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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彼得·杜斯 主编
[日]三谷太一郎 等 著 王翔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战争的硝烟散开之后，在以英、美为主的战胜国的领导下，新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通常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它起源于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会议，并在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详细阐述。在华盛顿会议上，《四强条约》和《九国公约》试图冻结太平洋上的现状。
被打破的平衡
这一国际秩序被构建起来，以保护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主要战胜国的利益。这个新的体系也导致了后来成为法西斯国家的不满，比如德国需要承受巨大的赔偿负担，而意大利和日本尽管是战胜国，却感到被剥夺了足够的回报。
这个体系也将苏联排除在外，它曾经遭受过外国联合武装干涉，正在建设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局外人，通过共产国际做出特殊努力，支持其他国家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积极寻求扩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争相制订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对策，以捍卫它们的国外势力范围，同时防范国内的颠覆性运动。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三个主要的世界大国集团之间形成了力量平衡，这三个大国集团分别是：华盛顿体系中的领导者—美国和英国;心怀不满的强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苏联，它的目的是在国际上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秩序。
在与1929年发生的国际经济体系上的一场暴风雨—大萧条作斗争时，这三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在一系列由法西斯国家颠覆现状的企图所导致的危机中，国际政治逐渐向另一场大战发展演化。巧合的是，正是日本率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为什么日本最终脱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英国在战争结束时，开始反过来要求日本放弃大部分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时所得。其中包括：英日联盟的废止;日军从西伯利亚撤离;在《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条约》中以美国、英国、日本主力舰5∶5∶3的比例来约束日本舰队;将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终止《蓝辛-石井协定》。
这些新动态，许多都是华盛顿会议取得的结果。这次会议结束时，最重要的协定是1922年签订的《九国公约》，其中“清算”了列强与中国的所有现有条约，而以美国长时间信奉的“门户开放”原则取代。毋庸置疑，这一公约是美国外交的一次“胜利”。据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所说：“它是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的典范。”
欢乐又恐惧
日本人对这些协议的感觉，可谓欢乐与恐惧交集。然而，日本政府尤其是外交当局，并没有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也没有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看作日本利益的彻底失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中传达的进步主义与和平主义，也开始在日本起作用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新的国际体系的好处，特别是华盛顿会议取得的成果，绝不是可以忽略的。
首先，在华盛顿签署的条约，是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些条约为美国、英国和日本建立联合防御战线提供了可能性，共同遏制苏联国际共产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
其次，关于3个强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上可以理解为，施加于日本的种种限制将在未来执行，这些限制并未触及日本既定的特殊利益，尤其是被日本人视为对自己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在中国东北和蒙古享有的利益。
再次，由于国际联盟缺乏执行任何制裁规定的能力，日本显然能够轻易地从该体系退出，只要它发现有好处就会这样做。只要日本仍然能够通过自由竞争来进行扩张，只要日本在中国东北和蒙古享有的特殊利益没有遭到中国或苏联的威胁，那么，日本对中国作出的让步—例如，归还山东半岛—就不会被认为是以不合理的价格来支付结束国际孤立的费用。
日本在《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条约》中作出的承诺，也给重新审议军队的开支带来了压力。首先，1922年的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和1925年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任职时期，军事拨款的增加受到了查核。军方权威的下降，似乎为消除“双重外交”的不良影响提供了一个机会，而这种“双重外交”给予了军方在制订外交政策上与文职外交官一样多的发言权。这也提供了一个机会，由文职人员执掌的，即由政党主导的内阁，可以借此恢复对日本外交的真正控制。
“币原外交”
第一个以通过文官考试的方式担任外务大臣的职业外交官币原喜重郎，是忠实信守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而又不放弃在亚太地区实际考量的代表人物。
他曾在五届民政党内阁中任职，担任过主管外交事务的外务省次官、驻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以及日本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在他的外交政策中，相互关联的组件主要是国际合作、经济外交和不干涉中国内政。
第一，所谓“国际合作”，虽然一般认为这指的是外交活动以国际联盟为中心，但基本上它涉及有关与美国和英国合作的政策。
第二，所谓“经济外交”，指的是强调经济的和平发展，将重心从军事压力政策上转移出来，具体表现在放弃“二十一条”要求、撤出西伯利亚远征军、限制对中国军阀的军事援助等，因为这些已经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抵抗。实际上，在“币原外交”下，日本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不断攀升。币原喜重郎本人相当死板，无法容忍出于“超经济逻辑”和“非经济逻辑”而违反经济合理性或侵犯经济利益的行为。
第三，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这是币原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意味着日本接受了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并且同意了中国关税自主及取消治外法权。这与经济外交的原则密切相关。这种政策植根于这样一种判断，即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府在中国建立，对日本经济利益的推进和市场的扩大是可取的，而轻率的干预政策则会激起民族主义的敌意和对日本货物的抵制。
“币原外交”的这些原则与当时的外交环境相吻合。自1925年1月苏联和日本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之后，日本似乎摆脱了国际孤立，走上了稳固的和平扩张之路。然而，这种稳固的错觉很快就在民族主义者发起新的進攻时被打破了。由此，朝着中日对抗的突然转向，导致了整个华盛顿体系的崩塌。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