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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香港对抢购客的严厉制裁，奶粉或许不会成为今年两会上如此瞩目的议题。面对争议，香港特首梁振英称，“新例适用于所有人，并不是针对内地居民，希望获得内地居民的理解和谅解”。
但由此引发的针对内地奶粉质量的信任危机却在持续发酵。在政协新任发言人吕新华声称“内地奶粉99%符合质量标准”后，更是将热议推向新的高度。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委员则称，质检总局的数据显示国内的乳制产品86%都是合格的，出口产品98%都是合格的。奶粉的国内标准现在也不低，有些还比国外标准高。
但主管部门领导的表态并不能消除公众的焦虑。
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对记者的回答就颇具代表性——对于“你对中国国产奶粉有信心吗”的追问，他说：“当然没信心啦。”记者问：“不是说中国内地奶粉99%是合格的吗？”小崔说：“我哪知道1%在哪里呀？”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谈到内地市民对一罐奶粉都缺乏信心的时候，几欲落泪。他表示：“造成老百姓对一些食品安全缺乏信心的原因，从广大畜牧工作者、乳业企业到国家政府部门，都有责任。”
代表委员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多头管理是食品安全的硬伤。当前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共包括农业部、工信部、食药监局、工商总局、卫生部等十三部门，形成多龙治水格局，对接盲点甚多，职能交叉严重，加上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使整个监管只能体现为事故发生后的高效运动执法，对预防、遏制事故几乎无能为力。网友调侃：十三部门管不好一盒奶。
今年两会以推动大部制为核心的行政体制变革，无疑为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公众普遍认为，即使新组建的食药监管总局不能彻底根除多头管理乱局，至少往前迈进了一步。
此外，在长期的盲目追求GDP的指导方针下，立法上常年存在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甚至可以为了保护乳品企业的利益使国标倒退25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后，法治进程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其中假一罚十之类的规定对违法企业相当温柔。直到刑法修正案（八）出台这个问题才得到扭转，而对官员的问责才上升到法治层面。因此，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是推动当下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关键前提。
同时，如果理性全面地看待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还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严酷的现实：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遍地开花的中小食品加工企业是监管成本高昂的一个重要诱因。比如，中国农产品生产还是按照承包制的初级模式进行，而10人以下的中小食品加工企业有40万家，其中乳品企业就有数千家。而实现集约化经营的美国全国只有4家乳品巨人。
在2008年三鹿奶粉完成对中国消费者信心致命一击后，中国乳品企业痛定思痛，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在生产监管上，确实比一般的奶制品严苛，甚至率先建立了质量追溯体系。经过了很多次的整顿后，许多落后的产能也被关闭和淘汰了。甚至业内人士透露，国内原料在婴幼儿奶粉中的运用最高只有26%，剩下的最少50%的原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但由于自身的唯利是图、行业的恶性竞争、监管的滞后缺位，质量事故不时被媒体曝光，终于成为压垮消费者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悲催的中国父母们一方面费尽心思从香港等海外市场代购，另一方面使国内的洋奶粉价格持续飙升，甚至超过英国德国的零售价。
国货当自强——一靠制度，二靠良知。否则，洋奶粉统治中国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困境短期内只会继续加剧。
责任编辑 华南
但由此引发的针对内地奶粉质量的信任危机却在持续发酵。在政协新任发言人吕新华声称“内地奶粉99%符合质量标准”后，更是将热议推向新的高度。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委员则称，质检总局的数据显示国内的乳制产品86%都是合格的，出口产品98%都是合格的。奶粉的国内标准现在也不低，有些还比国外标准高。
但主管部门领导的表态并不能消除公众的焦虑。
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对记者的回答就颇具代表性——对于“你对中国国产奶粉有信心吗”的追问，他说：“当然没信心啦。”记者问：“不是说中国内地奶粉99%是合格的吗？”小崔说：“我哪知道1%在哪里呀？”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谈到内地市民对一罐奶粉都缺乏信心的时候，几欲落泪。他表示：“造成老百姓对一些食品安全缺乏信心的原因，从广大畜牧工作者、乳业企业到国家政府部门，都有责任。”
代表委员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多头管理是食品安全的硬伤。当前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共包括农业部、工信部、食药监局、工商总局、卫生部等十三部门，形成多龙治水格局，对接盲点甚多，职能交叉严重，加上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使整个监管只能体现为事故发生后的高效运动执法，对预防、遏制事故几乎无能为力。网友调侃：十三部门管不好一盒奶。
今年两会以推动大部制为核心的行政体制变革，无疑为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公众普遍认为，即使新组建的食药监管总局不能彻底根除多头管理乱局，至少往前迈进了一步。
此外，在长期的盲目追求GDP的指导方针下，立法上常年存在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甚至可以为了保护乳品企业的利益使国标倒退25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后，法治进程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其中假一罚十之类的规定对违法企业相当温柔。直到刑法修正案（八）出台这个问题才得到扭转，而对官员的问责才上升到法治层面。因此，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是推动当下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关键前提。
同时，如果理性全面地看待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还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严酷的现实：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遍地开花的中小食品加工企业是监管成本高昂的一个重要诱因。比如，中国农产品生产还是按照承包制的初级模式进行，而10人以下的中小食品加工企业有40万家，其中乳品企业就有数千家。而实现集约化经营的美国全国只有4家乳品巨人。
在2008年三鹿奶粉完成对中国消费者信心致命一击后，中国乳品企业痛定思痛，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在生产监管上，确实比一般的奶制品严苛，甚至率先建立了质量追溯体系。经过了很多次的整顿后，许多落后的产能也被关闭和淘汰了。甚至业内人士透露，国内原料在婴幼儿奶粉中的运用最高只有26%，剩下的最少50%的原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但由于自身的唯利是图、行业的恶性竞争、监管的滞后缺位，质量事故不时被媒体曝光，终于成为压垮消费者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悲催的中国父母们一方面费尽心思从香港等海外市场代购，另一方面使国内的洋奶粉价格持续飙升，甚至超过英国德国的零售价。
国货当自强——一靠制度，二靠良知。否则，洋奶粉统治中国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困境短期内只会继续加剧。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