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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安全，往往是一对矛盾，有时候必须作出取舍。而社交媒体上的恐怖主义泛滥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究竟选择哪一边？
恐怖袭击，如今已经渐渐成为一个不分国家、不分地点的幽灵：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在任何一个时刻，它都可能以未曾想过的方式突然发作，给公众带来巨大的恐慌。
然而，今年6月13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恐怖袭击，还是再次挑战了文明社会的底线：一名法国国籍的恐怖分子，用刀杀死了一名高级警官及其妻子，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直播”其作案过程，还和观众玩起了互动：他问观众，要不要杀掉屋里的3岁小孩呢？（即两位受害者的孩子。）尽管最后小孩幸免于难，但这起残暴的案件，还是让社交媒体（FB）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尽管公民享有舆论自由的权力，尽管技术是中立的，但就这样放任恐怖分子利用社交媒体来危害公众的安全，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宣传阵地
在战争年代，往往会将各种工作冠以类似军事化的名称，以凸显其重要性，比如“宣传战线”“舆论阵地”。和平年代，这么干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在网络空间里，恐怖主义/反恐斗争，往往就真的体现为抢夺宣传阵地。
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崛起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它和之前的“基地”组织有所不同，对于社交媒体玩得非常娴熟，真正做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给社会带来血淋淋的伤痛。
首先，对于IS而言，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支持，包括获得经济上的资助，以及煽动年轻人远赴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参加所谓的“圣战”。而要获得这些支持，首先就必须宣传自己的观点，将其歪理邪说、极端思想包装成看似无害的传教材料。在基地组织的时代，这种工作往往是由非法出版的小册子、地下讲经班、自建的极端组织网站来完成的，但这种做法成本高、风险大而效率很差：分发这些印刷品、开办地下讲经班，都很可能会被司法机关发现，进而来个一锅端;非法网站一旦曝光，就很容被查封。同时，这种宣传注定了是广种薄收的，效费比相当地低。
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了人们快捷、廉价的资讯获得渠道，也给了恐怖分子的洗脑工作提供了便利。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以很低的成本传播极端思想，效果却比原来那种撒胡椒面更好，因为极端思想的潜在“客户”，往往会主动地通过搜索来找到这些宣传，实现了精准投放，还能实现和“客户”的互动。
IS极端组织在网络上发布威胁视频，放言将征服罗马，意大利和梵蒂冈就此加强安保，严防恐怖袭击。
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小旋律”事件。2014年，一名法國女记者在网上伪装成无知少女，网名叫做“小旋律”。“她”经常在一些恐怖分子的社交媒体上评论、点赞，显得对此非常感兴趣;一名真正的恐怖分子随之找上门来，极力撺掇她前往叙利亚，做他的妻子——幸亏，她并不是真的只有15岁，所以并未上钩。
但是，在欧美国家，却已经发生过多次少女结伴离家、绕道进入恐怖活动猖獗地区的案例。2015年2月，3名英国女孩（分别为15、15和16岁）一齐失踪，家人报警后才发现，她们坐上了去土耳其的航班，下机后则不知所踪，很可能就是去了叙利亚。警方认为，她们应该就是受了极端思想在网上的蛊惑，才会抛下家人、身赴险境的。
其次，极端组织正通过社交媒体，鼓励那些欧美国内的极端分子进行孤狼式的恐怖袭击。由于欧美各国普遍都采取措施，限制了对本国公民前往恐怖活动猖獗地区（有些国家甚至提醒父母收好未成年子女的护照），而孤狼式的恐怖袭击却往往能够成功，因而对极端组织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欧美国家的合法居民，没有犯罪记录，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司法机关的监控名单里，突然进行恐怖袭击，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比如，之前在奥兰多某酒吧开枪杀死49人的奥马尔·马丁，以及本文开头提到的杀死警察夫妇的拉若斯·阿拉巴拉，都是受到了极端思想的影响，并在网上公开宣布效忠极端组织的孤狼。这种影响，最可能的途径当然也就是社交媒体：时效性强、信息量大，接触非常容易。
再者，极端组织也会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公众进行恐吓和骚扰。比如，最近，有极端组织就在社交媒体上放出一段视频，威胁法国政府，说要 “把欧洲杯变成坟墓”。尽管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也不知道极端组织是不是真的会将其付诸实践，但法国政府却因此而如临大敌，加强了对巴黎各个球场的警戒工作，也给普通公众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一句话，极端组织在社交媒体上打响的宣传战，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投鼠忌器？
既然社交媒体被恐怖分子变成了自己的作案工具，一个顺理成章的想法就随之而来：
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极端宣传的推文删掉、账号封掉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管不过来，不太好管。
美国的社交媒体运营商，虽然公司挺大，但要让它们对每一条微博的内容都一一过筛，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每一天、每一秒钟，社交媒体上都有数以万计的推文产生，要进行人工过滤，恐怕再雇几万个审查员才忙得过来。而改用电脑程序来判定呢，又太容易被绕过去——想来大家都见过，文字里带有同音字、标点符号和空格，来欺骗检测程序的特殊表达方法，这些监控程序，还是很容易绕过去的。
更重要的是，这事还真的不太好管。作为社交媒体的运营商，对于一些打擦边球的推文，并不容易判定是否属于宣扬恐怖主义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宗教教义的讨论。毕竟，媒体不是法院，没有这个判断的权力。
况且，欧美媒体默认的潜规则是“政治正确”，一旦查处了有争议的内容，就很容易引起网民铺天盖地的谴责，责怪运营方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权利;甚至有些娱乐圈的明星，也会跟风批评媒体，给媒体带来更大的压力。再加上欧美各国在反恐上的双重标准，操作难度就更大了。
恐怖袭击，如今已经渐渐成为一个不分国家、不分地点的幽灵：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在任何一个时刻，它都可能以未曾想过的方式突然发作，给公众带来巨大的恐慌。
然而，今年6月13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恐怖袭击，还是再次挑战了文明社会的底线：一名法国国籍的恐怖分子，用刀杀死了一名高级警官及其妻子，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直播”其作案过程，还和观众玩起了互动：他问观众，要不要杀掉屋里的3岁小孩呢？（即两位受害者的孩子。）尽管最后小孩幸免于难，但这起残暴的案件，还是让社交媒体（FB）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尽管公民享有舆论自由的权力，尽管技术是中立的，但就这样放任恐怖分子利用社交媒体来危害公众的安全，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宣传阵地
在战争年代，往往会将各种工作冠以类似军事化的名称，以凸显其重要性，比如“宣传战线”“舆论阵地”。和平年代，这么干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在网络空间里，恐怖主义/反恐斗争，往往就真的体现为抢夺宣传阵地。
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崛起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它和之前的“基地”组织有所不同，对于社交媒体玩得非常娴熟，真正做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给社会带来血淋淋的伤痛。
首先，对于IS而言，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支持，包括获得经济上的资助，以及煽动年轻人远赴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参加所谓的“圣战”。而要获得这些支持，首先就必须宣传自己的观点，将其歪理邪说、极端思想包装成看似无害的传教材料。在基地组织的时代，这种工作往往是由非法出版的小册子、地下讲经班、自建的极端组织网站来完成的，但这种做法成本高、风险大而效率很差：分发这些印刷品、开办地下讲经班，都很可能会被司法机关发现，进而来个一锅端;非法网站一旦曝光，就很容被查封。同时，这种宣传注定了是广种薄收的，效费比相当地低。
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了人们快捷、廉价的资讯获得渠道，也给了恐怖分子的洗脑工作提供了便利。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以很低的成本传播极端思想，效果却比原来那种撒胡椒面更好，因为极端思想的潜在“客户”，往往会主动地通过搜索来找到这些宣传，实现了精准投放，还能实现和“客户”的互动。
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小旋律”事件。2014年，一名法國女记者在网上伪装成无知少女，网名叫做“小旋律”。“她”经常在一些恐怖分子的社交媒体上评论、点赞，显得对此非常感兴趣;一名真正的恐怖分子随之找上门来，极力撺掇她前往叙利亚，做他的妻子——幸亏，她并不是真的只有15岁，所以并未上钩。
但是，在欧美国家，却已经发生过多次少女结伴离家、绕道进入恐怖活动猖獗地区的案例。2015年2月，3名英国女孩（分别为15、15和16岁）一齐失踪，家人报警后才发现，她们坐上了去土耳其的航班，下机后则不知所踪，很可能就是去了叙利亚。警方认为，她们应该就是受了极端思想在网上的蛊惑，才会抛下家人、身赴险境的。
其次，极端组织正通过社交媒体，鼓励那些欧美国内的极端分子进行孤狼式的恐怖袭击。由于欧美各国普遍都采取措施，限制了对本国公民前往恐怖活动猖獗地区（有些国家甚至提醒父母收好未成年子女的护照），而孤狼式的恐怖袭击却往往能够成功，因而对极端组织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欧美国家的合法居民，没有犯罪记录，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司法机关的监控名单里，突然进行恐怖袭击，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比如，之前在奥兰多某酒吧开枪杀死49人的奥马尔·马丁，以及本文开头提到的杀死警察夫妇的拉若斯·阿拉巴拉，都是受到了极端思想的影响，并在网上公开宣布效忠极端组织的孤狼。这种影响，最可能的途径当然也就是社交媒体：时效性强、信息量大，接触非常容易。
再者，极端组织也会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公众进行恐吓和骚扰。比如，最近，有极端组织就在社交媒体上放出一段视频，威胁法国政府，说要 “把欧洲杯变成坟墓”。尽管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也不知道极端组织是不是真的会将其付诸实践，但法国政府却因此而如临大敌，加强了对巴黎各个球场的警戒工作，也给普通公众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一句话，极端组织在社交媒体上打响的宣传战，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投鼠忌器？
既然社交媒体被恐怖分子变成了自己的作案工具，一个顺理成章的想法就随之而来：
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极端宣传的推文删掉、账号封掉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管不过来，不太好管。
美国的社交媒体运营商，虽然公司挺大，但要让它们对每一条微博的内容都一一过筛，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每一天、每一秒钟，社交媒体上都有数以万计的推文产生，要进行人工过滤，恐怕再雇几万个审查员才忙得过来。而改用电脑程序来判定呢，又太容易被绕过去——想来大家都见过，文字里带有同音字、标点符号和空格，来欺骗检测程序的特殊表达方法，这些监控程序，还是很容易绕过去的。
更重要的是，这事还真的不太好管。作为社交媒体的运营商，对于一些打擦边球的推文，并不容易判定是否属于宣扬恐怖主义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宗教教义的讨论。毕竟，媒体不是法院，没有这个判断的权力。
况且，欧美媒体默认的潜规则是“政治正确”，一旦查处了有争议的内容，就很容易引起网民铺天盖地的谴责，责怪运营方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权利;甚至有些娱乐圈的明星，也会跟风批评媒体，给媒体带来更大的压力。再加上欧美各国在反恐上的双重标准，操作难度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