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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法人文学者赵越胜去国多年，其《带泪的微笑》、《好声音，真正的Bel Canto》、《若有人兮山之阿》等美文，近年通过《读书》、《爱乐》等实现小规模的“文字还乡”。前几年，赵越胜回忆其精神导师、伦理学大家周辅成先生的长文《辅成先生》，在其好友张志扬、朱正琳、周国平、徐友渔、陈嘉映、梁治平等人组成的“圈子”里流传，并被扩散至更广阔的中文互联网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曾读过《辅成先生》的未定稿，“尤其喜欢前半部分，赵越胜与辅成先生的问学过程，那种源自知识的泰然和激动，读来让人感动”，觉得“八十年代真是让人无比怀恋”。学者丁东去年年底主编的《先生之风》收录了《辅成先生》。
近日，赵越胜的随笔集《燃灯者》简体字版收入“思享家”系列丛书出版。新书上市前夕，回国探亲的赵越胜破例参加了该丛书的发布会，与朱正琳、周国平、崔卫平、何光沪、黄集伟等人一起追忆周辅成先生、回顾1980年代的“文化热”。
我们现在也就只是有些会馆而已
2006年，旅美作家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曾掀起过回忆“文化热”的热潮。尽管去国经年，赵越胜对活跃1980年代北京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界的贡献，仍被人屡屡提及。
哲学学者周国平在其自传性文字里曾这样回忆：“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这就是周国平记忆中的“赵越胜沙龙”，他还记得，当时某位以“江南第一才子”自居的学者，因为被赵越胜认定“没文化”而始终排除在他们的沙龙之外。
作家柯云路当年“京都三部曲”中《夜与昼》里的“哲学—艺术月会”即以赵越胜沙龙为原型，他曾向笔者证实：“当时的沙龙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龙，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龙，赵越胜沙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大家都很活跃，不像现在这么务实”，“我见过赵越胜好几次，记得好像是在地安门东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热心，在那个时代比较新潮”，“我和他比较多地谈存在主义，他谈论的话题和直接关心国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样，更有文化性质，不是落实于具体层面，总的来说是希望突破过去的思想禁锢，把各种学派介绍进来。那时最大的命题就是‘思想解放’。”
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讲师苏炜是赵越胜的好友，他记得1980年代北京人文知识界有“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三大文化圈子，他当时参加最多的文化沙龙是“《读书》服务日”和赵越胜沙龙。赵越胜沙龙以学者甘阳领衔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班底为中心。
在苏炜印象中，赵越胜沙龙的聚会一般选在每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围绕一个专题，请一个人主讲，然后大家发表讨论意见。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赵家，由赵越胜和诗人阿坚张罗，偶尔也拉队伍出去下馆子），聚餐后继续开聊，此时音乐是助兴的话题，包括著名男高音范竞马的演唱。”
苏炜记得，赵越胜沙龙谈论最多的还是当时《读书》上的某篇热门文章，或就彼时的“文化热”、“方法论热”、“为学术而学术”等现象或话题展开讨论。此外，徐友渔、陈来和甘阳等访学归来的学人介绍海外见闻也是赵越胜沙龙的一个保留节目。
躬逢其盛的赵越胜沙龙参与者们用文字以及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那段在精神上彼此取暖的启蒙岁月的感念，但是，当年沙龙的主人赵越胜告诉笔者：“八十年代文化沙龙，这是后来人们对当时的某些活动赋予的文化意义，你千万千万别当真，不过是几个虚心向学的青年人常在一起谈谈读书体会罢了。哪里有什么沙龙，真正的沙龙，要到雷加米埃夫人的客厅里去找。窃以为，我们现在也就只是有些会馆而已。”在赵越胜定居多年的法国，雷加米埃夫人正是19世纪初法国贵族社会中一位银行家的太太，在当时的法国文化界享有较高地位，引得德维达等很多画家纷纷为其绘制肖像。
回望自己的1980年代，赵越胜说：“那时候重要的是都有热情，我们那时候刚开始都差不多是研究生，国平是第一届，我是第二届，后头有甘阳那么一群人”，“当时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文化要先放到一边，一点不是否定中国文化，我们都是从那里面熏出来的，我们也爱透了孔、孟、庄的东西，唐诗宋词都是我们的枕边读物，那时候倡导把西学搬引来，觉得中国要和世界融合。我们这群人里很多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没有变化，认为我们的基本判断还是对的。”
周辅成先生就是学术正道
“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时隔多年，周国平对赵越胜沙龙的细节记忆犹新，“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周国平1990年代两度去巴黎，都住在赵家，赵越胜带着他同游巴黎、逛博物馆、拼红酒。
如今的赵越胜，“在巴黎郊区那所住宅里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了捎去”，“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他是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
用周国平的话说，赵越胜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牛津版《燃灯者》只收录了三篇长文，除了对一位漂泊海外终老他乡的名记者以及1970年代教自己弹琴唱歌的文艺青年唐克的追忆外，赵越胜的《辅成先生》一文在中文世界被广泛阅读和转载。
周辅成先生（1912—2009）是长期被遮蔽的已故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大家，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康德、克鲁泡特金、董仲舒、戴震等有深入研究；抗战期间，在成都与学者唐君毅等人创办《重光》并任《群众》杂志主编，其后又与唐君毅、牟宗三合办《理想与文化》杂志。周辅成先生对“文革”后期的赵越胜有启蒙之功。
在简体字版《燃灯者》的发布会上，赵越胜说：“周先生身上有一种正道，他经常爱说学术的正大性。从知识的分野来讲，不管现在有多少细致的分工，学术永远有正道，不管社会怎么变化，正道是不变的，有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感觉”，“我就是白描周先生这个人，要说有一点感人的力量，就是周先生这个人的力量，他就是学术正道，就在那儿摆着，不管有多少风吹雨打，多少灰暗晦明的时刻，那盏灯就在那儿亮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曾读过《辅成先生》的未定稿，“尤其喜欢前半部分，赵越胜与辅成先生的问学过程，那种源自知识的泰然和激动，读来让人感动”，觉得“八十年代真是让人无比怀恋”。学者丁东去年年底主编的《先生之风》收录了《辅成先生》。
近日，赵越胜的随笔集《燃灯者》简体字版收入“思享家”系列丛书出版。新书上市前夕，回国探亲的赵越胜破例参加了该丛书的发布会，与朱正琳、周国平、崔卫平、何光沪、黄集伟等人一起追忆周辅成先生、回顾1980年代的“文化热”。
我们现在也就只是有些会馆而已
2006年，旅美作家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曾掀起过回忆“文化热”的热潮。尽管去国经年，赵越胜对活跃1980年代北京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界的贡献，仍被人屡屡提及。
哲学学者周国平在其自传性文字里曾这样回忆：“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这就是周国平记忆中的“赵越胜沙龙”，他还记得，当时某位以“江南第一才子”自居的学者，因为被赵越胜认定“没文化”而始终排除在他们的沙龙之外。
作家柯云路当年“京都三部曲”中《夜与昼》里的“哲学—艺术月会”即以赵越胜沙龙为原型，他曾向笔者证实：“当时的沙龙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龙，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龙，赵越胜沙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大家都很活跃，不像现在这么务实”，“我见过赵越胜好几次，记得好像是在地安门东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热心，在那个时代比较新潮”，“我和他比较多地谈存在主义，他谈论的话题和直接关心国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样，更有文化性质，不是落实于具体层面，总的来说是希望突破过去的思想禁锢，把各种学派介绍进来。那时最大的命题就是‘思想解放’。”
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讲师苏炜是赵越胜的好友，他记得1980年代北京人文知识界有“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三大文化圈子，他当时参加最多的文化沙龙是“《读书》服务日”和赵越胜沙龙。赵越胜沙龙以学者甘阳领衔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班底为中心。
在苏炜印象中，赵越胜沙龙的聚会一般选在每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围绕一个专题，请一个人主讲，然后大家发表讨论意见。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赵家，由赵越胜和诗人阿坚张罗，偶尔也拉队伍出去下馆子），聚餐后继续开聊，此时音乐是助兴的话题，包括著名男高音范竞马的演唱。”
苏炜记得，赵越胜沙龙谈论最多的还是当时《读书》上的某篇热门文章，或就彼时的“文化热”、“方法论热”、“为学术而学术”等现象或话题展开讨论。此外，徐友渔、陈来和甘阳等访学归来的学人介绍海外见闻也是赵越胜沙龙的一个保留节目。
躬逢其盛的赵越胜沙龙参与者们用文字以及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那段在精神上彼此取暖的启蒙岁月的感念，但是，当年沙龙的主人赵越胜告诉笔者：“八十年代文化沙龙，这是后来人们对当时的某些活动赋予的文化意义，你千万千万别当真，不过是几个虚心向学的青年人常在一起谈谈读书体会罢了。哪里有什么沙龙，真正的沙龙，要到雷加米埃夫人的客厅里去找。窃以为，我们现在也就只是有些会馆而已。”在赵越胜定居多年的法国，雷加米埃夫人正是19世纪初法国贵族社会中一位银行家的太太，在当时的法国文化界享有较高地位，引得德维达等很多画家纷纷为其绘制肖像。
回望自己的1980年代，赵越胜说：“那时候重要的是都有热情，我们那时候刚开始都差不多是研究生，国平是第一届，我是第二届，后头有甘阳那么一群人”，“当时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文化要先放到一边，一点不是否定中国文化，我们都是从那里面熏出来的，我们也爱透了孔、孟、庄的东西，唐诗宋词都是我们的枕边读物，那时候倡导把西学搬引来，觉得中国要和世界融合。我们这群人里很多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没有变化，认为我们的基本判断还是对的。”
周辅成先生就是学术正道
“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时隔多年，周国平对赵越胜沙龙的细节记忆犹新，“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周国平1990年代两度去巴黎，都住在赵家，赵越胜带着他同游巴黎、逛博物馆、拼红酒。
如今的赵越胜，“在巴黎郊区那所住宅里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了捎去”，“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他是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
用周国平的话说，赵越胜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牛津版《燃灯者》只收录了三篇长文，除了对一位漂泊海外终老他乡的名记者以及1970年代教自己弹琴唱歌的文艺青年唐克的追忆外，赵越胜的《辅成先生》一文在中文世界被广泛阅读和转载。
周辅成先生（1912—2009）是长期被遮蔽的已故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大家，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康德、克鲁泡特金、董仲舒、戴震等有深入研究；抗战期间，在成都与学者唐君毅等人创办《重光》并任《群众》杂志主编，其后又与唐君毅、牟宗三合办《理想与文化》杂志。周辅成先生对“文革”后期的赵越胜有启蒙之功。
在简体字版《燃灯者》的发布会上，赵越胜说：“周先生身上有一种正道，他经常爱说学术的正大性。从知识的分野来讲，不管现在有多少细致的分工，学术永远有正道，不管社会怎么变化，正道是不变的，有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感觉”，“我就是白描周先生这个人，要说有一点感人的力量，就是周先生这个人的力量，他就是学术正道，就在那儿摆着，不管有多少风吹雨打，多少灰暗晦明的时刻，那盏灯就在那儿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