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与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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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前要作诗。现代人听起来似乎荒唐可笑,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这是政治任务,否则就得挨饿挨批斗。
  自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升起之后,紧接着,一个“全民创作新民歌”的高潮席卷全国各地。从县委书记到社员,无论男女老少,甚至80岁的老人也不例外,每人都得写诗,内容就是歌颂三面红旗,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各地出版的油印铅印诗报、诗集、诗刊不计其数,田间街头、车间工地、炼铁炉前无处不有诗。随之出现了大小赛诗会,家庭父子、婆媳、夫妻间都摆起擂台,一时间成了诗的河流、诗的海洋。著名农民诗人王老九写到:“阜坪是个诗窝窝,诗歌页比牛毛多。唱了一首产千首,三年未唱完一个牛耳朵。”
  诗歌创作列入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地、县、公社、大队,层层分配,直接分到人。高峰期一天每人至少要完成5至10首,并强调在食堂开饭前必须至少诵出一首诗。这是硬指标,非完成不可,要不食堂管理员拒绝发饭,队长还当场将其罚站直到出诗为止。
  这下可苦了那些没有文化和口才的农民。社员为了作诗,不知费了多少苦心,有些人常常整夜苦思冥想。
  我的父母亲都是文盲,仅读了几天夜校,只是能认几个字。眼看作不出诗就有“绝食”的危险,老两口连夜步行十多里路来到我工作的地方,令我作几十首诗,让他们分别记住。我是写诗出身的,当然不成问题,连夜炮制,专作了一些口语化的诗歌教给他们。幸好父母亲记忆力惊人,我作的20多首诗,他们都能大致记住了。
  凑巧第二天县里在我老家沅水河畔召开赛诗现场会,由县委李副书记亲自主持,我自然是会场筹备者。赛诗会在食堂开午餐前进行,总共100多人。我父亲是个急性子人,又担心犯锣鼓煞忘记词儿,第一个上前去取饭。他大声念道:“如今社员诗歌多,诗歌滚滚汇成河。随着沅水入洞庭,洞庭陡涨三丈波。”一下震动县里领导,大家拍手叫好。接下是我母亲念道:“前天是个睁眼瞎,昨天认字一千八。今日开口作诗歌,明天就要当作家。”她的诗一念完,又是一阵掌声。县领导当即号召大家向我的父母学习。这次大会由于事先有准备,算是圆满成功。
  现场会之后,父亲告诉我,一些人知道我为父母作诗的秘密,不敢公开来找我教诗,就央求我的父母,他俩只好将记住的词儿又分给大家。队里有个姓黄的算命瞎子,大队取缔他的骗钱术,生活无着。他肚子里词儿多,这次排上了用场,专门暗中为人作诗,一首诗二分钱。
  一位省领导作诗说:“诗人不是天生成,李白杜甫都是人。更是鲁迅郭沫若,人人能当人人行。”小学的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写出许多异想天开的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乘火箭上天去。张果老问我作什么?我请嫦娥当阿姨。”有的还写诗直接送给郭沫若,向他宣战,诗曰:“加劲写,加劲跑,李白杜甫看今朝,快马加鞭赶郭老。”郭老马上回信道:“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一位县领导唱了一首诗道:“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乘卫星,坐火箭,多快好省加油干,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亩产三万斤的卫星便一夜诞生。
  民歌的夸张手法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民歌在中央报刊发表、被郭老点评后,新民歌创作“水平”更高了。只看谁的口气大,就是好诗,如“花生壳,我作船,乘风破浪追火箭。”“谁不小心掉下河,河水激起三丈波。不是人来走失脚,一个红薯滚下坡。”
   (责编 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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