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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和一个朋友聊起我恋爱上的屡屡失败，她问我：“你有过真实关系吗？”
我问什么是真实关系。她说就是彼此不畏惧暴露出最真实和卑鄙的一面。我说：“至少在两性关系里没有过。”
她又问：“那你和你妈呢？”
我想了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真实关系，我会向她发脾气，和她置气，不吝展示出自己最不愿示人的一面。
向且只向我妈发火，这听起来对她并不公平，但实际上是我赋予她的特权。我从来不埋怨和向别人生气，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大的人，大多数时候我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强大、稳定和坚不可摧，因此从来不把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人。这并不是软弱，这是骄傲。唯有对于我妈，我赋予了她能够伤害我的特权。
我和我妈的亲密不只是一种母女的亲密，更有些战友的关系。她困囿在小城市的小妇人的皮囊之下有一颗敏感而不安分的心，希望挣脱现有环境，但是始终没有实现这一点，因此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如同花样滑冰的男运动员一样，对我做出托举的动作来，希望把我推出那个狭窄的井口。
在网络不发达，更没有自媒体的时代，这种托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能希冀以一种幼年写作的惊人之姿横空出世。
我如果是杂技演员，那我妈当然是教练。我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写一页练习本，等我妈回家就进贡一样拿给她看。她看我写的文字，我就看她，从她的微表情之中猜测自己到底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失败了。
在我刚刚通过写作获得名声的短暂时光里，我妈也曾因为被我调动了写作冲动，而作为教练亲自下场，写过几本书，写了一两年专栏，最后终于因为体力和脑力不支而写不下去，刚刚读初中的我接替她写下去。此时的我妈又成了陪练。
随着我上高中外出读书，我妈开始在她任教的中学寻找下一个培养对象，试图证明“给我一个孩子，我就能把他（她）培养成蒋方舟”，结果惨遭失败，而我则忍受着少年写作与成名的苦果在青春期时如洪水一样汹涌而至。
我高中时，曾经和我妈吵过很大的一架。因为我发现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关系很差，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交谈，他们也当然不理我，我因此不快乐。我妈说：“快乐不重要，把事做成才重要。”那是在我高中的宿舍里，她坐了很久的火车和汽车来看我，提了很重的牛奶和水果。我大哭大闹，不断重复着：“都是你害的，都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我当时认为自己永远丧失了快乐的能力，我妈也痛哭。
那一哭之后，我内心给我妈下了解聘教练的合同，而我确信她收到了那封解约信。
我到了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我让我妈提前退休，搬到北京来和我住。她脱离了自己熟悉且安全的环境，到了我的地盘，我正式成为了一家之主。
自此，我和我妈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颠倒。
有一阵儿，我经常在外面应酬，有一次回家晚了，我妈说：“我看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有一个女艺人养了一只失聪的狗，女艺人好奇狗每天在家做什么，就装了远程摄像头，发现自己每天上班之后，那个狗就一直四脚趴在地上，用头顶着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感觉到主人回家了。我就是那只狗。”
我听得很难过。从那以后，我就几乎每天回家吃饭，即便和我妈相对无言，我也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在家。
她在北京生活，却是没有生活的，没有目标，没有朋友，没有社会关系，而且也没有和我的朋友成为朋友的欲望。第一次来我家做客的人经常会觉得我妈是个冷漠的人。我的日本朋友说：“你妈妈真是很害羞的人。”他洞穿了她的本质，极度害羞的人经常会显得很冷漠。
因为没有生活，我妈就开始“偷窥”我的生活。她每天五六点钟就醒了，爬到我的床上看我的手机。有时我醒了，她看我的手机，我看她的表情——而我内心竟然因为她的偷窥而有些许的轻松：她时刻看着的人生，毕竟错不到哪里去。
最近半年，她开始忍受不了这种依赖着我的生活，她宣布：我也要实现个人价值。
她开始剪纸，人物肖像剪得繁复到了极点，所有看的人都很惊叹。但我妈很快就嫌弃人像里没有世界观，没有原创性，因此买了市面上一切关于剪纸的书，去日本看了纸艺切绘美术馆。有一天晚上她看了阿城的《河图洛书》，参透了里面所有的奥妙，再剪“有宇宙观”的作品，下笔不凡。
我自觉意识到一个家庭空间里是容不下两个艺术家的，因此我现在每天吃完早饭就去咖啡厅写作，晚上六点半回来和我妈吃晚饭，然后看她当天的剪纸作品，听她聊她的创作理念——这样的生活幸福又危险。危险在于过于幸福安稳。
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因为小孩看不到父母壮年意气风发的样子，小孩长大后，只看到父母的衰颓，他们的固执与经验的缺失。偏要到很多年后，当自己在他人眼中也有了衰颓的势头，才发现父母的睿智。就像現在流行在社交网络上晒父母最盛年时期的照片，其实也是一种枉然的补偿。
我和我妈的关系比大部分亲情幸运的地方，在于它在亲情炙热的火燃尽之后还有友情平稳的焰。我错过了她的最盛年，却参与了她50岁之后的再次成长，我们又是同时航行的船，两艘船有时近得可以抓住对方，我们时而望向彼此，在大多数时候，却只是应付各自的波浪与狂风，擦肩而过的时候，在内心向对方挥手示意。
摘自《作家文摘》
我问什么是真实关系。她说就是彼此不畏惧暴露出最真实和卑鄙的一面。我说：“至少在两性关系里没有过。”
她又问：“那你和你妈呢？”
我想了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真实关系，我会向她发脾气，和她置气，不吝展示出自己最不愿示人的一面。
向且只向我妈发火，这听起来对她并不公平，但实际上是我赋予她的特权。我从来不埋怨和向别人生气，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大的人，大多数时候我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强大、稳定和坚不可摧，因此从来不把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人。这并不是软弱，这是骄傲。唯有对于我妈，我赋予了她能够伤害我的特权。
我和我妈的亲密不只是一种母女的亲密，更有些战友的关系。她困囿在小城市的小妇人的皮囊之下有一颗敏感而不安分的心，希望挣脱现有环境，但是始终没有实现这一点，因此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如同花样滑冰的男运动员一样，对我做出托举的动作来，希望把我推出那个狭窄的井口。
在网络不发达，更没有自媒体的时代，这种托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能希冀以一种幼年写作的惊人之姿横空出世。
我如果是杂技演员，那我妈当然是教练。我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写一页练习本，等我妈回家就进贡一样拿给她看。她看我写的文字，我就看她，从她的微表情之中猜测自己到底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失败了。
在我刚刚通过写作获得名声的短暂时光里，我妈也曾因为被我调动了写作冲动，而作为教练亲自下场，写过几本书，写了一两年专栏，最后终于因为体力和脑力不支而写不下去，刚刚读初中的我接替她写下去。此时的我妈又成了陪练。
随着我上高中外出读书，我妈开始在她任教的中学寻找下一个培养对象，试图证明“给我一个孩子，我就能把他（她）培养成蒋方舟”，结果惨遭失败，而我则忍受着少年写作与成名的苦果在青春期时如洪水一样汹涌而至。
我高中时，曾经和我妈吵过很大的一架。因为我发现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关系很差，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交谈，他们也当然不理我，我因此不快乐。我妈说：“快乐不重要，把事做成才重要。”那是在我高中的宿舍里，她坐了很久的火车和汽车来看我，提了很重的牛奶和水果。我大哭大闹，不断重复着：“都是你害的，都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我当时认为自己永远丧失了快乐的能力，我妈也痛哭。
那一哭之后，我内心给我妈下了解聘教练的合同，而我确信她收到了那封解约信。
我到了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我让我妈提前退休，搬到北京来和我住。她脱离了自己熟悉且安全的环境，到了我的地盘，我正式成为了一家之主。
自此，我和我妈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颠倒。
有一阵儿，我经常在外面应酬，有一次回家晚了，我妈说：“我看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有一个女艺人养了一只失聪的狗，女艺人好奇狗每天在家做什么，就装了远程摄像头，发现自己每天上班之后，那个狗就一直四脚趴在地上，用头顶着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感觉到主人回家了。我就是那只狗。”
我听得很难过。从那以后，我就几乎每天回家吃饭，即便和我妈相对无言，我也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在家。
她在北京生活，却是没有生活的，没有目标，没有朋友，没有社会关系，而且也没有和我的朋友成为朋友的欲望。第一次来我家做客的人经常会觉得我妈是个冷漠的人。我的日本朋友说：“你妈妈真是很害羞的人。”他洞穿了她的本质，极度害羞的人经常会显得很冷漠。
因为没有生活，我妈就开始“偷窥”我的生活。她每天五六点钟就醒了，爬到我的床上看我的手机。有时我醒了，她看我的手机，我看她的表情——而我内心竟然因为她的偷窥而有些许的轻松：她时刻看着的人生，毕竟错不到哪里去。
最近半年，她开始忍受不了这种依赖着我的生活，她宣布：我也要实现个人价值。
她开始剪纸，人物肖像剪得繁复到了极点，所有看的人都很惊叹。但我妈很快就嫌弃人像里没有世界观，没有原创性，因此买了市面上一切关于剪纸的书，去日本看了纸艺切绘美术馆。有一天晚上她看了阿城的《河图洛书》，参透了里面所有的奥妙，再剪“有宇宙观”的作品，下笔不凡。
我自觉意识到一个家庭空间里是容不下两个艺术家的，因此我现在每天吃完早饭就去咖啡厅写作，晚上六点半回来和我妈吃晚饭，然后看她当天的剪纸作品，听她聊她的创作理念——这样的生活幸福又危险。危险在于过于幸福安稳。
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因为小孩看不到父母壮年意气风发的样子，小孩长大后，只看到父母的衰颓，他们的固执与经验的缺失。偏要到很多年后，当自己在他人眼中也有了衰颓的势头，才发现父母的睿智。就像現在流行在社交网络上晒父母最盛年时期的照片，其实也是一种枉然的补偿。
我和我妈的关系比大部分亲情幸运的地方，在于它在亲情炙热的火燃尽之后还有友情平稳的焰。我错过了她的最盛年，却参与了她50岁之后的再次成长，我们又是同时航行的船，两艘船有时近得可以抓住对方，我们时而望向彼此，在大多数时候，却只是应付各自的波浪与狂风，擦肩而过的时候，在内心向对方挥手示意。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