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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灵先生有一位漂亮太太，这印象缘于一张摄于香港的老照片。等我见到这位往日的美人，已是胖乎乎的老太太，依旧还有些娃娃脸，呵护在柯灵左右。是一个大冬天，气候十分寒冷，我进门的时候，他们老夫妇两个正在尝试点煤气取暖炉，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这让我很震惊，因为那是一种很危险的取暖方式，这种炉子号称某某红外线新产品，耗氧十分厉害，门窗关严了，非常容易煤气中毒。
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化人地位正直线上升，柯灵夫妇住在一栋很漂亮的洋房底层，那时候还没有空调，他们冻得瑟瑟发抖。尝试并不成功，两人手忙脚乱，柯灵太太负责煤气总阀门，这边喊准备好了，那边就把阀门打开，然后这边赶紧划火柴。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可能是管子堵住了，柯灵不愿意我一直这么在旁边看着，便放弃了继续尝试，说待一会再努力，招呼我坐下，然后就谈事。
我有些忐忑不安，很认真地告诉他这种取暖炉非常不安全。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柯灵有些恍惚，看了看那小炉子，想说什么，话刚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天气实在太冷了，穿着厚厚的棉袄，他看上去瘦了很多，情绪显得低落。
很快他的情绪好转，我们谈起了张爱玲，胡天胡地乱说了一通。柯灵对张极度推崇，是真心地喜爱她的文字，一说到她，眼睛就放亮发光，说什么书其实可以出，什么书出版社已经出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推荐出版社出过一套现代长篇小说别集，其中就有一本张爱玲以笔名梁京写的《十八春》，后来上海的一位研究者又编了本《小艾》，选的都是张没有在大陆结集出版过的小说，包括前两年拍电影而大红的《色戒》，柯灵作为中间介绍人，力荐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此书。
我甚至记不清此次在柯灵家，是不是为了谈这本书，反正通过大家的努力，书后来终于出版了。我是责任编辑，当时没有电脑照排，版式由我亲自设计，很讲究，在排版印刷时却异常麻烦。书出得还算漂亮，柯灵也比较满意，那时候，张爱玲的书并不是禁书，但是要想通过审查，很不容易。总会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出来反对，我的顶头上司之一就认定张不只是汉奸，还是不折不扣的淫秽作家，因此能排除万难把书印出来，已经是上上签。
在那个年头，要骗过负责审查的领导也不容易。《小艾》出版的时候，张爱玲还健在，现在说起来有些荒唐，在当时出版张的小说，不仅不要经过她本人的同意，不仅没有稿费，只要能出版，就是给张的面子，就是在向她致敬。只要能出版，就是在肯定张的地位，这地位并不是文学史上的排名，而是悄悄地在做翻案文章。记得柯灵曾经问我要过好几次样书，有一次是说要送给张的姑妈。
我敢肯定柯灵当时绝不会知道张有一本叫《小团圆》的手稿，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少年以后，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段文字。在前辈的老作家中，再也找不到像柯灵那样乐意为张爱玲鼓吹的作家，说到她，他总是不遗余力。在老作家嘴里，张爱玲显然没有什么好的人緣。有一年在杭州西湖边，我们去拜见黄源，他一提到沈从文和张爱玲非常的不屑，口无遮拦。老人家并不知道我其实很喜欢这两位作家，而且就算是知道，也仍然会大肆攻击。
张爱玲对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作家，基本上敬而远之。作家有很多种，有人天性好战，以鲁迅为代表，绝不放过自己的敌人。张显然明白她是个异数，能做的就是毫无顾忌地伤害自己身边的人，因为越是身边，越熟悉，越亲密接触，小刀子就可能捅得又准又狠，而她小说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
与那些名声响亮的老作家相比，柯灵算不上什么大牌。不过显然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有良好的人脉，他是一个不错的好编辑，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活动家。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老一辈作家都对他印象良好，而他也是最容易欣赏别人，很乐意为同行叫好，文人相轻的恶习对他并不适用。柯灵可以是很多人的朋友，他的平易近人，他的热诚，我作为晚辈感受尤深，起码我没看到他摆过什么老作家的派头。其实老中青作家都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专看缺点，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某些不足，天生傲骨，喜欢说人家的不是；一是善于发现优点，为人虚心，总是在欣赏别人的优秀，并把这些优点和优秀揭示出来，柯灵显然属于后一类。
与柯灵打交道自然不仅仅是为了张爱玲，我当了编辑以后，一直想约一部老同志写的优秀长篇小说，这是领导给安排的任务，也是自己一度想努力的目标。毕竟刚离开大学校门，我还像个情窦初开的天真孩子，一门心思按照自己的阅读经验选择作者，想把柯灵计划要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拿到手。当然是一厢情愿，记得当时只把目标锁定在两个人身上，一位是北京的汪曾祺，还有一位就是上海的柯灵。姜还是老的辣，在有把年纪的老作家中，似乎也就他们两个合适，就他们两个还能写，是老作家中的最后希望，其他的人不是岁数太老，就是功力太嫩。
柯灵从来没说一定要把小说给我，只是说先让他写出来，对于他这么一个老人来说，什么时候能写出来真说不准。有一次去柯灵家，我看见门口贴着条子，大意是为了不影响写作，他已经闭门谢客了，请来者不要再打扰。这让人有些感动，也活生生地展示他的工作状态。我很喜欢柯灵与师陀合写的剧本《夜店》，那对话实在太棒了，我相信有如此功力的老作家，只要他愿意，只要他努力，就应该能写出一本好的可以传世的作品。只要能写出来，只要能写好，交给哪家出版社并不重要。可惜无论是汪曾祺，还是柯灵，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汪曾祺根本就没打算写，他是个聪明人，犯不着为那些很难完成的事去操心受累。柯灵的晚年倒是一直在写那部长篇，要反映出大上海的变迁，不断地看到有些报道，甚至还先发表了一部分，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代替现实，我最后也没弄明白他的小说是否写完，只知道一点，就算是已经完成，也不是一部什么大不了的作品。
写长篇小说是货真价实的力气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百废待新，真正老一茬的作家，显然都太老了。仿佛过气的老运动员，已过了出成绩的最佳年龄。廉颇老矣，就算还有好胃口，又能怎么样。老年的雨果和托尔斯泰在晚年都不乏惊人之作，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在其职业写作生涯中，他们都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始终是在第一线打拼，而中国的老作家们，因为时代原因，被强迫中断了几十年，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好年头，虽然名声显赫，却仍然只是文坛上的新手。
我从来也没有死皮赖脸地缠着柯灵，好像挖壁角一样，非要把他的长篇小说据为己有，以表明自己的组稿能耐。我断断续续地与他联系着，心中暗自祝愿他能尽快把长篇小说写完。说老实话，人也会变，我很快就对当名好编辑失去了兴趣。我已经丧失了耐心，不想再去编那些只可以赚钱的图书，能不能拿到名人的稿子也所谓。在当时的出版风气下，就算是组到了第一流的好稿子，如果没有印数，也不是什么好编辑，那年头的好编辑就是能赚钱，要能赚大钱。当然，也许更为关键的，是对写作的热情与日俱增，因为不安心，我变得有些不尽心，忽然想明白与其指望别人写一部好作品出来，还不如自己去冒险尝试。天下谁是圣贤本来没有一定，孔子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试一试呢。
柯灵生于是1909，与钱钟书和师陀都是同时代的人，年龄相仿，活跃在同一个文学舞台上。在大类上，他们都是作家，可是仔细区别，就会发现大相径庭。以小说看，师陀最多，以学问看，钱钟书雄视古今，柯灵虽然小文章写得很灵动，文字功力不凡，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学活动上。文坛会因为他的存在热闹，文学新人会通过他的发现为人注目，快忘却的老作家也会由于他的关心被重新提起。我一直记得有一本书，叫《爱俪园梦影录》，这部书稿几经波折，从交给柯灵开始，拖了几十年，经过了无数风雨，才最终成书，从头至尾都离不开他的关心。
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化人地位正直线上升，柯灵夫妇住在一栋很漂亮的洋房底层，那时候还没有空调，他们冻得瑟瑟发抖。尝试并不成功，两人手忙脚乱，柯灵太太负责煤气总阀门，这边喊准备好了，那边就把阀门打开，然后这边赶紧划火柴。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可能是管子堵住了，柯灵不愿意我一直这么在旁边看着，便放弃了继续尝试，说待一会再努力，招呼我坐下，然后就谈事。
我有些忐忑不安，很认真地告诉他这种取暖炉非常不安全。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柯灵有些恍惚，看了看那小炉子，想说什么，话刚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天气实在太冷了，穿着厚厚的棉袄，他看上去瘦了很多，情绪显得低落。
很快他的情绪好转，我们谈起了张爱玲，胡天胡地乱说了一通。柯灵对张极度推崇，是真心地喜爱她的文字，一说到她，眼睛就放亮发光，说什么书其实可以出，什么书出版社已经出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推荐出版社出过一套现代长篇小说别集，其中就有一本张爱玲以笔名梁京写的《十八春》，后来上海的一位研究者又编了本《小艾》，选的都是张没有在大陆结集出版过的小说，包括前两年拍电影而大红的《色戒》，柯灵作为中间介绍人，力荐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此书。
我甚至记不清此次在柯灵家，是不是为了谈这本书，反正通过大家的努力，书后来终于出版了。我是责任编辑，当时没有电脑照排，版式由我亲自设计，很讲究，在排版印刷时却异常麻烦。书出得还算漂亮，柯灵也比较满意，那时候，张爱玲的书并不是禁书，但是要想通过审查，很不容易。总会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出来反对，我的顶头上司之一就认定张不只是汉奸，还是不折不扣的淫秽作家，因此能排除万难把书印出来，已经是上上签。
在那个年头，要骗过负责审查的领导也不容易。《小艾》出版的时候，张爱玲还健在，现在说起来有些荒唐，在当时出版张的小说，不仅不要经过她本人的同意，不仅没有稿费，只要能出版，就是给张的面子，就是在向她致敬。只要能出版，就是在肯定张的地位，这地位并不是文学史上的排名，而是悄悄地在做翻案文章。记得柯灵曾经问我要过好几次样书，有一次是说要送给张的姑妈。
我敢肯定柯灵当时绝不会知道张有一本叫《小团圆》的手稿，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少年以后，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段文字。在前辈的老作家中，再也找不到像柯灵那样乐意为张爱玲鼓吹的作家，说到她，他总是不遗余力。在老作家嘴里，张爱玲显然没有什么好的人緣。有一年在杭州西湖边，我们去拜见黄源，他一提到沈从文和张爱玲非常的不屑，口无遮拦。老人家并不知道我其实很喜欢这两位作家，而且就算是知道，也仍然会大肆攻击。
张爱玲对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作家，基本上敬而远之。作家有很多种，有人天性好战，以鲁迅为代表，绝不放过自己的敌人。张显然明白她是个异数，能做的就是毫无顾忌地伤害自己身边的人，因为越是身边，越熟悉，越亲密接触，小刀子就可能捅得又准又狠，而她小说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
与那些名声响亮的老作家相比，柯灵算不上什么大牌。不过显然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有良好的人脉，他是一个不错的好编辑，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活动家。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老一辈作家都对他印象良好，而他也是最容易欣赏别人，很乐意为同行叫好，文人相轻的恶习对他并不适用。柯灵可以是很多人的朋友，他的平易近人，他的热诚，我作为晚辈感受尤深，起码我没看到他摆过什么老作家的派头。其实老中青作家都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专看缺点，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某些不足，天生傲骨，喜欢说人家的不是；一是善于发现优点，为人虚心，总是在欣赏别人的优秀，并把这些优点和优秀揭示出来，柯灵显然属于后一类。
与柯灵打交道自然不仅仅是为了张爱玲，我当了编辑以后，一直想约一部老同志写的优秀长篇小说，这是领导给安排的任务，也是自己一度想努力的目标。毕竟刚离开大学校门，我还像个情窦初开的天真孩子，一门心思按照自己的阅读经验选择作者，想把柯灵计划要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拿到手。当然是一厢情愿，记得当时只把目标锁定在两个人身上，一位是北京的汪曾祺，还有一位就是上海的柯灵。姜还是老的辣，在有把年纪的老作家中，似乎也就他们两个合适，就他们两个还能写，是老作家中的最后希望，其他的人不是岁数太老，就是功力太嫩。
柯灵从来没说一定要把小说给我，只是说先让他写出来，对于他这么一个老人来说，什么时候能写出来真说不准。有一次去柯灵家，我看见门口贴着条子，大意是为了不影响写作，他已经闭门谢客了，请来者不要再打扰。这让人有些感动，也活生生地展示他的工作状态。我很喜欢柯灵与师陀合写的剧本《夜店》，那对话实在太棒了，我相信有如此功力的老作家，只要他愿意，只要他努力，就应该能写出一本好的可以传世的作品。只要能写出来，只要能写好，交给哪家出版社并不重要。可惜无论是汪曾祺，还是柯灵，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汪曾祺根本就没打算写，他是个聪明人，犯不着为那些很难完成的事去操心受累。柯灵的晚年倒是一直在写那部长篇，要反映出大上海的变迁，不断地看到有些报道，甚至还先发表了一部分，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代替现实，我最后也没弄明白他的小说是否写完，只知道一点，就算是已经完成，也不是一部什么大不了的作品。
写长篇小说是货真价实的力气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百废待新，真正老一茬的作家，显然都太老了。仿佛过气的老运动员，已过了出成绩的最佳年龄。廉颇老矣，就算还有好胃口，又能怎么样。老年的雨果和托尔斯泰在晚年都不乏惊人之作，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在其职业写作生涯中，他们都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始终是在第一线打拼，而中国的老作家们，因为时代原因，被强迫中断了几十年，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好年头，虽然名声显赫，却仍然只是文坛上的新手。
我从来也没有死皮赖脸地缠着柯灵，好像挖壁角一样，非要把他的长篇小说据为己有，以表明自己的组稿能耐。我断断续续地与他联系着，心中暗自祝愿他能尽快把长篇小说写完。说老实话，人也会变，我很快就对当名好编辑失去了兴趣。我已经丧失了耐心，不想再去编那些只可以赚钱的图书，能不能拿到名人的稿子也所谓。在当时的出版风气下，就算是组到了第一流的好稿子，如果没有印数，也不是什么好编辑，那年头的好编辑就是能赚钱，要能赚大钱。当然，也许更为关键的，是对写作的热情与日俱增，因为不安心，我变得有些不尽心，忽然想明白与其指望别人写一部好作品出来，还不如自己去冒险尝试。天下谁是圣贤本来没有一定，孔子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试一试呢。
柯灵生于是1909，与钱钟书和师陀都是同时代的人，年龄相仿，活跃在同一个文学舞台上。在大类上，他们都是作家，可是仔细区别，就会发现大相径庭。以小说看，师陀最多，以学问看，钱钟书雄视古今，柯灵虽然小文章写得很灵动，文字功力不凡，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学活动上。文坛会因为他的存在热闹，文学新人会通过他的发现为人注目，快忘却的老作家也会由于他的关心被重新提起。我一直记得有一本书，叫《爱俪园梦影录》，这部书稿几经波折，从交给柯灵开始，拖了几十年，经过了无数风雨，才最终成书，从头至尾都离不开他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