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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比武汉、荆门、焦作三地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其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开展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提供一定参考。方法2020年4月23日-2020年4月30日，通过网，上问卷调查的形式，采用PHQ-9抑郁筛查量表、GAD-7焦虑筛查量表、AIS阿森斯失眠筛查量表对武汉、荆门、焦作三地居民进行心理状况评估，分析、比较三地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抑郁检出率：武汉（38.6%）>荆门（16.0%）>焦作（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焦虑检出率：武汉（33.4%）>荆门（17.3%）>焦作（1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失眠检出率：武汉（38.6%）>荆门（23.3%）>焦作（1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整性别、手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婚姻状态后，与非确诊或非密切接触者相比，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显著增加了抑郁（OR=10.386.959%CI：6.786-15.897）、焦虑（OR=12.947，95%CI：8.457-19.820）和失眠（OR=9.631，95%CI：6.345-14.620）的患病风险。结论疫情越重的地方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越高，且与本人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觸者紧密相关，建议做好相应心理疏导。
[关键词]三地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R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107-2306（2020）04-284-02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在武汉市暴发，并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全国。截至目前湖北武汉、湖北荆门、河南焦作三地疫情最新通报如下：武汉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50339例、死亡3869例;荆门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928例、死亡41例;焦作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32例、死亡1例[1]。面对新冠肺炎的高传染性和疾病结局的不确定性，三地居民的心理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性反应，有的甚至出现了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2]。本次调查通过对湖北武汉、湖北荆门、河南焦作三地居民进行心理评估，以了解疫情的严重程度对各地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差异，为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提供一定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以湖北武汉、湖北荆门、河南焦作三地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共调查947人，其中武汉329人，荆门313人，焦作305人，所调查人员要排除既往有抑郁、焦虑、失眠的个人。
1.2调查方法依托问卷星软件，采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3]。
1.2.1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态、生活状态、既往史、是否是新冠肺炎患者以及是否有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等。
1.3.2标准化量表包括PHQ-9抑郁筛查量表、GAD-7焦虑筛查量表、AIS阿森斯失眠筛查量表。PHQ9抑郁筛查量表共包括9个条目，根据过去两周状况回答是否存在所描述的状况及频率，条目计分规则为：从无到重分为0、1、2、3四级评分。总分0-27分，其中0-4分无抑郁症，5-9分可能有轻微抑郁症，10-14分可能有中度抑郁症，15-19分可能有中重度抑郁症，20-27分可能有重度抑郁症。GAD-7焦虑筛查量表共包括7个条目，根据过去两周状况回答是否存在所描述的状况及频率，条目计分规则为：从无到重分为0、1、2、3四级评分。总分0-21分，其中0-4分无焦虑症，5-9分可能有轻微焦虑症，10-13分可能有中度焦虑症，14-18分可能有中重度焦虑症，19-21分可能有重度焦虑症。AIS阿森斯失眠筛查量表共包括8个条目，过去一个月内每星期至少发生3次的睡眠状况，条目计分规则为：从无到严重分为0、1、2、3四级评分。总分0-24分，其中0-4分无睡眠障碍，4-6可疑失眠，7-24分失眠。
1.3统计分析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多个样本率的比较采用2检验，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确诊或接触新冠肺炎者发生心理问题的风险，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情况本次共调查947人，平均年龄（30.22±10.33）岁，其中男性474人，占到50.1%;文化程度中小学41人（4.3%），初中56人（5.9%），高中及中专123人（13.0%），大专154人（16.3%），本科505人（53.3%），硕士研究生61人（6.4%），博±研究生3人（0.3%），其他4人（0.4%）;婚姻状态中未婚335人（35.4%），已婚572人（60.4%），离异40人（4.2%）;职业中公职人员594人（62.7%），工人57人（6.0%），农民31人（3.3%），学生159人（16.8%），其他106人（11.2%）。
2.2武汉、荆门、焦作三地的普通居民心理状况经PH（Q-9量表筛查出抑郁215人，其中武汉127人（38.6%）、荆门50人（16.0%）、焦作38人（12.5%），三地发生抑郁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9.154，P<0.05），其中武汉最高;经GAD-7量表筛查出焦虑198人，其中武汉110人（33.4%）、荆门54人（17.3%）、焦作34人（11.1%），三地发生抑郁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0.787，P<0.05），其中武汉最高;经AIS量表筛查出失眠242人，其中武汉127人（38.6%）、荆门73人（23.3%）、焦作42人（13.8%），三地发生失眠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52.522，P<0.05），其中武汉最高。
2.3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发生心理问题风险的[OR（95%C）]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未调整混杂因素前，与非确诊或非密切接触者相比，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可显著增加抑郁OR=10.500，95%CI：6.960-15.840焦虑OR=14.057，95%CI：9.225-21.419和失眠（OR=8.335，95%CI：5.554-12.509）的患病风险;调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婚姻状态后，与未确诊或非密切接触者相比，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也显著增加了抑郁OR=10.386，95%CI：6.786-15.897焦虑OR=12.947，95%CI：8.457-19.820和失眠（OR=9.631，95%CI：6.345-14.620）的患病风险。（见表1） 3.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暴发后迅速蔓延至全国，截至目前武汉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50339例、死亡3869例;荆门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928例、死亡41例;焦作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32例、死亡1例，三地疫情严重程度对比，武汉最重，荆门次之，焦作最轻。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发展，我国乃至全球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人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4]。世界卫生组织随后也将新冠肺炎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
3.1疫情越重的地方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越高面对新冠肺炎的高传染性以及疾病结局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国家采取封城、居家隔离等强制措施，人们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心理压力[6]。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局（CMHS）2019年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在过去12个月内分别有5.0%和3.6%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7]。与他们的研究结果相比，我们的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期间复工复产后，武汉、荆门、焦作三地心理问题的检出率对比常时显著升高，其中武汉的检出率高于荆门，荆门的检出率高于焦作，疫情程度越重的地方，当地心理问题的检出率越高。武汉地区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最高，究其原因可能有：一是武汉地区感染人数最多，病死率相对最高，武汉居民长期笼罩在可能被感染的风险下;二是武汉曾有过短暂医疗资源缺乏的时间;三是此次武汉封城最早，解封时间最晚，持续时间最长，武汉市自2020年1月23日10时封城后，直到2020年4月8日0时才恢复，封城期间居民的生活物质、防疫物质以及心理的准备都是有限的。所以造成了疫情越重的地区，当地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越高。
3.2本人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紧密与心理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此次研究我们还发现武汉、荆门、焦作三地的居民中，本人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以及本人是密切接触者的居民心理问题检出率明显升高。由于传新冠肺炎的特殊性，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及密切接触者这一类人员也有其独特的特点：有的患者会对隔离产生否认、不配合医疗措施;有的患者出现忧虑和自卑;有的患者由于预后的不确定性，会出现过分的担忧和害怕;有的患者在住院或隔离期间担心被传染其他疾病而表现出过分的谨慎，多疑，不敢碰病房东西、苛责医护人员等[8]。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除疾病本身带来的心理危机外，为抑制疫情扩散采取的强制隔离和自我隔离等措施，以及对亲人感染风险担心，也可能使个人承担了更多的孤独、无助以及恐惧，使得他们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和失眠[9]。
3.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及干预措施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者变故，人们很容易出现应激性心理问题，严重者甚至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10]。对比汶川地震及SARS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持续时间更长，即使我们的调查时间是全国复工复产后，疫情最重的武汉地区心理问题的检出率最高，较常时高出了5-6倍。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有心理问题的居民，加强有效干预，防止其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积极心理学建议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心理干预，改善患者心理健康水平。一是注重患者心理应激的预防;二是增强患者积极情绪体验;三是激发患者积极人格特质;四是创建积极社会组织系统[11]。同时对于这些有心理负担的人们，政府及社区要努力做好心理评估并持续密切监测，必要时进行针对性干预、，治疗以及有效的社会支持。有心理问题以及有潜在心理问题风险的个人也要自我觉察，正确评估自身应激水平，做好自我调节，保持积极心态，如此才能改善心理状况，提高生活质量[12]。
综上所述，疫情越重的地方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越高，且与本人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本人有新冠肺炎接触史密切相关，建议做好相应心理疏导。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调查采用的网上自评量表的方式进行评估，因被调查者对评估条目的理解有一定误差;同时被调查者多是自愿参加，选择样本时也存在一定的偏倚，尤其是高龄和低龄人群的参与度偏低;另外本次调查样本量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有关三地心理问题的差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证实。
参考文献
[1]百度疫情地图.疫情实时大数据[EB/OL].（2020-05-12）[2020-05-12].https：//v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pc.3.
[2]Qiu J， ShenB， ZhaoM， et al.A nationwide survey of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hinese people in the COVID-19 epidemic：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General Psychiatry[J]. 2020， 33：e 100213.
[3]Lius， Yang LL， Zhang CX， et al. Onlin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J]. Lancet Psychiatry. 2020， 7（4）： ： el7e18.
[4]國家卫生健康委.2020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
[EB/OL].（2020-01-20）[2020-05-05].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1/44a3b8245e8049d2837a4f27529cd386.shtml.
[5]World HealthOrganization.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situationreport 12[R].（2020-02-02）[2020-05-12].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 0200201-sitrep-12-ncov. pdf？ sfvrsn =273c5d35_ _2.
[6]Huang Y， Zhao N. Mental health burden for the public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Who will be the hi gh-risk group？[J].Psychology，HealthandMedicine.2020，DOI：10.1080/13548506.2020.1754438.
[7]Huang Y， Wang Y， Wang H， et al.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in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J]. TheL ancetPsychiatry， 2019， 6（3），211-224.
[8]孙思伟，周天航.党卫民，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心理干预措施探讨J].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2020，33（0）：E017.
[9]赵倩，胡彩虹冯仁杰，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躯体症状[J].中华神经科杂志，2020，53（0）：E003.
[10]Wang XD， Jiang JW.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factorsof 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J].Chinese JournalofEpidemiology， 2002， （05）： 11-14.
[11]赵娅，汪晖，刘于，等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患者心理应激及应对策略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研究进展[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20，26（0）;：E010.
[12]王敏佳，杨攀，黄茵.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新冠肺炎疫情看国民心理建设的意义[J].现代医药卫生.2020，36（19）：15-16.
[关键词]三地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R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107-2306（2020）04-284-02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在武汉市暴发，并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全国。截至目前湖北武汉、湖北荆门、河南焦作三地疫情最新通报如下：武汉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50339例、死亡3869例;荆门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928例、死亡41例;焦作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32例、死亡1例[1]。面对新冠肺炎的高传染性和疾病结局的不确定性，三地居民的心理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性反应，有的甚至出现了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2]。本次调查通过对湖北武汉、湖北荆门、河南焦作三地居民进行心理评估，以了解疫情的严重程度对各地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差异，为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提供一定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以湖北武汉、湖北荆门、河南焦作三地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共调查947人，其中武汉329人，荆门313人，焦作305人，所调查人员要排除既往有抑郁、焦虑、失眠的个人。
1.2调查方法依托问卷星软件，采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3]。
1.2.1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态、生活状态、既往史、是否是新冠肺炎患者以及是否有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等。
1.3.2标准化量表包括PHQ-9抑郁筛查量表、GAD-7焦虑筛查量表、AIS阿森斯失眠筛查量表。PHQ9抑郁筛查量表共包括9个条目，根据过去两周状况回答是否存在所描述的状况及频率，条目计分规则为：从无到重分为0、1、2、3四级评分。总分0-27分，其中0-4分无抑郁症，5-9分可能有轻微抑郁症，10-14分可能有中度抑郁症，15-19分可能有中重度抑郁症，20-27分可能有重度抑郁症。GAD-7焦虑筛查量表共包括7个条目，根据过去两周状况回答是否存在所描述的状况及频率，条目计分规则为：从无到重分为0、1、2、3四级评分。总分0-21分，其中0-4分无焦虑症，5-9分可能有轻微焦虑症，10-13分可能有中度焦虑症，14-18分可能有中重度焦虑症，19-21分可能有重度焦虑症。AIS阿森斯失眠筛查量表共包括8个条目，过去一个月内每星期至少发生3次的睡眠状况，条目计分规则为：从无到严重分为0、1、2、3四级评分。总分0-24分，其中0-4分无睡眠障碍，4-6可疑失眠，7-24分失眠。
1.3统计分析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多个样本率的比较采用2检验，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确诊或接触新冠肺炎者发生心理问题的风险，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情况本次共调查947人，平均年龄（30.22±10.33）岁，其中男性474人，占到50.1%;文化程度中小学41人（4.3%），初中56人（5.9%），高中及中专123人（13.0%），大专154人（16.3%），本科505人（53.3%），硕士研究生61人（6.4%），博±研究生3人（0.3%），其他4人（0.4%）;婚姻状态中未婚335人（35.4%），已婚572人（60.4%），离异40人（4.2%）;职业中公职人员594人（62.7%），工人57人（6.0%），农民31人（3.3%），学生159人（16.8%），其他106人（11.2%）。
2.2武汉、荆门、焦作三地的普通居民心理状况经PH（Q-9量表筛查出抑郁215人，其中武汉127人（38.6%）、荆门50人（16.0%）、焦作38人（12.5%），三地发生抑郁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9.154，P<0.05），其中武汉最高;经GAD-7量表筛查出焦虑198人，其中武汉110人（33.4%）、荆门54人（17.3%）、焦作34人（11.1%），三地发生抑郁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0.787，P<0.05），其中武汉最高;经AIS量表筛查出失眠242人，其中武汉127人（38.6%）、荆门73人（23.3%）、焦作42人（13.8%），三地发生失眠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52.522，P<0.05），其中武汉最高。
2.3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发生心理问题风险的[OR（95%C）]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未调整混杂因素前，与非确诊或非密切接触者相比，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可显著增加抑郁OR=10.500，95%CI：6.960-15.840焦虑OR=14.057，95%CI：9.225-21.419和失眠（OR=8.335，95%CI：5.554-12.509）的患病风险;调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婚姻状态后，与未确诊或非密切接触者相比，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也显著增加了抑郁OR=10.386，95%CI：6.786-15.897焦虑OR=12.947，95%CI：8.457-19.820和失眠（OR=9.631，95%CI：6.345-14.620）的患病风险。（见表1） 3.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暴发后迅速蔓延至全国，截至目前武汉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50339例、死亡3869例;荆门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928例、死亡41例;焦作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32例、死亡1例，三地疫情严重程度对比，武汉最重，荆门次之，焦作最轻。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发展，我国乃至全球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人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4]。世界卫生组织随后也将新冠肺炎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
3.1疫情越重的地方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越高面对新冠肺炎的高传染性以及疾病结局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国家采取封城、居家隔离等强制措施，人们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心理压力[6]。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局（CMHS）2019年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在过去12个月内分别有5.0%和3.6%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7]。与他们的研究结果相比，我们的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期间复工复产后，武汉、荆门、焦作三地心理问题的检出率对比常时显著升高，其中武汉的检出率高于荆门，荆门的检出率高于焦作，疫情程度越重的地方，当地心理问题的检出率越高。武汉地区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最高，究其原因可能有：一是武汉地区感染人数最多，病死率相对最高，武汉居民长期笼罩在可能被感染的风险下;二是武汉曾有过短暂医疗资源缺乏的时间;三是此次武汉封城最早，解封时间最晚，持续时间最长，武汉市自2020年1月23日10时封城后，直到2020年4月8日0时才恢复，封城期间居民的生活物质、防疫物质以及心理的准备都是有限的。所以造成了疫情越重的地区，当地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越高。
3.2本人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紧密与心理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此次研究我们还发现武汉、荆门、焦作三地的居民中，本人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以及本人是密切接触者的居民心理问题检出率明显升高。由于传新冠肺炎的特殊性，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及密切接触者这一类人员也有其独特的特点：有的患者会对隔离产生否认、不配合医疗措施;有的患者出现忧虑和自卑;有的患者由于预后的不确定性，会出现过分的担忧和害怕;有的患者在住院或隔离期间担心被传染其他疾病而表现出过分的谨慎，多疑，不敢碰病房东西、苛责医护人员等[8]。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除疾病本身带来的心理危机外，为抑制疫情扩散采取的强制隔离和自我隔离等措施，以及对亲人感染风险担心，也可能使个人承担了更多的孤独、无助以及恐惧，使得他们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和失眠[9]。
3.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及干预措施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者变故，人们很容易出现应激性心理问题，严重者甚至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10]。对比汶川地震及SARS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持续时间更长，即使我们的调查时间是全国复工复产后，疫情最重的武汉地区心理问题的检出率最高，较常时高出了5-6倍。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有心理问题的居民，加强有效干预，防止其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积极心理学建议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心理干预，改善患者心理健康水平。一是注重患者心理应激的预防;二是增强患者积极情绪体验;三是激发患者积极人格特质;四是创建积极社会组织系统[11]。同时对于这些有心理负担的人们，政府及社区要努力做好心理评估并持续密切监测，必要时进行针对性干预、，治疗以及有效的社会支持。有心理问题以及有潜在心理问题风险的个人也要自我觉察，正确评估自身应激水平，做好自我调节，保持积极心态，如此才能改善心理状况，提高生活质量[12]。
综上所述，疫情越重的地方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越高，且与本人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本人有新冠肺炎接触史密切相关，建议做好相应心理疏导。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调查采用的网上自评量表的方式进行评估，因被调查者对评估条目的理解有一定误差;同时被调查者多是自愿参加，选择样本时也存在一定的偏倚，尤其是高龄和低龄人群的参与度偏低;另外本次调查样本量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有关三地心理问题的差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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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uang Y， Zhao N. Mental health burden for the public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Who will be the hi gh-risk group？[J].Psychology，HealthandMedicine.2020，DOI：10.1080/13548506.2020.175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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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倩，胡彩虹冯仁杰，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躯体症状[J].中华神经科杂志，2020，53（0）：E003.
[10]Wang XD， Jiang JW.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factorsof 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J].Chinese JournalofEpidemiology， 2002， （05）：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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