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尤凤伟和一群作家朋友喝酒，大家说说笑笑。在友人眼中，“老尤”有些寡言。没过一会儿，曾被划为“极右分子”的张元勋的一个学生到了，他与尤凤伟谈起一本以林昭为原型的小说《中国红豆词》。尤凤伟“很震撼”，很快与该书作者薛立民通了电话。而十年前，尤凤伟所著的《中国一九五七》，其主人公原型正是张元勋、林昭等人。
尤凤伟之前写了二十几年的中、短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是其首部长篇，以第一人称书写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复杂人性。评论家张远山称之为“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小说”，被中国小说学会列为2001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曾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终审名单。
尤凤伟觉得自己不“不合时宜”，只管写自己感兴趣的。“我的写作和别人不大一样，关注的题材不一样。”尤凤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土改、反右、农民工、抗战、文革都是我关注的对象”。
但即使写抗战，相比于主流的叙述，尤凤伟的长篇小说《衣钵》涉及的却是一个国民党抗日地下工作者的故事。而最被世人熟知的作品是其中篇小说《生存》被姜文改编成电影《鬼子来了》。
今年，尤凤伟的最新长篇小说《百合的江湖》，着墨于一个女人和土匪的故事。
“小说最重要的是呈现社会生活”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山东牟平县龙泉汤镇，百合和土匪二爷贯穿了《百合的江湖》全书，但瓢把子二爷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土匪。这是一个满腹经纶又肝胆柔情的汉子，把本是良家妇女的百合抢到山上，却让后者虐心般地深爱，但历经分离甚至被再次抢夺，百合的爱情终归没有“大团圆”。
“中国妇女的命运总体来说是比较悲惨的，小时候遭遇‘男尊女卑’，嫁人后又有男人和公婆压着，永远在底层，干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尤凤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
从当下来看，即使女性命运早已被宣传为“生男生女都一样”，但尤凤伟认为从现实层面上看这却“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观念只能反映在知识分子的层面上，“她们本身甚至也没清醒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周围的人都那样生活着，几千年来都这样，贫穷、艰难、被压抑。”尤凤伟说。
小说中的某些叙述有民间鬼怪故事穿插期间，颇具魔幻色彩。民间传说是尤凤伟感兴趣的题材，他自己也比较喜欢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略萨的作品。有评论家说尤凤伟总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奔跑”。“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社会生活，写作并没有严格的框定，写历史，写现实，不一定要在某题材上挖深井。”尤凤伟说，“主要是一些东西跟我的心灵有碰撞，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的故事都无所谓。”
正如他谈起自己的《中国一九五七》，觉得那本书并不局限于历史小说还是现实题材，《百合的江湖》同样是“立足现实，面对历史”。他引用书中二爷的话，“世上干哪行哪当的没罪过？且说官府，定了条例，欺压百姓，搜刮民膏，百姓稍出怨言，便视为造反图谋不轨，正大光明杀人，堂而皇之作恶；做买卖的昧尽天良，大斗进小斗出，挂着羊头卖狗肉；当匠人的漫天要价偷工减料变着戏法儿糊弄人……”
现实和历史没多大区分，《百合的江湖》“当然有折射现实”。他说，“小说最重要的是呈现社会生活，关键是写的东西有没有意思，有没有意义。很多人都不讲意义，不讲意义也有‘意义’。”
对于尤凤伟来说，这部最新的长篇并未到“总结自己作品”的时候，他还可能再写新的关注社会现实的长篇，“我的想象力不会穷尽，对我而言，写作也是个兴趣，没有人给我任务。想到一个东西了就写，不勉强写。没什么可写，就玩儿。”
偶然成为作家
龙泉汤、石门，正是尤凤伟的出生地，如今年近七旬胶东口音还十分浓重，他仍喜欢穿着运动服戴着棒球帽走在青岛珠海路的阳光下。
在青岛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他已经习惯了吃海鲜，不喜欢吃淡水鱼，“感觉后者有一种苦味”。“酒就要大口喝，（才）好喝”，尤凤伟干着啤酒，说起自己生命中的很多偶然，事实上他做起职业小说家也是个偶然。
1974年，尤凤伟还在青岛的仪表厂当工人，“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考虑到写小说，那也不是一个写作的环境，连大部分专业作家都不写了”。但那一年，《山东文学》杂志到青岛办笔会，他一个战友的姐夫刚好是杂志的编辑，得知尤凤伟在当兵时也看书，还写点相声、对口词之类的文艺节目，就动员他去。去了之后，他才知道是个改稿子的学习班，每个人都得带上一篇作品。
“我当时就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那时候的小说其实都不像小说，很模式化的，放到现在根本没法读。”尤凤伟把那个短篇小说修改了几次，“处女作”终究没发表。但“文革”刚一结束，就突然有了爆发力，“新手嘛，满腔热血，写得很快，那个时候的小说也很好写，瞎编。”尤凤伟笑道。
一个偶然里面套着更多的偶然，如果尤凤伟不当兵，或许就不能认识那位战友，更不可能认识战友的姐夫。而他去当兵也是偶然。
1959年，尤凤伟在烟台，初中毕业，没找到工作， 1961年他就来了青岛渔业捕捞公司，培训完怎样上船、抛锚等技能，准备出海当渔民。刚好又遇到青岛征兵，渔业公司原来那些人去报名参军不够数，“就让我们刚来的人去顶数，从我们中间挑一部分去体检”。
当时，尤凤伟和一帮新船员在船上打扑克，手里拿着扑克的人都不愿意去体检。领导就叫，“围观的（打牌的人）去体检”。尤凤伟当时正好在一旁看人家打牌，被叫上去体检，然后就被征上了，坐船拉到乳山农村。
当了六年半的兵，赶上“文革”，但尤凤伟不想回捕捞公司，就去上述战友的姐姐所在的仪表公司，当起了工人，而且很大可能是当一辈子的工人。
一环扣一环的偶然最终让他搞起了小说，和同辈作家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尤凤伟主要也写反思“文革”的小说，开始创作“真正的文学”。在1980年代结束后，他才把目光投向了更早的社会历史题材，如“石门系列”。直到新千年，尤凤伟开始创作反右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当代都市题材的《色》、农民工题材的《泥鳅》，以及地下抗战题材的《衣钵》，这些成为尤凤伟的代表作。
“这些小说巨假”
文革之后的写作有一种突破禁忌的快感。但经历时间漂洗，一切回归日常之后，在尤凤伟如今看来，改革开放后的文学还是有禁忌的。“西方就没有禁忌，批判社会和政府都行，但道德的东西会有禁忌。不干净、污秽的东西，还是有禁锢的。”尤凤伟说，自己的观念还是有些传统，最近还在读《洛丽塔》，他仍不能接受书中大叔和“小萝莉”的情爱。
“禁忌和禁忌是不一样的，对普世价值的一种禁锢，让作家们不能按照一个正常的思维去搞创作。”尤凤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早在1950年代末，他读初中时一次感冒住院时，读到《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因为对社会政治还不了解，也没觉得这些作品有什么问题，还觉得挺好玩的。但现在看来，这些小说巨假。”尤凤伟说。
他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对自己的重要影响，“一个苏联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我是惊讶的，一是作者敢写的勇气，一是他的语言表达，细节与情节多么优美。”尤凤伟还记得自己看了改编成电影的《日瓦戈医生》，很多画面至今仍记忆清晰。他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中国一九五七》正是受到《日瓦戈医生》的影响，遵从了勇气创作与凝重的语言表达。
但让他遗憾的是，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至今没有一部让他满意的。
十年前，那场和姜文、制片方打的官司，曾让他处于风口浪尖，但至今都没有结果。“多方面侵权，甚至连编剧费都拖着没给。”关于这个官司，尤凤伟从书房中找出当时他写的《从〈生存〉到〈鬼子来了〉》一书，该书专门谈到了侵权案件一事。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小说《爱情从这里开始》《五月乡战》就分别改编过电影《布谷催春》《红盖头》，后来又陆续有其他小说被改编，他经常奔波于八一厂、长春厂、峨眉厂去写剧本，并且都是口头协议，也没发生过侵权事件。《鬼子来了》是他首次签订合同去改编自己的小说原作却发生了纠纷，在他看来“大概现在已经不属于‘君子时代’了”。
他是喜欢电影的，但如今主要看国外电影，去电影院看大片，淘 DVD都是他的爱好。在崂山的山脚下，尤凤伟租了套安静的房子，抽屉中放着诸如《拆弹部队》《朗读者》《一次别离》等影碟。“中国电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个是题材限制，一个是没有真正懂得并坚持艺术的导演。”尤凤伟说。而他本人也隐居在山东一隅默默写作，在同样的限制和坚持中寻找平衡。
尤凤伟之前写了二十几年的中、短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是其首部长篇，以第一人称书写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复杂人性。评论家张远山称之为“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小说”，被中国小说学会列为2001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曾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终审名单。
尤凤伟觉得自己不“不合时宜”，只管写自己感兴趣的。“我的写作和别人不大一样，关注的题材不一样。”尤凤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土改、反右、农民工、抗战、文革都是我关注的对象”。
但即使写抗战，相比于主流的叙述，尤凤伟的长篇小说《衣钵》涉及的却是一个国民党抗日地下工作者的故事。而最被世人熟知的作品是其中篇小说《生存》被姜文改编成电影《鬼子来了》。
今年，尤凤伟的最新长篇小说《百合的江湖》，着墨于一个女人和土匪的故事。
“小说最重要的是呈现社会生活”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山东牟平县龙泉汤镇，百合和土匪二爷贯穿了《百合的江湖》全书，但瓢把子二爷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土匪。这是一个满腹经纶又肝胆柔情的汉子，把本是良家妇女的百合抢到山上，却让后者虐心般地深爱，但历经分离甚至被再次抢夺，百合的爱情终归没有“大团圆”。
“中国妇女的命运总体来说是比较悲惨的，小时候遭遇‘男尊女卑’，嫁人后又有男人和公婆压着，永远在底层，干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尤凤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
从当下来看，即使女性命运早已被宣传为“生男生女都一样”，但尤凤伟认为从现实层面上看这却“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观念只能反映在知识分子的层面上，“她们本身甚至也没清醒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周围的人都那样生活着，几千年来都这样，贫穷、艰难、被压抑。”尤凤伟说。
小说中的某些叙述有民间鬼怪故事穿插期间，颇具魔幻色彩。民间传说是尤凤伟感兴趣的题材，他自己也比较喜欢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略萨的作品。有评论家说尤凤伟总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奔跑”。“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社会生活，写作并没有严格的框定，写历史，写现实，不一定要在某题材上挖深井。”尤凤伟说，“主要是一些东西跟我的心灵有碰撞，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的故事都无所谓。”
正如他谈起自己的《中国一九五七》，觉得那本书并不局限于历史小说还是现实题材，《百合的江湖》同样是“立足现实，面对历史”。他引用书中二爷的话，“世上干哪行哪当的没罪过？且说官府，定了条例，欺压百姓，搜刮民膏，百姓稍出怨言，便视为造反图谋不轨，正大光明杀人，堂而皇之作恶；做买卖的昧尽天良，大斗进小斗出，挂着羊头卖狗肉；当匠人的漫天要价偷工减料变着戏法儿糊弄人……”
现实和历史没多大区分，《百合的江湖》“当然有折射现实”。他说，“小说最重要的是呈现社会生活，关键是写的东西有没有意思，有没有意义。很多人都不讲意义，不讲意义也有‘意义’。”
对于尤凤伟来说，这部最新的长篇并未到“总结自己作品”的时候，他还可能再写新的关注社会现实的长篇，“我的想象力不会穷尽，对我而言，写作也是个兴趣，没有人给我任务。想到一个东西了就写，不勉强写。没什么可写，就玩儿。”
偶然成为作家
龙泉汤、石门，正是尤凤伟的出生地，如今年近七旬胶东口音还十分浓重，他仍喜欢穿着运动服戴着棒球帽走在青岛珠海路的阳光下。
在青岛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他已经习惯了吃海鲜，不喜欢吃淡水鱼，“感觉后者有一种苦味”。“酒就要大口喝，（才）好喝”，尤凤伟干着啤酒，说起自己生命中的很多偶然，事实上他做起职业小说家也是个偶然。
1974年，尤凤伟还在青岛的仪表厂当工人，“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考虑到写小说，那也不是一个写作的环境，连大部分专业作家都不写了”。但那一年，《山东文学》杂志到青岛办笔会，他一个战友的姐夫刚好是杂志的编辑，得知尤凤伟在当兵时也看书，还写点相声、对口词之类的文艺节目，就动员他去。去了之后，他才知道是个改稿子的学习班，每个人都得带上一篇作品。
“我当时就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那时候的小说其实都不像小说，很模式化的，放到现在根本没法读。”尤凤伟把那个短篇小说修改了几次，“处女作”终究没发表。但“文革”刚一结束，就突然有了爆发力，“新手嘛，满腔热血，写得很快，那个时候的小说也很好写，瞎编。”尤凤伟笑道。
一个偶然里面套着更多的偶然，如果尤凤伟不当兵，或许就不能认识那位战友，更不可能认识战友的姐夫。而他去当兵也是偶然。
1959年，尤凤伟在烟台，初中毕业，没找到工作， 1961年他就来了青岛渔业捕捞公司，培训完怎样上船、抛锚等技能，准备出海当渔民。刚好又遇到青岛征兵，渔业公司原来那些人去报名参军不够数，“就让我们刚来的人去顶数，从我们中间挑一部分去体检”。
当时，尤凤伟和一帮新船员在船上打扑克，手里拿着扑克的人都不愿意去体检。领导就叫，“围观的（打牌的人）去体检”。尤凤伟当时正好在一旁看人家打牌，被叫上去体检，然后就被征上了，坐船拉到乳山农村。
当了六年半的兵，赶上“文革”，但尤凤伟不想回捕捞公司，就去上述战友的姐姐所在的仪表公司，当起了工人，而且很大可能是当一辈子的工人。
一环扣一环的偶然最终让他搞起了小说，和同辈作家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尤凤伟主要也写反思“文革”的小说，开始创作“真正的文学”。在1980年代结束后，他才把目光投向了更早的社会历史题材，如“石门系列”。直到新千年，尤凤伟开始创作反右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当代都市题材的《色》、农民工题材的《泥鳅》，以及地下抗战题材的《衣钵》，这些成为尤凤伟的代表作。
“这些小说巨假”
文革之后的写作有一种突破禁忌的快感。但经历时间漂洗，一切回归日常之后，在尤凤伟如今看来，改革开放后的文学还是有禁忌的。“西方就没有禁忌，批判社会和政府都行，但道德的东西会有禁忌。不干净、污秽的东西，还是有禁锢的。”尤凤伟说，自己的观念还是有些传统，最近还在读《洛丽塔》，他仍不能接受书中大叔和“小萝莉”的情爱。
“禁忌和禁忌是不一样的，对普世价值的一种禁锢，让作家们不能按照一个正常的思维去搞创作。”尤凤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早在1950年代末，他读初中时一次感冒住院时，读到《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因为对社会政治还不了解，也没觉得这些作品有什么问题，还觉得挺好玩的。但现在看来，这些小说巨假。”尤凤伟说。
他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对自己的重要影响，“一个苏联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我是惊讶的，一是作者敢写的勇气，一是他的语言表达，细节与情节多么优美。”尤凤伟还记得自己看了改编成电影的《日瓦戈医生》，很多画面至今仍记忆清晰。他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中国一九五七》正是受到《日瓦戈医生》的影响，遵从了勇气创作与凝重的语言表达。
但让他遗憾的是，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至今没有一部让他满意的。
十年前，那场和姜文、制片方打的官司，曾让他处于风口浪尖，但至今都没有结果。“多方面侵权，甚至连编剧费都拖着没给。”关于这个官司，尤凤伟从书房中找出当时他写的《从〈生存〉到〈鬼子来了〉》一书，该书专门谈到了侵权案件一事。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小说《爱情从这里开始》《五月乡战》就分别改编过电影《布谷催春》《红盖头》，后来又陆续有其他小说被改编，他经常奔波于八一厂、长春厂、峨眉厂去写剧本，并且都是口头协议，也没发生过侵权事件。《鬼子来了》是他首次签订合同去改编自己的小说原作却发生了纠纷，在他看来“大概现在已经不属于‘君子时代’了”。
他是喜欢电影的，但如今主要看国外电影，去电影院看大片，淘 DVD都是他的爱好。在崂山的山脚下，尤凤伟租了套安静的房子，抽屉中放着诸如《拆弹部队》《朗读者》《一次别离》等影碟。“中国电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个是题材限制，一个是没有真正懂得并坚持艺术的导演。”尤凤伟说。而他本人也隐居在山东一隅默默写作，在同样的限制和坚持中寻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