灰袋子装好的行囊，骑车近40公里去学校。这个简单的行囊，包裹的不仅仅是几件衣服，装的更是陈文令沉甸甸的艺术梦想。
最接近梦想的地方在北京
经过在美术班的专业学习，陈文令在1984年凭借优异的专业成绩考上了福建省颇具名气的艺术技校——福建工艺美术学院，主修国画专业。和其他同学比起来，陈文令比较丰富的“从业经历”让他在学习中驾轻就熟。他虽然看上去每天都是斗志昂扬，但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国画和自己的性格不太一致，似乎只有雕塑才能最大限度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于是，在学习国画之余，凭借先前的一点底子，陈文令开始自学雕塑。做雕塑的理想伴随着坚韧的意志让陈文令的生活充满希望。
1991年毕业后，陈文令被分配到厦门市政府侨办工作，主要就是为侨商们办一些画报。这样一个工作，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相当不错的“肥水衙门”了。但陈文令却并不这样想，“生活虽然安逸，但是我总是觉得这样走下去，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远。”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陈文令从来没有放弃过雕塑，工作之余，还是会悉心研究。欲望的火苗是难以浇灭的，更何况做雕塑的欲望对陈文令来说并非一时兴起。既然放不下，干脆就去追寻。在侨办工作不到两年，陈文令毅然辞职。用这两年攒下的几千元积蓄，陈文令给父母及兄弟姐妹置办了新衣服，为家里增添了新物件。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全国范围招收进修生时，陈文令获得福建工艺美术学院的推荐，得到了这次进修的机会。带着剩下不到两千元的积蓄，陈文令独自一人北上，重新出发。
俗话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从小到大，陈文令的手艺、成绩都是遥遥领先的，不知不觉中，陈文令已经习惯了被贴上“才华出众”的标签。来到一个集聚了全国最为优秀学生的班级，周围同学个个都有过硬的本事，陈文令身上曾经的光芒一瞬间显得如此暗淡。加之从南方到北方的巨大地域跨越，使得陈文令无论从日常生活上，还是平日的人际交往中，都不能完全适应北京全新的生活。陈文令回忆道：“渐渐地，我就发现自己变得自卑，不爱讲话了。”如果成功不仅仅需要自己努力，还少不了贵人相助、高人指点的话，那么陈文令绝对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他迷茫、低谷之时，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鼓励。“那次是我们班同学的一个小聚会，大家喝酒聊天，突然班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我们班，以后就陈文令能有大作为！’”当时萎靡不振的陈文令听到这句话时，那份惊讶与振奋让他至今难以忘怀：“虽然不知道他是酒后胡言乱语，还是发自内心讲的，但是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感觉自己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然而，重振旗鼓的激情终究熬不过现实的残酷。短短一年的进修显然并不能够为陈文令踏进当代艺术圈积累足够的人脉与经验，况且国内艺术产业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经历了一段颇为特殊的时期——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人对于生活有了全新的思考，加上西方文化的熏陶，更多的年轻人开始用艺术来追逐自己的梦想。但与此同时，那时国内的大环境却依旧保守，对于艺术与文化的包容性更是远不如今。因此，尽管在北京这样一座历史积淀浓厚的大城市，年轻艺术家们大多空有满腔热血与灵感，却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即使是这样一个大环境，我也从来没想过放弃，成为雕塑艺术家是我一直以来追寻的梦想！”对此，陈文令对于梦想的实现一直坚定不移。
有时候，迎难而上未必是最好的办法，以退为攻的“曲线救国”也不失为一种良策。于是，毕业之后，陈文令决定还是先回厦门生活一段时间，找合适的机会再回北京。“只有在北京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我的梦想！”今天说到这句话，陈文令的语气还是那么铿锵有力。
怀揣着重回北京并在最高水平艺术圈内证明自己的决心，陈文令在1994年回到厦门，开始了他“卧薪尝胆”的几年。“回到厦门，我有了人生第一个‘工作室’，就在海边一棵高大的板栗树下。”陈文令笑言。就是在这样一个背靠大海，与天地接壤的“工作室”，陈文令与他惟一的助手，一起度过了最艰苦的五年。“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在附近租一间小屋子，一个月900块钱。我的收入也不稳定，偶尔给别人雕画像挣点钱，挣了钱就迫不及待地想置备雕塑材料和工具，生活比较拮据。”那段日子，如今回忆起来，陈文令反倒觉得充实难忘。“心中有个坚定的梦想，所以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苦。”上世纪90年代末，南方沿海城市经济飞速发展，金钱主义蔓延。环境的改变让陈文令觉得自己应该回到他心中那个离梦想最近的地方——北京。2001到2002年，陈文令屡次北上，到北京寻找出路。但是一无经费二无人脉，加上当时的艺术界没有那么多的画廊和空间，陈文令碰得灰头土脸之后只得又回到厦门。
著名作家雨果曾说：“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都望而生畏，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意志坚强的陈文令此时再一次让幸运降临：一位台湾商人看到了他的作品，愿意出资20万元支持他办个人展览。20万元，如果在美术馆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可是陈文令坚定地说：“要做就做到极致。”卖掉自己一间房子补贴进去，陈文令破釜沉舟的第一个展览在厦门的海边开幕了。这个叫“红色记忆”的系列雕塑作品几乎是一炮而红，雕塑的红色小人后来被大家称为“小红人”，至今仍然是拍卖会上的宠儿。
然而，这一展成名之作在当时却并没有给陈文令的生活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改善，他的处境反而更差了。“当时一件作品都没有卖。那时候,我已经很拮据了,为一个体系完整有价值的作品整整‘扛’了四年，又做了展览，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很希望有一些经济回报，但是没有。”不过，正是这破釜沉舟的一搏，让陈文令开始逐渐实现他的艺术梦想。同年，在广州艺术双年展中，他是惟一一位参展的新人。至此，用陈文令的话说，自己走上正式的跑道了。
用艺术感知生活
2004年秋天，陈文令再一次杀回北京，这次，他不仅留下了，还建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从此在雕塑界中自由驰骋。
继《红色记忆》即“小红人”系列作品大红大紫后，陈文令又在几年间相继推出《幸福生活》、《英勇奋斗》、《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等系列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是陈文令对于时下社会的深刻反思。
在许多人眼中，雕塑作品往往出自于艺术家一瞬间的心血来潮或是天马行空的创意，但陈文令却否认这一点：“我从来不信灵感，我的所有想法都是生活的沉淀。”在他看来，艺术之所以高于生活，在于它是对于生活的积累。2010年那场名为《悬案》的作品的创作就源于1996年陈文令在厦门遭遇的一次重大意外抢劫：“三个歹徒，一个把风，两个手里拿刀。我那时候手无寸铁，但还是跟他们拼死搏斗，被捅了20几刀。”劫后余生让陈文令重新思考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这次个展所得的10万元收入，陈文令将其作为基金去帮助那些服刑人员的子女。对于这样的以德报怨，陈文令这样说道：“我对世界没有仇恨。没有必要以怨报怨。那样,生活质量会下降。人的一生那么短暂,整天生活在怨恨里,生命的有效性会下降。”
走进操作间，陈文令和助手正在对过去旧作品进行新加工，所谓“新”正是陈文令对于生活与社会新的思考与感悟。对于未来要创作怎样的作品，陈文令没有太多规划，他一直在用坚定的信念雕塑梦想。
责任编辑 李菡丹
高大帅气、轮廓分明、还有艺术家应有的风度与骄傲，这便是陈文令给人的第一印象。但交谈中，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陈文令逐渐展开在众人面前：他看透世界荒唐与脆弱的聪明和他对于雕塑梦想、对于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执著。
“父亲让我有梦想，恩师让我靠近梦想”
福建安溪以盛产“铁观音”闻名，陈文令却是在安溪县的一个贫困村出生的。当时，除了经济上的贫穷，爷爷的“地主成分”让整个家族在村中都备受排挤。即便处境艰难，爷爷还是供父亲读到高中，去厦门接受“高等教育”，认识“外面的世界”。但最终经济的拮据让父亲回到了村中，“走出去”的路夭折了。但在外学习的这段时间却让陈文令的父亲了解到了知识与眼界的重要，“能够走上雕塑这条路，绝对离不开父亲对我的影响！”陈文令的话中饱含着对父亲的感激。
“我父亲能写会画，他的书法写得非常漂亮，去厦门读书时他学了绘画，所以绘画在我们村子里也是小有名气。”平日里，陈文令的父亲除了去县城卖菜挣钱外，还在村里做起了刻遗像的手艺活儿，过硬的技术得到了方圆数里村民们的认可。在父亲耳濡目染的熏陶下，陈文令在儿时便逐渐爱上了这门“手艺”，同时展现出了对于创作的热情与天赋。
“那时候家里穷，根本没有什么玩具，每次父亲从县城回来，最多就是给我带回来一两个苹果。”陈文令感慨，“可是那段不怎么快乐的时光却激发了我创造快乐的热情。”12岁那年，信佛的村民们请人雕刻了一尊两三米高的大佛像。小陈文令见到开光时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突然心中一动，三下五除二，自己雕出来一尊几乎一样的小佛像。做好后，陈文令叫上村里的几个伙伴，抬上这尊小佛像走街串巷地“展示”。村民们无一不对此惊叹，甚至还点起了炮竹对这个“小神童”以表称赞。
“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大人们的夸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说到这时，陈文令的嘴角扬起了得意的笑意。看到儿子有这般天赋，父亲开始有意地传授一些技术给陈文令，但父亲这般支持为的只是让儿子掌握一门手艺，将来以此为生，养家糊口。就这样，13岁的陈文令第一次用这门手艺“招揽”起了生意。可是小小年纪很难得到大家的信服，雕刻的活儿没人找这个小孩儿来做，最多还是在村里画画佛像。父亲点燃了陈文令的艺术梦，但似乎不能为这个梦的实现推波助澜。
陈文令继续踏踏实实做着他的“民间小艺人”时，他当时所就读的中学校长的一句话重新激起了陈文令的艺术梦想：“老师跟我说，如果我就这样满足现状，那我所谓的‘才华、天赋’也就仅限于此，他鼓励我一定要走出去，到专业的地方正统地学习。”
对于多学一门手艺，父母自然没有过多的阻碍。之后经过几位老师的辗转相助，终于，陈文令在14岁这年进了县城的美术班学起了绘画。至今，陈文令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离家时的场景。“我母亲哭得非常伤心，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离开过家，儿行千里母担忧，家里再穷再破，还是家好！”开学那天凌晨4点半，天刚蒙蒙亮，陈文令带上母亲用石灰袋子装好的行囊，骑车近40公里去学校。这个简单的行囊，包裹的不仅仅是几件衣服，装的更是陈文令沉甸甸的艺术梦想。
最接近梦想的地方在北京
经过在美术班的专业学习，陈文令在1984年凭借优异的专业成绩考上了福建省颇具名气的艺术技校——福建工艺美术学院，主修国画专业。和其他同学比起来，陈文令比较丰富的“从业经历”让他在学习中驾轻就熟。他虽然看上去每天都是斗志昂扬，但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国画和自己的性格不太一致，似乎只有雕塑才能最大限度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于是，在学习国画之余，凭借先前的一点底子，陈文令开始自学雕塑。做雕塑的理想伴随着坚韧的意志让陈文令的生活充满希望。
1991年毕业后，陈文令被分配到厦门市政府侨办工作，主要就是为侨商们办一些画报。这样一个工作，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相当不错的“肥水衙门”了。但陈文令却并不这样想，“生活虽然安逸，但是我总是觉得这样走下去，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远。”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陈文令从来没有放弃过雕塑，工作之余，还是会悉心研究。欲望的火苗是难以浇灭的，更何况做雕塑的欲望对陈文令来说并非一时兴起。既然放不下，干脆就去追寻。在侨办工作不到两年，陈文令毅然辞职。用这两年攒下的几千元积蓄，陈文令给父母及兄弟姐妹置办了新衣服，为家里增添了新物件。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全国范围招收进修生时，陈文令获得福建工艺美术学院的推荐，得到了这次进修的机会。带着剩下不到两千元的积蓄，陈文令独自一人北上，重新出发。
俗话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从小到大，陈文令的手艺、成绩都是遥遥领先的，不知不觉中，陈文令已经习惯了被贴上“才华出众”的标签。来到一个集聚了全国最为优秀学生的班级，周围同学个个都有过硬的本事，陈文令身上曾经的光芒一瞬间显得如此暗淡。加之从南方到北方的巨大地域跨越，使得陈文令无论从日常生活上，还是平日的人际交往中，都不能完全适应北京全新的生活。陈文令回忆道：“渐渐地，我就发现自己变得自卑，不爱讲话了。”如果成功不仅仅需要自己努力，还少不了贵人相助、高人指点的话，那么陈文令绝对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他迷茫、低谷之时，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鼓励。“那次是我们班同学的一个小聚会，大家喝酒聊天，突然班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我们班，以后就陈文令能有大作为！’”当时萎靡不振的陈文令听到这句话时，那份惊讶与振奋让他至今难以忘怀：“虽然不知道他是酒后胡言乱语，还是发自内心讲的，但是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感觉自己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然而，重振旗鼓的激情终究熬不过现实的残酷。短短一年的进修显然并不能够为陈文令踏进当代艺术圈积累足够的人脉与经验，况且国内艺术产业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经历了一段颇为特殊的时期——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人对于生活有了全新的思考，加上西方文化的熏陶，更多的年轻人开始用艺术来追逐自己的梦想。但与此同时，那时国内的大环境却依旧保守，对于艺术与文化的包容性更是远不如今。因此，尽管在北京这样一座历史积淀浓厚的大城市，年轻艺术家们大多空有满腔热血与灵感，却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即使是这样一个大环境，我也从来没想过放弃，成为雕塑艺术家是我一直以来追寻的梦想！”对此，陈文令对于梦想的实现一直坚定不移。
有时候，迎难而上未必是最好的办法，以退为攻的“曲线救国”也不失为一种良策。于是，毕业之后，陈文令决定还是先回厦门生活一段时间，找合适的机会再回北京。“只有在北京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我的梦想！”今天说到这句话，陈文令的语气还是那么铿锵有力。
怀揣着重回北京并在最高水平艺术圈内证明自己的决心，陈文令在1994年回到厦门，开始了他“卧薪尝胆”的几年。“回到厦门，我有了人生第一个‘工作室’，就在海边一棵高大的板栗树下。”陈文令笑言。就是在这样一个背靠大海，与天地接壤的“工作室”，陈文令与他惟一的助手，一起度过了最艰苦的五年。“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在附近租一间小屋子，一个月900块钱。我的收入也不稳定，偶尔给别人雕画像挣点钱，挣了钱就迫不及待地想置备雕塑材料和工具，生活比较拮据。”那段日子，如今回忆起来，陈文令反倒觉得充实难忘。“心中有个坚定的梦想，所以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苦。”上世纪90年代末，南方沿海城市经济飞速发展，金钱主义蔓延。环境的改变让陈文令觉得自己应该回到他心中那个离梦想最近的地方——北京。2001到2002年，陈文令屡次北上，到北京寻找出路。但是一无经费二无人脉，加上当时的艺术界没有那么多的画廊和空间，陈文令碰得灰头土脸之后只得又回到厦门。
著名作家雨果曾说：“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都望而生畏，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意志坚强的陈文令此时再一次让幸运降临：一位台湾商人看到了他的作品，愿意出资20万元支持他办个人展览。20万元，如果在美术馆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可是陈文令坚定地说：“要做就做到极致。”卖掉自己一间房子补贴进去，陈文令破釜沉舟的第一个展览在厦门的海边开幕了。这个叫“红色记忆”的系列雕塑作品几乎是一炮而红，雕塑的红色小人后来被大家称为“小红人”，至今仍然是拍卖会上的宠儿。
然而，这一展成名之作在当时却并没有给陈文令的生活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改善，他的处境反而更差了。“当时一件作品都没有卖。那时候,我已经很拮据了,为一个体系完整有价值的作品整整‘扛’了四年，又做了展览，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很希望有一些经济回报，但是没有。”不过，正是这破釜沉舟的一搏，让陈文令开始逐渐实现他的艺术梦想。同年，在广州艺术双年展中，他是惟一一位参展的新人。至此，用陈文令的话说，自己走上正式的跑道了。
用艺术感知生活
2004年秋天，陈文令再一次杀回北京，这次，他不仅留下了，还建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从此在雕塑界中自由驰骋。
继《红色记忆》即“小红人”系列作品大红大紫后，陈文令又在几年间相继推出《幸福生活》、《英勇奋斗》、《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等系列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是陈文令对于时下社会的深刻反思。
在许多人眼中，雕塑作品往往出自于艺术家一瞬间的心血来潮或是天马行空的创意，但陈文令却否认这一点：“我从来不信灵感，我的所有想法都是生活的沉淀。”在他看来，艺术之所以高于生活，在于它是对于生活的积累。2010年那场名为《悬案》的作品的创作就源于1996年陈文令在厦门遭遇的一次重大意外抢劫：“三个歹徒，一个把风，两个手里拿刀。我那时候手无寸铁，但还是跟他们拼死搏斗，被捅了20几刀。”劫后余生让陈文令重新思考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这次个展所得的10万元收入，陈文令将其作为基金去帮助那些服刑人员的子女。对于这样的以德报怨，陈文令这样说道：“我对世界没有仇恨。没有必要以怨报怨。那样,生活质量会下降。人的一生那么短暂,整天生活在怨恨里,生命的有效性会下降。”
走进操作间，陈文令和助手正在对过去旧作品进行新加工，所谓“新”正是陈文令对于生活与社会新的思考与感悟。对于未来要创作怎样的作品，陈文令没有太多规划，他一直在用坚定的信念雕塑梦想。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