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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总裁杨超，在两会召开前的2月23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杨超总裁强调人寿企业要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中国人寿把社会和行业责任作为己任，在“三农”保险的发展思路及模式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在巨灾保险方面有自己的新建议。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杨超总裁还准备在两会期间向政府提出新的相关提案。
越是大企业越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经济》：去年我们在北京西直门相见后，转眼间就又过去了一年。公司这一年有了哪些变化？
杨超：应该说这一年我们在强化主业优势的基础上，谋求适度的多元化发展，集团综合实力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看这一年的变化。中国人寿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保险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人寿股份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我们也是中国保险业唯一一家世界“双500强”企业（世界企业500强和世界品牌500强）。截至2008年底，我们的总资产达到1.3万亿元，占保险全行业的比例为38%。2008年集团总保费收入达到3218亿元，同比增长46%，境内寿险市场份额为42.7%，牢牢地占据保险市场的主导位置。上述数字还没有经过最后审计，但能反映基本的情况。
《经济》：今天我们在中国人寿中心再次见面，俯视环绕在周围的金融大厦，更觉得中国人寿给人以面目一新的感觉。
杨超：这座大楼是三年前买的，现在升值了很多。当然固定资产只是我们资产中很小的一部分，中国人寿管理着上万亿的大量的各类资产，经过有效的运作，尽管在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仍实现了较好的投资收益。财政部2008年12月8日对我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了确认，2007年我公司实现国有资本增值812.79亿元。
《经济》：美国暴发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裁员现象。中国人寿在这一年中有什么变化吗？
杨超：现在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一大问题。金融危机到来后，我们不仅没有裁员，反而继续正常增加了用工人数。我们现在的员工、营销员总人数已超过80万人。
在香港，我们同样没有收缩编制。适度增加用工和引进一些高管人员，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持香港社会稳定的作用。作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我们应该勇担部分社会责任。
从农村到食品医药，需要建立一整套保险体制
《经济》：企业能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环境下扩大营业规模、增加用工的原因在哪里？
杨超：这个和中国市场的特点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有13亿人口，但保险的覆盖率仍然很低，即使像中国人寿这样最大的保险企业，投保客户的绝对数很大，达到1.6亿多人次，但相对于13亿人口来说，也仍只是其一小部分，因此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还非常之大。我们过去的发展靠了这个市场，今后我们投入人力物力，也还是要从这个市场上求得新的发展。
《经济》：13亿人口中，8亿在农村，如何让目前还比较贫穷的农民能有自己的保险？
杨超：我们有专门针对农村特点、便利农民投保的保费较低、缴费简易、保障适度的“简易人身保险”、“农村小额保险”。农村保险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业务员要对保险能说明白，农民要听得懂，而且要让农民能买得起。我们的方法是动员农村的基层干部，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兼职业务员或代理人，在农闲的时候，把保险推荐给农民。这些基层干部最熟悉农村，最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他们推荐我们的保险时，要比我们的业务员下乡来得更快更方便。农村小额保险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经济》：在城里，我们去年遭遇了三聚氰胺牛奶事件，食品中毒、药物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
杨超：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有两方面的损失会立即出现：
第一是受害者。去年发生的“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导致全国很多儿童患病，不仅给患儿身心带来了巨大伤害，也给患者家庭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经济损失。第二是企业员工也成为受害者。三鹿集团作为责任企业在事件曝光后，随即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并于今年2月12日正式宣告破产，这对原本正常工作的员工造成了极大影响。
看到发生这样的惨状，我就想，如果食品、药品生产企业投保了责任险，事发后保险公司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赔付，受损害人群的生命、财产可及时得到必要的保障。而且在问题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后，保险公司的及时赔付，可以帮助解决员工的保障问题，还可以减小企业生存的压力，有利于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渡过难关，避免连锁反应和后续问题的发生。同时我还觉得，有保险公司的及时赔付，会减轻政府的相应负担，能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给政府重要的支持。
《经济》：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作用的确很大，但遭遇这样的事件，公司岂不是要拿出很多资产去理赔了？
杨超：正是因为保险公司要负担起如此大的责任，所以我们有一套防灾防损的督查功能。比如我们会对投保企业的安全生产进行督查，促使其将风险管理贯穿到企业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防患于未然。保险公司做好了这个工作，可防止或减少事故发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从中也能实现自己的发展。
《经济》：有些时候发生的天灾，让人们防不胜防。
杨超：2008年就发生了严重冰灾、特大震灾。我们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13日即宣布公司捐款1600万元，后来又发动全系统员工捐款，累计有6000万元。13日我们的人员就先期到达了地震灾区，14日宣布全面收养地震孤儿，一直把他们助养到18岁成人。
《经济》：特大地震刚刚发生就决定收养所有孤儿，能下这个决断很不容易。
杨超：我们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一诺千金，必须说到做到。我们知道，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的死亡，留下的孤儿数量为2400多人。当时我们估算这次汶川大地震会造成一千名左右的孤儿，我们每个月向他们提供600元抚养费，助养到18岁，这个钱我们是出得起的，有这个实力和能力才能负得起这份责任。我们尽一份责任，可以减轻国家一部分负担。
《经济》：企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但能够建立一套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也许会更好。
杨超：是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去年两会期间我针对近年来我国巨灾频发，特别是年初严重雨雪冰冻灾害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提议建立国家巨灾保险制度。这个提案提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这一提案的议题和相关建议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经济》：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一些国际风险也开始波及到了中国。
杨超：我看这次美国暴发的金融危机与那里的一些金融从业人员的丧失道德，与那里的一些评级机构的不负责任及监管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去年两会期间，我曾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体系的提案。金融危机发生后，我认为进一步证明了建立我国独立自主信用评级体系的必要性。国外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在金融危机中显现出了种种弊端。今年两会，我还将就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建设提一份提案。
无限风“险”在险峰
《经济》：过去我们基本上没有保险，现在我们已是世界老大。发展快是好事，但“高处不胜寒”。
杨超：过去我们说“无限风光在险峰”，现在我的感觉是无限风“险”在险峰。
《经济》：有压力吗？
杨超：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首先，经济增长放缓给保险业务发展带来了压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外贸出口受阻，市场需求萎缩，工业生产减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回落，这会对消费者的保险消费能力和我们的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经济》：在资本运用方面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压力？
杨超：资本市场走低、央行连续降息给资金运用带来了压力。其中股市的低迷对权益类投资构成挑战，利率连续下调使固定收益类投资面临严峻的形势，目前人民币存款利率已经低于保单预定利率。
另外，国际金融危机的加深给风险防范带来了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公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
尽管中国人寿在复杂的形势下继续保持了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但我们宁可把面临的压力或风险因素看得多一点、估计得充分一些，目的是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并努力变危机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确保公司不出现大起大落，保持平稳发展。
《经济》：一些国外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出现了问题，不如说现在是通过并购扩大企业规模、拓展海外市场的好时侯。
杨超：适时进入海外市场、进行国际化发展是中国人寿的发展方向和必然选择，我们也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可能会为中国保险业海外并购提供一定的潜在机会，但对海外并购我们一直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建立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可以有很多跟踪、关注，但在相关因素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出手。
不过我更愿意通过媒体表达的是，我们2009年将按照“调结构、增效益、防风险、稳增长”的十二字方针，继续推进中国人寿的科学发展。
《经济》：您有多大的信心实现这个目标？
杨超：信心比什么都重要。银行有信心才能贷款，企业有信心才能去投资，个人有信心才能去消费，从而带动市场。全社会的信心就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我作为中国人寿的负责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保持平衡健康发展。
杨超总裁强调人寿企业要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中国人寿把社会和行业责任作为己任，在“三农”保险的发展思路及模式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在巨灾保险方面有自己的新建议。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杨超总裁还准备在两会期间向政府提出新的相关提案。
越是大企业越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经济》：去年我们在北京西直门相见后，转眼间就又过去了一年。公司这一年有了哪些变化？
杨超：应该说这一年我们在强化主业优势的基础上，谋求适度的多元化发展，集团综合实力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看这一年的变化。中国人寿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保险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人寿股份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我们也是中国保险业唯一一家世界“双500强”企业（世界企业500强和世界品牌500强）。截至2008年底，我们的总资产达到1.3万亿元，占保险全行业的比例为38%。2008年集团总保费收入达到3218亿元，同比增长46%，境内寿险市场份额为42.7%，牢牢地占据保险市场的主导位置。上述数字还没有经过最后审计，但能反映基本的情况。
《经济》：今天我们在中国人寿中心再次见面，俯视环绕在周围的金融大厦，更觉得中国人寿给人以面目一新的感觉。
杨超：这座大楼是三年前买的，现在升值了很多。当然固定资产只是我们资产中很小的一部分，中国人寿管理着上万亿的大量的各类资产，经过有效的运作，尽管在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仍实现了较好的投资收益。财政部2008年12月8日对我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了确认，2007年我公司实现国有资本增值812.79亿元。
《经济》：美国暴发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裁员现象。中国人寿在这一年中有什么变化吗？
杨超：现在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一大问题。金融危机到来后，我们不仅没有裁员，反而继续正常增加了用工人数。我们现在的员工、营销员总人数已超过80万人。
在香港，我们同样没有收缩编制。适度增加用工和引进一些高管人员，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持香港社会稳定的作用。作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我们应该勇担部分社会责任。
从农村到食品医药，需要建立一整套保险体制
《经济》：企业能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环境下扩大营业规模、增加用工的原因在哪里？
杨超：这个和中国市场的特点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有13亿人口，但保险的覆盖率仍然很低，即使像中国人寿这样最大的保险企业，投保客户的绝对数很大，达到1.6亿多人次，但相对于13亿人口来说，也仍只是其一小部分，因此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还非常之大。我们过去的发展靠了这个市场，今后我们投入人力物力，也还是要从这个市场上求得新的发展。
《经济》：13亿人口中，8亿在农村，如何让目前还比较贫穷的农民能有自己的保险？
杨超：我们有专门针对农村特点、便利农民投保的保费较低、缴费简易、保障适度的“简易人身保险”、“农村小额保险”。农村保险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业务员要对保险能说明白，农民要听得懂，而且要让农民能买得起。我们的方法是动员农村的基层干部，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兼职业务员或代理人，在农闲的时候，把保险推荐给农民。这些基层干部最熟悉农村，最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他们推荐我们的保险时，要比我们的业务员下乡来得更快更方便。农村小额保险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经济》：在城里，我们去年遭遇了三聚氰胺牛奶事件，食品中毒、药物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
杨超：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有两方面的损失会立即出现：
第一是受害者。去年发生的“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导致全国很多儿童患病，不仅给患儿身心带来了巨大伤害，也给患者家庭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经济损失。第二是企业员工也成为受害者。三鹿集团作为责任企业在事件曝光后，随即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并于今年2月12日正式宣告破产，这对原本正常工作的员工造成了极大影响。
看到发生这样的惨状，我就想，如果食品、药品生产企业投保了责任险，事发后保险公司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赔付，受损害人群的生命、财产可及时得到必要的保障。而且在问题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后，保险公司的及时赔付，可以帮助解决员工的保障问题，还可以减小企业生存的压力，有利于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渡过难关，避免连锁反应和后续问题的发生。同时我还觉得，有保险公司的及时赔付，会减轻政府的相应负担，能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给政府重要的支持。
《经济》：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作用的确很大，但遭遇这样的事件，公司岂不是要拿出很多资产去理赔了？
杨超：正是因为保险公司要负担起如此大的责任，所以我们有一套防灾防损的督查功能。比如我们会对投保企业的安全生产进行督查，促使其将风险管理贯穿到企业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防患于未然。保险公司做好了这个工作，可防止或减少事故发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从中也能实现自己的发展。
《经济》：有些时候发生的天灾，让人们防不胜防。
杨超：2008年就发生了严重冰灾、特大震灾。我们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13日即宣布公司捐款1600万元，后来又发动全系统员工捐款，累计有6000万元。13日我们的人员就先期到达了地震灾区，14日宣布全面收养地震孤儿，一直把他们助养到18岁成人。
《经济》：特大地震刚刚发生就决定收养所有孤儿，能下这个决断很不容易。
杨超：我们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一诺千金，必须说到做到。我们知道，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的死亡，留下的孤儿数量为2400多人。当时我们估算这次汶川大地震会造成一千名左右的孤儿，我们每个月向他们提供600元抚养费，助养到18岁，这个钱我们是出得起的，有这个实力和能力才能负得起这份责任。我们尽一份责任，可以减轻国家一部分负担。
《经济》：企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但能够建立一套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也许会更好。
杨超：是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去年两会期间我针对近年来我国巨灾频发，特别是年初严重雨雪冰冻灾害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提议建立国家巨灾保险制度。这个提案提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这一提案的议题和相关建议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经济》：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一些国际风险也开始波及到了中国。
杨超：我看这次美国暴发的金融危机与那里的一些金融从业人员的丧失道德，与那里的一些评级机构的不负责任及监管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去年两会期间，我曾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体系的提案。金融危机发生后，我认为进一步证明了建立我国独立自主信用评级体系的必要性。国外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在金融危机中显现出了种种弊端。今年两会，我还将就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建设提一份提案。
无限风“险”在险峰
《经济》：过去我们基本上没有保险，现在我们已是世界老大。发展快是好事，但“高处不胜寒”。
杨超：过去我们说“无限风光在险峰”，现在我的感觉是无限风“险”在险峰。
《经济》：有压力吗？
杨超：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首先，经济增长放缓给保险业务发展带来了压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外贸出口受阻，市场需求萎缩，工业生产减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回落，这会对消费者的保险消费能力和我们的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经济》：在资本运用方面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压力？
杨超：资本市场走低、央行连续降息给资金运用带来了压力。其中股市的低迷对权益类投资构成挑战，利率连续下调使固定收益类投资面临严峻的形势，目前人民币存款利率已经低于保单预定利率。
另外，国际金融危机的加深给风险防范带来了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公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
尽管中国人寿在复杂的形势下继续保持了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但我们宁可把面临的压力或风险因素看得多一点、估计得充分一些，目的是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并努力变危机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确保公司不出现大起大落，保持平稳发展。
《经济》：一些国外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出现了问题，不如说现在是通过并购扩大企业规模、拓展海外市场的好时侯。
杨超：适时进入海外市场、进行国际化发展是中国人寿的发展方向和必然选择，我们也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可能会为中国保险业海外并购提供一定的潜在机会，但对海外并购我们一直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建立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可以有很多跟踪、关注，但在相关因素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出手。
不过我更愿意通过媒体表达的是，我们2009年将按照“调结构、增效益、防风险、稳增长”的十二字方针，继续推进中国人寿的科学发展。
《经济》：您有多大的信心实现这个目标？
杨超：信心比什么都重要。银行有信心才能贷款，企业有信心才能去投资，个人有信心才能去消费，从而带动市场。全社会的信心就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我作为中国人寿的负责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保持平衡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