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成仿吾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人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参加创办了多种文学刊物，撰写与翻译了许多论文、小说、诗歌，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是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
《共产党宣言》是多年来对我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央党校教授高放近日盘点核实他所知道的从建国前至今，中国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各种版别的不同中译本累计达23种，其中包括建国以前的9种中译本，建国后的8种，以及香港、台湾出版的6种。按时间先后顺序其中第5种中译本是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合译本、第10种中译本是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第17种中译本就是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根据德文重新校译的新译本。
其实，成仿吾先后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五次翻译，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
成仿吾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29年。1928年他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先后在巴黎和柏林主持西欧中共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他还随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蔡和森知道他知识渊博，而且通晓五种外国语言，就从莫斯科给他来信，要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成仿吾就采用当时最流行的德文《共产党宣言》版本，参考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译出后，他找了德共中央，请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将《共产党宣言》中译稿带往莫斯科交给蔡和森。由于蔡和森已奉命回国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牺牲了，所以这份译稿也就丢失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合作翻译的，被称为成徐译本。徐冰当时是《解放日报》编辑，成仿吾是陕北公学校长。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要他们翻译出来。他们两人把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工作条件很差，资料缺乏，连一本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找不到。译完后，成仿吾把全部译文又通读一遍。同年，这个译本在延安作为《马恩丛书》第4辑出版；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等出版。该译本收入《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此外，该译本还曾于1947年在香港的“中国出版社”出版，并由乔木(乔冠华)依据英文校订。该译本传播很广。成仿吾后来表示：“约一年后，我在前方看到《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我很不满意。”
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45年。当时，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有时间对《宣言》译稿作了较大的修订，定稿后交给了解放社。但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可惜这份译稿也没有下落了。
成仿吾第四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52年。当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抽空将延安版的《宣言》中译本稍加校正，作为《宣言》出版105周年、马克思诞生135周年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少量印行，供校内使用。这次校正是成仿吾一人所作，校完清样时，徐冰已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成仿吾在重校后记中说，译文本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好在《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
成仿吾第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75年。1974年7月，他写信给毛泽东，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他在信中指出诸译本中错误很多，说自己有德、英、法、俄、日五种语言文字能力，表示自己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王震支持成仿吾的意见，并将信转给毛泽东。8月，毛泽东作出了批示，支持成仿吾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校译工作。并指示：调成仿吾来京，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让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并且要他来京参加国庆大典。9月，成仿吾到京，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12月出任中央党校顾问。中央党校抽调王亚文、李逵六、马其静、郑伊倩等同志协助他工作，组成了校译小组，李逵六担任组长，协助他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原著。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他们把1848年第一版德文原著《共产党宣言》同当时通行的德文本作了对照，发现有48处不同。这段时期，成仿吾与助手们每天讨论三个小时，对修改稿逐字逐句进行研究，前后经过三遍重大修改，到9月初步定稿。讨论稿印出后，成仿吾送给胡乔木、范若愚、张仲实等同志，请他们指正。还邀请了在京的26个有关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座谈，并到工厂、公社和部队中去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他们吸纳大家的有益建议，又对译文进行了修改。
译稿完成后，1976年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并呈报了中央政治局。1976年5月18日，成仿吾将送审稿大字本《共产宣言》转送给朱德委员长，朱委员长看了很高兴。21日，朱德委员长不顾90高龄亲自来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住处来看望他。
这天，时近下午了，车子开到成仿吾居住的楼旁，朱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刚刚跨出车门，成仿吾便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朱德的手，许久没有松开，然后挽着朱德的胳膊一同缓缓地朝屋内走去。朱德委员长对新译的《宣言》高度称赞：“你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读完了，很好。翻译马恩原著有世界意义。”临走时，朱老总紧握成仿吾的手说：“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你要很好保重。”
在这次翻译中，成仿吾从北京图书馆找到了1848年的德文原版，对照了国内外出版的六个德文版本与德文原版中不同程度的差异，对译稿再次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如：《共产党宣言》的首段文字，过去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成仿吾对照1848年德文原版，指出“幽灵”译得不确：“‘幽灵’指死人的灵魂，意思不好。共产主义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势力，对于反动派它是一个威胁，因而反动派才联合起来对共产主义进行围剿。”于是，依照德文原版将“幽灵”改译为“魔怪”。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有言，“红色魔怪”意味着“资产阶级对于它与无产阶级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的恐怖”。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眼里，共产主义是活生生的、可怕的妖魔鬼怪，而非死鬼。而早在1938年他把“幽灵”译为“巨影”，1953年改为“魔影”，这次则改译为“魔怪”。这样，新译《共产党宣言》首段文字为：
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对这个魔怪进行一种神圣的围猎，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们。
再如：《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词先后出现14次，过去的译本多译为“一般的”，如“一般的商品增加”、“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成仿吾知道这个词除作“一般的”讲外，还有“从整体看”、“究竟”等含意。经过反复斟酌，把“一般的商品增加”这句不太通的句子改为“整个商品的增加”，把另一句改为“共产党人同无产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同时，还将过去翻译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句子改译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极其革命的角色”，通顺贴切得多了。
《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经引进中国，犹如一场及时雨洒进了干涸的土地。《共产党宣言》的发行，使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正如成仿吾在1978年《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陈（即陈望道）译本也就难免很不准确。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80高龄的成仿吾重译《共产党宣言》，彰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无限的深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鞠躬尽瘁。他曾在《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一文中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前夕，我写了这段回忆，连同我译校的很不成熟的几本习作，就作为献在海格特马克思墓地上的一束白花吧！”
（责编 肖黎）
《共产党宣言》是多年来对我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央党校教授高放近日盘点核实他所知道的从建国前至今，中国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各种版别的不同中译本累计达23种，其中包括建国以前的9种中译本，建国后的8种，以及香港、台湾出版的6种。按时间先后顺序其中第5种中译本是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合译本、第10种中译本是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第17种中译本就是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根据德文重新校译的新译本。
其实，成仿吾先后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五次翻译，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
成仿吾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29年。1928年他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先后在巴黎和柏林主持西欧中共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他还随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蔡和森知道他知识渊博，而且通晓五种外国语言，就从莫斯科给他来信，要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成仿吾就采用当时最流行的德文《共产党宣言》版本，参考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译出后，他找了德共中央，请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将《共产党宣言》中译稿带往莫斯科交给蔡和森。由于蔡和森已奉命回国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牺牲了，所以这份译稿也就丢失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合作翻译的，被称为成徐译本。徐冰当时是《解放日报》编辑，成仿吾是陕北公学校长。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要他们翻译出来。他们两人把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工作条件很差，资料缺乏，连一本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找不到。译完后，成仿吾把全部译文又通读一遍。同年，这个译本在延安作为《马恩丛书》第4辑出版；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等出版。该译本收入《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此外，该译本还曾于1947年在香港的“中国出版社”出版，并由乔木(乔冠华)依据英文校订。该译本传播很广。成仿吾后来表示：“约一年后，我在前方看到《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我很不满意。”
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45年。当时，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有时间对《宣言》译稿作了较大的修订，定稿后交给了解放社。但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可惜这份译稿也没有下落了。
成仿吾第四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52年。当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抽空将延安版的《宣言》中译本稍加校正，作为《宣言》出版105周年、马克思诞生135周年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少量印行，供校内使用。这次校正是成仿吾一人所作，校完清样时，徐冰已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成仿吾在重校后记中说，译文本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好在《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
成仿吾第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75年。1974年7月，他写信给毛泽东，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他在信中指出诸译本中错误很多，说自己有德、英、法、俄、日五种语言文字能力，表示自己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王震支持成仿吾的意见，并将信转给毛泽东。8月，毛泽东作出了批示，支持成仿吾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校译工作。并指示：调成仿吾来京，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让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并且要他来京参加国庆大典。9月，成仿吾到京，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12月出任中央党校顾问。中央党校抽调王亚文、李逵六、马其静、郑伊倩等同志协助他工作，组成了校译小组，李逵六担任组长，协助他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原著。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他们把1848年第一版德文原著《共产党宣言》同当时通行的德文本作了对照，发现有48处不同。这段时期，成仿吾与助手们每天讨论三个小时，对修改稿逐字逐句进行研究，前后经过三遍重大修改，到9月初步定稿。讨论稿印出后，成仿吾送给胡乔木、范若愚、张仲实等同志，请他们指正。还邀请了在京的26个有关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座谈，并到工厂、公社和部队中去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他们吸纳大家的有益建议，又对译文进行了修改。
译稿完成后，1976年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并呈报了中央政治局。1976年5月18日，成仿吾将送审稿大字本《共产宣言》转送给朱德委员长，朱委员长看了很高兴。21日，朱德委员长不顾90高龄亲自来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住处来看望他。
这天，时近下午了，车子开到成仿吾居住的楼旁，朱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刚刚跨出车门，成仿吾便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朱德的手，许久没有松开，然后挽着朱德的胳膊一同缓缓地朝屋内走去。朱德委员长对新译的《宣言》高度称赞：“你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读完了，很好。翻译马恩原著有世界意义。”临走时，朱老总紧握成仿吾的手说：“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你要很好保重。”
在这次翻译中，成仿吾从北京图书馆找到了1848年的德文原版，对照了国内外出版的六个德文版本与德文原版中不同程度的差异，对译稿再次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如：《共产党宣言》的首段文字，过去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成仿吾对照1848年德文原版，指出“幽灵”译得不确：“‘幽灵’指死人的灵魂，意思不好。共产主义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势力，对于反动派它是一个威胁，因而反动派才联合起来对共产主义进行围剿。”于是，依照德文原版将“幽灵”改译为“魔怪”。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有言，“红色魔怪”意味着“资产阶级对于它与无产阶级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的恐怖”。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眼里，共产主义是活生生的、可怕的妖魔鬼怪，而非死鬼。而早在1938年他把“幽灵”译为“巨影”，1953年改为“魔影”，这次则改译为“魔怪”。这样，新译《共产党宣言》首段文字为：
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对这个魔怪进行一种神圣的围猎，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们。
再如：《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词先后出现14次，过去的译本多译为“一般的”，如“一般的商品增加”、“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成仿吾知道这个词除作“一般的”讲外，还有“从整体看”、“究竟”等含意。经过反复斟酌，把“一般的商品增加”这句不太通的句子改为“整个商品的增加”，把另一句改为“共产党人同无产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同时，还将过去翻译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句子改译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极其革命的角色”，通顺贴切得多了。
《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经引进中国，犹如一场及时雨洒进了干涸的土地。《共产党宣言》的发行，使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正如成仿吾在1978年《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陈（即陈望道）译本也就难免很不准确。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80高龄的成仿吾重译《共产党宣言》，彰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无限的深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鞠躬尽瘁。他曾在《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一文中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前夕，我写了这段回忆，连同我译校的很不成熟的几本习作，就作为献在海格特马克思墓地上的一束白花吧！”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