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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宋子文出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兼理事会主席，对当时的财政体制相当不满，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先后在上海和南京组织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复强调财政统一的必要。作为宋氏金融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和推行者，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建言献策，奔走呼吁，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宋子文的赏识。可是，正当陈行春风得意时，却因一场悔婚闹剧弄得满城风雨，被搞得焦头烂额。
“岳家”资助穷小子留学深造
陈行字健庵，1890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偏僻乡村。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靠长兄卖豆腐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从小聪明好学，但家里无力供养，读到初中便辍学回乡务农。陈行不甘心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决心外出闯荡一番，期望有个好的前程。同村有位族叔叫陈子修，长期在河南等地谋生，见多识广。经他反复央求，族叔终于答应把他带到河南，还给他找了一份差事。年复一年，他打工度日，却收入有限，几乎没有攒下多少积蓄。不过，工作之余，他刻苦读书，决心考入大学深造，将来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出人头地。
机会终于来了。陈子修有位诗酒朋友叫言翥云，雅好文艺。言氏是江苏虞山（今常熟市）望族，兄弟辈或在外经商，或做地方官，个个家境殷实。因陈子修的关系，言翥云也认识陈行，觉得小伙子相貌堂堂，谈吐不俗，印象颇好。有一次，在言家聚餐，酒过三巡，陈子修聊起侄儿刻苦求学的事，感叹造化弄人，侄儿虽然年轻有志向，却为环境所困，壮志难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言翥云认为陈行如此好学，且心有大志，将来必成大器，便对陈子修说：“幼女言淑芬小你侄儿一岁，正在苏州景海学校念书，若陈家不嫌弃，愿替女儿做主，许配给陈行。”又说，如果订了婚，言家可以出资助陈行读书，直至完成学业。陈子修一听，当即表示赞同，认为陈行能与言家结亲，是他前世的福气。当晚，陈子修回去便将这个喜讯告诉侄儿，催他尽快答应下来。陈行早已听说言小姐才貌俱佳，再说自己一个穷小子，哪个姑娘愿嫁给他呢，因此当即点头同意。不久，双方择定日期，举行订婚仪式。所有费用均由言家承担，言翥云还特地请社会名流、好友叶叔衡做媒人，订婚礼办得非常气派。
一年后，陈行经过努力，顺利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年轻人向往的高等学府，但学习费用昂贵。言家信守诺言，主动负担了他的学习和生活费用。这样，陈行去上海求学，言小姐在苏州读书，平时两人鸿雁传书，互诉相思之情。每遇寒假暑假，陈行去河南“岳家”住一段时间，便和未婚妻厮守在一起。
言淑芬生在富裕家庭，从小娇生惯养，难免有些小姐脾气。自从与陈行订婚后，两人常常因琐事发生矛盾，她会赌气不说话，或者发一通脾气。每当这时，陈行总是好言劝慰。有一次，言淑芬写信给未婚夫，抱怨长期分居两地，真想尽早结束学业，这样两人就可以经常在一起。陈行接到信后，恰逢临近期末，学业异常紧张，因此隔了一段时间才写回信。在信中他婉转地批评未婚妻不该自暴自弃，应专心学业，待学成后再考虑成家问题不迟。言淑芬阅信后，十分不快，心想自己只不过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而已，不仅没有得到安慰，还被数落一顿。于是，马上寄出一封回信，称自己奉行独身主义，你不妨另觅佳偶。信发出后，她又有点后悔，便赶紧再写一封，声明前信中“奉行独身主义”的话只是戏言。陈行早已习惯她的处事方式，因此并未放在心上。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后，他们和好如初，依旧情书往还。但让言淑芬始料未及的是，这封信一直被陈行保存着，后来竟作为女方“悔婚”的证据，提交给了法院。
春去秋来，转眼四年过去了。陈行从圣约翰大学毕业，随即考上浙江省官费留学美国资格，被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化学和经济。言家人都为他高兴，继续爽快地提供给他在美国的所有费用。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结识了人生中的贵人——该校经济学博士宋子文。两人志趣相投，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日后正是由于宋子文的提携，陈行才平步青云，最终登上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宝座。
移情别恋留学生春风得意
在美国，陈行经人介绍，又结识了浙江吴兴籍女留学生蔡卓民。和陈行一样，蔡卓民也出生于平民家庭，靠姐姐、姐夫的资助，才好不容易远赴美国读书。在陈行眼里，蔡卓民身材秀长，面貌姣好，性格活泼，善解人意，各方面都远胜于言淑芬。由于相似的身世和爱好，加上同乡关系，陈、蔡很快发展成为知心朋友。陈行心中的天平已倒向蔡卓民一边，渐渐忘记了国内的未婚妻。尽管言淑芬每周都给他写信，倾诉思念之情，可他的回信却越来越少，有时甚至一二个月才回一封。最后，他写信委托媒人叶叔衡转告言家，要求与言淑芬解除婚约，理由是言淑芬早就不想与他结婚，并举那封“绝交”信为证。与此同时，为避免夜长梦多，陈行与蔡卓民迅速在当地教堂举行了西式婚礼。言家接到陈行的断交信，大骂其人面兽心、忘恩负义。而言淑芬如雷轰顶，当场晕倒在地。不过远隔重洋，事后言小姐除了写信质问，也无可奈何。
1922年夏，陈行带着妻子蔡卓民和一双儿女，春风得意地回到国内。他先到华中重镇武汉，由宋子文推荐，担任懋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其时武汉一带由军阀吴佩孚控制，城乡内外到处挂着五色国旗。陈行经常和吴的副官打交道，不是拨款支持打内战，就是乘机做生意发国难财。北伐军攻入武汉后，他和老朋友宋子文相会，将懋业银行的资金全部划入中央银行，赢得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欢心。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南京和上海，陈行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而总裁一职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
光阴荏苒，时间到了1931年秋。有一次，已回到原籍虞山生活的言淑芬偶然从报上得知，陈行出任上海造币厂厂长。虞山离上海仅一百多里，她决定只身前往，想当面质问这个“负心汉”，为何如此狠心地将她“遗弃不顾”。她一路打听，总算找到位于上海市区苏州河北岸的中央造币厂，却被厂警拒之门外。于是，她天天去门口蹲守，期望碰到陈行。一天早晨，她发现有辆黑色轿车驶进厂里，猜想车里很可能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人，就乘厂警关门前的瞬间，迅速冲了进去。果然见陈行从车上下来，她大声喊道：“健庵，你等一等！”陈行穿一件黑色大衣，听到有人直呼其名，惊讶地回过头来，见是一名中年妇女，便问：“你认识我吗？”这时，厂警赶到小车前，想把她拉走。情急之下，她高声道：“我是言淑芬，看谁敢碰我！”陈行定睛一看，果然是她，马上喝住厂警，笑着说：“哦，是你啊，请办公室说话。”言淑芬也不搭腔，跟着他进入办公楼二楼的一个房间。室内只剩他们两个人，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十几封情书和一只订婚戒指，问道：“这些东西还认得吗？”陈行当然知道，这些都是自己送给她的旧物。她开始诉说别后的境况，说到动情处，不禁声泪俱下。陈行一面好言安慰，一面连声表达歉意。谈到当年言家资助其读书的往事，他也反复表示“恩情难忘”。不过，他已结婚生子，如果言小姐同意，他可以同样资助她出洋游学，并祝她早日觅得如意郎君。言淑芬断然拒绝道，自己已年过不惑，至今孤身一人，生活清苦，坚持要对方履行结婚诺言。陈行自知理亏，不敢惹怒于她，只好推脱说“再考虑考虑”，请言小姐暂时回去等消息。 横遭遗弃痴情女诉讼获胜
言淑芬回去后，一直未等到对方的回音，更见不到人。她几次去造币厂打探情况，也都吃了闭门羹。她料定對方在回避，其实不想答应她的要求。于是，委托沪上名律师江一平起草控告书，将对方告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十万元大洋。上海地方法院收到诉状后，召集双方庭外调解，因对赔偿金额分歧明显，调解最终归于失败。言淑芬一怒之下，以悔婚罪又将陈行控告到上海特区地方法院。
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传谕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到庭，进行公开审理。原告律师江一平首先陈述控告理由，称民国初年原告言淑芬和被告陈行各自聘请媒人，举行订婚仪式，并互相交换订婚戒指，后被告相继在圣约翰大学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其间原告父母定期资助其学费，孰料被告在未与原告解除婚约之下，竟于赴美留学次年与他人结婚，并生育子女。被告的悔婚行为，导致原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曾屡次与之交涉，无奈被告毫无悔改之意，请求法庭判令被告偿还历年垫付的学费二万五千元，并赔偿原告损失十万元。接着，被告代理律师吴经熊起立抗辩：“原告嫌被告家境贫寒，悔婚于前，且其已在北京与男子傅锐（字无退）结婚，主婚人为傅锐的叔父、前沪海道傅疆，证婚人为前北平政务院院长邵章。至于学费问题，实际仅有一千三百元，且属赠与行为，后来被告回国时曾几次给原告母亲送礼共计一千四百元，因此两相抵消，已无拖欠。”辩论完毕，法官又传证人陶昌善、朱达銮到庭，讯问原告结婚之事。陶昌善系财政部职员，朱达銮为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协理，两证人均证明原告言淑芬确实已在北京与傅锐结婚，他们受被告陈行委托，前去婚礼现场道贺。婚房设于东方饭店，但新婚之夜夫妇突起口角，结果不欢而散，此事传遍京城，路人皆知。说完，吴律师将当年原告致被告的那封“绝交”信呈堂，证明原告悔婚于前。法官匆匆翻阅信件后，判令驳斥原告控诉，并当即宣布退庭。
一审败诉后，言淑芬不服，又向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起上诉。同年12月24日，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为沈鸿推事，原告代理律师仍为江一平。法官宣布庭审开始，江律师随即起立陈述案情，称傅锐、邵伯纲两人由北京来函，说明当初由双方家长做主，让言淑芬嫁给傅锐，言获知后，坚决反对，结果以退婚了事。法官质询原告，言淑芬回答：“七八年前，父母见我年过三十未嫁，自作主张托人与傅家说合。我自被告陈行悔婚后，发誓终身不嫁，所以对父母张罗的这门所谓‘亲事’当即严词拒绝，绝无结婚之事。”当天，被告陈行借故未到，由陶昌善、朱达銮作证，证词和一审相同。沈推事讯问毕，谕令法庭将继续收集证据，延期再审。
1932年1月20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特开调查庭，再次公开审理陈行悔婚案，主审法官仍为沈鸿推事。宣布开庭后，原告代理律师江一平申请传讯人证。经法官同意，证人傅锐首先陈述：“民国十年（1921），由叔父做主，与言女士订婚，可是吉期已至，女士拒不前来，导致婚礼未能举行。第二天请媒人交涉，告知女士不愿出嫁。近见报载此案，才悉当初言女士拒婚之原因。受叶叔衡先生来函坚请，我才从辽宁赶来作证，和言女士系第一次见面。上次到庭之陶昌善、朱达銮皆不熟识，他们称我与言女士结婚事，纯属子虚乌有。社会龌龊，趋炎附势者比比皆是，请法庭明鉴。”接着，原告言淑芬的姑母盛桑氏、舅母桑顾氏相继发言，均证明被告陈行早年家境贫寒，无力上学，言家爱婿心切，持续资助学费，总计供款达二万元以上。盛桑氏还证明，民国五年（1916）言母临终时，曾嘱咐陈行将来要与言淑芬和睦相爱，并善待儿孙，陈行当场点头答应。讯问至此，沈推事认为案情已基本清楚，遂谕令被告代表律师张志让转告陈行，“勿执己意”，与上诉人和解为妥。同时，宣布视双方和解结果，再展期核办。
第二次谈判又告失败，法院于同年7月29日再开合议庭办理此案。原告言淑芬偕代表律师江一平出庭。被告陈行以出席“废两改元”会议为由，仍未到案，由律师张志让代表出庭。江一平律师首先发言：“前两次庭审，被告均借故不到，只委托律师代表。此次系奉传票，被告仍不出庭，当是藐视法堂的行为，请法官明鉴。由于原告抗不到案，使本案一再拖延，责任应由其承担。”张志让律师辩护道：“被告系政府官员，职责重大，且此番‘废两改元’会议由中央召集，岂能缺席不到。”江律师又称，被告回国后给原告的几封信中曾谈及懊悔的事，并无退婚之意，足见其不能履行婚约，别有苦衷，今不肯亲自到案，实际上是愧对原告，请法庭秉公判决。辩论终结，法官即宣布退庭，择日宣判。
一个星期后，第二分院第三次开庭审理陈行悔婚案，由民庭长胡诒彀会同两名推事主审。讯问结束，胡诒彀当庭宣读判决书，令原判撤销，陈行赔偿言淑芬大洋五万元，其余上诉部分驳回，诉讼费由双方平分负担。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岳家”资助穷小子留学深造
陈行字健庵，1890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偏僻乡村。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靠长兄卖豆腐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从小聪明好学，但家里无力供养，读到初中便辍学回乡务农。陈行不甘心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决心外出闯荡一番，期望有个好的前程。同村有位族叔叫陈子修，长期在河南等地谋生，见多识广。经他反复央求，族叔终于答应把他带到河南，还给他找了一份差事。年复一年，他打工度日，却收入有限，几乎没有攒下多少积蓄。不过，工作之余，他刻苦读书，决心考入大学深造，将来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出人头地。
机会终于来了。陈子修有位诗酒朋友叫言翥云，雅好文艺。言氏是江苏虞山（今常熟市）望族，兄弟辈或在外经商，或做地方官，个个家境殷实。因陈子修的关系，言翥云也认识陈行，觉得小伙子相貌堂堂，谈吐不俗，印象颇好。有一次，在言家聚餐，酒过三巡，陈子修聊起侄儿刻苦求学的事，感叹造化弄人，侄儿虽然年轻有志向，却为环境所困，壮志难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言翥云认为陈行如此好学，且心有大志，将来必成大器，便对陈子修说：“幼女言淑芬小你侄儿一岁，正在苏州景海学校念书，若陈家不嫌弃，愿替女儿做主，许配给陈行。”又说，如果订了婚，言家可以出资助陈行读书，直至完成学业。陈子修一听，当即表示赞同，认为陈行能与言家结亲，是他前世的福气。当晚，陈子修回去便将这个喜讯告诉侄儿，催他尽快答应下来。陈行早已听说言小姐才貌俱佳，再说自己一个穷小子，哪个姑娘愿嫁给他呢，因此当即点头同意。不久，双方择定日期，举行订婚仪式。所有费用均由言家承担，言翥云还特地请社会名流、好友叶叔衡做媒人，订婚礼办得非常气派。
一年后，陈行经过努力，顺利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年轻人向往的高等学府，但学习费用昂贵。言家信守诺言，主动负担了他的学习和生活费用。这样，陈行去上海求学，言小姐在苏州读书，平时两人鸿雁传书，互诉相思之情。每遇寒假暑假，陈行去河南“岳家”住一段时间，便和未婚妻厮守在一起。
言淑芬生在富裕家庭，从小娇生惯养，难免有些小姐脾气。自从与陈行订婚后，两人常常因琐事发生矛盾，她会赌气不说话，或者发一通脾气。每当这时，陈行总是好言劝慰。有一次，言淑芬写信给未婚夫，抱怨长期分居两地，真想尽早结束学业，这样两人就可以经常在一起。陈行接到信后，恰逢临近期末，学业异常紧张，因此隔了一段时间才写回信。在信中他婉转地批评未婚妻不该自暴自弃，应专心学业，待学成后再考虑成家问题不迟。言淑芬阅信后，十分不快，心想自己只不过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而已，不仅没有得到安慰，还被数落一顿。于是，马上寄出一封回信，称自己奉行独身主义，你不妨另觅佳偶。信发出后，她又有点后悔，便赶紧再写一封，声明前信中“奉行独身主义”的话只是戏言。陈行早已习惯她的处事方式，因此并未放在心上。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后，他们和好如初，依旧情书往还。但让言淑芬始料未及的是，这封信一直被陈行保存着，后来竟作为女方“悔婚”的证据，提交给了法院。
春去秋来，转眼四年过去了。陈行从圣约翰大学毕业，随即考上浙江省官费留学美国资格，被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化学和经济。言家人都为他高兴，继续爽快地提供给他在美国的所有费用。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结识了人生中的贵人——该校经济学博士宋子文。两人志趣相投，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日后正是由于宋子文的提携，陈行才平步青云，最终登上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宝座。
移情别恋留学生春风得意
在美国，陈行经人介绍，又结识了浙江吴兴籍女留学生蔡卓民。和陈行一样，蔡卓民也出生于平民家庭，靠姐姐、姐夫的资助，才好不容易远赴美国读书。在陈行眼里，蔡卓民身材秀长，面貌姣好，性格活泼，善解人意，各方面都远胜于言淑芬。由于相似的身世和爱好，加上同乡关系，陈、蔡很快发展成为知心朋友。陈行心中的天平已倒向蔡卓民一边，渐渐忘记了国内的未婚妻。尽管言淑芬每周都给他写信，倾诉思念之情，可他的回信却越来越少，有时甚至一二个月才回一封。最后，他写信委托媒人叶叔衡转告言家，要求与言淑芬解除婚约，理由是言淑芬早就不想与他结婚，并举那封“绝交”信为证。与此同时，为避免夜长梦多，陈行与蔡卓民迅速在当地教堂举行了西式婚礼。言家接到陈行的断交信，大骂其人面兽心、忘恩负义。而言淑芬如雷轰顶，当场晕倒在地。不过远隔重洋，事后言小姐除了写信质问，也无可奈何。
1922年夏，陈行带着妻子蔡卓民和一双儿女，春风得意地回到国内。他先到华中重镇武汉，由宋子文推荐，担任懋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其时武汉一带由军阀吴佩孚控制，城乡内外到处挂着五色国旗。陈行经常和吴的副官打交道，不是拨款支持打内战，就是乘机做生意发国难财。北伐军攻入武汉后，他和老朋友宋子文相会，将懋业银行的资金全部划入中央银行，赢得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欢心。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南京和上海，陈行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而总裁一职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
光阴荏苒，时间到了1931年秋。有一次，已回到原籍虞山生活的言淑芬偶然从报上得知，陈行出任上海造币厂厂长。虞山离上海仅一百多里，她决定只身前往，想当面质问这个“负心汉”，为何如此狠心地将她“遗弃不顾”。她一路打听，总算找到位于上海市区苏州河北岸的中央造币厂，却被厂警拒之门外。于是，她天天去门口蹲守，期望碰到陈行。一天早晨，她发现有辆黑色轿车驶进厂里，猜想车里很可能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人，就乘厂警关门前的瞬间，迅速冲了进去。果然见陈行从车上下来，她大声喊道：“健庵，你等一等！”陈行穿一件黑色大衣，听到有人直呼其名，惊讶地回过头来，见是一名中年妇女，便问：“你认识我吗？”这时，厂警赶到小车前，想把她拉走。情急之下，她高声道：“我是言淑芬，看谁敢碰我！”陈行定睛一看，果然是她，马上喝住厂警，笑着说：“哦，是你啊，请办公室说话。”言淑芬也不搭腔，跟着他进入办公楼二楼的一个房间。室内只剩他们两个人，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十几封情书和一只订婚戒指，问道：“这些东西还认得吗？”陈行当然知道，这些都是自己送给她的旧物。她开始诉说别后的境况，说到动情处，不禁声泪俱下。陈行一面好言安慰，一面连声表达歉意。谈到当年言家资助其读书的往事，他也反复表示“恩情难忘”。不过，他已结婚生子，如果言小姐同意，他可以同样资助她出洋游学，并祝她早日觅得如意郎君。言淑芬断然拒绝道，自己已年过不惑，至今孤身一人，生活清苦，坚持要对方履行结婚诺言。陈行自知理亏，不敢惹怒于她，只好推脱说“再考虑考虑”，请言小姐暂时回去等消息。 横遭遗弃痴情女诉讼获胜
言淑芬回去后，一直未等到对方的回音，更见不到人。她几次去造币厂打探情况，也都吃了闭门羹。她料定對方在回避，其实不想答应她的要求。于是，委托沪上名律师江一平起草控告书，将对方告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十万元大洋。上海地方法院收到诉状后，召集双方庭外调解，因对赔偿金额分歧明显，调解最终归于失败。言淑芬一怒之下，以悔婚罪又将陈行控告到上海特区地方法院。
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传谕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到庭，进行公开审理。原告律师江一平首先陈述控告理由，称民国初年原告言淑芬和被告陈行各自聘请媒人，举行订婚仪式，并互相交换订婚戒指，后被告相继在圣约翰大学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其间原告父母定期资助其学费，孰料被告在未与原告解除婚约之下，竟于赴美留学次年与他人结婚，并生育子女。被告的悔婚行为，导致原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曾屡次与之交涉，无奈被告毫无悔改之意，请求法庭判令被告偿还历年垫付的学费二万五千元，并赔偿原告损失十万元。接着，被告代理律师吴经熊起立抗辩：“原告嫌被告家境贫寒，悔婚于前，且其已在北京与男子傅锐（字无退）结婚，主婚人为傅锐的叔父、前沪海道傅疆，证婚人为前北平政务院院长邵章。至于学费问题，实际仅有一千三百元，且属赠与行为，后来被告回国时曾几次给原告母亲送礼共计一千四百元，因此两相抵消，已无拖欠。”辩论完毕，法官又传证人陶昌善、朱达銮到庭，讯问原告结婚之事。陶昌善系财政部职员，朱达銮为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协理，两证人均证明原告言淑芬确实已在北京与傅锐结婚，他们受被告陈行委托，前去婚礼现场道贺。婚房设于东方饭店，但新婚之夜夫妇突起口角，结果不欢而散，此事传遍京城，路人皆知。说完，吴律师将当年原告致被告的那封“绝交”信呈堂，证明原告悔婚于前。法官匆匆翻阅信件后，判令驳斥原告控诉，并当即宣布退庭。
一审败诉后，言淑芬不服，又向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起上诉。同年12月24日，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为沈鸿推事，原告代理律师仍为江一平。法官宣布庭审开始，江律师随即起立陈述案情，称傅锐、邵伯纲两人由北京来函，说明当初由双方家长做主，让言淑芬嫁给傅锐，言获知后，坚决反对，结果以退婚了事。法官质询原告，言淑芬回答：“七八年前，父母见我年过三十未嫁，自作主张托人与傅家说合。我自被告陈行悔婚后，发誓终身不嫁，所以对父母张罗的这门所谓‘亲事’当即严词拒绝，绝无结婚之事。”当天，被告陈行借故未到，由陶昌善、朱达銮作证，证词和一审相同。沈推事讯问毕，谕令法庭将继续收集证据，延期再审。
1932年1月20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特开调查庭，再次公开审理陈行悔婚案，主审法官仍为沈鸿推事。宣布开庭后，原告代理律师江一平申请传讯人证。经法官同意，证人傅锐首先陈述：“民国十年（1921），由叔父做主，与言女士订婚，可是吉期已至，女士拒不前来，导致婚礼未能举行。第二天请媒人交涉，告知女士不愿出嫁。近见报载此案，才悉当初言女士拒婚之原因。受叶叔衡先生来函坚请，我才从辽宁赶来作证，和言女士系第一次见面。上次到庭之陶昌善、朱达銮皆不熟识，他们称我与言女士结婚事，纯属子虚乌有。社会龌龊，趋炎附势者比比皆是，请法庭明鉴。”接着，原告言淑芬的姑母盛桑氏、舅母桑顾氏相继发言，均证明被告陈行早年家境贫寒，无力上学，言家爱婿心切，持续资助学费，总计供款达二万元以上。盛桑氏还证明，民国五年（1916）言母临终时，曾嘱咐陈行将来要与言淑芬和睦相爱，并善待儿孙，陈行当场点头答应。讯问至此，沈推事认为案情已基本清楚，遂谕令被告代表律师张志让转告陈行，“勿执己意”，与上诉人和解为妥。同时，宣布视双方和解结果，再展期核办。
第二次谈判又告失败，法院于同年7月29日再开合议庭办理此案。原告言淑芬偕代表律师江一平出庭。被告陈行以出席“废两改元”会议为由，仍未到案，由律师张志让代表出庭。江一平律师首先发言：“前两次庭审，被告均借故不到，只委托律师代表。此次系奉传票，被告仍不出庭，当是藐视法堂的行为，请法官明鉴。由于原告抗不到案，使本案一再拖延，责任应由其承担。”张志让律师辩护道：“被告系政府官员，职责重大，且此番‘废两改元’会议由中央召集，岂能缺席不到。”江律师又称，被告回国后给原告的几封信中曾谈及懊悔的事，并无退婚之意，足见其不能履行婚约，别有苦衷，今不肯亲自到案，实际上是愧对原告，请法庭秉公判决。辩论终结，法官即宣布退庭，择日宣判。
一个星期后，第二分院第三次开庭审理陈行悔婚案，由民庭长胡诒彀会同两名推事主审。讯问结束，胡诒彀当庭宣读判决书，令原判撤销，陈行赔偿言淑芬大洋五万元，其余上诉部分驳回，诉讼费由双方平分负担。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