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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参与过文件“起草班子”，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回顾过参与这种“班子”的况味。不久前，读了谁·戈·阿法纳西耶夫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竟然产生了异样的感觉。
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在其举业之际，大抵是不怎么讲究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在此时，迸发出的往往是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展现出不拘一格的创新和追求。如果过分讲求形式，盲目追求范例，囿于陈旧的框框，拘于僵死的条条，墨守陈规，削足适履，画地为牢，亦步亦趋，以致框死了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团体、组织、政权、政党的没落、衰败甚或末日。在这方面，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阿法纳西耶夫这位前苏联《真理报》的总编辑，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扮演过一段“起草班子成员”的角色。作为亲历者，他的叙述带有较为可信的写实风格。他在书中描述了苏共中央向例行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的标准模式，其方式、方法和顺序大致如下：
开头部分——分析国际事件、潮流，这里用的词句是：“资本主义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等等。
第二部分——关于我国内部事务、经济、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其常用词汇是：巨大的成就和“个别”的缺点，等等。
第三部分——关于党的工作状况、党“坚如磐石”的团结和与人民的团结，等等。
起草报告的时间，大约开始在代表大会召开一年之前。所需素材，通过向研究所、部委、统计机关下达任务而取得。这些素材，其实根本不用搜集，仅凭想象即可获得，比如，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程度，那里有多少无产者、穷人、失业者；关于国家繁荣的情况，生产规模、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幅度；“至于谈到党，那便是清一色的颂扬、保证、许诺”。
报告如何起草呢？开始按有关方面（国际、国内和党务）组成若干小组，小组成员彻底脱离本职工作。在两三个月内，拼凑起这个报告互不相关的“肢体”。每块“肢体”相当冗长和粗糙。然后，“材料班子”每人按规定分得这些“肢体”的一两个部分，分别进行修饰、涂抹和润色。“班子成员”修改结束，勃列日涅夫才亲自出马，开始了从早到晚、时间冗长的讨论过程——讨论这些如同太乙真人组装哪吒一样的“半成品”。讨论的次序早已明确，每个人读一遍自己负责的部分或章节，然后，由每人发表意见，最后由勃列日涅夫拍板。
阿法纳西耶夫指出，苏联人，尤其是西方人，习惯认为一切重大决策均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它所起的作用无非在已经作出的决策上盖上图章而已。“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们预先收到文件、決议的草稿。会上，有些政治局委员发表意见，多数都是赞成，提出修改意见的地方都是小小不然的，有的则纯属措词对错方面的。决议往往都是一致通过。”也就是说，决策早在“起草班子”阶段就已经作出了。
而就是这样一类文件，它会产生何等的政治效应呢？请读一下前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就苏共26大报告发表的“屁颂”：“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是现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划时代的文件，而且是以自己的细胞与我国社会每一位成员相联系的活机体。显然这一活机体体现了其作者、其提出者、我们英明的领导人、伟大的列宁式的革命者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全部特性：科学深刻性、一往无前的目的性、无限的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高瞻远瞩和阶级原则性、对人类的热爱、洞察性和真理的力量。”
然而，这种报告的真正作者之一，对这类文件有何体会呢？这位总编辑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那些人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为他人起草某和东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在其举业之际，大抵是不怎么讲究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在此时，迸发出的往往是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展现出不拘一格的创新和追求。如果过分讲求形式，盲目追求范例，囿于陈旧的框框，拘于僵死的条条，墨守陈规，削足适履，画地为牢，亦步亦趋，以致框死了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团体、组织、政权、政党的没落、衰败甚或末日。在这方面，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阿法纳西耶夫这位前苏联《真理报》的总编辑，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扮演过一段“起草班子成员”的角色。作为亲历者，他的叙述带有较为可信的写实风格。他在书中描述了苏共中央向例行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的标准模式，其方式、方法和顺序大致如下：
开头部分——分析国际事件、潮流，这里用的词句是：“资本主义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等等。
第二部分——关于我国内部事务、经济、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其常用词汇是：巨大的成就和“个别”的缺点，等等。
第三部分——关于党的工作状况、党“坚如磐石”的团结和与人民的团结，等等。
起草报告的时间，大约开始在代表大会召开一年之前。所需素材，通过向研究所、部委、统计机关下达任务而取得。这些素材，其实根本不用搜集，仅凭想象即可获得，比如，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程度，那里有多少无产者、穷人、失业者；关于国家繁荣的情况，生产规模、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幅度；“至于谈到党，那便是清一色的颂扬、保证、许诺”。
报告如何起草呢？开始按有关方面（国际、国内和党务）组成若干小组，小组成员彻底脱离本职工作。在两三个月内，拼凑起这个报告互不相关的“肢体”。每块“肢体”相当冗长和粗糙。然后，“材料班子”每人按规定分得这些“肢体”的一两个部分，分别进行修饰、涂抹和润色。“班子成员”修改结束，勃列日涅夫才亲自出马，开始了从早到晚、时间冗长的讨论过程——讨论这些如同太乙真人组装哪吒一样的“半成品”。讨论的次序早已明确，每个人读一遍自己负责的部分或章节，然后，由每人发表意见，最后由勃列日涅夫拍板。
阿法纳西耶夫指出，苏联人，尤其是西方人，习惯认为一切重大决策均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它所起的作用无非在已经作出的决策上盖上图章而已。“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们预先收到文件、決议的草稿。会上，有些政治局委员发表意见，多数都是赞成，提出修改意见的地方都是小小不然的，有的则纯属措词对错方面的。决议往往都是一致通过。”也就是说，决策早在“起草班子”阶段就已经作出了。
而就是这样一类文件，它会产生何等的政治效应呢？请读一下前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就苏共26大报告发表的“屁颂”：“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是现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划时代的文件，而且是以自己的细胞与我国社会每一位成员相联系的活机体。显然这一活机体体现了其作者、其提出者、我们英明的领导人、伟大的列宁式的革命者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全部特性：科学深刻性、一往无前的目的性、无限的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高瞻远瞩和阶级原则性、对人类的热爱、洞察性和真理的力量。”
然而，这种报告的真正作者之一，对这类文件有何体会呢？这位总编辑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那些人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为他人起草某和东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