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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1日，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杂志《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截至12月5日，共收到回函160余封。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推出“新年的梦想”专栏，发表了其中142人的答函。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从这些作者的职业和教育背景来看，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中国梦”。
《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1号封面
民族复兴之梦
在这些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但其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备受欺凌，让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屈辱。1932年10月，《东方杂志》在废墟中顽强复刊，新任主编胡愈之在卷首《本刊的新生》一文中表示：“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不久后，他就发起了这次“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胡愈之的这种渴望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其同事金仲华回复说：“我想到一个时候，中国已不在侵略它和毁坏它者的掌下。那时候的中国，显然已经通过了历史中的变乱期，而踏上新生的道路。要形容那时候中国的状况，不必用‘富’‘强’这种单代表一种表象的字眼；就最低限度说，那时候每个人可不必愁虑生活的问题。饥馑和死亡不再追袭着大部分的中国人。”郑振铎也希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施蛰存更是充满激情地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呢？有人曾有过这样一个梦想：“未来的中国，因人心悔祸而善而决无内争；政治入轨而贪污绝迹；实业振兴而外货滞销；交通发展而商贾载途，教育普及而无一文盲，乃至国防齐备，失地收复，不平等条约悉数取消，遂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显而易见，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与此相反，章乃器提出“非革命无以图存”的主张就颇接近后来的事实了：“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当时还有人盼望：从1933年起，大家“真诚地蠲除私见，不分地域和派别，共同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有能力的、廉洁的政府”，“表现出抵抗精神，渐次恢复以前失去的地方”。甚至有人还梦见：在外敌大举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终于奋起，“各地民众团体纷电中央，表示信任中央，愿以全民力量赞助中国国民党作民族复兴运动”，“中国统治组织与无产阶级合组了新政府……所有监牢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欢天喜地地释放了出来。共产军和剿共军先后向边疆开拔，去防御帝国主义的军队。3个月的苦战，收复了东三省的失地”，并“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无效”。这些梦想虽不免幼稚，但却真切反映了做梦者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其中对国共合作的展望，亦不乏历史的远见。
大同世界之梦
翻阅这期“新年的梦想”专栏，还有一个现象颇让人惊奇，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和大同思想大行其道、十分流行，可能是所有答案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汇。诗人柳亚子是第一个交卷者，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他明确表示：“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第二个应征者、女作家谢冰莹同样写道：“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而中国“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就说：“我梦想中的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
此外，郁达夫也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在诸多答卷中，还有不少人对“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充满了梦想，认为“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甚至连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都说：“在我梦想中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已失业三年的读者也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有一位读者设想：未来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 当时在燕京大学当教授的郑振铎，则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尚有一定差别。但无论如何，在四处弥漫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宣扬社会主义，都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民主法治之梦
由于在内忧外患面前，国民党应对无方，不仅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而且日益暴露出其自身的专制与腐败，导致民怨沸腾。时年94岁的老人马相伯提出：“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思想发现权、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暨南大学教授卫聚贤则主张：“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式……最上一层的中央政府权最小，最下一层的人民权最大”。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也说：“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我就梦想一个政府，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而《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更是疾声呼吁：“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 至于腐败问题，实业家穆藕初指出：“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还有人希望：“从二十二年元旦起，应有一群有办法有力量的纯洁同志，在社会上政治上做改变现状的活动。从混沌黑暗的局面，领导民众走上光明的路。从政治方面言，应是货真价实的廉洁，应是不尚空言但知实行。”有人甚至还放言：“在我的梦想中，民众武力最后必能颠覆出卖民族利益、国家人格的统治阶级，在自己武力的支撑上，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权。到民众政权巩固之后，中国便没有什么军阀官僚买办资本家一类的特权阶级、榨取阶级、寄生阶级。每一个人做他能够做的工作，每一个人享他应该享有的幸福。”这已经是在倡言暴力革命了。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沧主张“以最科学的方法来‘选贤与能’，希望有一二打的人，真正以公众利益为心，而又有专门训练的，去担当国事”。 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梦想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官吏清正，“军队……不作内战的工具”，“人民能够抵制苛捐杂税、清乡剿匪，能够建设代表大多数人民幸福的政府！”申报记者赵叔雍反对采取俄式、意式的政治制度，主张建立“全民主政治，而后可望治平”。
民富国强之梦
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梦想“中国的一切都以人为基础，要以人役物，不以物役人。大家觉悟工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弊病，乃从事于农村的建设，节制资本，调和生产与消费，使无过剩不及之弊”。上海文库编辑罗叔和梦想的中国是：“在政治方面，生产者和劳动者都参加政治；在经济方面实现电气化；文化大众化和普遍化。”《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现在是不敢骂的”。
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梦想，“到1983年，中国民族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下苦战恶斗了50年而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真正平等的、和平的新国家。2032年，完成了伟大的清水工程，全国大小江河的水都清了。应征人时年138岁，住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长江源头，应友人之邀，出山观光，驾小艇顺江而下，沿途所见，果然水天一色，清漪可爱”。新世纪函授学社社长章衣萍的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读者张竞波希望中国人“都能很自由，很平均地各做其事。各吃其饭；没有野心家垄断着饭碗，把面包堆起来不给人吃；没有神经病患者作无意义的战争和一切无意义的人的枷锁”。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见“在海口不见外国兵舰和水兵，外国银行改成中国银行，洋商的工厂收回自办，扬子江上的轮船是本国制造，宜昌上游是世界第一的水电站，农村用最新的洋机器耕种，如此等等”。
《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1号封面
民族复兴之梦
在这些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但其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备受欺凌，让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屈辱。1932年10月，《东方杂志》在废墟中顽强复刊，新任主编胡愈之在卷首《本刊的新生》一文中表示：“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不久后，他就发起了这次“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胡愈之的这种渴望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其同事金仲华回复说：“我想到一个时候，中国已不在侵略它和毁坏它者的掌下。那时候的中国，显然已经通过了历史中的变乱期，而踏上新生的道路。要形容那时候中国的状况，不必用‘富’‘强’这种单代表一种表象的字眼；就最低限度说，那时候每个人可不必愁虑生活的问题。饥馑和死亡不再追袭着大部分的中国人。”郑振铎也希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施蛰存更是充满激情地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呢？有人曾有过这样一个梦想：“未来的中国，因人心悔祸而善而决无内争；政治入轨而贪污绝迹；实业振兴而外货滞销；交通发展而商贾载途，教育普及而无一文盲，乃至国防齐备，失地收复，不平等条约悉数取消，遂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显而易见，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与此相反，章乃器提出“非革命无以图存”的主张就颇接近后来的事实了：“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当时还有人盼望：从1933年起，大家“真诚地蠲除私见，不分地域和派别，共同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有能力的、廉洁的政府”，“表现出抵抗精神，渐次恢复以前失去的地方”。甚至有人还梦见：在外敌大举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终于奋起，“各地民众团体纷电中央，表示信任中央，愿以全民力量赞助中国国民党作民族复兴运动”，“中国统治组织与无产阶级合组了新政府……所有监牢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欢天喜地地释放了出来。共产军和剿共军先后向边疆开拔，去防御帝国主义的军队。3个月的苦战，收复了东三省的失地”，并“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无效”。这些梦想虽不免幼稚，但却真切反映了做梦者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其中对国共合作的展望，亦不乏历史的远见。
大同世界之梦
翻阅这期“新年的梦想”专栏，还有一个现象颇让人惊奇，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和大同思想大行其道、十分流行，可能是所有答案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汇。诗人柳亚子是第一个交卷者，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他明确表示：“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第二个应征者、女作家谢冰莹同样写道：“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而中国“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就说：“我梦想中的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
此外，郁达夫也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在诸多答卷中，还有不少人对“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充满了梦想，认为“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甚至连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都说：“在我梦想中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已失业三年的读者也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有一位读者设想：未来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 当时在燕京大学当教授的郑振铎，则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尚有一定差别。但无论如何，在四处弥漫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宣扬社会主义，都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民主法治之梦
由于在内忧外患面前，国民党应对无方，不仅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而且日益暴露出其自身的专制与腐败，导致民怨沸腾。时年94岁的老人马相伯提出：“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思想发现权、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暨南大学教授卫聚贤则主张：“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式……最上一层的中央政府权最小，最下一层的人民权最大”。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也说：“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我就梦想一个政府，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而《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更是疾声呼吁：“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 至于腐败问题，实业家穆藕初指出：“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还有人希望：“从二十二年元旦起，应有一群有办法有力量的纯洁同志，在社会上政治上做改变现状的活动。从混沌黑暗的局面，领导民众走上光明的路。从政治方面言，应是货真价实的廉洁，应是不尚空言但知实行。”有人甚至还放言：“在我的梦想中，民众武力最后必能颠覆出卖民族利益、国家人格的统治阶级，在自己武力的支撑上，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权。到民众政权巩固之后，中国便没有什么军阀官僚买办资本家一类的特权阶级、榨取阶级、寄生阶级。每一个人做他能够做的工作，每一个人享他应该享有的幸福。”这已经是在倡言暴力革命了。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沧主张“以最科学的方法来‘选贤与能’，希望有一二打的人，真正以公众利益为心，而又有专门训练的，去担当国事”。 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梦想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官吏清正，“军队……不作内战的工具”，“人民能够抵制苛捐杂税、清乡剿匪，能够建设代表大多数人民幸福的政府！”申报记者赵叔雍反对采取俄式、意式的政治制度，主张建立“全民主政治，而后可望治平”。
民富国强之梦
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梦想“中国的一切都以人为基础，要以人役物，不以物役人。大家觉悟工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弊病，乃从事于农村的建设，节制资本，调和生产与消费，使无过剩不及之弊”。上海文库编辑罗叔和梦想的中国是：“在政治方面，生产者和劳动者都参加政治；在经济方面实现电气化；文化大众化和普遍化。”《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现在是不敢骂的”。
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梦想，“到1983年，中国民族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下苦战恶斗了50年而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真正平等的、和平的新国家。2032年，完成了伟大的清水工程，全国大小江河的水都清了。应征人时年138岁，住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长江源头，应友人之邀，出山观光，驾小艇顺江而下，沿途所见，果然水天一色，清漪可爱”。新世纪函授学社社长章衣萍的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读者张竞波希望中国人“都能很自由，很平均地各做其事。各吃其饭；没有野心家垄断着饭碗，把面包堆起来不给人吃；没有神经病患者作无意义的战争和一切无意义的人的枷锁”。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见“在海口不见外国兵舰和水兵，外国银行改成中国银行，洋商的工厂收回自办，扬子江上的轮船是本国制造，宜昌上游是世界第一的水电站，农村用最新的洋机器耕种，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