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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的故事》
郝振省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1
定价:40.00元
本书遴选了60年新中国出版史上那些有影响力、有生命力而成为名著的34部图书作品——从数年磨一剑的《雍正王朝》到感动共和国的《高山下的花环》,从冲破时代读书禁区的《情爱论》到点亮人生之路的《平凡的世界》,从走出冷落的《文化苦旅》到超级畅销的《于丹<论语>心得》……本刊选择的是重新出版《围城》时鲜为人知的经历。
不具英雄品格的主人公
钱锺书的《围城》写作于1944年至1946年,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1947年出版单行本,为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一(上海晨光图书公司初版)。1948、1949年重印过两次。当时正在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江秉祥回忆说,同学们一致叫好,崇拜者大有人在,课余饭后,《围城》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之一。
通常,以不具英雄品格的倒霉蛋作为主人公的喜剧似乎和中国文学不沾边。而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一部以似乎不可能产生幽默感或搞笑能力的年代为背景的小说,却偏偏以它的幽默、风趣、睿智和哲理的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围城》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一群远离时政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其书名取自一句法国谚语:“婚姻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作品采用西方流浪汉小说情节结构方式,把以方鸿渐为主线的一批留学生、教授、学者、名士,置放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国难家仇相激荡的大背景下,表现他们在洋场和乡镇,学校和家庭一座座“围城”之间的奔突追索,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它着重描绘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矛盾困惑的精神世界,展现他们囿于精神围城而不能自拔的困境窘态。因而,《围城》可以视为实体的象征,指中国本身;又是虚体的象征——当时中国某一类人文化“心城”的象征。这正如作者在《围城·序》中所说,他“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作者本人就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熟练掌握好几门欧洲语言,和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样,也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从欧洲归来后也曾在内地教过书。但《围城》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作品。杨绛回忆说:“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这才是对《围城》虚实的准确判断。作者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超群的想象力,驰骋古今,融会中西,使作品获得了与现代主义相通的荒诞意识与哲理品格。于是,从这位具有中西两种学识和经历的作家身上,我们收获了一种罕见的精神产品——一本能同时适合中西方读者口味和情感的小说。
就是这样一部特色鲜明的优秀小说,为什么自1949年以后在中国内地就是看不到它的身影呢?除了作者的低调,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片面教条地执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针的结果。“脱离工农兵生活”,“国难当头,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等等,就是可以随手拈来的批《围城》的理由。
《围城》重见天日
1979年2月,人文社(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开风气之先,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全国性的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茅盾、陈荒煤、冯牧、严文井先后在会上讲话,正本清源,开拓进取,大大地冲击了与会作家和编辑久被禁锢的思想。几乎同时,《编译参考》报道了钱锺书在国外的访问活动。由于他学识渊博,谈话风趣,引起外国学者极大的兴趣,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一切,终于使当年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如今为人文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小说南组资深编辑的江秉祥开了窍,终于有了现在不重版《围城》更待何时的紧迫感。他很快在小说南组提出了这个选题。人同此心,一致通过。
但他并不认识钱先生这位文化昆仑,只知他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便拜托“文革”前的人文社副社长、时任文学所副所长的许觉民,请代转人文社组稿之意。几天后便有了回音,江秉祥如约造访钱府。
甫一见面,钱锺书就对江秉祥说:“那个旧东西,不要再出了!”江连忙解释:“早就该印,只是以前限于我社的出版方针,未能早日出版;现在情况大不一样,文艺界的氛围好多了,是真的百花齐放了。”
他们由此谈及文艺界的活动和新气象,钱锺书也总算对《围城》的重版点了头。至于内容,钱锺书认为以前的东西以保持原样为好。交谈中自然还谈及钱著在国外大受欢迎的一些情况。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围城》和钱锺书,评价甚高;苏联人说中国人把钱锺书活埋了30年;英、法、俄、捷克文本《围城》早已印行,日文本正在翻译中,等等。
确定重版后,钱锺书说他手头已无旧书,拟写信给上海《文汇报》的老朋友梅朵,请他设法寻找。
江秉祥回到人文社,就到资料室的旧书堆中去翻捡,终于找到一本破旧的《围城》。他立刻通读整理,报经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屠岸终审,准予发稿。
江秉祥很慎重,绝不像对待一般书稿那样拿起笔就改。于是他把所有的旧本的讹误、自己的意见、还把握不准的问题等等一一列表,和已校对过的校样一并送请钱先生审核。他同意改的打“√”,不改的打“×”。三次校样都这样处理。这对钱锺书也是比较方便的办法,故每次都很快由他改定后退还。
在《围城》排校过程中,韦君宜收到胡乔木一信。大意说《围城》和《清宫秘史》都应考虑出版。韦君宜同时知道《围城》已由屠岸签发,可能是为了慎重,嘱请牛汉将《围城》通读一遍。牛汉读后也认为《围城》应该再版重印。可见,人文社重印《围城》的决定和行动是在胡乔木来信之前。
《围城》的正文付型后,美编室画了两种封面样,由江秉祥带给钱锺书看。钱都不怎么欣赏,说是“太花哨。什么都不要画,写上个书名就行了”。江秉祥说:“那又太素了,恐怕不妥。”正好他随身带了一本沙汀的小说,封面很简朴,只画了一条竖线,便说:“就照沙老这本来一条竖线如何?”钱立即说:“沙老是我们老所长,就照他的办。”这样,颜色请美编室选定,《围城》的封面就算设计完成了。
书名由杨绛题写。他们夫妇有一个约定的“规矩”:钱的书,书名由杨绛写;杨的书,书名由钱写。后来,人文社出版杨绛的《倒影集》,书名就是钱锺书写的。还有,对那个“锺”字,钱先生是很在意的。他曾在给江秉祥的信中说,“(校)样上的贱名‘锺’字皆改为‘钟’,虽无关系,亦平添后世校勘或考订者作文资料,复原如何?”江秉祥当然能理解,知道钱锺书对“锺”字的简化有意见,因为“锺”、“钅童”不分,都简化为“钟”。所以每次印刷,封面、内封、书脊都认真核对,“锺”字决不简化。但后来,“钟”字还是渐渐取代了“锺”字。
改革开放使《围城》在中国内地重见天日,但改革开放也是一个过程,那时出版社还没有发行权。《围城》首印(1980年11月)13万,没有什么宣传造势,作者也不愿出面参与宣传,更不用说炒作。一位英国女士要采访他,他的回应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尽管如此,《围城》还是很快脱销。以后每年重印,依旧每年脱销。
到2008年上半年,《围城》印行392万册,真是长盛不衰。
郝振省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1
定价:40.00元
本书遴选了60年新中国出版史上那些有影响力、有生命力而成为名著的34部图书作品——从数年磨一剑的《雍正王朝》到感动共和国的《高山下的花环》,从冲破时代读书禁区的《情爱论》到点亮人生之路的《平凡的世界》,从走出冷落的《文化苦旅》到超级畅销的《于丹<论语>心得》……本刊选择的是重新出版《围城》时鲜为人知的经历。
不具英雄品格的主人公
钱锺书的《围城》写作于1944年至1946年,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1947年出版单行本,为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一(上海晨光图书公司初版)。1948、1949年重印过两次。当时正在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江秉祥回忆说,同学们一致叫好,崇拜者大有人在,课余饭后,《围城》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之一。
通常,以不具英雄品格的倒霉蛋作为主人公的喜剧似乎和中国文学不沾边。而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一部以似乎不可能产生幽默感或搞笑能力的年代为背景的小说,却偏偏以它的幽默、风趣、睿智和哲理的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围城》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一群远离时政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其书名取自一句法国谚语:“婚姻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作品采用西方流浪汉小说情节结构方式,把以方鸿渐为主线的一批留学生、教授、学者、名士,置放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国难家仇相激荡的大背景下,表现他们在洋场和乡镇,学校和家庭一座座“围城”之间的奔突追索,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它着重描绘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矛盾困惑的精神世界,展现他们囿于精神围城而不能自拔的困境窘态。因而,《围城》可以视为实体的象征,指中国本身;又是虚体的象征——当时中国某一类人文化“心城”的象征。这正如作者在《围城·序》中所说,他“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作者本人就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熟练掌握好几门欧洲语言,和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样,也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从欧洲归来后也曾在内地教过书。但《围城》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作品。杨绛回忆说:“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这才是对《围城》虚实的准确判断。作者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超群的想象力,驰骋古今,融会中西,使作品获得了与现代主义相通的荒诞意识与哲理品格。于是,从这位具有中西两种学识和经历的作家身上,我们收获了一种罕见的精神产品——一本能同时适合中西方读者口味和情感的小说。
就是这样一部特色鲜明的优秀小说,为什么自1949年以后在中国内地就是看不到它的身影呢?除了作者的低调,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片面教条地执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针的结果。“脱离工农兵生活”,“国难当头,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等等,就是可以随手拈来的批《围城》的理由。
《围城》重见天日
1979年2月,人文社(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开风气之先,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全国性的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茅盾、陈荒煤、冯牧、严文井先后在会上讲话,正本清源,开拓进取,大大地冲击了与会作家和编辑久被禁锢的思想。几乎同时,《编译参考》报道了钱锺书在国外的访问活动。由于他学识渊博,谈话风趣,引起外国学者极大的兴趣,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一切,终于使当年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如今为人文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小说南组资深编辑的江秉祥开了窍,终于有了现在不重版《围城》更待何时的紧迫感。他很快在小说南组提出了这个选题。人同此心,一致通过。
但他并不认识钱先生这位文化昆仑,只知他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便拜托“文革”前的人文社副社长、时任文学所副所长的许觉民,请代转人文社组稿之意。几天后便有了回音,江秉祥如约造访钱府。
甫一见面,钱锺书就对江秉祥说:“那个旧东西,不要再出了!”江连忙解释:“早就该印,只是以前限于我社的出版方针,未能早日出版;现在情况大不一样,文艺界的氛围好多了,是真的百花齐放了。”
他们由此谈及文艺界的活动和新气象,钱锺书也总算对《围城》的重版点了头。至于内容,钱锺书认为以前的东西以保持原样为好。交谈中自然还谈及钱著在国外大受欢迎的一些情况。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围城》和钱锺书,评价甚高;苏联人说中国人把钱锺书活埋了30年;英、法、俄、捷克文本《围城》早已印行,日文本正在翻译中,等等。
确定重版后,钱锺书说他手头已无旧书,拟写信给上海《文汇报》的老朋友梅朵,请他设法寻找。
江秉祥回到人文社,就到资料室的旧书堆中去翻捡,终于找到一本破旧的《围城》。他立刻通读整理,报经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屠岸终审,准予发稿。
江秉祥很慎重,绝不像对待一般书稿那样拿起笔就改。于是他把所有的旧本的讹误、自己的意见、还把握不准的问题等等一一列表,和已校对过的校样一并送请钱先生审核。他同意改的打“√”,不改的打“×”。三次校样都这样处理。这对钱锺书也是比较方便的办法,故每次都很快由他改定后退还。
在《围城》排校过程中,韦君宜收到胡乔木一信。大意说《围城》和《清宫秘史》都应考虑出版。韦君宜同时知道《围城》已由屠岸签发,可能是为了慎重,嘱请牛汉将《围城》通读一遍。牛汉读后也认为《围城》应该再版重印。可见,人文社重印《围城》的决定和行动是在胡乔木来信之前。
《围城》的正文付型后,美编室画了两种封面样,由江秉祥带给钱锺书看。钱都不怎么欣赏,说是“太花哨。什么都不要画,写上个书名就行了”。江秉祥说:“那又太素了,恐怕不妥。”正好他随身带了一本沙汀的小说,封面很简朴,只画了一条竖线,便说:“就照沙老这本来一条竖线如何?”钱立即说:“沙老是我们老所长,就照他的办。”这样,颜色请美编室选定,《围城》的封面就算设计完成了。
书名由杨绛题写。他们夫妇有一个约定的“规矩”:钱的书,书名由杨绛写;杨的书,书名由钱写。后来,人文社出版杨绛的《倒影集》,书名就是钱锺书写的。还有,对那个“锺”字,钱先生是很在意的。他曾在给江秉祥的信中说,“(校)样上的贱名‘锺’字皆改为‘钟’,虽无关系,亦平添后世校勘或考订者作文资料,复原如何?”江秉祥当然能理解,知道钱锺书对“锺”字的简化有意见,因为“锺”、“钅童”不分,都简化为“钟”。所以每次印刷,封面、内封、书脊都认真核对,“锺”字决不简化。但后来,“钟”字还是渐渐取代了“锺”字。
改革开放使《围城》在中国内地重见天日,但改革开放也是一个过程,那时出版社还没有发行权。《围城》首印(1980年11月)13万,没有什么宣传造势,作者也不愿出面参与宣传,更不用说炒作。一位英国女士要采访他,他的回应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尽管如此,《围城》还是很快脱销。以后每年重印,依旧每年脱销。
到2008年上半年,《围城》印行392万册,真是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