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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发生70周年。毫无疑问，抗日救国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但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形成却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杜重远、阎宝航等左派人士对他的正面影响
早在青少年时代，张学良就喜欢接触进步人士。早年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期间，由于与张伯苓、普赖德等中外进步思想家的接触，他较早地接受了进步思想。张学良在《杂忆随想漫录》(即张学良自传)中曾经亲笔写道：“我对于青年会的体、德、智、群，任何的集会，我皆竭力去参加。对于我的思想行动，影响不小。”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这位东北军少帅爱国思想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果说此前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仅限于“皇姑屯事件”的“杀父”之仇，那么在失去热河、出国赴欧以后，就变成了心中愈燃愈旺的民族仇恨。
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并驻节武汉期间，即开始频繁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爱国人士。这些人士当属东北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对张学良思想进步影响较大。例如杜重远，他本人当时虽然不是中共党员，然而由于他自九一八事变后，在京沪一带积极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以与中共人士有着非常密切的接触。张学良与杜重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杜从日本留学归沈初期。作为实业救国的先进分子，杜重远开始与张学良结为至友，并一度充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深得张学良信任。1935年张学良在湖北和陕西督军“剿匪”，因与红军作战屡次损兵折将而陷入彷徨状态，恰好杜重远因其主办的《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触怒日本，故而杜重远便以“侮辱天皇”的罪名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张学良对此义愤填膺，但又无可奈何，他私下曾对记者激愤地表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杜重远是因为抗日救国而坐牢，这是他的光荣!”在西安他又私下对身边人说：“杜重远虽然不是共产党，可他的思想意识与共产党非常接近。我就是从他的来信中才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的。”
张学良有这样的看法，起因于杜重远在狱中不断给时在西安主持军务的张学良寄发的信件，应该说杜重远是力劝张学良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的第一人!而杜重远此时从南京监狱寄给张学良的几封信，则成为张学良日后急于寻觅中共党人的最初思想萌芽。所以，1936年张学良决心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于当年四月密赴上海，与刚刚获释的杜重远见面。就在这次张、杜历史性的会面中，杜重远郑重建议张学良与共产党迅速接触，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杜重远的意见得到张学良的认可并马上付诸行动。同时，张学良这次来沪也面晤了沈钧儒、黄炎培、邹韬奋等一批爱国人士。张学良事后承认：“被他们的言语激动，使我热血沸腾了。”
张学良从那时起就通过杜重远等人在上海设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盼早日与陕北的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谋面，以期共商救国抗日大计。
在西北期间，对张学良联共思想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东北籍人士，就是张学良1918年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结识的好友阎宝航。西安事变发生前的阎宝航虽然也不曾加入中共，然而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即从沈阳来北平，并又前往上海组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其间阎宝航已与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有过接触。也就是说阎宝航的政治思想早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即由“民众救国请愿团”的组织者演变成与中共相当接近的左派进步人士。而张学良对阎宝航的信任，则先基于在东北主政时的私人友情，后感佩于阎宝航组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而阎宝航在张学良易帜后积极组织“辽宁抗毒会”及创办进步刊物，则构成了张学良思想回右转左的动力。
阎宝航是1935年张学良在武汉成立“东复会”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张学良倡导的“四维学会”常任理事。由于阎宝航已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所以经张推荐，阎宝航嗣后得以进入南京政府，出任由蒋介石任命的“新生活促进总会”的书记和总干事。张学良在湖北期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源于当时已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十分接近的阎宝航。其时，张学良对奉蒋之命出任豫皖鄂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曾深怀忧疑，而对马列主义在中国日渐传播的现状更是备感困惑。于是有一天他向阎宝航问起：“共产党能在险恶形势下成功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说明他们有坚牢的思想基础。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中共的思想基础为什么比我在欧洲见识过的法西斯还要强大?其原因究竟在哪里?”阎宝航答：“据我所知，中共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根本，就在于他们掌握了马列主义学说，也就是唯物辩证法!”张学良听了十分振奋，要求阎宝航尽快为他找几本马列主义理论著作来读。虽然这种书在当时中国尚属“禁书”，但求知欲甚强的张学良还是从阎宝航手中接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而且认真地阅读起来。
这时的张学良已经认识到自己多年在东北接受的唯心主义教育，已远远不能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峻现实。所以，他在武汉就聘请一位姓吴的教师，在身边为他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当然，从张学良身后解密的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吴姓讲师讲解的辩证法不甚理解，西安事变后他被蒋介石软禁，才自省承认：“错认了对立统一法则，犯了右翼的错误。”还认识到1935年在武汉犯下的右倾错误，其原因“是由于我理解辩证法太浅，我站在了布尔乔亚的立场上了”。因为此前张学良从欧洲回国，他曾想将从意大利学到的法西斯主义运用到中国来。那时的张学良与马列主义理论相隔十万八千里!就在1935年2月，张学良还到庐山面见蒋介石，并向蒋保证一定在三个月内肃清豫皖鄂三省境内的红军。不久，张学良又与蒋介石一起，在汉口接见了东北军主要将领于学忠等人，研究如何尽快把东北军从河北境内移师豫皖鄂，以便替蒋介石尽快消灭共产党的红军。这种右倾错误思想的真正改变，在于张学良多次与红军交战的失利。特别是当年7月率东北军进入西安以后，张学良才真正认识到红军的神力并自觉地接受马列主义思想。这一年秋天，东北军在甘泉与红军交战遭受重创之后，张学良才认识到那一时期是犯了“右翼”的错误。如此看来，张学良当年发动西安事变，乃是他在实践中接受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在思想深处发生本质变化后的必然之举。
从结识共产党人到接受中共主张
诚然，张学良倾向联合中国共产党是在他接受马列主义学说和辩证法理论之后。但是，联共对于张学良而言也并非权宜之举。此前他就任豫皖鄂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期间，在他的司令部内部就已经有了黎天才、潘文郁两名中共党员。尽管他明知黎、潘两人在历史上都有叛党(国民党)的嫌疑，然而张学良为了对创下二万五千里长征奇迹的共产党人加深了解，还是力排众议地将已受蒋介石三令五申限期“清洗”的黎、潘两人收罗在自己麾下，并委以重任，不时向他们询查有关共产党的理论和敏感问题。黎天才给张学良讲授过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而潘文郁则是《资本论》中译本的执笔人之一。
事实上，张学良对共产党所代表的进步思想的向往与追求，早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开始了。尤其是1933年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去职赴欧考察军事期间，他就千方百计希望前往共产主义的策源地苏联进行访问。虽然张学良访苏的欲望遭到对方的拒绝，然而张学良渴求了解共产主义的欲望并没有因此中止。来到武汉和西安后，张学良对了解中共与该政党所领导的红军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希冀。这时，张学良的旧部高崇民秘密来到了西安。
高崇民是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亲共派袍泽之一。20年代在东北出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高崇民，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从沈阳来北平当面指问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然后他一愤之下辞了秘书职务。虽然高崇民对张学良当面责问有伤张氏自尊，但张学良从这件事上却看出高崇民是一位真诚的挚友。所以，尽管高崇民已经辞职，但张仍然每月按时给去筹组“东北民众救国团”的高崇民发放薪水。
高崇民对张学良也始终寄予希望。1935年高崇民在北平得知张学良去湖北负责“剿匪”时，曾联络东北军闻人王化一、卢广绩、王卓然等一并给在汉口的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建议张学良不打红军而要联合中共，共同实现抗日救国并打回东北的夙愿。那时的张学良尽管对高崇民等旧友的意见心有所动，但他对联共的主张尚未思考周全。而这次高崇民专程从北方前来西安寻找张学良，当面向张学良倾述他与中共人士孙达生的交往经过，并慷慨激昂地陈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一贯主张。高崇民明确地说：“与其拚东北军实力和红军交战，不如与红军联合，共同对付日本鬼子。因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
高崇民这次谈话让在西安处于思想激烈斗争中的张学良终于作出了彻底的抉择。毋庸置疑，高崇民到达西安对张氏发动事变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是他促成了张学良与杨虎城两将军在抗日谏蒋一事上的思想沟通。也是因高崇民在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奔走，最后促使杨虎城亲往洛川，与等候在那里的张学良举行秘密会晤，张学良与杨虎城就是在洛川达成了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战的历史性大计。也就是说直到1936年4月，张学良多年苦苦求索的进步思想才变成了联共抗日的具体行动。而高崇民、杜重远、阎宝航等东北军旧部对张学良进步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推动激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忽然从上海秘密进入西安。
从与刘鼎恳谈到与周恩来的会谈
刘鼎从上海来到西安，源于张学良在武汉驻节时对联络中共所作的一系列努力。张学良在赴上海密晤杜重远之前，曾经在武汉会见了东北沦陷后坚持抗战的将领李杜。李杜在上海期间曾通过种种秘密渠道，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现在刘鼎从上海来陕就是李杜多方努力的结果。
刘鼎，原名阚思竣，字尊民，曾用名阚泽民。1902年出生在四川省南溪一个贫农家庭，中学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赴法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共，成为我党早期在国外留学生中的优秀党员，曾担任旅德支部书记等职。1935年秋天，刘鼎从敌营逃回上海后，积极寻找地下党，但此时因上海地下党已遭严重破坏，刘鼎在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经史沫特莱介绍，与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取得联系。由于张学良正通过李杜在上海秘密寻求中共地下党，宋庆龄获此消息后，乃极力推荐刘鼎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接触。刘鼎在东北军代表赵毅的接应之下秘密抵达西安，张学良即在金家巷寓所亲切会晤了刘鼎。就从那天开始，张学良和中共代表刘鼎之间就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友情。刘鼎和张学良初次见面，刘鼎即以渊博学识与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全面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抗战的正确主张，从而使张学良对中共和红军有了进一步了解。
次日，刘鼎与张学良一同飞往肤施(即延安)，在王以哲驻防地，刘鼎和张学良又进行了长达数十小时的恳谈。通过刘鼎对中国共产党的介绍，让张学良真切了解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卓越历史，同时也让张学良感到在抗日救国这一原则立场上自己与中共十分相近。可以这样说，张学良正是通过刘鼎才真正了解共产党的。刘鼎虽不是张学良第一次接触的共产党人，刘鼎来前张已与李克农等中共人士见面，但刘鼎是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接触最多的共产党员。
在洛川期间，张学良和刘鼎朝夕相处，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不间断地交流。刘鼎利用这一机会积极向张学良宣传中共的政策，他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红军组成与战略战术谈起，一直谈到官兵关系、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以及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刘鼎的谈话，增强了张学良积极靠近中共的愿望，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同时也为张学良与周恩来即将举行的会谈作了必要的准备。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刘鼎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让张学良颇感意外的是，会谈开始时周恩来竟当场叫出了刘鼎的名字(阚尊民)，一位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前来与张学良会谈的要人居然与刘鼎早就相识，这大大改变了张学良从前与刘鼎初识时内心深处保持的戒意。延安会谈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的桥梁。刘鼎从延安回西安后，受到了东北军的热烈欢迎。张学良亲切握住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回来了，好哇，你不再是我们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真好啊，这要感谢周恩来先生!”
成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的刘鼎，回西安后积极帮助张学良发展东北军中的进步力量，潜力培训抗日骨干，为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做了思想与行动上的准备。而张学良在与刘鼎长达数月的合作之中，也感情日深。凡属刘鼎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大多都诚恳吸收并欣然采纳。张学良甚至还对身边的秘书侍卫们再三叮嘱：“刘鼎很有学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从这些小事中不难看出张学良与刘鼎日渐亲密的关系，张学良对刘鼎再不是初识时的谨慎礼遇，而是真正转变为信任和尊重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即在12月12日凌晨把兵谏抗日的打算告知刘鼎，并让他马上给中共中央发电，告知事变详情。次日清晨蒋介石在郦山被扣后，又是张学良亲自交待刘鼎向延安通报，并请中共派员前来西安共商大计。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刘鼎虽不知张、杨策动兵谏的详情，但不能否认刘鼎在这场事变中所起到的潜在作用。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因此可以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与他青年时期形成的爱国进步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他早期与中外进步人士的交往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进步思想，也就没有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 责编 郄 智 )
杜重远、阎宝航等左派人士对他的正面影响
早在青少年时代，张学良就喜欢接触进步人士。早年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期间，由于与张伯苓、普赖德等中外进步思想家的接触，他较早地接受了进步思想。张学良在《杂忆随想漫录》(即张学良自传)中曾经亲笔写道：“我对于青年会的体、德、智、群，任何的集会，我皆竭力去参加。对于我的思想行动，影响不小。”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这位东北军少帅爱国思想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果说此前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仅限于“皇姑屯事件”的“杀父”之仇，那么在失去热河、出国赴欧以后，就变成了心中愈燃愈旺的民族仇恨。
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并驻节武汉期间，即开始频繁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爱国人士。这些人士当属东北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对张学良思想进步影响较大。例如杜重远，他本人当时虽然不是中共党员，然而由于他自九一八事变后，在京沪一带积极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以与中共人士有着非常密切的接触。张学良与杜重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杜从日本留学归沈初期。作为实业救国的先进分子，杜重远开始与张学良结为至友，并一度充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深得张学良信任。1935年张学良在湖北和陕西督军“剿匪”，因与红军作战屡次损兵折将而陷入彷徨状态，恰好杜重远因其主办的《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触怒日本，故而杜重远便以“侮辱天皇”的罪名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张学良对此义愤填膺，但又无可奈何，他私下曾对记者激愤地表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杜重远是因为抗日救国而坐牢，这是他的光荣!”在西安他又私下对身边人说：“杜重远虽然不是共产党，可他的思想意识与共产党非常接近。我就是从他的来信中才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的。”
张学良有这样的看法，起因于杜重远在狱中不断给时在西安主持军务的张学良寄发的信件，应该说杜重远是力劝张学良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的第一人!而杜重远此时从南京监狱寄给张学良的几封信，则成为张学良日后急于寻觅中共党人的最初思想萌芽。所以，1936年张学良决心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于当年四月密赴上海，与刚刚获释的杜重远见面。就在这次张、杜历史性的会面中，杜重远郑重建议张学良与共产党迅速接触，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杜重远的意见得到张学良的认可并马上付诸行动。同时，张学良这次来沪也面晤了沈钧儒、黄炎培、邹韬奋等一批爱国人士。张学良事后承认：“被他们的言语激动，使我热血沸腾了。”
张学良从那时起就通过杜重远等人在上海设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盼早日与陕北的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谋面，以期共商救国抗日大计。
在西北期间，对张学良联共思想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东北籍人士，就是张学良1918年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结识的好友阎宝航。西安事变发生前的阎宝航虽然也不曾加入中共，然而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即从沈阳来北平，并又前往上海组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其间阎宝航已与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有过接触。也就是说阎宝航的政治思想早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即由“民众救国请愿团”的组织者演变成与中共相当接近的左派进步人士。而张学良对阎宝航的信任，则先基于在东北主政时的私人友情，后感佩于阎宝航组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而阎宝航在张学良易帜后积极组织“辽宁抗毒会”及创办进步刊物，则构成了张学良思想回右转左的动力。
阎宝航是1935年张学良在武汉成立“东复会”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张学良倡导的“四维学会”常任理事。由于阎宝航已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所以经张推荐，阎宝航嗣后得以进入南京政府，出任由蒋介石任命的“新生活促进总会”的书记和总干事。张学良在湖北期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源于当时已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十分接近的阎宝航。其时，张学良对奉蒋之命出任豫皖鄂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曾深怀忧疑，而对马列主义在中国日渐传播的现状更是备感困惑。于是有一天他向阎宝航问起：“共产党能在险恶形势下成功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说明他们有坚牢的思想基础。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中共的思想基础为什么比我在欧洲见识过的法西斯还要强大?其原因究竟在哪里?”阎宝航答：“据我所知，中共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根本，就在于他们掌握了马列主义学说，也就是唯物辩证法!”张学良听了十分振奋，要求阎宝航尽快为他找几本马列主义理论著作来读。虽然这种书在当时中国尚属“禁书”，但求知欲甚强的张学良还是从阎宝航手中接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而且认真地阅读起来。
这时的张学良已经认识到自己多年在东北接受的唯心主义教育，已远远不能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峻现实。所以，他在武汉就聘请一位姓吴的教师，在身边为他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当然，从张学良身后解密的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吴姓讲师讲解的辩证法不甚理解，西安事变后他被蒋介石软禁，才自省承认：“错认了对立统一法则，犯了右翼的错误。”还认识到1935年在武汉犯下的右倾错误，其原因“是由于我理解辩证法太浅，我站在了布尔乔亚的立场上了”。因为此前张学良从欧洲回国，他曾想将从意大利学到的法西斯主义运用到中国来。那时的张学良与马列主义理论相隔十万八千里!就在1935年2月，张学良还到庐山面见蒋介石，并向蒋保证一定在三个月内肃清豫皖鄂三省境内的红军。不久，张学良又与蒋介石一起，在汉口接见了东北军主要将领于学忠等人，研究如何尽快把东北军从河北境内移师豫皖鄂，以便替蒋介石尽快消灭共产党的红军。这种右倾错误思想的真正改变，在于张学良多次与红军交战的失利。特别是当年7月率东北军进入西安以后，张学良才真正认识到红军的神力并自觉地接受马列主义思想。这一年秋天，东北军在甘泉与红军交战遭受重创之后，张学良才认识到那一时期是犯了“右翼”的错误。如此看来，张学良当年发动西安事变，乃是他在实践中接受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在思想深处发生本质变化后的必然之举。
从结识共产党人到接受中共主张
诚然，张学良倾向联合中国共产党是在他接受马列主义学说和辩证法理论之后。但是，联共对于张学良而言也并非权宜之举。此前他就任豫皖鄂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期间，在他的司令部内部就已经有了黎天才、潘文郁两名中共党员。尽管他明知黎、潘两人在历史上都有叛党(国民党)的嫌疑，然而张学良为了对创下二万五千里长征奇迹的共产党人加深了解，还是力排众议地将已受蒋介石三令五申限期“清洗”的黎、潘两人收罗在自己麾下，并委以重任，不时向他们询查有关共产党的理论和敏感问题。黎天才给张学良讲授过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而潘文郁则是《资本论》中译本的执笔人之一。
事实上，张学良对共产党所代表的进步思想的向往与追求，早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开始了。尤其是1933年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去职赴欧考察军事期间，他就千方百计希望前往共产主义的策源地苏联进行访问。虽然张学良访苏的欲望遭到对方的拒绝，然而张学良渴求了解共产主义的欲望并没有因此中止。来到武汉和西安后，张学良对了解中共与该政党所领导的红军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希冀。这时，张学良的旧部高崇民秘密来到了西安。
高崇民是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亲共派袍泽之一。20年代在东北出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高崇民，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从沈阳来北平当面指问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然后他一愤之下辞了秘书职务。虽然高崇民对张学良当面责问有伤张氏自尊，但张学良从这件事上却看出高崇民是一位真诚的挚友。所以，尽管高崇民已经辞职，但张仍然每月按时给去筹组“东北民众救国团”的高崇民发放薪水。
高崇民对张学良也始终寄予希望。1935年高崇民在北平得知张学良去湖北负责“剿匪”时，曾联络东北军闻人王化一、卢广绩、王卓然等一并给在汉口的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建议张学良不打红军而要联合中共，共同实现抗日救国并打回东北的夙愿。那时的张学良尽管对高崇民等旧友的意见心有所动，但他对联共的主张尚未思考周全。而这次高崇民专程从北方前来西安寻找张学良，当面向张学良倾述他与中共人士孙达生的交往经过，并慷慨激昂地陈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一贯主张。高崇民明确地说：“与其拚东北军实力和红军交战，不如与红军联合，共同对付日本鬼子。因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
高崇民这次谈话让在西安处于思想激烈斗争中的张学良终于作出了彻底的抉择。毋庸置疑，高崇民到达西安对张氏发动事变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是他促成了张学良与杨虎城两将军在抗日谏蒋一事上的思想沟通。也是因高崇民在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奔走，最后促使杨虎城亲往洛川，与等候在那里的张学良举行秘密会晤，张学良与杨虎城就是在洛川达成了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战的历史性大计。也就是说直到1936年4月，张学良多年苦苦求索的进步思想才变成了联共抗日的具体行动。而高崇民、杜重远、阎宝航等东北军旧部对张学良进步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推动激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忽然从上海秘密进入西安。
从与刘鼎恳谈到与周恩来的会谈
刘鼎从上海来到西安，源于张学良在武汉驻节时对联络中共所作的一系列努力。张学良在赴上海密晤杜重远之前，曾经在武汉会见了东北沦陷后坚持抗战的将领李杜。李杜在上海期间曾通过种种秘密渠道，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现在刘鼎从上海来陕就是李杜多方努力的结果。
刘鼎，原名阚思竣，字尊民，曾用名阚泽民。1902年出生在四川省南溪一个贫农家庭，中学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赴法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共，成为我党早期在国外留学生中的优秀党员，曾担任旅德支部书记等职。1935年秋天，刘鼎从敌营逃回上海后，积极寻找地下党，但此时因上海地下党已遭严重破坏，刘鼎在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经史沫特莱介绍，与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取得联系。由于张学良正通过李杜在上海秘密寻求中共地下党，宋庆龄获此消息后，乃极力推荐刘鼎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接触。刘鼎在东北军代表赵毅的接应之下秘密抵达西安，张学良即在金家巷寓所亲切会晤了刘鼎。就从那天开始，张学良和中共代表刘鼎之间就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友情。刘鼎和张学良初次见面，刘鼎即以渊博学识与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全面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抗战的正确主张，从而使张学良对中共和红军有了进一步了解。
次日，刘鼎与张学良一同飞往肤施(即延安)，在王以哲驻防地，刘鼎和张学良又进行了长达数十小时的恳谈。通过刘鼎对中国共产党的介绍，让张学良真切了解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卓越历史，同时也让张学良感到在抗日救国这一原则立场上自己与中共十分相近。可以这样说，张学良正是通过刘鼎才真正了解共产党的。刘鼎虽不是张学良第一次接触的共产党人，刘鼎来前张已与李克农等中共人士见面，但刘鼎是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接触最多的共产党员。
在洛川期间，张学良和刘鼎朝夕相处，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不间断地交流。刘鼎利用这一机会积极向张学良宣传中共的政策，他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红军组成与战略战术谈起，一直谈到官兵关系、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以及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刘鼎的谈话，增强了张学良积极靠近中共的愿望，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同时也为张学良与周恩来即将举行的会谈作了必要的准备。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刘鼎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让张学良颇感意外的是，会谈开始时周恩来竟当场叫出了刘鼎的名字(阚尊民)，一位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前来与张学良会谈的要人居然与刘鼎早就相识，这大大改变了张学良从前与刘鼎初识时内心深处保持的戒意。延安会谈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的桥梁。刘鼎从延安回西安后，受到了东北军的热烈欢迎。张学良亲切握住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回来了，好哇，你不再是我们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真好啊，这要感谢周恩来先生!”
成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的刘鼎，回西安后积极帮助张学良发展东北军中的进步力量，潜力培训抗日骨干，为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做了思想与行动上的准备。而张学良在与刘鼎长达数月的合作之中，也感情日深。凡属刘鼎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大多都诚恳吸收并欣然采纳。张学良甚至还对身边的秘书侍卫们再三叮嘱：“刘鼎很有学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从这些小事中不难看出张学良与刘鼎日渐亲密的关系，张学良对刘鼎再不是初识时的谨慎礼遇，而是真正转变为信任和尊重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即在12月12日凌晨把兵谏抗日的打算告知刘鼎，并让他马上给中共中央发电，告知事变详情。次日清晨蒋介石在郦山被扣后，又是张学良亲自交待刘鼎向延安通报，并请中共派员前来西安共商大计。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刘鼎虽不知张、杨策动兵谏的详情，但不能否认刘鼎在这场事变中所起到的潜在作用。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因此可以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与他青年时期形成的爱国进步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他早期与中外进步人士的交往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进步思想，也就没有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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