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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大三结束的夏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一周，我开始临床实习。此前，我是南方医科大学的乖学生，每天学习到深夜，因为受到严格的科研训练，以为自己的世界观理性而严整。大一第一次面对尸体，我只将其看作单纯的物质残骸或标本，并不感到恐惧，也嗅不到死亡气息。考试前，与同学们在有着刺鼻福尔马林气味的解剖楼里复习到深夜，也从未担心过鬼魂。
直接面对鲜血与病痛，我却无所适从。
第一次上手术台，面对一个9岁的小女孩柳儿。她因为反复发作胃溃疡，造成幽门梗阻，要做胃大部分切除手术。手术前的谈话和身体检查都不太顺利，柳儿已预知要发生的一切，因为恐惧哭泣。麻醉后，她陷入深沉的睡眠。电刀划开一道深长的切口，主刀医生下了一张判决书：“她的疾患会在19岁时恶化成胃癌，无法遏制。”
地震和现实中的生老病死相交叠，现代医学的光环慢慢褪去，人类并不如想象中强大，无法了解自身，掌控命运。从那一天起，我“严整”的世界观被撕开一道缺口。开始不易察觉。但是，我知道它就在那里。
那个夏天，我决定第一次长途旅行。
在哈巴雪山郁结坍塌
我不曾料到旅行生涯会有一个惊艳的起点——一座高5396米的雪山。
也是在那个夏天，我认识了Vicky，觉得他是一个传奇。那个夏季，他带着“极限营地”进驻广州，募集第一批队员，目标是香格里拉的哈巴雪山。Vicky那时只有25岁，却走过很多地方，自由自在地旅行，冒险，带领懵懵懂懂的都市人进入野外并以此谋生。第一次从他嘴里听说“马洛里”、“K2”这样的词。他说哈巴雪山是一座需要毅力和一点点运气就可以登顶的雪山, 如果身体条件和天气允许，他能帮助我站在巅峰。
出发前，我每天都背着厚厚的《内科学》、《外科学》和《诊断学》，负重跑10000米磨练肌肉和肺。有一次大雨从天而降，将汗水淋漓的我淋了个透彻。我一直跑下去，直到精疲力竭。
在4100米的大本营，我才得知被分在B组，第二批冲顶。太过瘦弱给人弱不禁风的印象，虽没有高原反应，但没有人对我能登上顶峰抱有希望，除了我自己。凌晨二点，被队友们整理行装准备出发的声音吵醒，我在黑暗中仰视A组的头灯在大石坡上蜿蜒前行。不到中午就有队友陆续撤回——外科医生乐乐在离顶峰100米处出现了严重肺水肿，咯血，眼前发黑；私营业主亚峰在4900米雪线出现濒死感，撤回营地嘴唇还没褪去青紫。这是我第一次直视雪山的残酷与无情。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出发了。我和协作老杨一路冲在前面，碎石坡、大石板、雪线……冲着冲着一回头，看不见了同伴，而昨夜风雪遮没了前人的足迹，浓浓的雾气遮没了前路，只有凄厉的风卷起雪尘。向导用冰镐翻出昨天埋下的路绳，沿着这唯一的标记前行。那时，我很疲惫，漫长的雪坡似乎没有尽头，也有点绝望。粗重的喘息，耳畔是自己汩汩血流声。恍惚间被隔绝在一个陌生的空间，被迫独自面对心理底限。猛然抬头，顶峰“月亮湾”缓缓铺陈。我精疲力竭地坐在雪里，雾慢慢散去，露出一片幽深旷远的天青色，还有刺目惨白的阳光……在山的脊梁上，青色的苍茫的天底下，比什么都明亮炽烈的阳光底下，人很渺小，包括所有的悲欢与执念。
慢慢走回大本营时，才在中途遇见了队友们。
回到丽江，我的皮肤被晒成黝黑，鼻子晒伤，嘴唇干裂。当烈酒和着从干裂的嘴唇渗出的血腥气灌入胃里时，我郁结的情绪瞬间迸发了，我笑了，然后大声哭泣。我听见，内心原本根深蒂固的执念与界限彻底坍塌了。
在西藏不再恐惧
曾以为哈巴雪山是我人生中仅有的一次“越轨”，但是，它仅仅是开始。
回到广州，我边应付繁重的课业边兼了几份家教，后来得到一家画廊的展牌翻译工作，积蓄起行走四方的费用。2009年7月，我自成都沿川藏线进藏，约伴拼车、搭车或班车，一天食宿一二十元，一个月只换两套衣服。
沿途遇见进拉萨朝圣的藏族女子立于路旁请求搭载，对于朝圣者的请求司机往往不会拒绝；也多次遇见去拉萨寻找出走的孩子的藏民……和驴友们拼车途经一位货车司机在然乌的家，于是前去探访。地道的藏家风情——面朝雪山，屋前一大片美丽的青稞，屋内光线幽暗。一家人摆出酥油茶、酸奶、糌粑、风干肉招待我们。风干肉是藏族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一大块羊腿肉撂在桌上，司机掏出匕首切下一小块给我，口感坚硬，还带着浓重的血腥气息，我硬着头皮细细咀嚼。我一直相信，接受不同食物也就是敞开心胸去包容差异。在旅途中，我练就了无比强大的胃，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消化掉。
在拉萨，我丢失了钱包，里面有我的银行卡和证件。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八廓街头，踞于大昭寺墙角下，避开明晃晃的日光，与乞丐和流浪艺人并肩而坐。我有点眩晕，发现自己是一个失掉了身份、身无分文的人。我望向坐在我身边的流浪者:老年女性，瘦小，黝黑，褴褛衣衫之下隐隐露出干瘪的胸部。她微笑着，把盛了一半酥油茶的杯子递到我手边。虽然不懂她的语言，我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是“分享”。接过杯子，我喝了，慢慢啜饮。此刻，我开始庆幸这场流浪，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孱弱，众生平等，我与她无异。
天黑之前，我被一位叫碎花的女子收留，和我一样的天蝎女子。她三十岁上下，清瘦沉静，从广州去往拉萨因为恋上那里的阳光就留下了，在拉萨河畔开一间客栈。盘下一间店，她自己布置客房和庭院，在墙上画灵动的花草。来往的客人也有像她一样不想离开的，帮着旅店做杂事，不要工资免费吃住，都穿上了她缝制的碎花制服。
早晨睡到自然醒，我穿上碎花自制的碎花长裙和布鞋，开始一天简单充盈的生活。画石头，做衣服，绣花，做布偶，做饭，做甜点，伺弄花草，在拉萨河边遛藏獒，或者穿上藏袍在拉萨的寺庙茶楼闲逛……总有好事者猜测碎花的身份，猜测她为何没有恋人和孩子，猜测她为何在狂欢的夜晚也不沾一滴啤酒。是的，她生活中的一切太安逸太平静，静到无欲无求。猜测中，我也懂得——包容千差万别的生命形态，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给了自己无限的自由和选择的可能性。从那时起，我不再恐惧物质匮乏，不再恐惧失败，不再恐惧一无所有，我不再恐惧了。 滞留碎花旅店的一周，我完成了来自画廊的几篇译稿，攒够了回家的车票。
在塔斯马尼亚“休克”
然后，我决定走得更远。
毕业前夕，大家为保研、公务员和医师培训的名额绞尽脑汁时，我第一次出国申请受挫。没有稳定工作，有半年的时间我日夜颠倒地做自由翻译谋生。在最低谷的时期，我除了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绝处逢生的毅力外，一无所有。没人相信非211本科院校的我，能跳过硕士阶段直接申请博士，并且获得澳大利亚少之又少的全额奖学金。我能在压力中保持自己，不向外界妥协，如果没有之前旅行中积蓄的心理能量，我做不到。
在南半球的堪培拉，群山环绕。在这里，我经历一场文化休克，努力听懂澳洲、阿根廷、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口音的英语，学会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思维，做深度交流。理解一种陌生的文明，最好的方式无非是长途旅行。
2010年11月，我乘火车沿澳洲海岸线北上，在嬉皮小镇和当地青年彻夜痛饮；在拜伦湾追逐海豚……2010年结束于澳大利亚最南端的一座心形岛屿，由此出发向南直达南极。这座岛屿在19世纪曾叫 Van Diemen’’s Land, 是英国罪犯闻之色变的苦寒之地。现在，它是塔斯马尼亚，蓝到极致的海洋与森林交融，牧场丰饶，野果累累。
19天，640公里骑行，负上驮包睡袋与帐篷沿途扎营。
亚瑟港是塔岛之旅的第三站。20多公里“囚犯小径”在海崖上攀升。虽已成为著名历史遗迹，Eaglehawk Neck至今保持着原始状态：没有ATM机、餐厅、超市和加油站。记得那天投宿在一位当地农户家中，一切简陋到不能再简陋，所有用水都来源于雨水。早餐听农夫爷爷娓娓道来此处的凝重历史。在英国曾经的黑暗岁月里，数不尽的城市贫民与失去土地的农夫被打上“终身流放”的印记，踏上没有归途的旅程，终点是澳大利亚，其中穷凶极恶者被集中在Tasman半岛的亚瑟港监狱。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洲极南，与任何大陆隔绝，而Tasman半岛则与主岛以一小片称为Eaglehawk Neck的地峡相连，与世隔绝。Eaglehawk Neck是Tasman半岛通向外界唯一的隘道，19世纪这里曾修建起高耸的监视塔，布下重兵，并由21只半饥饿状态恶犬把守，加上此处海域有鲨鱼出没，越狱的可能微乎其微。身负重镣，囚犯们浸泡在冰冷海水中搬运木材，煎熬着苦刑。
之前，我从未想过这近乎荒蛮之地会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st Helens 至 Scottsdale，静谧的林间时常空无一人。这里曾是繁荣的锡矿区，追逐财富的人们从世界各地蜂拥前来，然而，一场洪水将许多曾经熙攘的城镇变成了鬼城，比如Weldborough。寥寥几户人家，一间乡间酒馆构成了小村的全部，就是在这间名叫 Weldborough Hotel的酒馆里，我与19世纪华工们留下的记忆不期而遇。山间的Weldborough即使在夏季，入夜依旧寒冷彻骨，散发着松脂幽香的炉火映照出一尊关帝像，一副晚清皇帝的油画……
“中国人？”一个当地农夫注意到我的肤色和黑发凑过来攀谈。
他说，中国人曾是这里的主要居民，几千个矿工来到这苦寒之地打拼，幻梦破灭后他们大多叶落归根，当地人称这段历史为“锡龙足迹”——他们留下的一座关帝庙和在无数寒冬夜里聊以解忧的酒壶，在他们离去后被纳入当地博物馆收藏。在Moorina，标牌指向一个华人的墓地，虽被当地政府作为遗迹细心修缮过，但孤坟不曾有鲜花陪伴，久久无人祭扫。在某个行业萧条的年代，这些黑发黑眼的同胞们也曾承受欧洲矿工的谩骂，甚至殴打。在Branxholm那座曾发生过排华暴乱的桥边，如今立着一块金属纪念碑，上书“将心比心方显才智”。
在南半球炽烈的阳光里，我对着那一方孤坟静默无声。
19天的旅途中，我认识了更多按自己方式生活的人, 第一次听说“working holiday”这种环游世界的方式，也第一次懂得在他们的文化中，旅行是生活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在Lanceston的Backpacker认识了哈佛大学毕业的Kathy, 她在乌干达做了一年的儿童健康项目后，在澳大利亚腹地的沙漠土著社区工作。彻夜畅谈后，我确信自己也爱上了这样不断行走交谈，看似清贫却丰富圆满的人生。
责任编辑：尹颖尧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一周，我开始临床实习。此前，我是南方医科大学的乖学生，每天学习到深夜，因为受到严格的科研训练，以为自己的世界观理性而严整。大一第一次面对尸体，我只将其看作单纯的物质残骸或标本，并不感到恐惧，也嗅不到死亡气息。考试前，与同学们在有着刺鼻福尔马林气味的解剖楼里复习到深夜，也从未担心过鬼魂。
直接面对鲜血与病痛，我却无所适从。
第一次上手术台，面对一个9岁的小女孩柳儿。她因为反复发作胃溃疡，造成幽门梗阻，要做胃大部分切除手术。手术前的谈话和身体检查都不太顺利，柳儿已预知要发生的一切，因为恐惧哭泣。麻醉后，她陷入深沉的睡眠。电刀划开一道深长的切口，主刀医生下了一张判决书：“她的疾患会在19岁时恶化成胃癌，无法遏制。”
地震和现实中的生老病死相交叠，现代医学的光环慢慢褪去，人类并不如想象中强大，无法了解自身，掌控命运。从那一天起，我“严整”的世界观被撕开一道缺口。开始不易察觉。但是，我知道它就在那里。
那个夏天，我决定第一次长途旅行。
在哈巴雪山郁结坍塌
我不曾料到旅行生涯会有一个惊艳的起点——一座高5396米的雪山。
也是在那个夏天，我认识了Vicky，觉得他是一个传奇。那个夏季，他带着“极限营地”进驻广州，募集第一批队员，目标是香格里拉的哈巴雪山。Vicky那时只有25岁，却走过很多地方，自由自在地旅行，冒险，带领懵懵懂懂的都市人进入野外并以此谋生。第一次从他嘴里听说“马洛里”、“K2”这样的词。他说哈巴雪山是一座需要毅力和一点点运气就可以登顶的雪山, 如果身体条件和天气允许，他能帮助我站在巅峰。
出发前，我每天都背着厚厚的《内科学》、《外科学》和《诊断学》，负重跑10000米磨练肌肉和肺。有一次大雨从天而降，将汗水淋漓的我淋了个透彻。我一直跑下去，直到精疲力竭。
在4100米的大本营，我才得知被分在B组，第二批冲顶。太过瘦弱给人弱不禁风的印象，虽没有高原反应，但没有人对我能登上顶峰抱有希望，除了我自己。凌晨二点，被队友们整理行装准备出发的声音吵醒，我在黑暗中仰视A组的头灯在大石坡上蜿蜒前行。不到中午就有队友陆续撤回——外科医生乐乐在离顶峰100米处出现了严重肺水肿，咯血，眼前发黑；私营业主亚峰在4900米雪线出现濒死感，撤回营地嘴唇还没褪去青紫。这是我第一次直视雪山的残酷与无情。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出发了。我和协作老杨一路冲在前面，碎石坡、大石板、雪线……冲着冲着一回头，看不见了同伴，而昨夜风雪遮没了前人的足迹，浓浓的雾气遮没了前路，只有凄厉的风卷起雪尘。向导用冰镐翻出昨天埋下的路绳，沿着这唯一的标记前行。那时，我很疲惫，漫长的雪坡似乎没有尽头，也有点绝望。粗重的喘息，耳畔是自己汩汩血流声。恍惚间被隔绝在一个陌生的空间，被迫独自面对心理底限。猛然抬头，顶峰“月亮湾”缓缓铺陈。我精疲力竭地坐在雪里，雾慢慢散去，露出一片幽深旷远的天青色，还有刺目惨白的阳光……在山的脊梁上，青色的苍茫的天底下，比什么都明亮炽烈的阳光底下，人很渺小，包括所有的悲欢与执念。
慢慢走回大本营时，才在中途遇见了队友们。
回到丽江，我的皮肤被晒成黝黑，鼻子晒伤，嘴唇干裂。当烈酒和着从干裂的嘴唇渗出的血腥气灌入胃里时，我郁结的情绪瞬间迸发了，我笑了，然后大声哭泣。我听见，内心原本根深蒂固的执念与界限彻底坍塌了。
在西藏不再恐惧
曾以为哈巴雪山是我人生中仅有的一次“越轨”，但是，它仅仅是开始。
回到广州，我边应付繁重的课业边兼了几份家教，后来得到一家画廊的展牌翻译工作，积蓄起行走四方的费用。2009年7月，我自成都沿川藏线进藏，约伴拼车、搭车或班车，一天食宿一二十元，一个月只换两套衣服。
沿途遇见进拉萨朝圣的藏族女子立于路旁请求搭载，对于朝圣者的请求司机往往不会拒绝；也多次遇见去拉萨寻找出走的孩子的藏民……和驴友们拼车途经一位货车司机在然乌的家，于是前去探访。地道的藏家风情——面朝雪山，屋前一大片美丽的青稞，屋内光线幽暗。一家人摆出酥油茶、酸奶、糌粑、风干肉招待我们。风干肉是藏族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一大块羊腿肉撂在桌上，司机掏出匕首切下一小块给我，口感坚硬，还带着浓重的血腥气息，我硬着头皮细细咀嚼。我一直相信，接受不同食物也就是敞开心胸去包容差异。在旅途中，我练就了无比强大的胃，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消化掉。
在拉萨，我丢失了钱包，里面有我的银行卡和证件。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八廓街头，踞于大昭寺墙角下，避开明晃晃的日光，与乞丐和流浪艺人并肩而坐。我有点眩晕，发现自己是一个失掉了身份、身无分文的人。我望向坐在我身边的流浪者:老年女性，瘦小，黝黑，褴褛衣衫之下隐隐露出干瘪的胸部。她微笑着，把盛了一半酥油茶的杯子递到我手边。虽然不懂她的语言，我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是“分享”。接过杯子，我喝了，慢慢啜饮。此刻，我开始庆幸这场流浪，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孱弱，众生平等，我与她无异。
天黑之前，我被一位叫碎花的女子收留，和我一样的天蝎女子。她三十岁上下，清瘦沉静，从广州去往拉萨因为恋上那里的阳光就留下了，在拉萨河畔开一间客栈。盘下一间店，她自己布置客房和庭院，在墙上画灵动的花草。来往的客人也有像她一样不想离开的，帮着旅店做杂事，不要工资免费吃住，都穿上了她缝制的碎花制服。
早晨睡到自然醒，我穿上碎花自制的碎花长裙和布鞋，开始一天简单充盈的生活。画石头，做衣服，绣花，做布偶，做饭，做甜点，伺弄花草，在拉萨河边遛藏獒，或者穿上藏袍在拉萨的寺庙茶楼闲逛……总有好事者猜测碎花的身份，猜测她为何没有恋人和孩子，猜测她为何在狂欢的夜晚也不沾一滴啤酒。是的，她生活中的一切太安逸太平静，静到无欲无求。猜测中，我也懂得——包容千差万别的生命形态，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给了自己无限的自由和选择的可能性。从那时起，我不再恐惧物质匮乏，不再恐惧失败，不再恐惧一无所有，我不再恐惧了。 滞留碎花旅店的一周，我完成了来自画廊的几篇译稿，攒够了回家的车票。
在塔斯马尼亚“休克”
然后，我决定走得更远。
毕业前夕，大家为保研、公务员和医师培训的名额绞尽脑汁时，我第一次出国申请受挫。没有稳定工作，有半年的时间我日夜颠倒地做自由翻译谋生。在最低谷的时期，我除了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绝处逢生的毅力外，一无所有。没人相信非211本科院校的我，能跳过硕士阶段直接申请博士，并且获得澳大利亚少之又少的全额奖学金。我能在压力中保持自己，不向外界妥协，如果没有之前旅行中积蓄的心理能量，我做不到。
在南半球的堪培拉，群山环绕。在这里，我经历一场文化休克，努力听懂澳洲、阿根廷、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口音的英语，学会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思维，做深度交流。理解一种陌生的文明，最好的方式无非是长途旅行。
2010年11月，我乘火车沿澳洲海岸线北上，在嬉皮小镇和当地青年彻夜痛饮；在拜伦湾追逐海豚……2010年结束于澳大利亚最南端的一座心形岛屿，由此出发向南直达南极。这座岛屿在19世纪曾叫 Van Diemen’’s Land, 是英国罪犯闻之色变的苦寒之地。现在，它是塔斯马尼亚，蓝到极致的海洋与森林交融，牧场丰饶，野果累累。
19天，640公里骑行，负上驮包睡袋与帐篷沿途扎营。
亚瑟港是塔岛之旅的第三站。20多公里“囚犯小径”在海崖上攀升。虽已成为著名历史遗迹，Eaglehawk Neck至今保持着原始状态：没有ATM机、餐厅、超市和加油站。记得那天投宿在一位当地农户家中，一切简陋到不能再简陋，所有用水都来源于雨水。早餐听农夫爷爷娓娓道来此处的凝重历史。在英国曾经的黑暗岁月里，数不尽的城市贫民与失去土地的农夫被打上“终身流放”的印记，踏上没有归途的旅程，终点是澳大利亚，其中穷凶极恶者被集中在Tasman半岛的亚瑟港监狱。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洲极南，与任何大陆隔绝，而Tasman半岛则与主岛以一小片称为Eaglehawk Neck的地峡相连，与世隔绝。Eaglehawk Neck是Tasman半岛通向外界唯一的隘道，19世纪这里曾修建起高耸的监视塔，布下重兵，并由21只半饥饿状态恶犬把守，加上此处海域有鲨鱼出没，越狱的可能微乎其微。身负重镣，囚犯们浸泡在冰冷海水中搬运木材，煎熬着苦刑。
之前，我从未想过这近乎荒蛮之地会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st Helens 至 Scottsdale，静谧的林间时常空无一人。这里曾是繁荣的锡矿区，追逐财富的人们从世界各地蜂拥前来，然而，一场洪水将许多曾经熙攘的城镇变成了鬼城，比如Weldborough。寥寥几户人家，一间乡间酒馆构成了小村的全部，就是在这间名叫 Weldborough Hotel的酒馆里，我与19世纪华工们留下的记忆不期而遇。山间的Weldborough即使在夏季，入夜依旧寒冷彻骨，散发着松脂幽香的炉火映照出一尊关帝像，一副晚清皇帝的油画……
“中国人？”一个当地农夫注意到我的肤色和黑发凑过来攀谈。
他说，中国人曾是这里的主要居民，几千个矿工来到这苦寒之地打拼，幻梦破灭后他们大多叶落归根，当地人称这段历史为“锡龙足迹”——他们留下的一座关帝庙和在无数寒冬夜里聊以解忧的酒壶，在他们离去后被纳入当地博物馆收藏。在Moorina，标牌指向一个华人的墓地，虽被当地政府作为遗迹细心修缮过，但孤坟不曾有鲜花陪伴，久久无人祭扫。在某个行业萧条的年代，这些黑发黑眼的同胞们也曾承受欧洲矿工的谩骂，甚至殴打。在Branxholm那座曾发生过排华暴乱的桥边，如今立着一块金属纪念碑，上书“将心比心方显才智”。
在南半球炽烈的阳光里，我对着那一方孤坟静默无声。
19天的旅途中，我认识了更多按自己方式生活的人, 第一次听说“working holiday”这种环游世界的方式，也第一次懂得在他们的文化中，旅行是生活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在Lanceston的Backpacker认识了哈佛大学毕业的Kathy, 她在乌干达做了一年的儿童健康项目后，在澳大利亚腹地的沙漠土著社区工作。彻夜畅谈后，我确信自己也爱上了这样不断行走交谈，看似清贫却丰富圆满的人生。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