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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微博上流行个段子“疫情结束前不要和家人吵架，因为到处都封路了，吵完架也不能离家出走。”不過，我们家还真是没这个烦恼，倒不是因为家庭关系多和谐，而是因为疫情之前就已经吵过了。
准确的说，每年关于“要不要回老家过年”这个问题我们都会吵上一架。我出生在广东揭阳，三岁时全家搬到了西安，只有近几年的春节才会回广东待上一段时间，对于老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所以一直以来也都没有要回老家过春节的欲望。
往年抱着“家人开心就好”的心态，总是选择妥协。本来今年春节也是选择妥协的一年，但是去年年底一位亲戚突然到访，在家里长住了一段时间，矛盾提前到来了。再想到回去过年还要面对无数这样的亲戚，就索性决定不回去了。爸妈一开始自然是不同意的，但还是抵不过我的执拗。他们1月20号早上坐飞机回了老家，钟南山院士20号晚上公开说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看到消息后我立马后悔没有跟家人一起回老家，因为我很确定爸妈不会把这个病毒太当回事。
于是，我和众多网友一样，苦思冥想如何劝自己的父母戴上口罩。不是不知道事态严重？那就把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推文发过去。嫌小道消息不可信？那就新闻联播推过去。然而不管什么方法在近两千公里的距离面前都太无力了，刚回去几天，父母串亲戚、办年货一样也没落下。尤其是老家菜市场环境比较恶劣，知道妈妈没带口罩办年货便忍不住在电话里直接发起了脾气，结果她不仅不听劝还嫌我小题大做，之后我便一副“撒手不管”的姿态，用“反正提醒过了”的心理暗示进行自我安慰。
大约1月25日左右，老妈发微信跟我说她不太舒服，前一天晚上上吐下泻，还有些胸闷。我心里一紧，立马让她量体温，还好正常。但是那段时间又听到专家说新冠肺炎出现了一些没有发烧症状的确诊患者，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便一天不停地发消息让老妈量体温，问她最近还去过什么地方，线上找医生问诊。老妈自己可能也被吓到了，开始后悔当初不听我的劝。
而我，也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点耐心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呢？父母最初不重视，大多是因为不知者不畏吧。我们有丰富的获取信息的渠道，看新闻、刷微博，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扑面而来，在这样的拟态环境中，病毒的威胁也逐渐变得可感可知起来。而父母在老家那种相对封闭落后的信息环境下确实很难直观感受到疫情的严重态势，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和各种数字应用的他们又该从哪里获得信息呢？没有接受过媒介素养教育的他们又如何能够跟我们一样在互联网世界中驾轻就熟呢？
反观我们最初的矛盾，是否也是同样的问题呢？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社会生活基础架构的当下，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我们享受着技术红利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深深地依赖着互联网，以至于我无法忍受老家那种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方式。而父母对我们这种过度依赖的不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技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甚至，作为“数字化移民”的他们在新技术、新应用面前更多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显然，我们所谈论的“数字鸿沟”，已经不仅是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基础差异而出现的技术发展鸿沟，同时也是由媒介素养差异导致的两代人之间不断扩大的代际鸿沟。当这样一种代际鸿沟横亘在我们和父母之间时，像我之前那样的鸵鸟式逃避对策显然是无济于事也十分不负责任的，只有当我们帮助他们摆脱传统经验和思想观念的束缚，带他们去新世界里瞧一瞧，为填平这道鸿沟努力过后，我们才有资格抱怨他们的不理解。
想通这一点后，当父母从老家返回西安，全家隔离在家时，我开始尝试带着父母去探索对于他们来说仍然充满未知的互联网世界。这样打发时间和避免冲突一举两得。一开始我想象得很简单，给他们推荐了些公众号，下载了一些新闻客户端，教他们什么样的标题什么样的内容一般不可信。后来我发现老爸无师自通，自己玩上了抖音快手，不仅爱玩还爱跟着学，网红奶茶、自制凉皮，电饭锅蛋糕他基本上全做了一遍，怎么复杂怎么来，色香味一点儿都不输去外面下馆子，老妈见状也坐不住了。一天她跑到我房间，神秘兮兮地问我老爸做的菜都是在哪儿学的，还表现出满满的求知欲：“我看你们年轻人玩的东西是挺有意思哩，抖音、快手和小红书全都给我安上吧！”之后想昵称、选头像老妈都认真的不得了，像是马上要干件大事一样，什么准备工作都马虎不得。
第二天，老妈看着小红书上的酸辣风爪忍不住也想要大显身手一番。我本来觉得网购对她有些复杂，自己把材料买齐就行。老妈反倒不乐意了：“你慢慢给我教一下，我以后就能自己买了。”于是，我又帮她注册了盒马账号，演示完一遍后，老妈自己下了订单，从来没在网上买过东西的她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自己的网购初体验。掌握新技能后，老妈给家里添了不少新玩意，最满意的还是磁力鱼缸刷，清洗鱼缸真是省了不少功夫。不过，最令我意外的还是老妈变得更加爱美了，有一回在网上买了染发剂自己染起头发来。最初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这对她来说可能太难了”，而选择“我帮她做”这么一种看似对两个人来说都更方便的方式，但其实父母仍然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不断地带他们探索未知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哺”。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反哺”过程都如此顺畅，比起网络使用技能的差距，对互联网信息的选择、理解能力的差距是更难弥合的鸿沟。前段时间老妈看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便嘱咐我第二天早上早点去楼下药店排队，我把各方辟谣的信息给她看，她却觉得官方说的怎么会有假呢？即使最后我把和中医专业同学的聊天记录分享给她，她也是一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姿态。看我态度强硬不肯去买，老妈便决定第二天早上自己去。当涉及这些和他们生活经验相违背的话题时，就像小时候叛逆的我们一样，父母也会“抵抗反哺”。
其实不难理解，在过去，长辈由于年龄、力量、社会地位等成为掌握强势话语权的一方，在与长辈的相处过程中，我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听从与顺服。而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长辈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转化使得双方话语权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当长辈无法接受这样的角色转变时，自尊的需求便会大幅增加。一方面，父母可能会通过命令、控制等方式来塑造自身的威权从而达成心理平衡，另一方面，父母可能会通过反对、抵制子女的立场来维护自尊的需求。因而我们在积极进行文化反哺的过程中也应采取恰当的方式和技巧，给予长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而减少沟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摩擦和情感消耗。如何学会和父母沟通，学会与家人相处，可能是我们一生都要持续学习的命题。
诚然，这次疫情将每个家庭中固有的却又常被忽视的问题呈现并放大出来，但同时也给予我们充分的时间去审视和改善问题。通过反哺，能够不断拓展我们与父母之间的话语空间，逐渐与时代接轨的父母也得以在家里重新掌握一部分话语权，从而使他们的自我认同不断得到巩固。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父母自己的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以往父母总是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子代身上，子代成家立业后又会投入更多精力在孙代上，进入互联网世界的他们能够走出为别人而活的怪圈，从而探索自己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责任编辑：陈思
通过反哺，能够不断拓展我们与父母之间的话语空间，
逐渐与时代接轨的父母也得以在家里重新掌握一部分话语权，从而使他们的自我认同不断得到巩固。
准确的说，每年关于“要不要回老家过年”这个问题我们都会吵上一架。我出生在广东揭阳，三岁时全家搬到了西安，只有近几年的春节才会回广东待上一段时间，对于老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所以一直以来也都没有要回老家过春节的欲望。
往年抱着“家人开心就好”的心态，总是选择妥协。本来今年春节也是选择妥协的一年，但是去年年底一位亲戚突然到访，在家里长住了一段时间，矛盾提前到来了。再想到回去过年还要面对无数这样的亲戚，就索性决定不回去了。爸妈一开始自然是不同意的，但还是抵不过我的执拗。他们1月20号早上坐飞机回了老家，钟南山院士20号晚上公开说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看到消息后我立马后悔没有跟家人一起回老家，因为我很确定爸妈不会把这个病毒太当回事。
于是，我和众多网友一样，苦思冥想如何劝自己的父母戴上口罩。不是不知道事态严重？那就把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推文发过去。嫌小道消息不可信？那就新闻联播推过去。然而不管什么方法在近两千公里的距离面前都太无力了，刚回去几天，父母串亲戚、办年货一样也没落下。尤其是老家菜市场环境比较恶劣，知道妈妈没带口罩办年货便忍不住在电话里直接发起了脾气，结果她不仅不听劝还嫌我小题大做，之后我便一副“撒手不管”的姿态，用“反正提醒过了”的心理暗示进行自我安慰。
大约1月25日左右，老妈发微信跟我说她不太舒服，前一天晚上上吐下泻，还有些胸闷。我心里一紧，立马让她量体温，还好正常。但是那段时间又听到专家说新冠肺炎出现了一些没有发烧症状的确诊患者，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便一天不停地发消息让老妈量体温，问她最近还去过什么地方，线上找医生问诊。老妈自己可能也被吓到了，开始后悔当初不听我的劝。
而我，也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点耐心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呢？父母最初不重视，大多是因为不知者不畏吧。我们有丰富的获取信息的渠道，看新闻、刷微博，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扑面而来，在这样的拟态环境中，病毒的威胁也逐渐变得可感可知起来。而父母在老家那种相对封闭落后的信息环境下确实很难直观感受到疫情的严重态势，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和各种数字应用的他们又该从哪里获得信息呢？没有接受过媒介素养教育的他们又如何能够跟我们一样在互联网世界中驾轻就熟呢？
反观我们最初的矛盾，是否也是同样的问题呢？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社会生活基础架构的当下，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我们享受着技术红利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深深地依赖着互联网，以至于我无法忍受老家那种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方式。而父母对我们这种过度依赖的不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技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甚至，作为“数字化移民”的他们在新技术、新应用面前更多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显然，我们所谈论的“数字鸿沟”，已经不仅是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基础差异而出现的技术发展鸿沟，同时也是由媒介素养差异导致的两代人之间不断扩大的代际鸿沟。当这样一种代际鸿沟横亘在我们和父母之间时，像我之前那样的鸵鸟式逃避对策显然是无济于事也十分不负责任的，只有当我们帮助他们摆脱传统经验和思想观念的束缚，带他们去新世界里瞧一瞧，为填平这道鸿沟努力过后，我们才有资格抱怨他们的不理解。
想通这一点后，当父母从老家返回西安，全家隔离在家时，我开始尝试带着父母去探索对于他们来说仍然充满未知的互联网世界。这样打发时间和避免冲突一举两得。一开始我想象得很简单，给他们推荐了些公众号，下载了一些新闻客户端，教他们什么样的标题什么样的内容一般不可信。后来我发现老爸无师自通，自己玩上了抖音快手，不仅爱玩还爱跟着学，网红奶茶、自制凉皮，电饭锅蛋糕他基本上全做了一遍，怎么复杂怎么来，色香味一点儿都不输去外面下馆子，老妈见状也坐不住了。一天她跑到我房间，神秘兮兮地问我老爸做的菜都是在哪儿学的，还表现出满满的求知欲：“我看你们年轻人玩的东西是挺有意思哩，抖音、快手和小红书全都给我安上吧！”之后想昵称、选头像老妈都认真的不得了，像是马上要干件大事一样，什么准备工作都马虎不得。
第二天，老妈看着小红书上的酸辣风爪忍不住也想要大显身手一番。我本来觉得网购对她有些复杂，自己把材料买齐就行。老妈反倒不乐意了：“你慢慢给我教一下，我以后就能自己买了。”于是，我又帮她注册了盒马账号，演示完一遍后，老妈自己下了订单，从来没在网上买过东西的她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自己的网购初体验。掌握新技能后，老妈给家里添了不少新玩意，最满意的还是磁力鱼缸刷，清洗鱼缸真是省了不少功夫。不过，最令我意外的还是老妈变得更加爱美了，有一回在网上买了染发剂自己染起头发来。最初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这对她来说可能太难了”，而选择“我帮她做”这么一种看似对两个人来说都更方便的方式，但其实父母仍然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不断地带他们探索未知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哺”。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反哺”过程都如此顺畅，比起网络使用技能的差距，对互联网信息的选择、理解能力的差距是更难弥合的鸿沟。前段时间老妈看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便嘱咐我第二天早上早点去楼下药店排队，我把各方辟谣的信息给她看，她却觉得官方说的怎么会有假呢？即使最后我把和中医专业同学的聊天记录分享给她，她也是一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姿态。看我态度强硬不肯去买，老妈便决定第二天早上自己去。当涉及这些和他们生活经验相违背的话题时，就像小时候叛逆的我们一样，父母也会“抵抗反哺”。
其实不难理解，在过去，长辈由于年龄、力量、社会地位等成为掌握强势话语权的一方，在与长辈的相处过程中，我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听从与顺服。而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长辈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转化使得双方话语权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当长辈无法接受这样的角色转变时，自尊的需求便会大幅增加。一方面，父母可能会通过命令、控制等方式来塑造自身的威权从而达成心理平衡，另一方面，父母可能会通过反对、抵制子女的立场来维护自尊的需求。因而我们在积极进行文化反哺的过程中也应采取恰当的方式和技巧，给予长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而减少沟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摩擦和情感消耗。如何学会和父母沟通，学会与家人相处，可能是我们一生都要持续学习的命题。
诚然，这次疫情将每个家庭中固有的却又常被忽视的问题呈现并放大出来，但同时也给予我们充分的时间去审视和改善问题。通过反哺，能够不断拓展我们与父母之间的话语空间，逐渐与时代接轨的父母也得以在家里重新掌握一部分话语权，从而使他们的自我认同不断得到巩固。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父母自己的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以往父母总是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子代身上，子代成家立业后又会投入更多精力在孙代上，进入互联网世界的他们能够走出为别人而活的怪圈，从而探索自己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责任编辑：陈思
通过反哺，能够不断拓展我们与父母之间的话语空间，
逐渐与时代接轨的父母也得以在家里重新掌握一部分话语权，从而使他们的自我认同不断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