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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专科学校那几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物资匮乏，能吃上一顿饱饭便成了人们最美好的愿望。
其实，当时国家给学生的粮食定量也不算低，每人月均30斤。我因为年龄小、个子矮，调剂1斤给年长个高的同学。按时下标准来算，足够吃两个月。可那时人们的胃就像是个无底洞似的，总也填不满，似乎从未饱过。也难怪，都是一群正长身体的年轻人，朝六起晚九睡，学习很紧张；集体伙食，油水很少，除了一日三餐有限的定量以外，根本就没有其他东西可吃。市面上少得可怜的零食，除了要钞票外，还要粮票和糕点票，而我们一群穷学生是什么票也没有。最使我们难忘的便是一场由九两饭券引发的小闹剧。
一天晚自习回到寝室洗漱过后，就寝之前，无所事事，一位室友突发高论，指着窗户后面一个小棚屋说：“哪位敢去把棚屋屋檐下的电灯拉灭，我们就每人凑一两饭券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百无聊赖的全体室友的响应。
我们学校是“大跃进”后期仓促上马的：校舍、教室都是借用市某医院的供应室，而供应室又是新中国成立前由关押犯人的监狱改建的，共两层，一层为医院供应室和学校办公室合用，二层为十人间的学生宿舍。整栋楼坐北朝南，只有一个门出入。楼的背后（北面）有一个简易的棚屋，是医院的太平间，再边上是围墙，有一个经常锁着的小门通向院外。因为忌讳，大家一般不会去那间棚屋。
九两饭券，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足量饭食，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何况只需轻轻一拉开关，大家都跃跃欲试。“我去！”忽地从我上铺跳下一个人，他迅速穿好刚解开扣子的衣服，随即从每位室友手中收取一两饭券并叠好放在自己枕头下面。
这位敢吃“螃蟹”的室友叫袁米功，一个典型的关西汉子，个头将近一米八，力气也大，举棍、摔跤、扳手腕，打遍班内无敌手；另一个特点是能吃，常说“在老家，草帽大的锅盔我不喝水，一下能吃两个”“南方的大米是好吃，就是半斤八两的下肚后一点感觉都没有”。
袁米功穿好鞋子，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势，借口上厕所，一路小跑出了南门，沿大楼兜圈而上，很快就到了小棚屋的门口。我们几个室友，一起挤在小窗口争看那精彩的一瞬：只见他伸手抓住拉线开关往下一拉，顿时屋檐下的灯灭了，可奇怪的是，屋内的灯却亮了。正在大家狐疑不解之时，袁同学踉踉跄跄、连跑带爬地回到宿舍，一头栽倒在床上，我们几个室友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作声。
那一晚，袁同学裹在被子里像筛糠似地颤抖不停，嘴里不时发出些呓语，大家也忙个不停，时不时地给他擦汗、端水。那位出主意的同学，生怕闯下大祸，一遍又一遍地用冷毛巾给他敷额头。
袁同学退了烧，又接着烧，两天下来，人瘦了一圈。其原因大家心知肚明，但也不敢讲，生怕老师知道。第三天，那位出主意的同学怕瞒不住了，说是见鬼了谁也不信，那小棚屋里究竟躲了什么东西会开灯呢？他索性趁午休时约了两位胆大的同学，偷偷地去一探究竟。结果发现，小棚屋屋内屋外两盏灯的拉线开关是系在一起的。那天晚上，袁同学不知是求胜心切还是有点心虚，用力一拉，结果两根线一起拉动，致使屋外亮着的灯灭了，屋内灭着的灯却亮了，这才发生了当时的惊魂一幕。
心病还需心药医。大家把情况告诉袁同学后，他的烧才慢慢退去，晚上也不再讲梦话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敢隨便开玩笑了。
当时尽管大家想保密，但还是在同学中渐渐地传开了，后来老师知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通，侥幸的是我们没有受处分。困难的日子里，袁同学也没能坚持到毕业，提前退学回关西老家了，至今跟大家也没有联系过。在毕业40周年、50周年的校庆活动中，大家还会提起此事来，想起袁同学，我们都会感到愧疚和遗憾。
今天，我仍然会经常以切身经历教育自己的孩子，要不忘过去，要厉行节约，要爱惜粮食，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其实，当时国家给学生的粮食定量也不算低，每人月均30斤。我因为年龄小、个子矮，调剂1斤给年长个高的同学。按时下标准来算，足够吃两个月。可那时人们的胃就像是个无底洞似的，总也填不满，似乎从未饱过。也难怪，都是一群正长身体的年轻人，朝六起晚九睡，学习很紧张；集体伙食，油水很少，除了一日三餐有限的定量以外，根本就没有其他东西可吃。市面上少得可怜的零食，除了要钞票外，还要粮票和糕点票，而我们一群穷学生是什么票也没有。最使我们难忘的便是一场由九两饭券引发的小闹剧。
一天晚自习回到寝室洗漱过后，就寝之前，无所事事，一位室友突发高论，指着窗户后面一个小棚屋说：“哪位敢去把棚屋屋檐下的电灯拉灭，我们就每人凑一两饭券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百无聊赖的全体室友的响应。
我们学校是“大跃进”后期仓促上马的：校舍、教室都是借用市某医院的供应室，而供应室又是新中国成立前由关押犯人的监狱改建的，共两层，一层为医院供应室和学校办公室合用，二层为十人间的学生宿舍。整栋楼坐北朝南，只有一个门出入。楼的背后（北面）有一个简易的棚屋，是医院的太平间，再边上是围墙，有一个经常锁着的小门通向院外。因为忌讳，大家一般不会去那间棚屋。
九两饭券，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足量饭食，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何况只需轻轻一拉开关，大家都跃跃欲试。“我去！”忽地从我上铺跳下一个人，他迅速穿好刚解开扣子的衣服，随即从每位室友手中收取一两饭券并叠好放在自己枕头下面。
这位敢吃“螃蟹”的室友叫袁米功，一个典型的关西汉子，个头将近一米八，力气也大，举棍、摔跤、扳手腕，打遍班内无敌手；另一个特点是能吃，常说“在老家，草帽大的锅盔我不喝水，一下能吃两个”“南方的大米是好吃，就是半斤八两的下肚后一点感觉都没有”。
袁米功穿好鞋子，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势，借口上厕所，一路小跑出了南门，沿大楼兜圈而上，很快就到了小棚屋的门口。我们几个室友，一起挤在小窗口争看那精彩的一瞬：只见他伸手抓住拉线开关往下一拉，顿时屋檐下的灯灭了，可奇怪的是，屋内的灯却亮了。正在大家狐疑不解之时，袁同学踉踉跄跄、连跑带爬地回到宿舍，一头栽倒在床上，我们几个室友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作声。
那一晚，袁同学裹在被子里像筛糠似地颤抖不停，嘴里不时发出些呓语，大家也忙个不停，时不时地给他擦汗、端水。那位出主意的同学，生怕闯下大祸，一遍又一遍地用冷毛巾给他敷额头。
袁同学退了烧，又接着烧，两天下来，人瘦了一圈。其原因大家心知肚明，但也不敢讲，生怕老师知道。第三天，那位出主意的同学怕瞒不住了，说是见鬼了谁也不信，那小棚屋里究竟躲了什么东西会开灯呢？他索性趁午休时约了两位胆大的同学，偷偷地去一探究竟。结果发现，小棚屋屋内屋外两盏灯的拉线开关是系在一起的。那天晚上，袁同学不知是求胜心切还是有点心虚，用力一拉，结果两根线一起拉动，致使屋外亮着的灯灭了，屋内灭着的灯却亮了，这才发生了当时的惊魂一幕。
心病还需心药医。大家把情况告诉袁同学后，他的烧才慢慢退去，晚上也不再讲梦话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敢隨便开玩笑了。
当时尽管大家想保密，但还是在同学中渐渐地传开了，后来老师知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通，侥幸的是我们没有受处分。困难的日子里，袁同学也没能坚持到毕业，提前退学回关西老家了，至今跟大家也没有联系过。在毕业40周年、50周年的校庆活动中，大家还会提起此事来，想起袁同学，我们都会感到愧疚和遗憾。
今天，我仍然会经常以切身经历教育自己的孩子，要不忘过去，要厉行节约，要爱惜粮食，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