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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尉缭子》提出“富国为本”的军事思想，要求重视城市发展方能富国，富国需要制度保障，富国要尽量减少战争。“富国为本”的思想启示当今世界各国要以使国家富裕为强大的根本，然后才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尉缭子》的军事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关键词：尉缭子;富国为本;军事思想
《尉缭子·治本》中提到“自古国富而后兵强，故以富国为治本”。尉缭子重视“富国”，认为自古以来都是先使国家富裕，而后才能保障兵力强大，所以提出了“富国为本”的军事思想。学术界此前未见对尉缭子“富国为本”军事思想的专门研究，本文将对此加以探索。
一、重视城市发展方能富国
城市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重视城市发展方能富国。《尉缭子·兵谈》篇说：“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也就是要挑选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段来建立城市，为的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口和财富，然后根据人口数量来确定城市建设规模。以城市发展促进国家富裕的观点在当时生产力普遍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先进，并富有远见。
首先，城市是一国财富的集中地。《尉缭子·攻权》篇说：“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则虽有资无资矣。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这段话说明，城市是六畜五谷聚集的地方，也就是财物聚集的地方。城市是财富的集中地，只有重视城市的发展，国家才能富强。《尉缭子·治本》篇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积蓄。”民众的积蓄最终都有一部分上交给诸侯，诸侯居住在城市，这样城邑就成了各地積蓄的集中地。
其次，城市能提供财富。《尉缭子·武议》篇说：“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意思是说国家如果支出不足以支持战争，就重点发展城市。城市是能“给战守”的地方。由于城市中的第三产业兴旺，对城市中的商贸活动进行征税，就能给国家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撑。依靠城市，国家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税收来源，国家也就有了富强的保障。
最后，城市是人口集中居住地。《尉缭子·兵谈》说：“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因此城市往往建在土地肥沃的地方。土地肥沃，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相对贫困的地区人口流入经济发达地区，这样城市就成了人口集中居住地。一个国家是否富强，人口是重要的考量。人口多，可供驱使的劳动力就多，国家才有富裕的基础。人口多，可供的兵员就多，军队的战斗力就有保障。城市是人口的集中居住地，是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
总而言之，城市人口众多，南来北往，熙熙攘攘，流动性极大，再加上经济制度的扶持，生产力普遍提高，流动人口在与城市常住人口进行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在逐步融入城市，既有助于自身创收，又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更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这样国家也就逐渐富强。
二、富国需要制度保障
《尉缭子·兵谈》篇讲到“民众而制则国治”，这里就指出了人口众多而又有良好的制度，国家就能安定。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是“富国为本”的保障。
首先，制度能使国家处在有序的控制之中。《尉缭子·制谈》篇说：“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一个国家如果能严明法令，明于奖赏的制度，就能使老百姓按照君主的意愿行事，“能使之前”，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制谈》篇又说：“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一旦国民都能够明白国家的制度，那么，一个人就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个人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就会带动十个、百人，甚至千万人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样，国家管理就处在有序之中，国家就不可能不强大。
其次，制度重刑法，使得国家强大。《尉缭子·兵谈》篇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民众依靠国家的制度管理，国家才能富裕。在诸多国家制度中，尉缭子重视刑法制度，认为刑法是国家展现出强大的根本制度。《尉缭子·重刑令》说：“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君主要把“威刑”放在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心位置。重刑就使得民众内心有畏惧之心，民众心理恐惧，国家的威力就显得强大。《重刑令》又说：“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民众害怕国内的法律，那么对外作战就会更加勇敢。《攻权》篇说：“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民众在国家法律与敌人之间选择，如果国内的法律与敌人相比，敌人更可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法律，而不敢与敌作战。如果民众更加畏惧国内的法律，那么民众就会蔑视敌人，就会勇敢与敌作战。这也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标志。
最后，国家要虚心学习他国的制度。《尉缭子·制谈》篇曰：“吾用天下之用以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以为制。”前半句激励国君要利用天下的财富来充实本国的国力，后半句启示国君可以参考天下的制度来修订本国的制度。这充分发挥了借鉴的价值，取其长，补己短，这种放眼天下的阔达情怀着实难能可贵。黄献臣《武经开宗》为这句话作注说：“此言定制当务富强，然后可以无敌，而信行乎其间。”[1]也就是说国君制定制度应当以使国家富强为根本，在实行过程中讲求威信，如此才可以达到无敌的境地。
三、富国要尽量减少战争
要想使得国家富裕，不仅需要“开源”，更加需要“节流”，而减少军事消耗即是“节流”中的重要部分。
首先，出兵征战需要消耗大量财力。《尉缭子·兵谈》说：“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为什么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呢？因为即便是一日之师，也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年轻强壮的兵力支持等等。患在千里之内，则需要最少供给一个月的用度。更不用说，与别的国家打仗了，一年的用度都不够发起一场战争的。《司马法·仁本》篇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2]即使国家强大，如果穷兵黩武，也一定会导致灭亡。因此，“富国为本”要求尽量减少战争。
其次，尉缭子主张“慎战”，减少对国家财力的消耗。如果迫不得已出兵，尉缭子也主张“少战”、“慎战”。《尉缭子·兵谈》篇说：“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也就是说要根据战争的具体情况预估战争的结果，若是有十足把握能战胜那就出兵征战，速战速决，以磅礴的气势战胜敌人并且歼灭他们，若是没有，那就及时止损。即使出兵征战也不以杀人为主要目的。《尉缭子·武议》篇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战争只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不是为了战而战。即便不得已发动战争，也不要影响民众的生产与生活。不影响民众生活，减少战争的损失，也是为了富国。
最后，尉缭子主张以智谋取胜，减少战场上的刀兵相见。《尉缭子·兵谈》篇说：“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君主应该追求不动干戈就能取胜。《兵谈》又说：“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橐，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兵胜于朝廷，实际上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庙算胜”，是“上兵伐谋”[3]，主张以智谋取胜，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样，国力不用损耗，国家也就能富强。
总之，“富国为本”首先需要重视城市的发展，以城之发展带动国家的富强，以国家的富强支撑武装力量的发展。国家富强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严酷的法律制度建设。《尉缭子》认为，富国最终还是依靠君主的智慧，能够做到“兵胜于朝廷”。这是对君主提出了至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黄献臣.武经开宗 [M] .北京： 清顺治十八年和刻本， 1662.
[2]王震.司马法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3]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M].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作者简介：田沈怡，2000年7月生，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关键词：尉缭子;富国为本;军事思想
《尉缭子·治本》中提到“自古国富而后兵强，故以富国为治本”。尉缭子重视“富国”，认为自古以来都是先使国家富裕，而后才能保障兵力强大，所以提出了“富国为本”的军事思想。学术界此前未见对尉缭子“富国为本”军事思想的专门研究，本文将对此加以探索。
一、重视城市发展方能富国
城市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重视城市发展方能富国。《尉缭子·兵谈》篇说：“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也就是要挑选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段来建立城市，为的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口和财富，然后根据人口数量来确定城市建设规模。以城市发展促进国家富裕的观点在当时生产力普遍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先进，并富有远见。
首先，城市是一国财富的集中地。《尉缭子·攻权》篇说：“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则虽有资无资矣。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这段话说明，城市是六畜五谷聚集的地方，也就是财物聚集的地方。城市是财富的集中地，只有重视城市的发展，国家才能富强。《尉缭子·治本》篇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积蓄。”民众的积蓄最终都有一部分上交给诸侯，诸侯居住在城市，这样城邑就成了各地積蓄的集中地。
其次，城市能提供财富。《尉缭子·武议》篇说：“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意思是说国家如果支出不足以支持战争，就重点发展城市。城市是能“给战守”的地方。由于城市中的第三产业兴旺，对城市中的商贸活动进行征税，就能给国家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撑。依靠城市，国家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税收来源，国家也就有了富强的保障。
最后，城市是人口集中居住地。《尉缭子·兵谈》说：“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因此城市往往建在土地肥沃的地方。土地肥沃，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相对贫困的地区人口流入经济发达地区，这样城市就成了人口集中居住地。一个国家是否富强，人口是重要的考量。人口多，可供驱使的劳动力就多，国家才有富裕的基础。人口多，可供的兵员就多，军队的战斗力就有保障。城市是人口的集中居住地，是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
总而言之，城市人口众多，南来北往，熙熙攘攘，流动性极大，再加上经济制度的扶持，生产力普遍提高，流动人口在与城市常住人口进行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在逐步融入城市，既有助于自身创收，又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更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这样国家也就逐渐富强。
二、富国需要制度保障
《尉缭子·兵谈》篇讲到“民众而制则国治”，这里就指出了人口众多而又有良好的制度，国家就能安定。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是“富国为本”的保障。
首先，制度能使国家处在有序的控制之中。《尉缭子·制谈》篇说：“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一个国家如果能严明法令，明于奖赏的制度，就能使老百姓按照君主的意愿行事，“能使之前”，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制谈》篇又说：“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一旦国民都能够明白国家的制度，那么，一个人就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个人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就会带动十个、百人，甚至千万人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样，国家管理就处在有序之中，国家就不可能不强大。
其次，制度重刑法，使得国家强大。《尉缭子·兵谈》篇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民众依靠国家的制度管理，国家才能富裕。在诸多国家制度中，尉缭子重视刑法制度，认为刑法是国家展现出强大的根本制度。《尉缭子·重刑令》说：“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君主要把“威刑”放在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心位置。重刑就使得民众内心有畏惧之心，民众心理恐惧，国家的威力就显得强大。《重刑令》又说：“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民众害怕国内的法律，那么对外作战就会更加勇敢。《攻权》篇说：“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民众在国家法律与敌人之间选择，如果国内的法律与敌人相比，敌人更可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法律，而不敢与敌作战。如果民众更加畏惧国内的法律，那么民众就会蔑视敌人，就会勇敢与敌作战。这也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标志。
最后，国家要虚心学习他国的制度。《尉缭子·制谈》篇曰：“吾用天下之用以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以为制。”前半句激励国君要利用天下的财富来充实本国的国力，后半句启示国君可以参考天下的制度来修订本国的制度。这充分发挥了借鉴的价值，取其长，补己短，这种放眼天下的阔达情怀着实难能可贵。黄献臣《武经开宗》为这句话作注说：“此言定制当务富强，然后可以无敌，而信行乎其间。”[1]也就是说国君制定制度应当以使国家富强为根本，在实行过程中讲求威信，如此才可以达到无敌的境地。
三、富国要尽量减少战争
要想使得国家富裕，不仅需要“开源”，更加需要“节流”，而减少军事消耗即是“节流”中的重要部分。
首先，出兵征战需要消耗大量财力。《尉缭子·兵谈》说：“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为什么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呢？因为即便是一日之师，也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年轻强壮的兵力支持等等。患在千里之内，则需要最少供给一个月的用度。更不用说，与别的国家打仗了，一年的用度都不够发起一场战争的。《司马法·仁本》篇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2]即使国家强大，如果穷兵黩武，也一定会导致灭亡。因此，“富国为本”要求尽量减少战争。
其次，尉缭子主张“慎战”，减少对国家财力的消耗。如果迫不得已出兵，尉缭子也主张“少战”、“慎战”。《尉缭子·兵谈》篇说：“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也就是说要根据战争的具体情况预估战争的结果，若是有十足把握能战胜那就出兵征战，速战速决，以磅礴的气势战胜敌人并且歼灭他们，若是没有，那就及时止损。即使出兵征战也不以杀人为主要目的。《尉缭子·武议》篇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战争只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不是为了战而战。即便不得已发动战争，也不要影响民众的生产与生活。不影响民众生活，减少战争的损失，也是为了富国。
最后，尉缭子主张以智谋取胜，减少战场上的刀兵相见。《尉缭子·兵谈》篇说：“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君主应该追求不动干戈就能取胜。《兵谈》又说：“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橐，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兵胜于朝廷，实际上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庙算胜”，是“上兵伐谋”[3]，主张以智谋取胜，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样，国力不用损耗，国家也就能富强。
总之，“富国为本”首先需要重视城市的发展，以城之发展带动国家的富强，以国家的富强支撑武装力量的发展。国家富强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严酷的法律制度建设。《尉缭子》认为，富国最终还是依靠君主的智慧，能够做到“兵胜于朝廷”。这是对君主提出了至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黄献臣.武经开宗 [M] .北京： 清顺治十八年和刻本， 1662.
[2]王震.司马法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3]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M].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作者简介：田沈怡，2000年7月生，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