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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曾经是2001年12月11日以前国内长期以来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从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协定缔约地位的申请起，到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中国入世的协议，接纳中国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的复关和入世经历了长达15年的艰苦卓绝的谈判。
中国入世是自主的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是中国建立以法制和开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然而怎样看待机遇和挑战?入世后我们将得到和失去什么?人们对开放市场的确定性、经济安全和风险控制的顾虑曾经引发了长期的争论，“让步牺牲论”、“主权丧失论”、“利弊得失论”、“机遇挑战论”等等在相当长时间内充斥了大报小刊，并展开了一场场大讨论，各种不同的思想与观念激烈碰撞，所涉及的文明理念与开放思想的争鸣，使我们逐步廓清了开放与改革、开放与安全的辩证关系。15年的艰辛谈判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赖以睁眼看清西方文明、看懂西方市场经济体系、提升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准的机会。
同时也让我们清醒，没有机遇的挑战和没有挑战的机遇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发展所形成的机遇和挑战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统一在事物整体之中。寄希望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能否等我们准备好、条件成熟再入世，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脱离市场常识的空想。机遇的特性就是它转瞬即逝的珍贵性和不可再获性。况且没有外逼，何谈沉睡的内醒。
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想长期处于边际化、边缘化的状况，惟有顺应潮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入世后，我国享有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的权利，可以参与制定有关的游戏规则，通过WTO的一套较为严密的博弈规则来加快我国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五年前，中国加入WTO时，一些舆论叫喊“狼来了”，国内外也曾有很多人预言，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银行业将全部崩溃，中国的银行根本就没有抵制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一定会把市场全部拱手相让。然而五年过去了，中国的银行业非但没有跨掉，还突飞猛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加入WTO后五年的实践告诉我们，WTO成员之间的博弈并非如人们臆说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只有共赢性博弈才具有更普适性的积极意义。WTO正是一种规则性、制度性合作的博弈。
2006年12月11日是中国金融业承诺WTO协定全面对外开放的日子，金融业的开放发展世界瞩目，由此我们采访了中国银行朱民副行长，他领导和组织了中国银行的改制，并于2006年6月1日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随后又在中国A股市场成功上市。从朱民副行长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入市五年中，中国银行市场的竞争和发展的轨迹。
金融业全面开放后的中国银行业
《经济导刊》：您认为，2006年12月11日中国金融业面向世界全面开放之后，中资、外资银行的发展状况会有什么变化呢?
朱民：首先：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外资银行全部进入中国市场，中资银行退出市场。开放之前，我们中资银行在分析中外优势时说，中资银行靠营业网点，外资银行靠产品，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就是：外资银行需要学会规模管理，而中资银行必须要加强产品创新。所以，谁在这两个管理中适应的更好，谁就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三年前很多人担心，媒体也广泛宣传全面开放后中国银行业要垮台的预言，然而工商银行的上市让世界看到：我们可以创造世界第一大上市公司，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以这个为标尺，过去三年来的银行重组至少画了一个逗号。如果进行中期的总结，一定是围绕中国银行的改革成功。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在世界前十家银行的排名中能占三位，这是很成功的。
《经济导刊》：您认为中国银行业在5年的发展中竞争力有很大的提升，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朱民：首先表现在资本金实力得到加强。中资银行的资本金从整个行业的2％左右涨到7．8％。特别是通过股本上市，银行资本达到13％-14％左右。不良资产大大降低，全系统从23％到现在的8％左右。现在银行主要的不良率基本都在4％、5％左右。
现在发挥更大作用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并开始实施。当然我们还没有一步到位，但是内控系统、风险管理系统都开始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治理结构的改革、企业文化的发展，信息网络的建立，这都是提升核心竞争能力的基础。所以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发展也是因为竞争的压力。这些因素，可能不会体现在财务指标方面，但却是更深远的发展。
《经济导刊》：5年以来，国内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水平如何?
朱民：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资产质量的提高，例如资本金额的提高、风险控制系统进一步加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资本成本也就是信贷成本，现在国内的几家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大概是50到60个基本点，就是0．5到0．6左右。这个概念就是国内的银行每年为了提高不良资产的质量而提供的资本占整个资产的比重是非常低的。比如韩国的情况是要达到1左右，一般的亚洲国家要达到1．2左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会达到1．5～1．6左右。这就表明了国内的银行业资产质量是比较实在的，我认为这个指标在全世界同行业的统一比较中是很杰出的。
中外资银行的差距有多大
《经济导刊》：在我们看到中国银行业有很大发展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认识到我们与外资银行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
朱民：的确，中资银行现在的实力和外资银行相比差距很大。最简单的例子：目前，排名前100家中资银行的盈利相加，还比不上花旗一家的盈利。应该说，这个例子非常有代表性。数据上来讲，中国的A01比较低，国际上做的比较好的银行可以达到1．5左右，而中国银行只有0．8左右。A01低可以反应出很多问题，例如中间产品、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产品经营效率。中外资银行都在做中间产品，外资银行做400元的中间产品业务，就有1元钱的利润；我们要做1万元的业务才能赚1块钱。这就说明中国银行的中间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盈利能力很弱。这种典型问题，都需要我们认识和面对。
中外资银行的合作、竞争
《经济导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对中外资银行有什么影响? 朱民：《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实施，是对所有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的规范。首先，这是 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个条例可以使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更明确，可以看到外资银行可能会选择的路径，中资银行就可以准备应对。所以虽然这是外资银行的管理条例，中资银行也还是应该认真地研究。
《经济导刊》：在过去五年中，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是否也有很多合作?
朱民：应该说在过去五年中，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外资银行之间竞争同样很激烈。比如QD，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就非常激烈，可以说也是一番恶战。再例如融资，它们之间的竞争也是寸步不让。而固定产品、债券方面同样也存在严重的竞争，应该说竞争存在于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有着较大的相互需求性。外资银行需要中资银行的营业网络，中资需要外资的产品开发技术。所以就促成了很多合作。例如：信用卡、数字清算、理财产品，类似的合作其实很多。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5年，中外资银行是有竞争，但是更多的是竞争的压力，并不是直接的面对面，因为大家所处市场不一样。我们周围的很多银行有百年历史，我们与它们不是出于同一个发展阶段，对这些银行不能看短，一定要看长。过去五年，它们主要是熟悉中国市场。它们的学习曲线走得非常长。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实力做好。比如我们资本能够在全世界占很大比重，但是我们的利润在全世界排到了100位以外，那就没有意义了。
《经济导刊》：那么今后中外资银行是否将会有一场激烈的交锋?
朱民：在过去的五年来，外资银行脚步慢是为了更好地站住脚，同时中资银行又有飞速的发展。过去也不是没竞争，但是我们有更多合作。随着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后，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五年中，将会是更多的竞争，而且竞争将会有更加复杂的形式。但是竞争永远是好事。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银行业能够从被全世界评价为要破产的银行业，走到今天的地步，也有竞争的功劳。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未来悲观。
《经济导刊》：中外资银行的竞争，中资银行的主要优势是网点网络问题，但有人说网点之问的竞争可以通过网上银行解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民：网上银行作为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就受到了追捧，全世界对它的期望都很高。我记得，英国当时成立了一家“鸡蛋银行”，即只开展网上银行业务而没有实际业务。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红火，但是不久似乎就销声匿迹了。从实际的情况来说，根源还是渠道的问题，网络和分支机构都是渠道竞争。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都是需要分支机构、网上业务、ATM机这些渠道，缺一不可，只是结构不一样。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由于地处偏远的居民对银行业务产品熟悉程度的差异，分支机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网上银行业务或许是一个新的未来，但现在还是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外汇交易中。与此同时，更多分支机构的服务覆盖面还是很大的。所以，网上银行业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不会取代分支机构提供的服务。
中资银行面临的问题
《经济导刊》：中资银行面临的问题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金融衍生品和中间业务方面，将会有何创新?
朱民：中间业务一直是我们的关注点，中国银行的中间业务的比重在所有的国内银行中是最高的。我们的非利息收入在2005年年底是19．3％，国内的一般水平是4％到5％左右，同时，我们很努力地在推动中间产品的发展。现在国内银行84％到85％的收益是依靠营业收入，营业收入的优点是在银行发放贷款的同时就有收入，而它的劣势是使银行承担了很大的周期性风险，因为它与宏观经济面的关系很紧密。现在宏观经济增长形势很好，但如果有下降或者波动的话，银行的风险是首当其冲的。
所以，为了避免周期性风险，银行就要多元化，必须大力开发中间产品。中国银行的中间业务正以平均30％、40％、50％这样的速度增长，在国内的银行中是领先的。另外，衍生产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因为传统来说，中国银行是外汇衍生产品的主要做庄者，但是在2006年1到5月份的外汇衍生产品市场中，外资银行第一次占据了第一的位置，这个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当然，经过我们不断地改进，从5月份以后到今天，我们又夺回了中国银行的市场地位。但是衍生产品最大的问题是怎样把外汇衍生产品变成人民币衍生产品，从而发展壮大人民币的衍生市场。总而言之，金融衍生品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市场和产品，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经济导刊》：中外资银行在中间产品和非利息收入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中资银行该如何提高?
朱民：中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总体水平偏低，这一点大家都承认。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全行业的非利息收入约占总收益的10％左右。而国际上一流的外资银行非利息收入约占到总收益的40％到50％，即使普通的外资银行也都是30％左右。所以这之间，我们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同时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增长。当然，增长中间产品和非利息产品的收入，不只是口头决心可以解决的问题。它的必要因素包括产品设置、销售、渠道以及IT系统的支持和团队的配合。现在好的一方面是，国内的银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间业务的发展势头迅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国内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强。
另外，中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差距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要迎头赶上还取决于很多的因素。首先银行内部管理很重要，需要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更加全面的中间业务创新。但是更重要的是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客户的需求，如果客户没有需求，中间业务的发展很难进行；二是市场，没有市场中间业务也没有办法开展。举例来说，现在我们的衍生产品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保值、理财都会跟不上。虽然现在国内银行的客户已经提出了的要求，但是我们已有的客户包括居民客户，所要求的很多产品和现在国际上大公司的要求还是有差别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国内银行的中间产品比例确实较低；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用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要求国内银行快速达到这个水平。因为中国的市场、需求、内部机制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应该也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个人对国内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非常看好。
《经济导刊》：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将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要面对一些新的市场问题。比如人口结构的变化、企业新的市场需求等，您认为国内的银行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朱民：我认为这些变化的主要解决方式还是依靠产品。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银行业也会有越来越多新的产品，比如借 给性融资这些以前在国内银行的业务中都比较少，主要是外资银行在做。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些新型中间业务服务会取代传统的中间业务，就一定要创新、制定新的适合企业市场变化要求的产品。另外，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是老龄化的问题，国内的银行就要加强针对老年人的产品服务。对理财产品、退休产品、更多的保值产品的推销就是不错的选择，我想现在国内的各大银行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对理财产品、客户中间业务产品的服务应该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
《经济导刊》：产品的创新以及知识产权问题是目前备受关注的问题，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中国的银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呢?
朱民：首先，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整个世界都越来越趋向于创新主导和知识产权主导，虽然这只是开始，但如果国内的银行想要成为国际中有所作为的机构，就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从中国的情况来看，1995年到2001年之前，花旗、汇丰在中国申请了很多的专利，但并没有要求实施。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从2001年到2005年，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都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但从总体形势来讲：国内银行所申请的发明性专利主要是造型、设计、外观方面的部分，而外资银行主要是在产品的内容设计、服务中的发明创造，存在着本质的差距。
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它并不是一个想到就能做到的问题。要在根本上形成创新文化、机制，要做到这些，就得改变文化、激励机制、人的自主性问题以及改变整个考核机制。另外，法律上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已经在开展，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实行，应该说这方面创新金融业还是走在前面的。
《经济导刊》：外资银行走进来的同时，中国银行会走出去么?怎样开展海外业务?
朱民：中国银行一直是中国的海外银行。到今天为止，中国银行在内地的资产约占总资产的30％左右，收益也在30％左右。我们在内地之外有603家分支机构。从资产负债表上可以看出，中国银行外币的资产和负债占总资产负债的50％左右。在走向国际化的时候，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国际市场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国内的市场非常好。我说过很多次，国内的市场有15％的贷款增长，400个基点的毛利差，有无数的产品等着我们去开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而且企业、居民都有很多需求，所以我觉得中国银行应该先把国内的市场开发好，把国内的客户服务好。在海外，我们的优势有限，并不是很了解海外市场，而且海外逆差也不低，竞争是很激烈的。
另外，在中国银行走向海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银行有没有全球的风险控制系统。中国银行和所有的国际银行迈出全球化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全球风险控制系统。如果没有全球的风险控制系统、IT系统、收付系统，很难做到国际化。即使你可以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以后，没有后面的控制系统支持是很难站住脚的。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日本在日元升值的时候，走出去也很快，曾经成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的最大交易商。但是后来的垮掉也是很厉害、很迅速的。所以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我们对走向国际化很谨慎，因为看到了变化的趋势，以及国内市场的重要性。
关于人民币升值
《经济导刊》：今年人民币的走势逐渐加快，特别近几个月，人民币的升值备受关注，中国银行的外汇资产应该也是比较大的，您如何看待人民币的升值?
朱民：人民币从2005年7月开始逐渐升值，我认为这完全符合当初制订政策的目标和期望值。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稳健的逐步升值，现在达到7．82左右，升值的幅度达到了3．68到4．21左右。这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企业、进出口、面对汇率的波动风险管理等都是很合适的幅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全世界和中国的企业都关注的事情。
《经济导刊》：您如何看待外汇储备金敞口问题?
朱民：首先，我们确实有外汇储备金敞口，全年有约390亿，但是这当中包括很大一部分结构性敞口。与此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大规模的结算汇款。所以中国银行整体的外汇敞口是比较小的。
其次，现在美元投资比人民币投资收益差212个基点，所以美元的投资收益率还是很高的，这一点和人民币升值相互抵消，并没有产生很大的财务负担。人民币的升值，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但是并不会对财务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银行来说，实际上也适用于所有国内银行，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金敞口的问题，而更应该关注人民币的升值对外贸企业的效益影响问题。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出口型制造业的成本和利润都会有较大的影响，而这些企业的收益又会直接影响银行的收益。所以应关注企业和公司的变化，从而控制风险。我认为，这才是银行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