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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姨姨田瑛，今年92岁了。她1989年离休时，是原晋中地委委员、副专员。今年春天，我专程从银川前往山西晋中市看望姨姨。她已满头白发、行动不便、步履蹒跚。无情的岁月，带走了她年轻时的光彩。但姨姨气色很好，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表达准确，给人以苍松不老、活力犹在的感觉。
姨姨是我母亲的姐姐，由于姥姥膝下无儿，就姨姨、母亲、小姨姐妹3人。姥爷有文化，且在县里供职。姥姥出身大家闺秀，为人和善、通情达理。姨姨与母亲本应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姥爷不幸早逝，留下孤儿寡母4人。那时姨姨10岁，母亲5岁，小姨还不足一岁。在黑暗的旧社会，这样一个家庭，既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有劳动力，其生活的窘困，处世的艰难可想而知。非但如此，他们还受到了家族的歧视与刁难，不但不给分家产，还逼着姥姥改嫁，大有灭门霸产之势，说什么“三辈子无儿缺德”等等，侮辱性的话不绝于耳。姥姥与他们据理相争，毫不退让，她以坚强不屈的精神，挺起坚硬的脊梁，支撑起没有男人的家庭，保护着3个孤苦无援的孩子，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姨姨与母亲姐妹3人，从小就跟姥姥上山砍柴，下地劳动，碾米磨面，挑水做饭。那时，姨姨年仅10岁，但在家中是老大，因而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干着许多与男孩子、与大人一样的苦活、重活。
悲苦的身世、多难的童年，使姨姨从小就练就了不惧权势的骨气和不怕困难的战斗精神。1937年，八路军东渡黄河来到山西，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姨姨所在的沁源县石会湾村成为太岳一专署、县人民政府、军分区后勤部所在地，荣获过抗日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年仅14岁的姨姨摆脱了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影响，毅然参加了村妇救会的工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气魄和胆略，更是一种思想解放。面对武器精良又极其凶残的日寇，敢于投身八路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不甘屈辱的爱国主义，也意味着一种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去年，我们在观看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时，母亲深情地对我说：“你姨姨小小的就参加了抗日，当时村子里说什么的都有。但你姨姨主意铁定，你姥姥也予以了很大支持……” 听母亲一席话，我脑际中浮现出一个小八路、女干部的身影，耳畔中响起《在太行山上》的旋律，“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重现在我的眼前。
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和历时3年的解放战争中，如同所有过来人一样，姨姨历经了烽火硝烟的考验和革命战争的锻炼。在日本鬼子疯狂的扫荡中，作为一名年仅14岁的村妇救会主任，她发起家庭革命，给婶子、大娘、嫂子、姐姐、妹妹放大脚、剪头发、识字、唱歌；支持妇女反对封建压迫，废除买卖婚姻，争取人身自由；带领广大妇女投入到打造石雷、站岗、放哨、查路条、做军鞋、送军粮、护理八路军伤员等抗日活动。在那险象环生的战争岁月，姨姨曾遭到日本鬼子的突然夜袭，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她赤脚跑到山里；她也曾在阎匪军的包围合击下，从山崖滚到沟底；1948年，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姨姨走家串户，发动群众，积极为部队筹款送粮，赶做军鞋，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党组织地关心培育下，伴随着战争的硝烟烈火，姨姨在革命的道路上，在火热的熔炉中，逐步成长。
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姨姨历任晋中地区法院副院长、地区妇联主任、地委委员、副专员、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执委等职。地位变了，她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职务高了，党的优良传统没有丢。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堂堂正正做人，形成了她个性的鲜明特点。她的精明干练，她的亲民爱民，她的刚正不阿，她的老而弥坚，直到她离休后几十年，仍被人们传为佳话。
姨姨从1948年秋，踏上晋中这块土地，至今已近70年了。在这片热土上，她挥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她有过欣喜，也有过悲愁。她曾为这里的人民过着贫瘠的生活而心头沉重，她也为晋中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倍觉自豪，她把晋中视为第二故乡，她视这里的人民如同自己的再生父母，而这里的人民群众也把她当作了这块大地的女儿！
童年时代，我跟姥姥曾与姨姨生活过一段时间。虽然时光已过去60多年，但历史的镜头永远难以忘记。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们住在老榆次市的富户街17号院，姨姨在地区法院当副院长，一位身挎手枪的叔叔经常护送姨姨上下班。一次，这位叔叔的孩子得了重病，姨姨带我前去探望。孩子病得很重，需要注射盘尼西林（50年代最好的药），但那时老百姓根本付不出这昂贵的药费。那位叔叔夫妇一筹莫展，意欲放弃治疗。姨姨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们，掏出事先预备好的钱交给他们，那位叔叔坚决不收，姨姨发火了，说：“人命关天，怎么能不管？”夫妇俩接过钱，失声痛哭。孩子得救了，而这一幕却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它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也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在我母亲的田氏家族中，姨姨年龄最大，参加革命最早，她也是从家乡沁源走出的女同志中职位最高的干部。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硬朗作风，在女同志中少有，在工作单位乃至晋中地区是出了名的。然而，作为一名女性、一位妻子、一位母亲，生活中的她却处处充满了对群众、对百姓、对家人、对亲属的关爱与温情。从小跟姨姨生活时，她教我认字，教我唱歌，我的第一首歌《东方红》就是从姨姨那儿学会的。在我珍藏的照片中，有一张我与姥姥、姨姨的合影。那时的我，身穿小制服，头戴皮帽子，上衣兜里还别着一支小钢笔。那是姨姨刻意为我别上的，它鼓励我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它似乎也预示着我以后将要从事宣传工作，一生走笔耕之路。
姨姨一生工作很忙，无暇照顾家庭。我的表弟亚兵、亚东，全靠姥姥一手带大。但是，只要有空，姨姨总要回家帮助姥姥洗衣扫地、烧水做饭，有时还坐在炕上缝补衣服。她虽然在外工作多年，干起这些活一点不显生疏，尤其一手好针线，得到了邻居们地夸赞。
在田氏大家庭中，姨姨威望很高。这倒不是由于她的职位所致，而是基于她的豁达豪爽，仗义大气。她总是在人们遇到困难时慷慨解囊，倾力相助。五六十年代，我们家在宁夏固原，虽说当时父亲是县委第一书记，母亲也是老资格的科长。但是，由于孩子较多，相对经济拮据，生活并不宽裕。每逢过年，姨姨都要从山西寄来包裹，内有给我们兄弟4人一人一双球鞋，给两个妹妹则是花衣服、红头巾之类。在孩子们心中，最渴盼远方的包裹，也最思念远方的姨姨，因为她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人！
这就是我的姨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G
责任编辑：谢 斌
姨姨是我母亲的姐姐，由于姥姥膝下无儿，就姨姨、母亲、小姨姐妹3人。姥爷有文化，且在县里供职。姥姥出身大家闺秀，为人和善、通情达理。姨姨与母亲本应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姥爷不幸早逝，留下孤儿寡母4人。那时姨姨10岁，母亲5岁，小姨还不足一岁。在黑暗的旧社会，这样一个家庭，既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有劳动力，其生活的窘困，处世的艰难可想而知。非但如此，他们还受到了家族的歧视与刁难，不但不给分家产，还逼着姥姥改嫁，大有灭门霸产之势，说什么“三辈子无儿缺德”等等，侮辱性的话不绝于耳。姥姥与他们据理相争，毫不退让，她以坚强不屈的精神，挺起坚硬的脊梁，支撑起没有男人的家庭，保护着3个孤苦无援的孩子，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姨姨与母亲姐妹3人，从小就跟姥姥上山砍柴，下地劳动，碾米磨面，挑水做饭。那时，姨姨年仅10岁，但在家中是老大，因而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干着许多与男孩子、与大人一样的苦活、重活。
悲苦的身世、多难的童年，使姨姨从小就练就了不惧权势的骨气和不怕困难的战斗精神。1937年，八路军东渡黄河来到山西，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姨姨所在的沁源县石会湾村成为太岳一专署、县人民政府、军分区后勤部所在地，荣获过抗日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年仅14岁的姨姨摆脱了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影响，毅然参加了村妇救会的工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气魄和胆略，更是一种思想解放。面对武器精良又极其凶残的日寇，敢于投身八路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不甘屈辱的爱国主义，也意味着一种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去年，我们在观看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时，母亲深情地对我说：“你姨姨小小的就参加了抗日，当时村子里说什么的都有。但你姨姨主意铁定，你姥姥也予以了很大支持……” 听母亲一席话，我脑际中浮现出一个小八路、女干部的身影，耳畔中响起《在太行山上》的旋律，“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重现在我的眼前。
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和历时3年的解放战争中，如同所有过来人一样，姨姨历经了烽火硝烟的考验和革命战争的锻炼。在日本鬼子疯狂的扫荡中，作为一名年仅14岁的村妇救会主任，她发起家庭革命，给婶子、大娘、嫂子、姐姐、妹妹放大脚、剪头发、识字、唱歌；支持妇女反对封建压迫，废除买卖婚姻，争取人身自由；带领广大妇女投入到打造石雷、站岗、放哨、查路条、做军鞋、送军粮、护理八路军伤员等抗日活动。在那险象环生的战争岁月，姨姨曾遭到日本鬼子的突然夜袭，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她赤脚跑到山里；她也曾在阎匪军的包围合击下，从山崖滚到沟底；1948年，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姨姨走家串户，发动群众，积极为部队筹款送粮，赶做军鞋，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党组织地关心培育下，伴随着战争的硝烟烈火，姨姨在革命的道路上，在火热的熔炉中，逐步成长。
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姨姨历任晋中地区法院副院长、地区妇联主任、地委委员、副专员、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执委等职。地位变了，她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职务高了，党的优良传统没有丢。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堂堂正正做人，形成了她个性的鲜明特点。她的精明干练，她的亲民爱民，她的刚正不阿，她的老而弥坚，直到她离休后几十年，仍被人们传为佳话。
姨姨从1948年秋，踏上晋中这块土地，至今已近70年了。在这片热土上，她挥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她有过欣喜，也有过悲愁。她曾为这里的人民过着贫瘠的生活而心头沉重，她也为晋中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倍觉自豪，她把晋中视为第二故乡，她视这里的人民如同自己的再生父母，而这里的人民群众也把她当作了这块大地的女儿！
童年时代，我跟姥姥曾与姨姨生活过一段时间。虽然时光已过去60多年，但历史的镜头永远难以忘记。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们住在老榆次市的富户街17号院，姨姨在地区法院当副院长，一位身挎手枪的叔叔经常护送姨姨上下班。一次，这位叔叔的孩子得了重病，姨姨带我前去探望。孩子病得很重，需要注射盘尼西林（50年代最好的药），但那时老百姓根本付不出这昂贵的药费。那位叔叔夫妇一筹莫展，意欲放弃治疗。姨姨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们，掏出事先预备好的钱交给他们，那位叔叔坚决不收，姨姨发火了，说：“人命关天，怎么能不管？”夫妇俩接过钱，失声痛哭。孩子得救了，而这一幕却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它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也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在我母亲的田氏家族中，姨姨年龄最大，参加革命最早，她也是从家乡沁源走出的女同志中职位最高的干部。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硬朗作风，在女同志中少有，在工作单位乃至晋中地区是出了名的。然而，作为一名女性、一位妻子、一位母亲，生活中的她却处处充满了对群众、对百姓、对家人、对亲属的关爱与温情。从小跟姨姨生活时，她教我认字，教我唱歌，我的第一首歌《东方红》就是从姨姨那儿学会的。在我珍藏的照片中，有一张我与姥姥、姨姨的合影。那时的我，身穿小制服，头戴皮帽子，上衣兜里还别着一支小钢笔。那是姨姨刻意为我别上的，它鼓励我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它似乎也预示着我以后将要从事宣传工作，一生走笔耕之路。
姨姨一生工作很忙，无暇照顾家庭。我的表弟亚兵、亚东，全靠姥姥一手带大。但是，只要有空，姨姨总要回家帮助姥姥洗衣扫地、烧水做饭，有时还坐在炕上缝补衣服。她虽然在外工作多年，干起这些活一点不显生疏，尤其一手好针线，得到了邻居们地夸赞。
在田氏大家庭中，姨姨威望很高。这倒不是由于她的职位所致，而是基于她的豁达豪爽，仗义大气。她总是在人们遇到困难时慷慨解囊，倾力相助。五六十年代，我们家在宁夏固原，虽说当时父亲是县委第一书记，母亲也是老资格的科长。但是，由于孩子较多，相对经济拮据，生活并不宽裕。每逢过年，姨姨都要从山西寄来包裹，内有给我们兄弟4人一人一双球鞋，给两个妹妹则是花衣服、红头巾之类。在孩子们心中，最渴盼远方的包裹，也最思念远方的姨姨，因为她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人！
这就是我的姨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G
责任编辑：谢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