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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桐城派没有整体研究,多为片语短章的批评,1923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以代表他对桐城派最系统最全面之评价。他认为,桐城派文章虽然中了＂文以载道＂的毒,但最大长处是使文章做得通顺,所以在当时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即便是桐城派末期,也并非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革新,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做预备,可以说桐城派文章是古文学到新文学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