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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身世及形象演变史
柳树涧堡地望
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才华或者异能，一定会从相貌上透露出来。即便是他静静地坐在一边，什么也不说，人们从他的相貌上仍能发现他的洞察力与诡谲之力。一旦把“才”变成“财”之后，我就轻而易举地发现，财与暴力、酒色是如何在一张脸庞上沆瀣一气的。
中国人历来相信，行非常大事之人，必有非常之相。身体不但是个人情欲的大本营，而且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在西方身体政治研究谱系里，权力中人的身体政治，已经超越了、放大了肉身，成为“魅力型统治”。对于具有特异相貌之人，西方不像东方人这般推崇。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你的身体先天就有缺陷，显示不出权力的那种力量，你就必须用强硬的态度、行动来弥补。就黄虎张献忠来说，他相貌奇特，绝非平庸之辈，但他没有仅仅仰仗其富含的力量与命运坐享其成，而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上下其手地打拼出了一个大西国世界。至于是否属于“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类型，倒是供人评说。
大西国皇帝张献忠【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府柳树涧堡（今陕西省延安定边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响应王嘉胤起义，自号“八大王”。王死后改投高迎祥。据考，一开始“八大王”是贬义，“八”实际是“疤”或“巴”，指无赖的意思，既“无赖大王”。后來逐渐成为尊称，既“八门大王”。学者王纲自然不同意以上考证，他强力赋予了“八大”的伟大内涵：“八”是“八方”，即敢“四方”（东、南、西、北）、“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意。以此命名，表示起义战争将取得全面胜利，权力将遍及四面八方，将治理整个中国。
在我看来，“八大”意义的变化，也表明“八大王”价值准则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再看看他极不平凡的成长史，似乎可以进一步发现一个结论，经历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相貌。
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堡一户农家，肤施县隶属延安府，到清雍正九年，设榆林府，以定边、砖井、盐场、安边、柳树涧五堡之地设立定边县，定边县划归榆林府。
柳树涧堡是明代逶迤长城区间的一个重要堡垒，始筑于明代天顺初年，成化九年弃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延绥巡抚董威复建，隆庆六年（1572年）增高，万历六年（1578年）砖砌。作为军事要塞，当时属延绥镇西路十四营堡之一。据清嘉庆《定边县志》记载：“柳树涧堡城……周围凡三里七分，楼铺一十八座，牌墙垛口边垣三十三里二百三十步，墩台四十八座，开东门、西门。”柳树涧因涧内多植柳树而得名。城堡雄踞于平缓的山坡上，三面临壑，只有北边与山相接。浑圆的山包上，长城直冲而下，到涧底又急转向上，气势恢宏。
清初抱阳生笔记《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了“张快的儿子”的一桩小事——
张献忠，陕西肤施人，阴谋多狡。父快，屠沽而贱;母沈，并早死。献忠依丐徐大为沽，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其残忍之心，少年已萌。及长，益无赖。
屠沽之辈的出身并不低贱，倒是让人一再联想起“自古英雄出屠沽”的古训。但“此地人亦如鸡”的“一视同仁”法则，足以显示少年张献忠的卓尔不凡。明朝黄溥《闲中今古录》说：“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种子就此埋下，会长出怎样的荆棘刺丛呢？
相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
引人揣测的是，张献忠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
清初计六奇编纂《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详细记述作者本人亲历之事，被学术界认定为无大误的史书。《明季北略》说：张献忠“幼有奇力，两眉竦竖而长，面有微麻，遍体生毛，天性好杀，不耐久静”。为了彰显其“天性好杀”，《明季北略》举的例证是：“初从塾师，与同舍生讧，一拳扑杀之，家赀数千金，一时俱尽。父大怒，逐之，漂泊异乡。或异其貌，问之，知文而勇，收以为子，与之延师。复与同学者争，更殴死两生，逸去。”这就是说，张献忠连续两次的出手，就击杀了3位同学，初次展示了“黄虎”的本性。有这么“天性好杀”的典型吗？我以为，记录者有些夸张，但这也未始没有可能。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轻死易发”的性格不是本性，而是环境使然。
后来张献忠为混饭吃，去安定县县衙当捕快，担当起安定县的治安大员了，张献忠威风凛凛，安定县真的就“安定”了吗？安定百姓经常可以看到脸色微黄、声若巨雷的张献忠在大街小巷出没，他们大老远就喊：“黄虎来了！”这是一种警示的提醒，可以制止小儿啼哭。
有一个说法是，黄虎某天陷入了沉思，突然觉悟，拍案而起：“大丈夫生当鼎食，死亦封侯，立功疆场，拼个封妻荫子。岂能久居人下，碌碌无为至此！”立马就辞职走人。世界很大，我想去闯一闯。另外一种流传在当地的说法是，张献忠当捕快并不安分，居然与官府通缉的一名要犯的妻子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因触犯王法被开除。
犯事被革职，黄虎只好跑去延绥镇投军。但他想不到的是，边兵受到了严重的欠饷拖累。鉴于欠饷日久，官府只好默许，士兵抢劫民财来聊以度日。边地穷困，到了抢无可抢时，一些胆大妄为者就打起了榆林城的主意。有一次，他们竟然去抢劫库银。这还了得！库银可是官府的禁脔。参与掠抢的18个士兵全部被抓，其中就有张献忠。
延绥镇总兵王威怒不可遏，决定将这18人集体砍头示众。王威下达了死刑令，就在行刑当天，一个贵人如同命中救星一般霍然出现了！此人是靖边营城总兵陈洪范。
那天，陈洪范恰好来营房拜访王威。张献忠向陈洪范乞求一命。陈大人一见身材高大的张献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道眉毛斜插入鬓，大感惊奇，“这是国之栋梁啊！”他转身向王威请赦。陈洪范的请求产生了效果，但军法所在，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张献忠被重打一百军棍予以除名，其他17个长相平庸的凡夫俗子都砍掉脑袋……
张献忠流落乡间。谁能料到历史的吊诡，陈洪范后来升格为将军，还会和左良玉合作在湖北大破张献忠，届时张献忠还要向这位救命恩公乞降一次。异人有异相，异人更有异遇。所谓出人预料的狡黠，远不是寻常人等可以遭遇的。 这就可以发现，早年张献忠已是头角峥嵘，而且一望可知。加上后来穿行于腥风血雨，厚黑与狡黠相互缠绕，相貌向着极端化方向发展，变得不怒自威。
张献忠大约是崇祯二年回到柳树涧的。刑场上刀光一闪、人头落地的场景一再闪现。他改弦易辙，想过安稳的日子。在柳树涧堡家里养伤期间，他请工匠用珍贵的檀木为陈洪范刻一雕像，供奉家中，每日上香行礼。他无比感念素昧平生的陈洪范。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张献忠的人性。人性总是多面的，势不得已之际，蛰伏在人性中的异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个人与世界较量的绝对力量。
在后来的正史与稗官野史里，对于张献忠的相貌描述没有更为出格之处，有些不过是添油加醋，竭力渲染其靠近“兽”的一面。
历史文献《爝火记》描述说：张献忠“两眉竦望（竦音song同悚，可怕，毛骨悚然），面黄微麻，身长虎颔，遍体生毛，号黄虎”。
更有甚者，如查继佐的《罪惟录》，说黄虎“多须、毛身、齿长足俞咫（zhI，古代称八寸为咫），圆锐如锥”。这就是说，张献忠是一个黄面獠牙、浑身长满毛的妖怪，而且獠牙的长度显然超过了猛虎……这类妖魔化的记载，作者冬烘，不足为据。
我的判断是，张献忠身体魁梧，脸型稍长，脸色微黄，脸颊和下巴有短须，眉目大体端正。《爝火记》上说他“两眉竦望”。“竦”的本意应作“恭敬”解。就是说，张献忠的眉目端正，说起话来是声若洪钟，如果他的胸廓再予以共鸣，即是“吼声如雷”。可见，嗓门粗豪者一般是阔口，一排好牙，长有狮子鼻，脖子绝不会细小，胸廓具备良好的共鸣箱功能，只有这样的体格，才可能升格为“胸怀天下”的王者境界。所以，黄虎是一个外形壮硕、体格剽悍的高个子。
大型猫科动物里，狮子是吼，声音粗犷凶悍，可谓狮子一吼，地动山摇。老虎不同，老虎展示的是啸的威力，老虎叫声沉混有力，声音醇厚。所谓“狮吼虎啸”就具有如此的分野。显然，西方对于王者总是希望他发出狮子吼，东方则渴望掌权者具有虎啸的不二法门。比如《彼得前书》指出：“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在一个朝纲解纽的松懈时代，鉴于体制的洪钟喑哑，气若游丝，继之者坛坛罐罐一阵乱响，古语“瓦釜雷鸣”是也。无师自通者，一旦接过强力声音的传声筒，自然就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有情无意东边日，已怒重惊忽地雷。”所以，武功如何暂且放在一边，继任者必须吼声如雷，这往往是三国英雄、瓦岗寨豪杰、水浒兄弟等一批批风云人物的看家本领。
我注意到，对于黄虎的大嗓门，对于这一发布生死之令的机关，古人描述尤其多。而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虎不仅仅嗓门粗豪，还有激流轰击礁石的滔滔气势。
佚名《纪事略》记载说他“魁梧骁黠（勇猛而狡猾），声若巨雷”。
查继佐《罪惟录》说，黄虎吼叫起来，“气势渚流”。渚音zhu，指的是置立在河间滩头的孤石。惊涛与骇浪，黄虎囊括了声音打击与承受打击的声音，俨然是声音暴力的统一体。这是一句高度形象化的描述。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两位西方传教士的亲历叙述：“二人亲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野心难化，喜怒无常，咆哮如虎，怒骂之声，远近皆闻。”
这种声浪的持续发力，就像从北方滚滚而来的沙暴冲刷脆弱的柳涧堡的土墙建筑，一浪高过一浪，具有一种警报的性质。
《纪事略》指出：（献）“忠怒气冲天，须发为竖，咆哮之声，彻于街衢。”
一個没有麦克风的时代，“咆哮哥”依靠咆哮发布一系列国家大计与方针。可以想象，这种角质化嗓子发出的震撼力，让成都的小青瓦建筑与川西林盘摇摇欲坠，分崩离析。
尽管大海里的水从不咆哮，它的宽阔让那些敢于咆哮的东西自惭而低伏。李白感叹：“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虎的鲜明个性，通过吼声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一系列“声音政治”造像，晴空霹雳，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葛洪《抱朴子》指出：“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鲁莽使然，急于求成，绝对不是有魄力;心境平和，从容周全也不应视为缺乏魄力。问题在于，这些理由无法阻止咆哮者的发音术。
快人快语，吼声连连，黄虎的吼叫宛如柳树的枝桠，发出刺破硬风的叫喊，让我们联想起黄虎幼年的铁匠生涯，这进一步暗示了柳树涧堡裹挟着黄沙的南冲风向，以及他急于实现虎蹈羊群的大欢喜。
大声吼叫的人有的并不是由于粗俗和无所谓，而是眼下的现实太不像话了。比如民不聊生，比如“路有冻死骨”，比如苛政猛于虎，气血充盈者往往已经使用过所有的柔媚招数，忍受、忍耐、吃屎般的屈辱太多了，不但毫无成效，反而成为自己软弱的把柄。当他们首次以佛门狮子吼的功夫给人民制造了空前的震惊以后，听众被当头棒喝，清醒了很多，说不定就有所收敛，准备万众一心加油干。一当取得初步成绩，狮子吼者就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了，并希望声音的教化作用能够深入人心。
跟狮子吼相配合的东西比较多——持续的高分贝鸣响、辛辣的挖苦和揭发、骂街式的语言、地毯式的轰炸以及梳头一般的反反复复强调，直到对方被数落得头皮发麻，找不着北。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的理直气壮，演讲者往往双手卡腰，时不时地挥舞手臂，加大感染力度，但由于口干舌燥，嘴角白泡子直翻，五官也由于表情过度而挪位，看上去当事人显得生动、疲惫、但大义凛然。
每举行一次狮子吼，自然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当事人觉得元气大伤，被痛骂者为息事宁人，只好担当起护理员的角色，使女人觉得，自己苦口婆心，就立竿见影了，还是值得的。这下好，等下次吧！
再看看古人对黄虎吼声之外的银钩铁画——吴梅村《鹿樵纪闻·闯献发难》说，黄虎“黄面而长身而虎颔，号黄虎”。
同治《成都县志》卷六《纪闯发难》记载说，黄虎“貌魁梧，面长一尺六寸”。“面长”如此，就比传说中的苏小妹略逊一筹了，应该是“须长”。 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卷十二《政事部》说，黄虎“面黄、身长、虎颔”。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二说，黄虎“身长而瘦，面微黄，须长一尺六寸，僄（音piào、敏捷）劲果侠，军中号‘黄虎’”。黄虎其实不是军中才有的美称，而是张献忠在故乡依靠拳头和吼声，赢来的江湖声誉。
其他如明史《流寇传·张献忠传》《明纪》（卷五十八）《福王始末》《平寇志》和《绥寇纪略》等文献上，所叙张献忠相貌大都概同。他在大西宫廷金銮殿里独坐，两道令人胆寒的竖眉之间，还有清晰可见的箭疤。
根据上叙史料记载，较为充分地描绘出了张献忠的相貌轮廓。
根根英雄惺惺相惜之理，张献忠的四大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个个相貌堂堂，英武出众。反过来看看张献忠的老对手李自成，就有些意思了。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均做过地方小卒，经过几次龌龊，榫方卯圆，黄虎把对方视为眼中钉。
据《纪事略》载：“崇祯十七年甲申，闻闯贼李自成陷燕都，改号尊称，先帝身殉社稷，自成传檄江左。献忠对北骂曰：‘李自成米脂一乐户耳，市井无赖，乡闾不齿。向着领十万过延安，略榆林，一败于丁其锐，再败于贺疯子，见承畴而丧胆，闻左、祖则魂销。仅剩残骑一十八人，北遁沙漠。后奔回营，曹操绑正军法，非我解救，久已登鬼矣！我给予衣食鞍马，休息调养月余，竟饱扬而去。今一旦妄自尊大，传檄辱我。吾两雄并立之势，况我今带甲马百万、战将千员，何难飞渡长江，正位金陵，养威蓄锐，然后北伐，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直反掌事耳。’”
这一番“直声天地”的谈话，可以看出黄虎的胸襟与此消彼长的力量比较。
在明朝通缉李自成的布告上，文字素描出来的李自成是“为人高颧深頔（音āo），鸱目曷鼻。声如豺”。《明史·李自成传》记载说：“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在此，李继迁这位被西夏追认的皇帝不但使家乡米脂有了一个叫“李继迁寨”的地方，也与李自成有了族缘关系，甚至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因此有史料说李自成是党项人，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李自成后来作战中一只眼睛中箭，彻底瞎了，相貌更是不怒自威。
尤其引人联想的是，中国历史上“声如豺”的帝王还有两位：秦始皇、越王勾践。
豺的叫声并不洪亮，而是一种拉长如牛筋一般坚韧的凄厉嗥叫，既有楔入对手身体的撕裂声，更有豺自己四肢被拉断的嘎嘎之响，颤抖的弓弦弹破空气为柳絮，尘埃直往听众的头骨缝里钻。
多部笔记记载了李自成、张献忠的体格差异：黄虎“强健不及李自成，而狡毒过之”（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卷十三，第371页）。“强健”这一点上，让黄虎非常在意，因此他鄙视李自成的相貌，两人分道扬镳，与张献忠恶心李自成有关。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在湖广境内相继出现了两个农民政权，一是以李自成为首的襄阳政府，一是以张献忠为首的武昌政府。
李自成获悉武昌政府成立，大为恼怒，发出通缉令：“有能擒拿张献忠者，赏千金”。一再折辱之余，極度膨胀的李自成派人给张献忠送去一封威胁意味浓厚的祝贺信，张献忠一把将信撕得粉碎，指天发誓，七窍生烟。这时，明朝廷也与张献忠一样急火攻心，向天下颁布并提高擒斩李自成、张献忠的赏格：凡能擒斩李自成者，赏万金，世袭侯爵;擒斩张献忠者，官一品，世袭锦衣卫指挥，赏5000金。从官家的悬赏的赏格标准看，李自成的身价比张献忠高出一倍。而李自成开出的身价，才区区“千金”！张献忠岂能不羡慕、嫉妒、恨。
官家两眼漆黑，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一赏格，让黄虎非常不舒服。如果说李自成的轻佻是一种无知，那么他刻意做出来的庄重就是一种更大的无知。
这太嬲了！他恨这个嬲世界。
后来看到明朝通缉令上形容李自成相貌文绉绉的话，张献忠不禁哈哈大笑，他声若洪钟：“什么鸟鸱目曷鼻？那李自成不就是一个蝙蝠头嘛，让人见了恶心三天……”张献忠私下里就称呼李自成为“李蝙蝠头”。蝙蝠头，除了獐头鼠目的猥琐之外，还多了几分阴毒和诡诈。而张献忠，毕竟是堂堂黄虎啊。
黄虎的服装史
在我看来，思想深邃、行为诡谲之人一般都不大注意穿着，那是他们灵魂不堪重负的结果，只有发展到“皇帝的新衣”阶段，才能让他们稍稍喘一口气。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思想;反观平庸之辈十分注重穿着，那是他们内部空空荡荡急需包装的原因。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时装——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也可以美化环境啊！
在黄虎看来，马屎和牛屎不一样。如果说牛屎像一摊稀糊糊，那么马屎则非常光鲜，且是一坨一坨的，非常硬扎，这才有“马屎外面光、里面是一把糠”的俗话。话粗理不糙，他是看重本质的。
关于黄虎的衣着，历史上也有记载，大体是穿着随意而追求身体的快活和意气风发，这符合他的性格。注意，“快活”是黄虎多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我也不妨视之为其身体政治的最高目标。
《明季北略》指出：“献忠戴尖毡帽，服织锦胡桃花衣，软靴，布毯于地而坐。”这是关于黄虎衣着最为细腻的刻画，这一身行头并不低廉。至于他喜欢“碗酒大肉，席地传饮”，看起来酒碗盛满情义，江湖英雄的恩爱情仇，一碗足以盛天地。女人、孩子不过是衣服而已。
《绥寇纪略》卷十《盐亭诛》载：张献忠称帝后“厌苦朝会，掷所御冠，举足足尚其中，索大巾著之快”。《小腆纪年附考》载：（献忠）厌苦朝会，掷所御冕，足踏之，索大帽着之乃快。他显然承受不了“沐猴而冠”的服饰约束，黄虎拒绝“锦衣”，但并不拒绝“玉食”，他是以布衣的外表与民众打成一片。他身轻如燕，但责任更重了。
直捣本质的人就是手握真理的人。
黄虎看重什么本质？是权力本质，对于权力的符码则是鄙夷的。1647年元旦翌日，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下遭遇清军突袭时，当时为严寒时节，他正在吃早饭，故“衣飞蟒，半臂”。由此可以看出黄虎经风沐雨的强壮体格。多数史籍都是如此记载。1644年冬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无论出行或集会，衣履都很随便，御风塑圣魂，逍遥天地游，我没有见到记载黄虎穿大西官服的任何资料。 在御用、御衣、御风、御食、御女、御刀的谱系当中，耳濡目染，柄权者一旦入其彀被“御意识”改造了价值观，他立即就拥有了“御天下”的王者幻觉。张献忠并没有“抵御”这些，因为他的立脚点是探寻从民间大地通达宫阙的捷径。他在谈话、圣旨中提到的御笔、御砚、御酒，不是在哀叹明王朝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是应该快马加鞭，开创一个快活的世界。
驾！——吁……
大西朝廷的“天学国师”
利类思、安文思与《圣教入川记》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鱼龙混杂，所谓靠谱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其余多为道听途说，呈现良莠不齐、难以廓清面目的状态。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以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呆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金贵，峭拔于一切转述史料之上。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类思（1606年—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字再可。1637年（崇祯十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传教两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的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1609年—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 Magallaens，葡萄牙人。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意思是“平静的海洋”，在葡萄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姓，代表着一个显赫的家族，安文思是16世纪著名航海探险家斐迪南· 麦哲伦后裔。
安文思1640年（崇祯十三年）来华，先住杭州。他来四川是因受利类思的邀请。他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二十八日由杭州抵达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毙命，利、安二人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顺治五年（ 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优遇。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曾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天文仪器与自鸣钟，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
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廷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說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对此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
两位罹难多厄的传教士，算是在九泉下相聚了。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县的老家传教。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童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等等事情，皆不得与。但刘宇亮结交广泛，性情直爽，造就了他极大的社会声望，加之他热心天主教，在他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宛如圣堂。利司铎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听者皆乐而忘倦……
一个被中土内陆省份视为“异物”的宗教，在尚未成为“异端”之前，人们总是报以稀奇、观望的态度。利类思随即在绵竹天官府讲经布道，受洗者达30余人，这应该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随后，利类思再到繁华的成都播撒上帝之爱。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达官显贵中挑选了30位天主教徒，成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献王后裔、张献忠的岳父伯多禄（教名）等人，率领家眷受洗礼。1642 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文思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保宁、顺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传教经堂，四川逐渐成为了重要的传教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带妃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大西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政权，即是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大西朝把年号定为“大顺”，并无渊源可查。这显然是黄虎故意以李自成的大顺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他再次展示了“拿来主义”的勇气。姚雪垠在《李自成》第5卷第26章中，借王兆龄之口解释说：“别看李自成占了西安，破了北京，可是他兴时不会多久，真正奉天承运的皇帝是我家万岁。万岁要举国臣民都明白这个道理，不要把李自成看得有多了不起，所以把他的国号用作我们大西国的年号。这是何等胸怀，何等睿智！”以张献忠之性情度之，这一解释不无道理。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铸造术、天象与《天书》
两位传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的族兄。崇祯十一年（1638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遂成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位洋人出山觐见。
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原光禄寺署，受到国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忐忑不安地来到修葺一新的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当时，两人毕恭毕敬，看上去精神很好。两人穿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一手捧西文版《圣经》，一手不断比画，上帝保佑！
皇帝静静端详，并不发声。分儿必须拿捏到妙处。
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
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为了传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
大西威仪已让洋人拜服于脚下！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深刻印象。
胸怀大西，总是渴望放眼全世界。黄虎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
黄虎是求立竿见影的人，不喜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一回光禄寺署，他派人送来了各式点心、数匹绸缎、60两白银，大西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一见洋人没有穿大西朝衣、朝冠觐见，黄虎不悦，单刀直入发问。
洋人解释，我们已绝世俗荣华。黄虎锦心绣口，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國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布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二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藏匿着绵绵不绝的威胁，这也成为红色学者们引之为张献忠“智识非凡”的铁证。
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一见，一箭双雕，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宣布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10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大西国的御用国师了。
自此，黄虎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费著《岁华纪丽谱》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地成为了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均要在大慈寺里设宴。
陕西也有冬至吃腊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是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开了金口，请两位洋国师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大西冬至日宴会，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思想盛宴。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足知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已是一代明主轰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紧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话：“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与日晷。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之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
对此，以斗争为职业的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何况，他已有前车之鉴。因为劲敌李自成称帝，就是获得了天象启示。李自成能够在宋献策那里得到天机，张献忠为什么不能在洋人国师嘴里获得玄机？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那是邓通铸钱留下的遗产，但大西国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经历8個多月的连夜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赏赐。”（《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3页—24页）
这段叙述里出现了“日晷”一词。汉代的日晷，学名叫“地平日晷”，即以太阳投射在地平面的石盘上来显示刻度，其石盘上的刻度并不均匀。取而代之的是“赤道日晷”。清代学者梅文鼎记载说，最早的“赤道日晷”，应该出现在唐朝，并历经唐宋元明几个朝代的演变，故宫太和殿汉白玉基座上，那斜立着的圆形石盘，就是古代中国最精确的“赤道日晷”。
这就意味着，约束、指引大西国的时间，仍然是日影下的“中土时间”，这是无声而慵懒的时间，让人昏昏欲睡的时间，让人暖饱思淫欲的时间，无法像“西洋时间”那样，发出马蹄一般的节奏，催人奋起。
古人认为天上星辰代表神灵。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是中国最早最为完整记录星象的著作，一共记录了783颗星。西汉刘向《淮南子天文》也指出：“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咸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衡之囿也。天河者，群神之阙也。”
面对这一璀璨的、可与天地同辉的权力谱系，张献忠知道终南山就是太一山，那是太一神的居所。
他自认，自己就是恒定的北极星。
现在，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是可以触及的绝密“指掌图”。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了。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举他的几首顺口溜为证，其实，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公开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张献忠死后，《天书》下落成谜。为此，一个学者侃侃而谈：“可惜这本书的详细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可断言是一部别开生面、富于哲理性的著作。”（黎邦正《浅析张献忠思想的两重性》）
真是“张道不孤”也。你凭什么能“断言”呢？
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发出冲天血光。
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大西府中心的坝子里独立向天，这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这对于习惯以声音政治来统摄三军的黄虎而言，是十分难得的静默时刻。
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一道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天象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矛与盾一直围绕着它们旋转，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场“何以天圆地方”的形而上讨论。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江湖的草灰蛇线与山林的羊肠小道所组构的世界。他显然不能在洋人的学理面前露怯，非常诡诈地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问题在于，中国的稳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学者说，大西皇帝是坚定的爱国主义，以东方文化为世界中心的大力提倡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实践者。
张献忠心雄万夫，决定举行一场辩论大会。他命令宫廷太监与洋人进行学理驳难。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嘛。
他耳听八方，突然插话：“外国有无菩萨？”
太监们揣测旨意，大肆诋毁天主教。但张献忠显然更为宏阔，他不以亵渎天主之言为本意，反而颂扬起天主真神，他站起身，放声高祷：“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党，以救二位司铎，因司铎所传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华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张献忠手抚怅然，向司铎云：“我今亦在教，谨守圣律，若将尔等之长须让生我之颔下，必能成一善教友，与尔等无异。”这个话，让洋人大惊。其实是他们没听懂。头发长，见识短;老龙王，胡子长。张献忠的意思是洋人见识多，学问渊博，如果他获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如果说浑天仪、地球仪满足了张献忠的玄学向往，那么铸造大炮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性。毕竟他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铸造大炮的原始材料，并不见于《圣教入川记》，我估计实有其事，是在于传教士根本不敢与人阐述这伤天害理之举。铸造大炮出自佚名之作《大西通纪》，任乃强认为这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资料”，作者“是献忠战友逃死遁世后所写的私史。原叫《劫余传信》”。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位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准许我们传教，为了大西国的国运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集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张献忠没有重责，他自有他的精算盘。
大西国的元宵节
顺治二年（1645年）元旦前后，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正在艰难地向河南湖广转移，黄虎与大西军政官员在成都欢度新春佳节。元月三日，他在成都举行欢度佳节模式宴请百官，发表一番重要讲话：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而今我定都于川，不取汉中，能免他人得陇望蜀乎？听说闯王已退出西安，遣马科守汉中，马科是个庸才，若不及早夺取汉中，日后换作能人来守，那就难办了。我再三考虑，因四川新定，士民尚需治理，故迟迟未作决断。现在春和日丽，可遣平东、虎威二将军北行，平定汉南。至于川南杨展、王祥何足介意？唯川东曾英宜从速消灭，重庆为楚、蜀要冲，不可为人所控制。都督张广才遐迩咸服，可早剿灭曾英，以便东下，可无忧虑。众官应诺。
这一“元旦讲话”高屋建瓴，清楚地表明了张献忠及其大西集团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可以看出防范李自成大顺军入川与控制内部叛乱一直是他着力思考的两大问题，所以两手都要抓，他立即进行了相应部署。
《中国新史》里，安文思描述了在成都大西国宫廷，与张献忠等一同度过元宵节的盛况：
在中国人的节日中，他们感到最欢乐且隆重庆祝的是新年头一个月的第十五日。这一天，他们点上许多烛火，燃亮许多灯笼，如果当时从高山之顶去看全国，你会认为它在一片烟火的光辉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无论海岸还是河畔，到处都装点着各种形状的彩灯，或者鸣放烟花爆竹，在天空发出亮光，似舟、似塔、似鱼、似龙、似虎、似象，一般有上千种令人惊奇的烟火。这使我有机会谈谈我在1644年的亲眼所见。我和利类思在四川省被暴君张献忠拘留时，他邀请我们观看他命令在正月十五日那天晚上燃放的烟火，确实有无数奇异新颖和美妙的表演，但最令我惊奇的是下述的装置：这是一株覆盖着红葡萄藤的树，它的各个连接部分一直在放光，而在另一边，葡萄藤的干、枝、叶及葡萄的光亮逐渐熄灭。然而仅如此，你还可以辨别葡萄串的红色、树叶的青葱、藤干的褐色，栩栩如生，以至你会坚信那是天然的东西而非仿造。但更令我惊异的是，作为一种元素的火，非常活跃，可以吞噬一切，此时却如此徐徐行动，看来它拋弃了自身本性，服从艺术的指挥和安排，只表现树的生命力而不烧毁它。（《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16年9月1版，第72页）
这是一段《圣教入川记》完全不载的都市生活记录。需要指出的是，安文思在成都参与的元宵节盛况，时间应该是1645年的正月，而不是1644年。也可以看出，张献忠进入成都的第一年，也渴望萧规曹随，只要当地百姓拥护新政权，俯首称臣，照章纳税，日子也就过下去了。从安文思的描述里，我们可以发现，成都的工匠以及灯作艺人仍然在新政权下继续展示着自己的手艺，这些巧夺天工的花灯、走马灯，绝不可能是出自大西士兵之手。
元宵节在成都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于是满城皆灯，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就必须要有赏灯的人。所以观众不可能只有张献忠一个。
明朝的成都过年，彩灯挂满街头，狮子龙灯竹马全。尤其是元宵节这天晚上，成都城内华灯万盏，热闹非凡，有诗云：“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灯照人。灯如火树披银花，星群灿烂到仙家”，这是对成都元宵灯会最贴切的赞美。以前，成都的公馆门口都要在过年期间高悬红灯笼，初九开始就要上灯了。灯笼是方形的，用白油纸糊，外面套上红绸，里面点上蜡烛。
引人联想的是，置身五光十色花燈下的张献忠，是否也被摇曳的灯盏，勾起了一番值得铭记的回忆呢？！
元宵节这一时间节点，对于张献忠难以忘怀。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元宵节之前，已进入西安的“闯王”李自成志得意满、建国称尊。此时，偏处湖南一隅的“大西王”张献忠，则在长沙城内召开了一次名为“长沙决策”的重要会议。会议议题是，“八大王”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
军师汪兆麟毕竟是靠智慧吃饭的，建议：明军重兵沿长江两岸防守，且武昌被明军将领左良玉攻占，南京黄得功、刘良佐之部皆为劲敌。当下李自成正在北方与明军将领孙传庭激战，我军不如趁此时机，效法武侯诸葛亮之策，夺取天府之国，至少也可像刘备一样，三足鼎立，雄视天下。汪兆麟的提议，深得张献忠首肯。但张献忠迷信甚深，处于理智无法说服感情的心境，他决定占卜问鬼神。众人屏声静气，由神的二传手汪兆麟进行占卜。他首先以下江南事进行占卜，不吉;继以上西蜀事占卜，大吉。 汪军师说：“人心固合天意也。请大王不要再怀疑了。”
鬼神冥冥，明崇祯十七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即正月十六，张献忠率三十万水陆大军、木船万余只，离开长沙，经荆州，对四川实施饿虎扑食。
……
大西国的安稳日子并不是走马灯，也不可能只是火树银花而不烧到自己的奇妙花灯。皇帝突然发现，映照在宽刃大刀上的灯火，一旦有血的加盟，似乎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川北重镇南充的元宵节，情况就与成都完全相反。
南充至今有元宵举行蛴蟆节习俗，就起源于张献忠。相传张献忠据守川北，遭官兵围剿，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无数将卒死于五洞桥后山，常年战乱，导致瘟疫肆虐……百姓纷纷烧香拜佛，祈求赶走瘟疫，但无济于事。后经云游道士点化，说是战乱浊血，污染河水，触犯河神，降下“蛴蟆瘟”祸害人间。于是百姓们纷纷组织起来，在农历正月十四的晚上，吃罢团圆饭，扎蛴蟆灯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动，家里有多少人就要做多少个，必须人手一个。有的从一大早开始，就动手自制蛴蟆灯。晚上他们高举自制的蛴蟆灯，挥舞火把、抬着彩龙，敲锣打鼓举行隆重的仪式，祈求河神赶走蛴蟆瘟神。年复一年，这祈求幸福健康、拜祭河神的习俗一代代传承下来。当地方圆数十里的乡亲举着蛴蟆灯，唱着“十四夜，送蛴蟆，蛴蟆公，蛴蟆婆，把你蛴蟆送下河;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样高……”的民谣，一起将蛴蟆送到河边，祭奠酒神，送走瘟神，祈福平安。
这一习俗，应该是张献忠下令而得到贯彻执行的。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铸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往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洋人认为这是“谚语”，而且狂悖荒诞。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自古有“语录”传统，圣者之言，方为“语录”。
张献忠的这一番比热烈拥抱地球仪还要狂悖的念头，是依靠如下言论支撑的——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
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注意，张献忠使用了“请”字。这就是说，笛卡尔死于1650年，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如果真的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张献忠依靠“语录”与《天书》两本著作，就将首开华人问鼎之先河。
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毕竟不是意气书生。突然之间，张献忠虎目圆睁。他怒不可遏，人神皆不能当。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皇帝愤怒指出：两个洋人全他妈的是奸细。
他们是谁的奸细？李自成的？还是清军的？疑惑明军的？
张皇帝目光如炬：“藉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这就是说，张献忠提出了“国际间谍”的问题。这的确体现出张献忠的国际视野，非同寻常。两个洋人双股战战，叩头作揖，毫无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听天由命。突然间，皇帝又和颜悦色，一派风和日丽，伸出温暖的巨手扶他们起身。
张献忠的岳父，原是南京的一老儒生，他从洋人处得到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后，大喜，再三索书，他们又把《天学实义》给他，也是利玛窦所著。张献忠岳父一读再读，竟产生皈依之心。张献忠耳听八面，知道洋人竟还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书”，疑心大起，“锄奸”的神经立刻绷紧。他以为司铎尚有天文、算学诸书未献出，遂令将各书悉数交出，以便检阅。张献忠检阅各书，其中见有巨书一册，书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儿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样。就问：这是为何？
洋人回答：“此乃西国风气使然，凡学问之书多用图画，以醒眉目。献忠见之，即询其故。司铎答以此书所言各事均以图画详明，使人易为理会云云。”
张献忠闻之，狂吼：“真正野蛮！”言完，又索要天文书。
“野蛮”一词出自黄虎之口，足见他良知未泯。
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杀四川人？张献忠对洋人讲述了一番至理：“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入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
这是一番绝对虚构不了的话，恰在于其滔滔雄辩的逻辑。替天行道，吊罪伐恶。反过来看，张献忠坚持认为，自己与孔圣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某一天，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成都一共有3座文庙，其中一文庙突然起火。张献忠感到疑虑，就问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
汪兆麟是一踩九頭翘之辈：“不！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
张献忠哦哦几声，抚掌大笑，看来真理在大西一边的。
张献忠曾经缴获有一面宝镜，名曰“千里镜”。他仰视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我估计，张献忠应该也使用千里镜“独照”过两个洋人，显然，他的X光设备透射出了“赤胆忠心”，否则，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宫里的獒犬了。
张献忠对各类天文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大西皇帝起早贪黑诵读不已。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义子各率兵十余万人马向川北进发。 八月六日，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存立的开明时期雕刻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计，那两个红铜天文仪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大西军经汉川、金堂、什邡、绵竹抵达顺庆，人马辎重，绵延数十里。农历九月七日在南充军营驻扎下来之后，这一带尚有明朝残余部队，张献忠指挥大军横扫荡涤明将雄应瑞、冯友庆和知府史觐震的部队，九日正式占领顺庆。大西军60万兵马在此停留24天，于十月三日开始移居西充县之南的金山堡。金山堡又名金山铺，即现在西充县金山乡，当时此地为顺庆通往西充县的一个驿站。
金山铺的凤凰山一线旌旗遮空，营垒随山势而绵延，木城、战壕逐一安排妥当，战船也开始伐木制造，海拔不高的凤凰山成为了大西的大本营。稍事安稳，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实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具备鉴别主次的辩证法。他下令：“劳役二位司铎，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一旦窥破天机，就可以找到破解之道。毕竟，狡黠的黄虎，已经多次成功执行顿开枷锁走蛟龙。
但这一次“出川抗清”，他似乎有了非常诡异的预感。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象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但显然已经不能声震屋宇，至多是声撼帐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两个洋司铎处以极刑。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洋人呆在巨大的恐惧里，双股战战，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
但张献忠大喊：“却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我估计，张献忠还是看在浑天仪、地球仪的分上，也许他真希望大西军占领西半球，重振河山之际，再让两个洋人国师来制造他心仪的宝贝。
这些事情，一直到两位司铎随军到达西充县大营也未消散。皇帝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这是因为两司铎从在成都开始就在上层人物中发展信徒，有张献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劝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还有宫女和军官等数十人领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忆起鲜衣怒马时候忽略的细节，现在一旦回想起来，张献忠陡生疑心。他的老营附近天天杀人，两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已”，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他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由此足见张献忠的心智蜕变。极度焦虑，转为滔滔愤怒，愤怒的趾爪撕扯自己，到了不堪承受之痛的程度，他必然要把这剧痛，转移到他人身上。
铸造工坊里炉火熊熊，换人不熄火。很显然，两位洋人国师的主要职责是在此铸造天象仪与地球仪。但张献忠还有一些金属嗜好，另外的工匠们也铸造了一批精美铜器。现在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两面铜镜，铜镜的钮上清楚地铸有“大顺三年孟秋月造”七字楷书铭文，据此，这两面铜镜的铸造时间完全可以确定。大顺三年为1646年，孟秋月即夏历七月（公历9月）。同年冬月末张献忠即猝然被杀身亡，这两面铜镜是在张献忠死之前3个月所铸。而类似的铜镜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有发现。
这一铜镜也暗示我们，张献忠显然在天象里得到了一些对他紧迫性的缓解暗示，他并不以为大西气数已尽，不然，铸这些铜镜来干什么？
时间过得特别慢，就像被粘接弓胎的牛胶黏着了。
1647年1月2日清晨。这一切，距离清军的弯弓弹射而出的利箭，像归巢的雨燕那样飞扑皇帝胸口，仅有几个时辰了。他是活到死、学到死的榜样。
我们就让那一支利箭，多飞一会儿吧。
关于老虎的喻体与本体
《圣教入川记》绝非是关于张献忠言行的“伪经”。其一言一行，铸就了一根屹立中土语境的“谤木”;一本书注定不会把大西皇帝钉上十字架，只能是耻辱柱。
本书里有3处涉及老虎。
“黄虎”是屡屡出现的词语，大西王张献忠也。黄虎是他的本体，抑或喻体？或者我们承认，他可能才是合二為一的典范。
而率军南下征伐大西国的肃武亲王豪格，全名爱新觉罗·豪格，生于公元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作为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骁勇善战，高丽人尊称他为“虎口”或“虎口王”，这一尊称伴随豪格的征途一路播撒。豪格率清军进入四川后，“黄虎”终于落入了“虎口”，成为了一种绝大的历史巧合。
《圣教入川记》里斜插一笔，黄虎被一箭贯胸、大西军四散后，两位传教士随豪格部队抵达西安之后，提到了著名的西安司铎方德望，某次不畏艰难翻越大岭去传播福音，但有老虎纵横山岭。没有武松的哨棒与胆略，方德望决定以滔滔雄辩征服老虎：
“走到顶上，一群老虎来了。司铎向老虎说：‘你们害人性命，实在不好，如今我靠全能天主的名字，命你们以后不再害人了。’老虎听得这话，立刻走了。从此以后，那个山上再没有老虎的患。”（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60页） 与虎谋皮，与虎促膝对谈，这样的话语水准，臻于全能之神感天动地，完全达到了“活死人、肉白骨”之境。如果方德望是对黄虎张献忠说出这一番宏论，结果会如何呢？！
1648年，安文思、利类思二神父历经劫难回到京城以后，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耶稣会内刮起，这场风暴直到汤若望逝世后才趋于平息。一波暂平一波又起，汤若望的追随者南怀仁又遭到了攻击。这场风暴的主要制造者就是安文思神父。
安文思与汤若望的矛盾起源于两点：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安、利二神父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二是安文思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关于第一点，根据邓恩公布的资料：“（汤若望）第一次得知，利类思和安文思因为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而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汤若望将这些事实报告给傅凡际（（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长），他以他坦率的个性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一旦落到暴君手中，他们应该宁死也不接受官职。”
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
“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张献忠初属王自用麾下，后自成一军。崇祯九年（1636年），低一輩分的李自成继高迎祥后称“闯王”，浴血转战，威名大震，向北京进发。张献忠则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度在谷城接受明廷招抚。养精蓄锐后再举逆天大旗，势力迅速扩大。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下武昌，在湖北、湖南一带夺得地盘，六月改称“大西王”，以武昌为京城;权力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等，并开科取士。
从“八大王”到“大西王”的变化，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其实明显表达了他由江湖草莽向帝王尊位的身份演变。他慢慢做大了。既然做大了，就得按照“大”的思路来做事。科举考试，也是可以举行的。
大西国首次考试以监军李时华为主考，录取进士20人，均授知州或县令。钦点的状元为60岁的汉阳人陈珏。可见黄虎看重的是一心造福大西江山的真才实学，有志不在年老。
黄虎势力嚣张、摧枯拉朽，九月间其势力发展到长沙，又在长沙搞过一次开科取士，其主考、取士数及状元未见记载。十月，进入江西袁州、吉安等地，也搞了一次科举考试，吉安人吴侯原在明朝体制下多次参试均落第，这次取为三甲进士，被任命为龙泉县的知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二十五日，张献忠破安徽霍山县城，打破了守军的堡垒金字砦，俘虏了贡生彭大年、生元金大莱、金大烈以及新近考取的 22名生元。军中缺乏人才，张献忠“求贤若渴”，显示出一番热心肠：“老子要考考你们。恐有奸人混在中间。你们若真是书呆子，我留下你们何用！考后便叫你们回去。”
这与其说是“择优录取”，不如说是对阶级敌人的甄别行动。次日巳刻，知识分子济济一堂，张献忠主持，发给纸墨笔砚，考试题目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一个时辰后，张献忠回到考场，发现多人还在埋头写字，他觉得游戏可以收场了，大声说：“诸兄不必全作，随意写些，不可那么认真。”余紫瑞及黄、汪三人先后交卷。张献忠下令，让他们等候发落。张献忠听取了考生的意见后指出：某人如何好，故居首位;某人如何不好，故居末尾。张献忠对他们三人的意见十分重视，吩咐左右记录在案。
他宣布考试结束！面对有些懵懂的考生，张献忠虎目圆瞪，侃侃而谈，对每一份试卷逐一点评。但是，口若悬河的张献忠过了一把老师瘾之后，他没有兑现承诺，将这些学子放还。
次年初，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张献忠只能一头向西挥师入川，于同年十月建立“大西”政权，立即举行科举考试。他在位两年零一个月时间里，此间又举行过两次乡、会联试和一次制科考试。时间是大西大顺元年（甲申年，1644年）、大顺二年（乙酉年，1645年）、大顺三年（丙戌年，1646年）。
历史的视线，聚焦于在成都举行的大西第二次乡、会联试及制科考试，皆因考生不肯配合，而遭到了没顶之灾。集体性灭绝，仅仅是有一个考生的言行触犯了皇上。另外一次集体性灭绝，则来自黄虎“锄奸”酝酿而起的头脑风暴。
1644年底，成都生员颜天汉对现实不满，欲至陕西请李自成入蜀。他途经广元嘉陵江上游的明月峡，为大西军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一封通敌李自成的书信，被押往成都。黄虎一看大怒，他“以为阖境俱反”，势必来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镇压，方能平息蠢蠢欲动的暴乱。颜天汉被审讯后处以凌迟。历史上著名的大西政权“杀士子”的事件，由此而生。
“锄奸”一旦启动，就没有任何忠言可以阻止了。
据《蜀碧》《平寇志》《寄园寄所寄》等书记载，这两次杀戮考生，一次就在2万人以上，另一次在5000人左右。
有人苦劝皇帝息怒，不再杀人了，黄虎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顶蜀天立蜀地，所谓“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是黄虎常说的一句话。
广安州人欧阳直的笔记《蜀乱》（亦名《蜀警录》《欧阳遗书》）记黄虎事较为详细，当时他被迫在大西政权任职，其记载的具体情况并不复杂。
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所谓“特科”，是张献忠在顺治二年举行乡会两科之后开设的。根据张献忠下达的“特科诏”规定：“凡有前朝在籍乡绅及未仕两榜举贡，监生、吏农、新旧生员、童生、民间俊秀子弟，下至医卜僧道，与夫深山穷谷隐逸硕士，凡有抱一长、挟一技，堪为帝王师佐、鹰根帷幄者，着地方官敦崇礼请，汇册起送来京。候朕临轩策试……或礼请举报有名，而本人规避高蹈，将本人以观望重谴。”【《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页—53页】
这段话，软硬兼施。一方面求贤若渴，另外一方面有清晰的威胁：“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学子既然来到成都，但并非情愿，张献忠很快发现了问题：各地的士子“多半观望，间有一二赴选者，又皆庸碌，非老即幼，且浮夸不实，无一真材。到京数日，即谋不轨，杀监兵数百，夤夜夥逃。幸督臣王尚礼察觉，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外，方移诸逆入城内大慈寺居住，以候考选。这批被张献忠称为“诸逆”、囚禁在大慈寺的士子，懵懂之中，于顺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早遭到了集体性灭绝。 欧阳直记录说：“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则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南城验发。如发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某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散去。”
这两次突然性的对巴蜀读书人的灭绝，结果是“弃笔堆积成冢”，可谓血腥气笼罩了科举试场，两千年巴蜀文脉彻底断绝，滚滚血海淹没了墨砚。在张献忠短暂的据川过程里，真正有效的科举，只有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举行的那一次，产生的武状元为张大受，文状元为龚济民。
武状元张大受的传奇
清代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随意杀戮，但姓张的往往获免;捣毁神佛塑像是大西军的习惯，但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听说供奉的文昌帝君俗名张亚子，张献忠便不毁;点状元也特意选个姓张的……这符合张献忠的价值伦理。
张大受（1617？—1644年）成都华阳县人，字号、生年未详。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大西国称帝后的首次贡举，张献忠亲自拟题，强令士子就试。首先进行乡试，然后举行会试，取进士120人（《科举奇闻》说此次录取进士50名。但《寄园寄所寄》引《张献忠乱蜀始末》和《蜀碧》卷三、《平寇志》及萧源锦的《状元史话》等都说是120人）。
对于校场上把戏，黄虎熟门熟路，决定芝麻开花节节高。要考出水平，考出实效。
大西国武科考试武生时，特地挑选狞劣马数百匹，使应考者骑上劣马，同时命鸣放巨炮、营内士兵大声喧噪，往往马惊人堕。这一幕，虽然不同于古罗马大斗兽场，但滑稽出丑的效果很好，而且比戏剧演出更胜一筹。看得张献忠意气风发，大呼过瘾。
他喊：好。很好。再来一个。
看起来，戏弄读书人，历来是泥腿杆子的嗜好。
但张大受经受了严峻考验。他当年尚不到30岁，腰力十足，身长七尺，仪表丰伟，器宇轩昂，诗词书画皆通，亦颇善弓马。最关键在于，他姓张。而根据荥阳大会前后，在农民军的四百多支、名号多达六百多个的庞大队伍里，有一个起义军头目，就叫“张大受”。
尽管此张大受非彼张大受，也许勾起了黄虎的回忆，他一见“老乡”非常欢喜，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叱咤疆场的自己。他决定，大西武状元，就归张大受。
张大受到设立在蜀王府内的金銮殿谢恩，大西皇帝挺胸收腹。眼前张大受玉山倾倒，他很受用，请起请起。教诲一番后，首先赐金币刀马十余事，接着赐御宴，赏同坐。
事毕，又将席间金银器皿尽数赏赐给张大受，这显然是张献忠喜欢得有点失措了。再过一天，张大受又进殿谢赏赐之恩，张献忠又命御用画家为之精描肖像，传之远方与后世;并再赐美女10人、甲第1区、家丁20人。
一时间张大受荣华富贵，可谓登峰造极。大西国列位臣工纷纷祝贺皇上，称颂“陛下今得奇士，实天赐贤人，辅佐圣朝”，祝贺大西国得了一位奇才，不日必将荡涤天下，光耀大西。张献忠听罢，踌躇满志。
张大受还得进殿谢恩，所谓“礼多人不怪”，但礼节太多了，历来反对繁文缛节的黄虎受得了吗？正传呼间，张献忠对左右说，老子太喜欢张状元，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见了又要给赏，老子简直不敢再见其面了，怎么办呢？
他桌子一拍下令：干脆将他收拾掉！
结果张大受一家老小以及赏赐的美女、家丁全部遇害，赏赐的物品还没有放热，就全部收缴了。这个当了3天的状元，不如不当反而好得多啊。
大西國文状元龚济民则很少被提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状元大典》里，对大西政权的科举倒是有记录，提到的唯一文状元就是龚济民。
据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记载，有个叫龚济民的儒生，被称之为“汉州劣生”。人品学品如何个“劣”法呢？原来，他在应试策上热情歌颂张献忠品德超越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不识字，听人一说，立即心花怒放;更觉得他的名字是个好兆头，大西国必将济世安邦，便将他第一个“抓举”为状元及第。来自什邡县的老童生熊炳，中了探花，自然也是功成名就了。在廷试策中，他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于蜀中、作井底之蛙，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富有四海。张献忠怒不可遏，认为这是讽刺自己鼠肚鸡肠，将熊炳凌迟处死，将其女眷打入娼门。
暨南大学文学院汪绪慧在《张大受考》一文里指出，“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 还有一个叫张大受的为大西国武状元，字君可，号鸿漾。明朝常熟人。不过此张大受生年不可考，卒于1644 年，张献忠因喜怒不定的性格，杀了在当时曾红极一时的张大受。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曾将明武状元张大受与清朝常熟张大受混淆……明朝武状元张大受和清朝张大受二人除了生活年代不同， 著述、科第、字号均不相同，由于二人均生活于常熟，所以也容易引起人们混淆。在此论述，希望引起注意。”【《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12期第160页】
这一考据，显然与出自成都华阳县的张大受貌合神离了。武状元张大受也可能祖籍就是江苏常熟的，不然，何以成都一地从无其家族的半点传说呢？！
后来，张献忠认为这些考试“未得真材，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也”。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在明末风雨飘摇之际，崇祯求贤若渴，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本年，特开“奇谋异勇科”，诏下，可惜无应试者。这样的“特招”，大概也只有李自成、张献忠之类枭雄，才能够在“奇谋异勇科”中胜出。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大西国如昙花一现，科举更是白驹过隙。从张大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到全家无辜被杀，以及大西国在四川举行的第二次乡、会联试与最后的制科考试均以大屠杀告终来看，张献忠的科举考试，初衷只是萧规曹随，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之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接连举行3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要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考试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其实，张献忠需要的人才，与绝境中的崇祯皇帝的需求——奇谋异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
柳树涧堡地望
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才华或者异能，一定会从相貌上透露出来。即便是他静静地坐在一边，什么也不说，人们从他的相貌上仍能发现他的洞察力与诡谲之力。一旦把“才”变成“财”之后，我就轻而易举地发现，财与暴力、酒色是如何在一张脸庞上沆瀣一气的。
中国人历来相信，行非常大事之人，必有非常之相。身体不但是个人情欲的大本营，而且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在西方身体政治研究谱系里，权力中人的身体政治，已经超越了、放大了肉身，成为“魅力型统治”。对于具有特异相貌之人，西方不像东方人这般推崇。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你的身体先天就有缺陷，显示不出权力的那种力量，你就必须用强硬的态度、行动来弥补。就黄虎张献忠来说，他相貌奇特，绝非平庸之辈，但他没有仅仅仰仗其富含的力量与命运坐享其成，而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上下其手地打拼出了一个大西国世界。至于是否属于“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类型，倒是供人评说。
大西国皇帝张献忠【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府柳树涧堡（今陕西省延安定边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响应王嘉胤起义，自号“八大王”。王死后改投高迎祥。据考，一开始“八大王”是贬义，“八”实际是“疤”或“巴”，指无赖的意思，既“无赖大王”。后來逐渐成为尊称，既“八门大王”。学者王纲自然不同意以上考证，他强力赋予了“八大”的伟大内涵：“八”是“八方”，即敢“四方”（东、南、西、北）、“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意。以此命名，表示起义战争将取得全面胜利，权力将遍及四面八方，将治理整个中国。
在我看来，“八大”意义的变化，也表明“八大王”价值准则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再看看他极不平凡的成长史，似乎可以进一步发现一个结论，经历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相貌。
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堡一户农家，肤施县隶属延安府，到清雍正九年，设榆林府，以定边、砖井、盐场、安边、柳树涧五堡之地设立定边县，定边县划归榆林府。
柳树涧堡是明代逶迤长城区间的一个重要堡垒，始筑于明代天顺初年，成化九年弃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延绥巡抚董威复建，隆庆六年（1572年）增高，万历六年（1578年）砖砌。作为军事要塞，当时属延绥镇西路十四营堡之一。据清嘉庆《定边县志》记载：“柳树涧堡城……周围凡三里七分，楼铺一十八座，牌墙垛口边垣三十三里二百三十步，墩台四十八座，开东门、西门。”柳树涧因涧内多植柳树而得名。城堡雄踞于平缓的山坡上，三面临壑，只有北边与山相接。浑圆的山包上，长城直冲而下，到涧底又急转向上，气势恢宏。
清初抱阳生笔记《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了“张快的儿子”的一桩小事——
张献忠，陕西肤施人，阴谋多狡。父快，屠沽而贱;母沈，并早死。献忠依丐徐大为沽，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其残忍之心，少年已萌。及长，益无赖。
屠沽之辈的出身并不低贱，倒是让人一再联想起“自古英雄出屠沽”的古训。但“此地人亦如鸡”的“一视同仁”法则，足以显示少年张献忠的卓尔不凡。明朝黄溥《闲中今古录》说：“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种子就此埋下，会长出怎样的荆棘刺丛呢？
相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
引人揣测的是，张献忠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
清初计六奇编纂《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详细记述作者本人亲历之事，被学术界认定为无大误的史书。《明季北略》说：张献忠“幼有奇力，两眉竦竖而长，面有微麻，遍体生毛，天性好杀，不耐久静”。为了彰显其“天性好杀”，《明季北略》举的例证是：“初从塾师，与同舍生讧，一拳扑杀之，家赀数千金，一时俱尽。父大怒，逐之，漂泊异乡。或异其貌，问之，知文而勇，收以为子，与之延师。复与同学者争，更殴死两生，逸去。”这就是说，张献忠连续两次的出手，就击杀了3位同学，初次展示了“黄虎”的本性。有这么“天性好杀”的典型吗？我以为，记录者有些夸张，但这也未始没有可能。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轻死易发”的性格不是本性，而是环境使然。
后来张献忠为混饭吃，去安定县县衙当捕快，担当起安定县的治安大员了，张献忠威风凛凛，安定县真的就“安定”了吗？安定百姓经常可以看到脸色微黄、声若巨雷的张献忠在大街小巷出没，他们大老远就喊：“黄虎来了！”这是一种警示的提醒，可以制止小儿啼哭。
有一个说法是，黄虎某天陷入了沉思，突然觉悟，拍案而起：“大丈夫生当鼎食，死亦封侯，立功疆场，拼个封妻荫子。岂能久居人下，碌碌无为至此！”立马就辞职走人。世界很大，我想去闯一闯。另外一种流传在当地的说法是，张献忠当捕快并不安分，居然与官府通缉的一名要犯的妻子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因触犯王法被开除。
犯事被革职，黄虎只好跑去延绥镇投军。但他想不到的是，边兵受到了严重的欠饷拖累。鉴于欠饷日久，官府只好默许，士兵抢劫民财来聊以度日。边地穷困，到了抢无可抢时，一些胆大妄为者就打起了榆林城的主意。有一次，他们竟然去抢劫库银。这还了得！库银可是官府的禁脔。参与掠抢的18个士兵全部被抓，其中就有张献忠。
延绥镇总兵王威怒不可遏，决定将这18人集体砍头示众。王威下达了死刑令，就在行刑当天，一个贵人如同命中救星一般霍然出现了！此人是靖边营城总兵陈洪范。
那天，陈洪范恰好来营房拜访王威。张献忠向陈洪范乞求一命。陈大人一见身材高大的张献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道眉毛斜插入鬓，大感惊奇，“这是国之栋梁啊！”他转身向王威请赦。陈洪范的请求产生了效果，但军法所在，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张献忠被重打一百军棍予以除名，其他17个长相平庸的凡夫俗子都砍掉脑袋……
张献忠流落乡间。谁能料到历史的吊诡，陈洪范后来升格为将军，还会和左良玉合作在湖北大破张献忠，届时张献忠还要向这位救命恩公乞降一次。异人有异相，异人更有异遇。所谓出人预料的狡黠，远不是寻常人等可以遭遇的。 这就可以发现，早年张献忠已是头角峥嵘，而且一望可知。加上后来穿行于腥风血雨，厚黑与狡黠相互缠绕，相貌向着极端化方向发展，变得不怒自威。
张献忠大约是崇祯二年回到柳树涧的。刑场上刀光一闪、人头落地的场景一再闪现。他改弦易辙，想过安稳的日子。在柳树涧堡家里养伤期间，他请工匠用珍贵的檀木为陈洪范刻一雕像，供奉家中，每日上香行礼。他无比感念素昧平生的陈洪范。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张献忠的人性。人性总是多面的，势不得已之际，蛰伏在人性中的异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个人与世界较量的绝对力量。
在后来的正史与稗官野史里，对于张献忠的相貌描述没有更为出格之处，有些不过是添油加醋，竭力渲染其靠近“兽”的一面。
历史文献《爝火记》描述说：张献忠“两眉竦望（竦音song同悚，可怕，毛骨悚然），面黄微麻，身长虎颔，遍体生毛，号黄虎”。
更有甚者，如查继佐的《罪惟录》，说黄虎“多须、毛身、齿长足俞咫（zhI，古代称八寸为咫），圆锐如锥”。这就是说，张献忠是一个黄面獠牙、浑身长满毛的妖怪，而且獠牙的长度显然超过了猛虎……这类妖魔化的记载，作者冬烘，不足为据。
我的判断是，张献忠身体魁梧，脸型稍长，脸色微黄，脸颊和下巴有短须，眉目大体端正。《爝火记》上说他“两眉竦望”。“竦”的本意应作“恭敬”解。就是说，张献忠的眉目端正，说起话来是声若洪钟，如果他的胸廓再予以共鸣，即是“吼声如雷”。可见，嗓门粗豪者一般是阔口，一排好牙，长有狮子鼻，脖子绝不会细小，胸廓具备良好的共鸣箱功能，只有这样的体格，才可能升格为“胸怀天下”的王者境界。所以，黄虎是一个外形壮硕、体格剽悍的高个子。
大型猫科动物里，狮子是吼，声音粗犷凶悍，可谓狮子一吼，地动山摇。老虎不同，老虎展示的是啸的威力，老虎叫声沉混有力，声音醇厚。所谓“狮吼虎啸”就具有如此的分野。显然，西方对于王者总是希望他发出狮子吼，东方则渴望掌权者具有虎啸的不二法门。比如《彼得前书》指出：“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在一个朝纲解纽的松懈时代，鉴于体制的洪钟喑哑，气若游丝，继之者坛坛罐罐一阵乱响，古语“瓦釜雷鸣”是也。无师自通者，一旦接过强力声音的传声筒，自然就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有情无意东边日，已怒重惊忽地雷。”所以，武功如何暂且放在一边，继任者必须吼声如雷，这往往是三国英雄、瓦岗寨豪杰、水浒兄弟等一批批风云人物的看家本领。
我注意到，对于黄虎的大嗓门，对于这一发布生死之令的机关，古人描述尤其多。而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虎不仅仅嗓门粗豪，还有激流轰击礁石的滔滔气势。
佚名《纪事略》记载说他“魁梧骁黠（勇猛而狡猾），声若巨雷”。
查继佐《罪惟录》说，黄虎吼叫起来，“气势渚流”。渚音zhu，指的是置立在河间滩头的孤石。惊涛与骇浪，黄虎囊括了声音打击与承受打击的声音，俨然是声音暴力的统一体。这是一句高度形象化的描述。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两位西方传教士的亲历叙述：“二人亲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野心难化，喜怒无常，咆哮如虎，怒骂之声，远近皆闻。”
这种声浪的持续发力，就像从北方滚滚而来的沙暴冲刷脆弱的柳涧堡的土墙建筑，一浪高过一浪，具有一种警报的性质。
《纪事略》指出：（献）“忠怒气冲天，须发为竖，咆哮之声，彻于街衢。”
一個没有麦克风的时代，“咆哮哥”依靠咆哮发布一系列国家大计与方针。可以想象，这种角质化嗓子发出的震撼力，让成都的小青瓦建筑与川西林盘摇摇欲坠，分崩离析。
尽管大海里的水从不咆哮，它的宽阔让那些敢于咆哮的东西自惭而低伏。李白感叹：“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虎的鲜明个性，通过吼声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一系列“声音政治”造像，晴空霹雳，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葛洪《抱朴子》指出：“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鲁莽使然，急于求成，绝对不是有魄力;心境平和，从容周全也不应视为缺乏魄力。问题在于，这些理由无法阻止咆哮者的发音术。
快人快语，吼声连连，黄虎的吼叫宛如柳树的枝桠，发出刺破硬风的叫喊，让我们联想起黄虎幼年的铁匠生涯，这进一步暗示了柳树涧堡裹挟着黄沙的南冲风向，以及他急于实现虎蹈羊群的大欢喜。
大声吼叫的人有的并不是由于粗俗和无所谓，而是眼下的现实太不像话了。比如民不聊生，比如“路有冻死骨”，比如苛政猛于虎，气血充盈者往往已经使用过所有的柔媚招数，忍受、忍耐、吃屎般的屈辱太多了，不但毫无成效，反而成为自己软弱的把柄。当他们首次以佛门狮子吼的功夫给人民制造了空前的震惊以后，听众被当头棒喝，清醒了很多，说不定就有所收敛，准备万众一心加油干。一当取得初步成绩，狮子吼者就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了，并希望声音的教化作用能够深入人心。
跟狮子吼相配合的东西比较多——持续的高分贝鸣响、辛辣的挖苦和揭发、骂街式的语言、地毯式的轰炸以及梳头一般的反反复复强调，直到对方被数落得头皮发麻，找不着北。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的理直气壮，演讲者往往双手卡腰，时不时地挥舞手臂，加大感染力度，但由于口干舌燥，嘴角白泡子直翻，五官也由于表情过度而挪位，看上去当事人显得生动、疲惫、但大义凛然。
每举行一次狮子吼，自然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当事人觉得元气大伤，被痛骂者为息事宁人，只好担当起护理员的角色，使女人觉得，自己苦口婆心，就立竿见影了，还是值得的。这下好，等下次吧！
再看看古人对黄虎吼声之外的银钩铁画——吴梅村《鹿樵纪闻·闯献发难》说，黄虎“黄面而长身而虎颔，号黄虎”。
同治《成都县志》卷六《纪闯发难》记载说，黄虎“貌魁梧，面长一尺六寸”。“面长”如此，就比传说中的苏小妹略逊一筹了，应该是“须长”。 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卷十二《政事部》说，黄虎“面黄、身长、虎颔”。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二说，黄虎“身长而瘦，面微黄，须长一尺六寸，僄（音piào、敏捷）劲果侠，军中号‘黄虎’”。黄虎其实不是军中才有的美称，而是张献忠在故乡依靠拳头和吼声，赢来的江湖声誉。
其他如明史《流寇传·张献忠传》《明纪》（卷五十八）《福王始末》《平寇志》和《绥寇纪略》等文献上，所叙张献忠相貌大都概同。他在大西宫廷金銮殿里独坐，两道令人胆寒的竖眉之间，还有清晰可见的箭疤。
根据上叙史料记载，较为充分地描绘出了张献忠的相貌轮廓。
根根英雄惺惺相惜之理，张献忠的四大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个个相貌堂堂，英武出众。反过来看看张献忠的老对手李自成，就有些意思了。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均做过地方小卒，经过几次龌龊，榫方卯圆，黄虎把对方视为眼中钉。
据《纪事略》载：“崇祯十七年甲申，闻闯贼李自成陷燕都，改号尊称，先帝身殉社稷，自成传檄江左。献忠对北骂曰：‘李自成米脂一乐户耳，市井无赖，乡闾不齿。向着领十万过延安，略榆林，一败于丁其锐，再败于贺疯子，见承畴而丧胆，闻左、祖则魂销。仅剩残骑一十八人，北遁沙漠。后奔回营，曹操绑正军法，非我解救，久已登鬼矣！我给予衣食鞍马，休息调养月余，竟饱扬而去。今一旦妄自尊大，传檄辱我。吾两雄并立之势，况我今带甲马百万、战将千员，何难飞渡长江，正位金陵，养威蓄锐，然后北伐，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直反掌事耳。’”
这一番“直声天地”的谈话，可以看出黄虎的胸襟与此消彼长的力量比较。
在明朝通缉李自成的布告上，文字素描出来的李自成是“为人高颧深頔（音āo），鸱目曷鼻。声如豺”。《明史·李自成传》记载说：“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在此，李继迁这位被西夏追认的皇帝不但使家乡米脂有了一个叫“李继迁寨”的地方，也与李自成有了族缘关系，甚至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因此有史料说李自成是党项人，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李自成后来作战中一只眼睛中箭，彻底瞎了，相貌更是不怒自威。
尤其引人联想的是，中国历史上“声如豺”的帝王还有两位：秦始皇、越王勾践。
豺的叫声并不洪亮，而是一种拉长如牛筋一般坚韧的凄厉嗥叫，既有楔入对手身体的撕裂声，更有豺自己四肢被拉断的嘎嘎之响，颤抖的弓弦弹破空气为柳絮，尘埃直往听众的头骨缝里钻。
多部笔记记载了李自成、张献忠的体格差异：黄虎“强健不及李自成，而狡毒过之”（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卷十三，第371页）。“强健”这一点上，让黄虎非常在意，因此他鄙视李自成的相貌，两人分道扬镳，与张献忠恶心李自成有关。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在湖广境内相继出现了两个农民政权，一是以李自成为首的襄阳政府，一是以张献忠为首的武昌政府。
李自成获悉武昌政府成立，大为恼怒，发出通缉令：“有能擒拿张献忠者，赏千金”。一再折辱之余，極度膨胀的李自成派人给张献忠送去一封威胁意味浓厚的祝贺信，张献忠一把将信撕得粉碎，指天发誓，七窍生烟。这时，明朝廷也与张献忠一样急火攻心，向天下颁布并提高擒斩李自成、张献忠的赏格：凡能擒斩李自成者，赏万金，世袭侯爵;擒斩张献忠者，官一品，世袭锦衣卫指挥，赏5000金。从官家的悬赏的赏格标准看，李自成的身价比张献忠高出一倍。而李自成开出的身价，才区区“千金”！张献忠岂能不羡慕、嫉妒、恨。
官家两眼漆黑，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一赏格，让黄虎非常不舒服。如果说李自成的轻佻是一种无知，那么他刻意做出来的庄重就是一种更大的无知。
这太嬲了！他恨这个嬲世界。
后来看到明朝通缉令上形容李自成相貌文绉绉的话，张献忠不禁哈哈大笑，他声若洪钟：“什么鸟鸱目曷鼻？那李自成不就是一个蝙蝠头嘛，让人见了恶心三天……”张献忠私下里就称呼李自成为“李蝙蝠头”。蝙蝠头，除了獐头鼠目的猥琐之外，还多了几分阴毒和诡诈。而张献忠，毕竟是堂堂黄虎啊。
黄虎的服装史
在我看来，思想深邃、行为诡谲之人一般都不大注意穿着，那是他们灵魂不堪重负的结果，只有发展到“皇帝的新衣”阶段，才能让他们稍稍喘一口气。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思想;反观平庸之辈十分注重穿着，那是他们内部空空荡荡急需包装的原因。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时装——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也可以美化环境啊！
在黄虎看来，马屎和牛屎不一样。如果说牛屎像一摊稀糊糊，那么马屎则非常光鲜，且是一坨一坨的，非常硬扎，这才有“马屎外面光、里面是一把糠”的俗话。话粗理不糙，他是看重本质的。
关于黄虎的衣着，历史上也有记载，大体是穿着随意而追求身体的快活和意气风发，这符合他的性格。注意，“快活”是黄虎多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我也不妨视之为其身体政治的最高目标。
《明季北略》指出：“献忠戴尖毡帽，服织锦胡桃花衣，软靴，布毯于地而坐。”这是关于黄虎衣着最为细腻的刻画，这一身行头并不低廉。至于他喜欢“碗酒大肉，席地传饮”，看起来酒碗盛满情义，江湖英雄的恩爱情仇，一碗足以盛天地。女人、孩子不过是衣服而已。
《绥寇纪略》卷十《盐亭诛》载：张献忠称帝后“厌苦朝会，掷所御冠，举足足尚其中，索大巾著之快”。《小腆纪年附考》载：（献忠）厌苦朝会，掷所御冕，足踏之，索大帽着之乃快。他显然承受不了“沐猴而冠”的服饰约束，黄虎拒绝“锦衣”，但并不拒绝“玉食”，他是以布衣的外表与民众打成一片。他身轻如燕，但责任更重了。
直捣本质的人就是手握真理的人。
黄虎看重什么本质？是权力本质，对于权力的符码则是鄙夷的。1647年元旦翌日，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下遭遇清军突袭时，当时为严寒时节，他正在吃早饭，故“衣飞蟒，半臂”。由此可以看出黄虎经风沐雨的强壮体格。多数史籍都是如此记载。1644年冬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无论出行或集会，衣履都很随便，御风塑圣魂，逍遥天地游，我没有见到记载黄虎穿大西官服的任何资料。 在御用、御衣、御风、御食、御女、御刀的谱系当中，耳濡目染，柄权者一旦入其彀被“御意识”改造了价值观，他立即就拥有了“御天下”的王者幻觉。张献忠并没有“抵御”这些，因为他的立脚点是探寻从民间大地通达宫阙的捷径。他在谈话、圣旨中提到的御笔、御砚、御酒，不是在哀叹明王朝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是应该快马加鞭，开创一个快活的世界。
驾！——吁……
大西朝廷的“天学国师”
利类思、安文思与《圣教入川记》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鱼龙混杂，所谓靠谱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其余多为道听途说，呈现良莠不齐、难以廓清面目的状态。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以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呆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金贵，峭拔于一切转述史料之上。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类思（1606年—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字再可。1637年（崇祯十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传教两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的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1609年—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 Magallaens，葡萄牙人。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意思是“平静的海洋”，在葡萄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姓，代表着一个显赫的家族，安文思是16世纪著名航海探险家斐迪南· 麦哲伦后裔。
安文思1640年（崇祯十三年）来华，先住杭州。他来四川是因受利类思的邀请。他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二十八日由杭州抵达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毙命，利、安二人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顺治五年（ 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优遇。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曾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天文仪器与自鸣钟，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
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廷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說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对此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
两位罹难多厄的传教士，算是在九泉下相聚了。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县的老家传教。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童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等等事情，皆不得与。但刘宇亮结交广泛，性情直爽，造就了他极大的社会声望，加之他热心天主教，在他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宛如圣堂。利司铎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听者皆乐而忘倦……
一个被中土内陆省份视为“异物”的宗教，在尚未成为“异端”之前，人们总是报以稀奇、观望的态度。利类思随即在绵竹天官府讲经布道，受洗者达30余人，这应该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随后，利类思再到繁华的成都播撒上帝之爱。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达官显贵中挑选了30位天主教徒，成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献王后裔、张献忠的岳父伯多禄（教名）等人，率领家眷受洗礼。1642 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文思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保宁、顺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传教经堂，四川逐渐成为了重要的传教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带妃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大西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政权，即是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大西朝把年号定为“大顺”，并无渊源可查。这显然是黄虎故意以李自成的大顺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他再次展示了“拿来主义”的勇气。姚雪垠在《李自成》第5卷第26章中，借王兆龄之口解释说：“别看李自成占了西安，破了北京，可是他兴时不会多久，真正奉天承运的皇帝是我家万岁。万岁要举国臣民都明白这个道理，不要把李自成看得有多了不起，所以把他的国号用作我们大西国的年号。这是何等胸怀，何等睿智！”以张献忠之性情度之，这一解释不无道理。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铸造术、天象与《天书》
两位传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的族兄。崇祯十一年（1638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遂成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位洋人出山觐见。
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原光禄寺署，受到国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忐忑不安地来到修葺一新的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当时，两人毕恭毕敬，看上去精神很好。两人穿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一手捧西文版《圣经》，一手不断比画，上帝保佑！
皇帝静静端详，并不发声。分儿必须拿捏到妙处。
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
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为了传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
大西威仪已让洋人拜服于脚下！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深刻印象。
胸怀大西，总是渴望放眼全世界。黄虎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
黄虎是求立竿见影的人，不喜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一回光禄寺署，他派人送来了各式点心、数匹绸缎、60两白银，大西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一见洋人没有穿大西朝衣、朝冠觐见，黄虎不悦，单刀直入发问。
洋人解释，我们已绝世俗荣华。黄虎锦心绣口，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國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布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二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藏匿着绵绵不绝的威胁，这也成为红色学者们引之为张献忠“智识非凡”的铁证。
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一见，一箭双雕，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宣布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10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大西国的御用国师了。
自此，黄虎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费著《岁华纪丽谱》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地成为了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均要在大慈寺里设宴。
陕西也有冬至吃腊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是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开了金口，请两位洋国师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大西冬至日宴会，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思想盛宴。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足知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已是一代明主轰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紧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话：“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与日晷。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之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
对此，以斗争为职业的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何况，他已有前车之鉴。因为劲敌李自成称帝，就是获得了天象启示。李自成能够在宋献策那里得到天机，张献忠为什么不能在洋人国师嘴里获得玄机？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那是邓通铸钱留下的遗产，但大西国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经历8個多月的连夜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赏赐。”（《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3页—24页）
这段叙述里出现了“日晷”一词。汉代的日晷，学名叫“地平日晷”，即以太阳投射在地平面的石盘上来显示刻度，其石盘上的刻度并不均匀。取而代之的是“赤道日晷”。清代学者梅文鼎记载说，最早的“赤道日晷”，应该出现在唐朝，并历经唐宋元明几个朝代的演变，故宫太和殿汉白玉基座上，那斜立着的圆形石盘，就是古代中国最精确的“赤道日晷”。
这就意味着，约束、指引大西国的时间，仍然是日影下的“中土时间”，这是无声而慵懒的时间，让人昏昏欲睡的时间，让人暖饱思淫欲的时间，无法像“西洋时间”那样，发出马蹄一般的节奏，催人奋起。
古人认为天上星辰代表神灵。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是中国最早最为完整记录星象的著作，一共记录了783颗星。西汉刘向《淮南子天文》也指出：“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咸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衡之囿也。天河者，群神之阙也。”
面对这一璀璨的、可与天地同辉的权力谱系，张献忠知道终南山就是太一山，那是太一神的居所。
他自认，自己就是恒定的北极星。
现在，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是可以触及的绝密“指掌图”。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了。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举他的几首顺口溜为证，其实，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公开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张献忠死后，《天书》下落成谜。为此，一个学者侃侃而谈：“可惜这本书的详细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可断言是一部别开生面、富于哲理性的著作。”（黎邦正《浅析张献忠思想的两重性》）
真是“张道不孤”也。你凭什么能“断言”呢？
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发出冲天血光。
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大西府中心的坝子里独立向天，这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这对于习惯以声音政治来统摄三军的黄虎而言，是十分难得的静默时刻。
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一道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天象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矛与盾一直围绕着它们旋转，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场“何以天圆地方”的形而上讨论。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江湖的草灰蛇线与山林的羊肠小道所组构的世界。他显然不能在洋人的学理面前露怯，非常诡诈地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问题在于，中国的稳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学者说，大西皇帝是坚定的爱国主义，以东方文化为世界中心的大力提倡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实践者。
张献忠心雄万夫，决定举行一场辩论大会。他命令宫廷太监与洋人进行学理驳难。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嘛。
他耳听八方，突然插话：“外国有无菩萨？”
太监们揣测旨意，大肆诋毁天主教。但张献忠显然更为宏阔，他不以亵渎天主之言为本意，反而颂扬起天主真神，他站起身，放声高祷：“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党，以救二位司铎，因司铎所传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华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张献忠手抚怅然，向司铎云：“我今亦在教，谨守圣律，若将尔等之长须让生我之颔下，必能成一善教友，与尔等无异。”这个话，让洋人大惊。其实是他们没听懂。头发长，见识短;老龙王，胡子长。张献忠的意思是洋人见识多，学问渊博，如果他获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如果说浑天仪、地球仪满足了张献忠的玄学向往，那么铸造大炮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性。毕竟他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铸造大炮的原始材料，并不见于《圣教入川记》，我估计实有其事，是在于传教士根本不敢与人阐述这伤天害理之举。铸造大炮出自佚名之作《大西通纪》，任乃强认为这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资料”，作者“是献忠战友逃死遁世后所写的私史。原叫《劫余传信》”。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位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准许我们传教，为了大西国的国运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集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张献忠没有重责，他自有他的精算盘。
大西国的元宵节
顺治二年（1645年）元旦前后，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正在艰难地向河南湖广转移，黄虎与大西军政官员在成都欢度新春佳节。元月三日，他在成都举行欢度佳节模式宴请百官，发表一番重要讲话：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而今我定都于川，不取汉中，能免他人得陇望蜀乎？听说闯王已退出西安，遣马科守汉中，马科是个庸才，若不及早夺取汉中，日后换作能人来守，那就难办了。我再三考虑，因四川新定，士民尚需治理，故迟迟未作决断。现在春和日丽，可遣平东、虎威二将军北行，平定汉南。至于川南杨展、王祥何足介意？唯川东曾英宜从速消灭，重庆为楚、蜀要冲，不可为人所控制。都督张广才遐迩咸服，可早剿灭曾英，以便东下，可无忧虑。众官应诺。
这一“元旦讲话”高屋建瓴，清楚地表明了张献忠及其大西集团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可以看出防范李自成大顺军入川与控制内部叛乱一直是他着力思考的两大问题，所以两手都要抓，他立即进行了相应部署。
《中国新史》里，安文思描述了在成都大西国宫廷，与张献忠等一同度过元宵节的盛况：
在中国人的节日中，他们感到最欢乐且隆重庆祝的是新年头一个月的第十五日。这一天，他们点上许多烛火，燃亮许多灯笼，如果当时从高山之顶去看全国，你会认为它在一片烟火的光辉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无论海岸还是河畔，到处都装点着各种形状的彩灯，或者鸣放烟花爆竹，在天空发出亮光，似舟、似塔、似鱼、似龙、似虎、似象，一般有上千种令人惊奇的烟火。这使我有机会谈谈我在1644年的亲眼所见。我和利类思在四川省被暴君张献忠拘留时，他邀请我们观看他命令在正月十五日那天晚上燃放的烟火，确实有无数奇异新颖和美妙的表演，但最令我惊奇的是下述的装置：这是一株覆盖着红葡萄藤的树，它的各个连接部分一直在放光，而在另一边，葡萄藤的干、枝、叶及葡萄的光亮逐渐熄灭。然而仅如此，你还可以辨别葡萄串的红色、树叶的青葱、藤干的褐色，栩栩如生，以至你会坚信那是天然的东西而非仿造。但更令我惊异的是，作为一种元素的火，非常活跃，可以吞噬一切，此时却如此徐徐行动，看来它拋弃了自身本性，服从艺术的指挥和安排，只表现树的生命力而不烧毁它。（《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16年9月1版，第72页）
这是一段《圣教入川记》完全不载的都市生活记录。需要指出的是，安文思在成都参与的元宵节盛况，时间应该是1645年的正月，而不是1644年。也可以看出，张献忠进入成都的第一年，也渴望萧规曹随，只要当地百姓拥护新政权，俯首称臣，照章纳税，日子也就过下去了。从安文思的描述里，我们可以发现，成都的工匠以及灯作艺人仍然在新政权下继续展示着自己的手艺，这些巧夺天工的花灯、走马灯，绝不可能是出自大西士兵之手。
元宵节在成都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于是满城皆灯，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就必须要有赏灯的人。所以观众不可能只有张献忠一个。
明朝的成都过年，彩灯挂满街头，狮子龙灯竹马全。尤其是元宵节这天晚上，成都城内华灯万盏，热闹非凡，有诗云：“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灯照人。灯如火树披银花，星群灿烂到仙家”，这是对成都元宵灯会最贴切的赞美。以前，成都的公馆门口都要在过年期间高悬红灯笼，初九开始就要上灯了。灯笼是方形的，用白油纸糊，外面套上红绸，里面点上蜡烛。
引人联想的是，置身五光十色花燈下的张献忠，是否也被摇曳的灯盏，勾起了一番值得铭记的回忆呢？！
元宵节这一时间节点，对于张献忠难以忘怀。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元宵节之前，已进入西安的“闯王”李自成志得意满、建国称尊。此时，偏处湖南一隅的“大西王”张献忠，则在长沙城内召开了一次名为“长沙决策”的重要会议。会议议题是，“八大王”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
军师汪兆麟毕竟是靠智慧吃饭的，建议：明军重兵沿长江两岸防守，且武昌被明军将领左良玉攻占，南京黄得功、刘良佐之部皆为劲敌。当下李自成正在北方与明军将领孙传庭激战，我军不如趁此时机，效法武侯诸葛亮之策，夺取天府之国，至少也可像刘备一样，三足鼎立，雄视天下。汪兆麟的提议，深得张献忠首肯。但张献忠迷信甚深，处于理智无法说服感情的心境，他决定占卜问鬼神。众人屏声静气，由神的二传手汪兆麟进行占卜。他首先以下江南事进行占卜，不吉;继以上西蜀事占卜，大吉。 汪军师说：“人心固合天意也。请大王不要再怀疑了。”
鬼神冥冥，明崇祯十七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即正月十六，张献忠率三十万水陆大军、木船万余只，离开长沙，经荆州，对四川实施饿虎扑食。
……
大西国的安稳日子并不是走马灯，也不可能只是火树银花而不烧到自己的奇妙花灯。皇帝突然发现，映照在宽刃大刀上的灯火，一旦有血的加盟，似乎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川北重镇南充的元宵节，情况就与成都完全相反。
南充至今有元宵举行蛴蟆节习俗，就起源于张献忠。相传张献忠据守川北，遭官兵围剿，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无数将卒死于五洞桥后山，常年战乱，导致瘟疫肆虐……百姓纷纷烧香拜佛，祈求赶走瘟疫，但无济于事。后经云游道士点化，说是战乱浊血，污染河水，触犯河神，降下“蛴蟆瘟”祸害人间。于是百姓们纷纷组织起来，在农历正月十四的晚上，吃罢团圆饭，扎蛴蟆灯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动，家里有多少人就要做多少个，必须人手一个。有的从一大早开始，就动手自制蛴蟆灯。晚上他们高举自制的蛴蟆灯，挥舞火把、抬着彩龙，敲锣打鼓举行隆重的仪式，祈求河神赶走蛴蟆瘟神。年复一年，这祈求幸福健康、拜祭河神的习俗一代代传承下来。当地方圆数十里的乡亲举着蛴蟆灯，唱着“十四夜，送蛴蟆，蛴蟆公，蛴蟆婆，把你蛴蟆送下河;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样高……”的民谣，一起将蛴蟆送到河边，祭奠酒神，送走瘟神，祈福平安。
这一习俗，应该是张献忠下令而得到贯彻执行的。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铸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往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洋人认为这是“谚语”，而且狂悖荒诞。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自古有“语录”传统，圣者之言，方为“语录”。
张献忠的这一番比热烈拥抱地球仪还要狂悖的念头，是依靠如下言论支撑的——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
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注意，张献忠使用了“请”字。这就是说，笛卡尔死于1650年，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如果真的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张献忠依靠“语录”与《天书》两本著作，就将首开华人问鼎之先河。
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毕竟不是意气书生。突然之间，张献忠虎目圆睁。他怒不可遏，人神皆不能当。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皇帝愤怒指出：两个洋人全他妈的是奸细。
他们是谁的奸细？李自成的？还是清军的？疑惑明军的？
张皇帝目光如炬：“藉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这就是说，张献忠提出了“国际间谍”的问题。这的确体现出张献忠的国际视野，非同寻常。两个洋人双股战战，叩头作揖，毫无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听天由命。突然间，皇帝又和颜悦色，一派风和日丽，伸出温暖的巨手扶他们起身。
张献忠的岳父，原是南京的一老儒生，他从洋人处得到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后，大喜，再三索书，他们又把《天学实义》给他，也是利玛窦所著。张献忠岳父一读再读，竟产生皈依之心。张献忠耳听八面，知道洋人竟还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书”，疑心大起，“锄奸”的神经立刻绷紧。他以为司铎尚有天文、算学诸书未献出，遂令将各书悉数交出，以便检阅。张献忠检阅各书，其中见有巨书一册，书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儿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样。就问：这是为何？
洋人回答：“此乃西国风气使然，凡学问之书多用图画，以醒眉目。献忠见之，即询其故。司铎答以此书所言各事均以图画详明，使人易为理会云云。”
张献忠闻之，狂吼：“真正野蛮！”言完，又索要天文书。
“野蛮”一词出自黄虎之口，足见他良知未泯。
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杀四川人？张献忠对洋人讲述了一番至理：“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入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
这是一番绝对虚构不了的话，恰在于其滔滔雄辩的逻辑。替天行道，吊罪伐恶。反过来看，张献忠坚持认为，自己与孔圣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某一天，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成都一共有3座文庙，其中一文庙突然起火。张献忠感到疑虑，就问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
汪兆麟是一踩九頭翘之辈：“不！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
张献忠哦哦几声，抚掌大笑，看来真理在大西一边的。
张献忠曾经缴获有一面宝镜，名曰“千里镜”。他仰视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我估计，张献忠应该也使用千里镜“独照”过两个洋人，显然，他的X光设备透射出了“赤胆忠心”，否则，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宫里的獒犬了。
张献忠对各类天文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大西皇帝起早贪黑诵读不已。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义子各率兵十余万人马向川北进发。 八月六日，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存立的开明时期雕刻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计，那两个红铜天文仪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大西军经汉川、金堂、什邡、绵竹抵达顺庆，人马辎重，绵延数十里。农历九月七日在南充军营驻扎下来之后，这一带尚有明朝残余部队，张献忠指挥大军横扫荡涤明将雄应瑞、冯友庆和知府史觐震的部队，九日正式占领顺庆。大西军60万兵马在此停留24天，于十月三日开始移居西充县之南的金山堡。金山堡又名金山铺，即现在西充县金山乡，当时此地为顺庆通往西充县的一个驿站。
金山铺的凤凰山一线旌旗遮空，营垒随山势而绵延，木城、战壕逐一安排妥当，战船也开始伐木制造，海拔不高的凤凰山成为了大西的大本营。稍事安稳，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实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具备鉴别主次的辩证法。他下令：“劳役二位司铎，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一旦窥破天机，就可以找到破解之道。毕竟，狡黠的黄虎，已经多次成功执行顿开枷锁走蛟龙。
但这一次“出川抗清”，他似乎有了非常诡异的预感。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象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但显然已经不能声震屋宇，至多是声撼帐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两个洋司铎处以极刑。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洋人呆在巨大的恐惧里，双股战战，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
但张献忠大喊：“却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我估计，张献忠还是看在浑天仪、地球仪的分上，也许他真希望大西军占领西半球，重振河山之际，再让两个洋人国师来制造他心仪的宝贝。
这些事情，一直到两位司铎随军到达西充县大营也未消散。皇帝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这是因为两司铎从在成都开始就在上层人物中发展信徒，有张献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劝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还有宫女和军官等数十人领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忆起鲜衣怒马时候忽略的细节，现在一旦回想起来，张献忠陡生疑心。他的老营附近天天杀人，两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已”，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他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由此足见张献忠的心智蜕变。极度焦虑，转为滔滔愤怒，愤怒的趾爪撕扯自己，到了不堪承受之痛的程度，他必然要把这剧痛，转移到他人身上。
铸造工坊里炉火熊熊，换人不熄火。很显然，两位洋人国师的主要职责是在此铸造天象仪与地球仪。但张献忠还有一些金属嗜好，另外的工匠们也铸造了一批精美铜器。现在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两面铜镜，铜镜的钮上清楚地铸有“大顺三年孟秋月造”七字楷书铭文，据此，这两面铜镜的铸造时间完全可以确定。大顺三年为1646年，孟秋月即夏历七月（公历9月）。同年冬月末张献忠即猝然被杀身亡，这两面铜镜是在张献忠死之前3个月所铸。而类似的铜镜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有发现。
这一铜镜也暗示我们，张献忠显然在天象里得到了一些对他紧迫性的缓解暗示，他并不以为大西气数已尽，不然，铸这些铜镜来干什么？
时间过得特别慢，就像被粘接弓胎的牛胶黏着了。
1647年1月2日清晨。这一切，距离清军的弯弓弹射而出的利箭，像归巢的雨燕那样飞扑皇帝胸口，仅有几个时辰了。他是活到死、学到死的榜样。
我们就让那一支利箭，多飞一会儿吧。
关于老虎的喻体与本体
《圣教入川记》绝非是关于张献忠言行的“伪经”。其一言一行，铸就了一根屹立中土语境的“谤木”;一本书注定不会把大西皇帝钉上十字架，只能是耻辱柱。
本书里有3处涉及老虎。
“黄虎”是屡屡出现的词语，大西王张献忠也。黄虎是他的本体，抑或喻体？或者我们承认，他可能才是合二為一的典范。
而率军南下征伐大西国的肃武亲王豪格，全名爱新觉罗·豪格，生于公元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作为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骁勇善战，高丽人尊称他为“虎口”或“虎口王”，这一尊称伴随豪格的征途一路播撒。豪格率清军进入四川后，“黄虎”终于落入了“虎口”，成为了一种绝大的历史巧合。
《圣教入川记》里斜插一笔，黄虎被一箭贯胸、大西军四散后，两位传教士随豪格部队抵达西安之后，提到了著名的西安司铎方德望，某次不畏艰难翻越大岭去传播福音，但有老虎纵横山岭。没有武松的哨棒与胆略，方德望决定以滔滔雄辩征服老虎：
“走到顶上，一群老虎来了。司铎向老虎说：‘你们害人性命，实在不好，如今我靠全能天主的名字，命你们以后不再害人了。’老虎听得这话，立刻走了。从此以后，那个山上再没有老虎的患。”（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60页） 与虎谋皮，与虎促膝对谈，这样的话语水准，臻于全能之神感天动地，完全达到了“活死人、肉白骨”之境。如果方德望是对黄虎张献忠说出这一番宏论，结果会如何呢？！
1648年，安文思、利类思二神父历经劫难回到京城以后，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耶稣会内刮起，这场风暴直到汤若望逝世后才趋于平息。一波暂平一波又起，汤若望的追随者南怀仁又遭到了攻击。这场风暴的主要制造者就是安文思神父。
安文思与汤若望的矛盾起源于两点：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安、利二神父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二是安文思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关于第一点，根据邓恩公布的资料：“（汤若望）第一次得知，利类思和安文思因为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而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汤若望将这些事实报告给傅凡际（（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长），他以他坦率的个性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一旦落到暴君手中，他们应该宁死也不接受官职。”
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
“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张献忠初属王自用麾下，后自成一军。崇祯九年（1636年），低一輩分的李自成继高迎祥后称“闯王”，浴血转战，威名大震，向北京进发。张献忠则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度在谷城接受明廷招抚。养精蓄锐后再举逆天大旗，势力迅速扩大。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下武昌，在湖北、湖南一带夺得地盘，六月改称“大西王”，以武昌为京城;权力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等，并开科取士。
从“八大王”到“大西王”的变化，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其实明显表达了他由江湖草莽向帝王尊位的身份演变。他慢慢做大了。既然做大了，就得按照“大”的思路来做事。科举考试，也是可以举行的。
大西国首次考试以监军李时华为主考，录取进士20人，均授知州或县令。钦点的状元为60岁的汉阳人陈珏。可见黄虎看重的是一心造福大西江山的真才实学，有志不在年老。
黄虎势力嚣张、摧枯拉朽，九月间其势力发展到长沙，又在长沙搞过一次开科取士，其主考、取士数及状元未见记载。十月，进入江西袁州、吉安等地，也搞了一次科举考试，吉安人吴侯原在明朝体制下多次参试均落第，这次取为三甲进士，被任命为龙泉县的知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二十五日，张献忠破安徽霍山县城，打破了守军的堡垒金字砦，俘虏了贡生彭大年、生元金大莱、金大烈以及新近考取的 22名生元。军中缺乏人才，张献忠“求贤若渴”，显示出一番热心肠：“老子要考考你们。恐有奸人混在中间。你们若真是书呆子，我留下你们何用！考后便叫你们回去。”
这与其说是“择优录取”，不如说是对阶级敌人的甄别行动。次日巳刻，知识分子济济一堂，张献忠主持，发给纸墨笔砚，考试题目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一个时辰后，张献忠回到考场，发现多人还在埋头写字，他觉得游戏可以收场了，大声说：“诸兄不必全作，随意写些，不可那么认真。”余紫瑞及黄、汪三人先后交卷。张献忠下令，让他们等候发落。张献忠听取了考生的意见后指出：某人如何好，故居首位;某人如何不好，故居末尾。张献忠对他们三人的意见十分重视，吩咐左右记录在案。
他宣布考试结束！面对有些懵懂的考生，张献忠虎目圆瞪，侃侃而谈，对每一份试卷逐一点评。但是，口若悬河的张献忠过了一把老师瘾之后，他没有兑现承诺，将这些学子放还。
次年初，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张献忠只能一头向西挥师入川，于同年十月建立“大西”政权，立即举行科举考试。他在位两年零一个月时间里，此间又举行过两次乡、会联试和一次制科考试。时间是大西大顺元年（甲申年，1644年）、大顺二年（乙酉年，1645年）、大顺三年（丙戌年，1646年）。
历史的视线，聚焦于在成都举行的大西第二次乡、会联试及制科考试，皆因考生不肯配合，而遭到了没顶之灾。集体性灭绝，仅仅是有一个考生的言行触犯了皇上。另外一次集体性灭绝，则来自黄虎“锄奸”酝酿而起的头脑风暴。
1644年底，成都生员颜天汉对现实不满，欲至陕西请李自成入蜀。他途经广元嘉陵江上游的明月峡，为大西军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一封通敌李自成的书信，被押往成都。黄虎一看大怒，他“以为阖境俱反”，势必来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镇压，方能平息蠢蠢欲动的暴乱。颜天汉被审讯后处以凌迟。历史上著名的大西政权“杀士子”的事件，由此而生。
“锄奸”一旦启动，就没有任何忠言可以阻止了。
据《蜀碧》《平寇志》《寄园寄所寄》等书记载，这两次杀戮考生，一次就在2万人以上，另一次在5000人左右。
有人苦劝皇帝息怒，不再杀人了，黄虎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顶蜀天立蜀地，所谓“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是黄虎常说的一句话。
广安州人欧阳直的笔记《蜀乱》（亦名《蜀警录》《欧阳遗书》）记黄虎事较为详细，当时他被迫在大西政权任职，其记载的具体情况并不复杂。
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所谓“特科”，是张献忠在顺治二年举行乡会两科之后开设的。根据张献忠下达的“特科诏”规定：“凡有前朝在籍乡绅及未仕两榜举贡，监生、吏农、新旧生员、童生、民间俊秀子弟，下至医卜僧道，与夫深山穷谷隐逸硕士，凡有抱一长、挟一技，堪为帝王师佐、鹰根帷幄者，着地方官敦崇礼请，汇册起送来京。候朕临轩策试……或礼请举报有名，而本人规避高蹈，将本人以观望重谴。”【《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页—53页】
这段话，软硬兼施。一方面求贤若渴，另外一方面有清晰的威胁：“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学子既然来到成都，但并非情愿，张献忠很快发现了问题：各地的士子“多半观望，间有一二赴选者，又皆庸碌，非老即幼，且浮夸不实，无一真材。到京数日，即谋不轨，杀监兵数百，夤夜夥逃。幸督臣王尚礼察觉，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外，方移诸逆入城内大慈寺居住，以候考选。这批被张献忠称为“诸逆”、囚禁在大慈寺的士子，懵懂之中，于顺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早遭到了集体性灭绝。 欧阳直记录说：“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则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南城验发。如发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某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散去。”
这两次突然性的对巴蜀读书人的灭绝，结果是“弃笔堆积成冢”，可谓血腥气笼罩了科举试场，两千年巴蜀文脉彻底断绝，滚滚血海淹没了墨砚。在张献忠短暂的据川过程里，真正有效的科举，只有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举行的那一次，产生的武状元为张大受，文状元为龚济民。
武状元张大受的传奇
清代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随意杀戮，但姓张的往往获免;捣毁神佛塑像是大西军的习惯，但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听说供奉的文昌帝君俗名张亚子，张献忠便不毁;点状元也特意选个姓张的……这符合张献忠的价值伦理。
张大受（1617？—1644年）成都华阳县人，字号、生年未详。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大西国称帝后的首次贡举，张献忠亲自拟题，强令士子就试。首先进行乡试，然后举行会试，取进士120人（《科举奇闻》说此次录取进士50名。但《寄园寄所寄》引《张献忠乱蜀始末》和《蜀碧》卷三、《平寇志》及萧源锦的《状元史话》等都说是120人）。
对于校场上把戏，黄虎熟门熟路，决定芝麻开花节节高。要考出水平，考出实效。
大西国武科考试武生时，特地挑选狞劣马数百匹，使应考者骑上劣马，同时命鸣放巨炮、营内士兵大声喧噪，往往马惊人堕。这一幕，虽然不同于古罗马大斗兽场，但滑稽出丑的效果很好，而且比戏剧演出更胜一筹。看得张献忠意气风发，大呼过瘾。
他喊：好。很好。再来一个。
看起来，戏弄读书人，历来是泥腿杆子的嗜好。
但张大受经受了严峻考验。他当年尚不到30岁，腰力十足，身长七尺，仪表丰伟，器宇轩昂，诗词书画皆通，亦颇善弓马。最关键在于，他姓张。而根据荥阳大会前后，在农民军的四百多支、名号多达六百多个的庞大队伍里，有一个起义军头目，就叫“张大受”。
尽管此张大受非彼张大受，也许勾起了黄虎的回忆，他一见“老乡”非常欢喜，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叱咤疆场的自己。他决定，大西武状元，就归张大受。
张大受到设立在蜀王府内的金銮殿谢恩，大西皇帝挺胸收腹。眼前张大受玉山倾倒，他很受用，请起请起。教诲一番后，首先赐金币刀马十余事，接着赐御宴，赏同坐。
事毕，又将席间金银器皿尽数赏赐给张大受，这显然是张献忠喜欢得有点失措了。再过一天，张大受又进殿谢赏赐之恩，张献忠又命御用画家为之精描肖像，传之远方与后世;并再赐美女10人、甲第1区、家丁20人。
一时间张大受荣华富贵，可谓登峰造极。大西国列位臣工纷纷祝贺皇上，称颂“陛下今得奇士，实天赐贤人，辅佐圣朝”，祝贺大西国得了一位奇才，不日必将荡涤天下，光耀大西。张献忠听罢，踌躇满志。
张大受还得进殿谢恩，所谓“礼多人不怪”，但礼节太多了，历来反对繁文缛节的黄虎受得了吗？正传呼间，张献忠对左右说，老子太喜欢张状元，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见了又要给赏，老子简直不敢再见其面了，怎么办呢？
他桌子一拍下令：干脆将他收拾掉！
结果张大受一家老小以及赏赐的美女、家丁全部遇害，赏赐的物品还没有放热，就全部收缴了。这个当了3天的状元，不如不当反而好得多啊。
大西國文状元龚济民则很少被提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状元大典》里，对大西政权的科举倒是有记录，提到的唯一文状元就是龚济民。
据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记载，有个叫龚济民的儒生，被称之为“汉州劣生”。人品学品如何个“劣”法呢？原来，他在应试策上热情歌颂张献忠品德超越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不识字，听人一说，立即心花怒放;更觉得他的名字是个好兆头，大西国必将济世安邦，便将他第一个“抓举”为状元及第。来自什邡县的老童生熊炳，中了探花，自然也是功成名就了。在廷试策中，他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于蜀中、作井底之蛙，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富有四海。张献忠怒不可遏，认为这是讽刺自己鼠肚鸡肠，将熊炳凌迟处死，将其女眷打入娼门。
暨南大学文学院汪绪慧在《张大受考》一文里指出，“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 还有一个叫张大受的为大西国武状元，字君可，号鸿漾。明朝常熟人。不过此张大受生年不可考，卒于1644 年，张献忠因喜怒不定的性格，杀了在当时曾红极一时的张大受。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曾将明武状元张大受与清朝常熟张大受混淆……明朝武状元张大受和清朝张大受二人除了生活年代不同， 著述、科第、字号均不相同，由于二人均生活于常熟，所以也容易引起人们混淆。在此论述，希望引起注意。”【《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12期第160页】
这一考据，显然与出自成都华阳县的张大受貌合神离了。武状元张大受也可能祖籍就是江苏常熟的，不然，何以成都一地从无其家族的半点传说呢？！
后来，张献忠认为这些考试“未得真材，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也”。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在明末风雨飘摇之际，崇祯求贤若渴，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本年，特开“奇谋异勇科”，诏下，可惜无应试者。这样的“特招”，大概也只有李自成、张献忠之类枭雄，才能够在“奇谋异勇科”中胜出。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大西国如昙花一现，科举更是白驹过隙。从张大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到全家无辜被杀，以及大西国在四川举行的第二次乡、会联试与最后的制科考试均以大屠杀告终来看，张献忠的科举考试，初衷只是萧规曹随，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之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接连举行3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要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考试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其实，张献忠需要的人才，与绝境中的崇祯皇帝的需求——奇谋异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