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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天早晨你一觉醒来，有人告诉你，你习惯的早餐里开始含有未经安全检验的因素，也许它令你更加强壮，但也可能有害，你该怎么办？
香港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百福牌鲜豆奶和豆腐花、维他奶牌鲜豆奶，是香港两个家喻户晓的食品牌子 ，今年9月的一天，香港绿色和平组织告诉市民，这三种产品所用的名叫Roundup Ready的大豆属于转基因作物，该大豆没有经过人类长期食用检验，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会危及人类健康，但也不代表安全。
1973年，美国科学家科恩用大肠杆菌做材料，从菌内取出两种分别具有不同抗药基因的质粒(即细菌体内比细菌染色体更小的环状DNA)，把上面的 抗药基因分别切割下来“拼接”到一起，然后放回大肠杆菌内。科恩发现，带着新拼接质粒的大肠杆菌不但能抵抗两种药物，而且它的后代都有了这种特性，代代相传。
科恩的发现在90年代被广泛应用到农作物上。比利时科学家从苏云金杆菌 细胞中分离出控制毒蛋白产生的基因，拼接到质粒上重组，然后将重组质粒转移到植物细胞中，这些获得毒蛋白基因的植物细胞所长成的植株，能产生毒蛋白而 毒杀害虫。美国科学家把镇草宁除莠剂基因转入大豆植株细胞，获得的转基因植株能抗除草剂，遗传性稳定。
中国不少研究机构也相继在水稻、大豆、番茄等作物上做试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和上海农学院合作，将抗菌肽基因转到水稻里，培育出的植株能抗水稻常见的白叶枯病，并能稳定遗传。
许多转基因农作物从1995年开始广被种植，有些作物，特别是耐除草剂基因的大豆广受农夫喜爱，因为田间杂草被轻易除掉，买农药的钱花少了，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产量大幅增加。
1996年，全球转基因农地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9年达到4000万公顷，仅美国就超过了2000万公顷。从1995年至1998年间，全球转基因销售收入增加了20倍。
到底转基因食物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对人的机能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还有，到底这种罔顾自然物种分野的做法在若干年后会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
这些问题至今在国际上尚未有一个科学的实验报告，不知道是因为实验技术的问题还是因为商品化的速度太快。
中国的一位工程院院士和一位博士分析说：任何一种新技术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到目前为止的证据表明，与转基因技术所创造的利益相比，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相对较小的，并且可以人为管理和控制。
几位受访的科学家说，与大量使用喷洒型、带毒性的化学农药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相比，转基因这种取之自然物种的方法肯定先进得多，更贴近自然，对消费者也是好事。
据了解，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目前处在实验室阶段，被访的科学家们说，这项研究基本上不需要进行动物实验，因为野生水稻本身没有毒性，不会对人体或自然带来新的麻烦，而且这些研究西方已经有人做过了，中国的科研单位参照的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技术参数。
然而，被全世界认为转基因技术最发达的美国，1999年，即在商品化生产6年以后，才向世界宣布，国家科学院正在就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问题进行调查，预计结论将在今年秋天作出。
在这个结论作出之前，有多少转基因农作物已被吃进了人体？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机构(ISAAA)的统计，1998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销售额是12至15亿美元。累计1995年至1998年的全球销 售额是23.8亿美元。
1998年夏天，英国罗伊特研究所的普斯陶教授在电视节目中说，他的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证明，幼鼠食用转基因土豆，会使内脏和免疫系统受损。今年5月，英国皇家学会对此事专门组织科学家调查研究后认为，普斯陶的实验从设计、执行到分析，多方面都有缺陷，不应过早得出结论，喂食转基因马铃薯与对照组所得的数据虽然看上去有些差异，但因受到实验技术的限制和不正确的利用统计学，这些差异说明不了问题。
美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实验报告则说，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
有科学家还在实验室里做了这样一组对照实验，用抗虫转基因的玉米分别喂饲玉米钻心虫和草蛉，实验结果，在钻心虫的死亡率高达60%的同时，草蛉的成熟期也比正常时间晚了3天。草蛉是一种益虫，被农民大量繁殖以防治棉铃虫和蚜虫等农业虫害。
这个实验证明，抗虫转基因玉米没有识别益虫和害虫的能力，它在毒杀害虫的同时，也损害了益虫。如果这个实验室结果与大田试验结果相类似的话，那么，大规模地种植抗虫作物可能意味着减少有益昆虫的种群。
中国农业部迄今为止批准进行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植物只有6种，包括两种抗棉铃虫棉花、一种耐储存番茄、一种抗黄瓜花叶病毒的番茄、一种甜椒和一种转花色矮牵牛花。但农业部颁发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没有涉及进口农产品。
转基因技术进入21世纪农业领域的趋势看似无法逆转。被访的科学家们都说，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最根本的是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地球人的吃饭问题。
香港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百福牌鲜豆奶和豆腐花、维他奶牌鲜豆奶，是香港两个家喻户晓的食品牌子 ，今年9月的一天，香港绿色和平组织告诉市民，这三种产品所用的名叫Roundup Ready的大豆属于转基因作物，该大豆没有经过人类长期食用检验，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会危及人类健康，但也不代表安全。
1973年，美国科学家科恩用大肠杆菌做材料，从菌内取出两种分别具有不同抗药基因的质粒(即细菌体内比细菌染色体更小的环状DNA)，把上面的 抗药基因分别切割下来“拼接”到一起，然后放回大肠杆菌内。科恩发现，带着新拼接质粒的大肠杆菌不但能抵抗两种药物，而且它的后代都有了这种特性，代代相传。
科恩的发现在90年代被广泛应用到农作物上。比利时科学家从苏云金杆菌 细胞中分离出控制毒蛋白产生的基因，拼接到质粒上重组，然后将重组质粒转移到植物细胞中，这些获得毒蛋白基因的植物细胞所长成的植株，能产生毒蛋白而 毒杀害虫。美国科学家把镇草宁除莠剂基因转入大豆植株细胞，获得的转基因植株能抗除草剂，遗传性稳定。
中国不少研究机构也相继在水稻、大豆、番茄等作物上做试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和上海农学院合作，将抗菌肽基因转到水稻里，培育出的植株能抗水稻常见的白叶枯病，并能稳定遗传。
许多转基因农作物从1995年开始广被种植，有些作物，特别是耐除草剂基因的大豆广受农夫喜爱，因为田间杂草被轻易除掉，买农药的钱花少了，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产量大幅增加。
1996年，全球转基因农地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9年达到4000万公顷，仅美国就超过了2000万公顷。从1995年至1998年间，全球转基因销售收入增加了20倍。
到底转基因食物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对人的机能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还有，到底这种罔顾自然物种分野的做法在若干年后会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
这些问题至今在国际上尚未有一个科学的实验报告，不知道是因为实验技术的问题还是因为商品化的速度太快。
中国的一位工程院院士和一位博士分析说：任何一种新技术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到目前为止的证据表明，与转基因技术所创造的利益相比，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相对较小的，并且可以人为管理和控制。
几位受访的科学家说，与大量使用喷洒型、带毒性的化学农药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相比，转基因这种取之自然物种的方法肯定先进得多，更贴近自然，对消费者也是好事。
据了解，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目前处在实验室阶段，被访的科学家们说，这项研究基本上不需要进行动物实验，因为野生水稻本身没有毒性，不会对人体或自然带来新的麻烦，而且这些研究西方已经有人做过了，中国的科研单位参照的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技术参数。
然而，被全世界认为转基因技术最发达的美国，1999年，即在商品化生产6年以后，才向世界宣布，国家科学院正在就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问题进行调查，预计结论将在今年秋天作出。
在这个结论作出之前，有多少转基因农作物已被吃进了人体？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机构(ISAAA)的统计，1998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销售额是12至15亿美元。累计1995年至1998年的全球销 售额是23.8亿美元。
1998年夏天，英国罗伊特研究所的普斯陶教授在电视节目中说，他的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证明，幼鼠食用转基因土豆，会使内脏和免疫系统受损。今年5月，英国皇家学会对此事专门组织科学家调查研究后认为，普斯陶的实验从设计、执行到分析，多方面都有缺陷，不应过早得出结论，喂食转基因马铃薯与对照组所得的数据虽然看上去有些差异，但因受到实验技术的限制和不正确的利用统计学，这些差异说明不了问题。
美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实验报告则说，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
有科学家还在实验室里做了这样一组对照实验，用抗虫转基因的玉米分别喂饲玉米钻心虫和草蛉，实验结果，在钻心虫的死亡率高达60%的同时，草蛉的成熟期也比正常时间晚了3天。草蛉是一种益虫，被农民大量繁殖以防治棉铃虫和蚜虫等农业虫害。
这个实验证明，抗虫转基因玉米没有识别益虫和害虫的能力，它在毒杀害虫的同时，也损害了益虫。如果这个实验室结果与大田试验结果相类似的话，那么，大规模地种植抗虫作物可能意味着减少有益昆虫的种群。
中国农业部迄今为止批准进行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植物只有6种，包括两种抗棉铃虫棉花、一种耐储存番茄、一种抗黄瓜花叶病毒的番茄、一种甜椒和一种转花色矮牵牛花。但农业部颁发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没有涉及进口农产品。
转基因技术进入21世纪农业领域的趋势看似无法逆转。被访的科学家们都说，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最根本的是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地球人的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