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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刘醒龙推出新作《蟠虺》，当年即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今年年初又荣获了第九届中国书业年度大奖“年度图书”奖，居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这位淡出读者视线数年的作家再度被关注。
刘醒龙，著名作家，1956年1月生于湖北黄冈，现居武汉。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全国大奖。著有长篇小说《天行者》《圣天门口》《蟠虺》等。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获国内外多种大奖。
2014年，刘醒龙推出新作《蟠虺》，当年即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今年年初又荣获了第九届中国书业年度大奖“年度图书”奖，居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这位淡出读者视线数年的作家再度被关注。
用文学之笔打捞失落的文明建立通往文明的心路
谈到很多人都不认识的“蟠虺”这两个字，刘醒龙解释说，所谓蟠虺，是青铜器上面一种常见的纹饰，以卷曲盘绕的小蛇形状，组成了绵延不绝的装饰纹。
记者：青铜器是代表历史上我们中华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当时文明的一种体现和载体。这次您以青铜器为主题，最想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刘醒龙：我写《蟠虺》，恰恰是要通过对那个历史时期的追怀、挖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重建提供某种思考。我要在这个小说里提供一种文明的心路，我的心路，也许是相当一批中国人的心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自身文明出现了一种不自信，我们习惯到欧美文化中去寻找一切文明的根由，包括文学理论。但是我总觉得，中国有强大的艺术根基，比如我们的诗歌，从《诗经》开始，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巨作。但是我们很少从我们的诗歌理论、从诗歌起源进行系统的探索，而习惯从欧美的诗歌里面去寻找源泉。当我们本土的文化暂时还找不到线索的时候，我们习惯到国外去找，觉得好像可靠一些。我们怎么样活得有尊严？我想通过小说寻找这样一个路径，告诉人们怎样走，怎样得到尊严才是正确的。
记者：写《蟠虺》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醒龙：我觉得写这个小说最难的是如何把专业知识写得像小说。那个青铜器的专业知识枯燥乏味又难懂，我最纠结的就是这个，经常为了两三百字纠结一个星期，天天对着电脑，看前面敲的字都不满意，怎么弄？有时候一个星期下来才把它处理好，就是几百字。我想写作每次遇到最难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正在写的这段文字写好，不说让别人满意，先让自己满意。
文学是一根折不断打不碎的硬骨头
记者：您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就是思想的半途而废，如何解释这句话？
刘醒龙：为什么说这个话，就是说，文学作品一定不可以成为思想巨著，如果成为了思想巨著，它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哲学著作、美学著作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文学，文学一定要建立在文学之上。文学的意义应该是记录这个世界上的丑恶、罪恶发生时，人所展现出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爱；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光荣到来之前人所经历的痛苦、呻吟、挣扎，甚至是羞耻。记录这个世界的荣耀不是文学的任务。文学应该重在价值的提出，而不是知识的传播。每当文学提到这种价值，往往正是这种价值在这个时代被扭曲的时候。文学是一根折不断打不碎的硬骨头。
记者：您怎样看待文学对当下社会的意义、作用？
刘醒龙；我在《蟠虺》的开头写了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看到“实践”，而看不到“标准”。这种实践就是识时务者的实践，而注重标准的，往往是不识时务者。人类如果对关乎我们灵魂归属的标准不管不顾，只管眼前蝇营狗苟的小利益，哪怕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有可能变成赌博。当我们面对生存问题的时候，当主流意识都习惯做识时务者，文学一定要站出来，提醒你，还有一种真理，还有一种标准——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记者：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很快，每天忙碌奔波，可能很少有人能有心思慢下来，读读文学著作，想想与文学有关的事。
刘醒龙：所以我想说，文学是一种“常态的非常态”。文学是可有可无吗？我们现在可能读书少了，但是文学的含义，谁会舍下？我们去看岳阳楼，那座楼不过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我们看它看的是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精神。我们到南昌看滕王阁也是一样，滕王阁毁了多少遍，修了多少遍，用现代技术修一座全新的建筑也不难，为什么要恢复旧貌？是因为我们记忆里的诗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武汉，我经常跟朋友们讲，黄鹤楼只适合在车上看，不要走近看，更不要爬上去看，那就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粗俗的现代建筑，披着古典的外衣，连地址也不是从前的地址，从前的地址修了长江大桥的桥头堡，黄鹤楼退后修在一座山头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眼，不看一眼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因为我们心里还有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种意境谁会舍下呢？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记者：无论如何，当下的作家必须要面对网络带来的变化。您对网络写作作何评价？
刘醒龙：读互联网上的网络小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语言毫无节制，写作确实存在一个语言节制的问题，我想对写作的人讲，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尽可能有效的语言，来写有效的内容。而不是说没什么内容，用大量无效的语言来轰炸读者，轰炸的结果就是把读者都轰跑了。
写作时越纠结作品越有品质
记者：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您写了31年，写作对您来说肯定早就驾轻就熟了，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您写作的乐趣是什么？
刘醒龙：我依然喜欢写的过程中有难度，越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我越高兴。写作，哪怕是写一个短篇，或者写一首短诗，如果没遇到难题，没遇到纠结，没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这种写作的品格、品质就要打折扣。因为这种写作对一个写作者没有挑战性，太平常。就像做一道菜，什么火候，放什么东西都很清楚了，那么就没意思了。 记者：您写作时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刘醒龙：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状态和最可靠的设计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就像《蟠虺》这个小说，好多细节，都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你说是神来之笔也好，是上天的恩赐也好，都是在写作的时候突然冒出来。比如写到夜里11点，要关掉电脑休息了，突然冒出个想法来，赶紧把它写完了；睡觉的时候，灯都关了，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些好玩、有趣、意味深长的东西，赶紧写一下，不然明天可能会忘掉。可能有些作家严谨一些，比如已经去世的河北省的作家贾大山，他有一个习惯，他写小说的时候，先躺在床上，他老婆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床上，吃喝都放到床上，他把每句话，连每个标点符号都想好，全部在脑子里，然后开始写，所以他的作品几天就能写完。而我写作的时候比较自在一些，我很坦率地说，我写小说从来不要提纲，比如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圣天门口》，上中下三卷，也没有提纲。如果什么都想好了再去做，我觉得有点直奔主题的感觉，对我来说，写作过程突然冒出来的一些东西，是非常美妙的一种享受，那种感觉就像在说；哟，我还行啊，还能想出这个东西来，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记者：您在写作阶段每天有固定时间吗？
刘醒龙：有，基本上都是早饭后。我从2006年12月1日开始——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把游泳作为必修课，6点半起床，7点到游泳池游1000米回来，吃早饭，开始写。中午睡午觉，下午继续写，写到晚上11点左右。写作时就是这个状态。
记者：您写作时有什么“怪癖”吗？听说您一部小说不写完的话，绝小开始写第二部小说，而有的作家可能会是一部写不下去了，先放那儿，写另一部。
刘醒龙：对。可能有人会说我笨，说我矫情，说我装，我这人可能不算特别笨，但是用了一个笨办法。我是湖北黄冈人，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一根筋。我在写《蟠虺》的时候，进入这个小说的状态，我的手机从星期一开始一直到星期六，一直关机，中途就不打开。因为手机只要一开，短信就来了，对方发短信就知道你收到了。收到短信你不理人家，在朋友圈里，他骂死你了。如果我不开机，对方就知道我没有收到短信。所以索性就关一个星期，完全不打开。
文学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当年，刘醒龙曾是湖北黄冈县城里一家工厂的工人。他的处女作，是1984年4月发表在《安徽文学》上的《黑蝴蝶，黑蝴蝶……》。那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机遇，只不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刘醒龙至今仍对这句话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还不敢说自己具有写作的才华，我只能说我比较幸运。”
对刘醒龙来说，文学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以我这种性格，假如不是可以一支笔、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孤独地面对文学，而是选择仕途，我肯定会患忧郁症，或者精神分裂。”在他看来，文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经典性，文学一旦背离了经典，将会荡然无存。“一部作品出现，写作者只完成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要靠读者来完成。伟大的作品，都是读者读出来的，再伟大的作品没有人阅读，也是废纸一堆。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的。文学如果没有气节，同样也是垃圾一堆，再天花乱坠，也没有用。到今天我渐渐发现，我更应该寻找文字写作的价值，坚守文字创作者的底线。” 索洁据《天津日报》何玉新 文/整理
刘醒龙，著名作家，1956年1月生于湖北黄冈，现居武汉。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全国大奖。著有长篇小说《天行者》《圣天门口》《蟠虺》等。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获国内外多种大奖。
2014年，刘醒龙推出新作《蟠虺》，当年即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今年年初又荣获了第九届中国书业年度大奖“年度图书”奖，居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这位淡出读者视线数年的作家再度被关注。
用文学之笔打捞失落的文明建立通往文明的心路
谈到很多人都不认识的“蟠虺”这两个字，刘醒龙解释说，所谓蟠虺，是青铜器上面一种常见的纹饰，以卷曲盘绕的小蛇形状，组成了绵延不绝的装饰纹。
记者：青铜器是代表历史上我们中华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当时文明的一种体现和载体。这次您以青铜器为主题，最想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刘醒龙：我写《蟠虺》，恰恰是要通过对那个历史时期的追怀、挖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重建提供某种思考。我要在这个小说里提供一种文明的心路，我的心路，也许是相当一批中国人的心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自身文明出现了一种不自信，我们习惯到欧美文化中去寻找一切文明的根由，包括文学理论。但是我总觉得，中国有强大的艺术根基，比如我们的诗歌，从《诗经》开始，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巨作。但是我们很少从我们的诗歌理论、从诗歌起源进行系统的探索，而习惯从欧美的诗歌里面去寻找源泉。当我们本土的文化暂时还找不到线索的时候，我们习惯到国外去找，觉得好像可靠一些。我们怎么样活得有尊严？我想通过小说寻找这样一个路径，告诉人们怎样走，怎样得到尊严才是正确的。
记者：写《蟠虺》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醒龙：我觉得写这个小说最难的是如何把专业知识写得像小说。那个青铜器的专业知识枯燥乏味又难懂，我最纠结的就是这个，经常为了两三百字纠结一个星期，天天对着电脑，看前面敲的字都不满意，怎么弄？有时候一个星期下来才把它处理好，就是几百字。我想写作每次遇到最难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正在写的这段文字写好，不说让别人满意，先让自己满意。
文学是一根折不断打不碎的硬骨头
记者：您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就是思想的半途而废，如何解释这句话？
刘醒龙：为什么说这个话，就是说，文学作品一定不可以成为思想巨著，如果成为了思想巨著，它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哲学著作、美学著作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文学，文学一定要建立在文学之上。文学的意义应该是记录这个世界上的丑恶、罪恶发生时，人所展现出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爱；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光荣到来之前人所经历的痛苦、呻吟、挣扎，甚至是羞耻。记录这个世界的荣耀不是文学的任务。文学应该重在价值的提出，而不是知识的传播。每当文学提到这种价值，往往正是这种价值在这个时代被扭曲的时候。文学是一根折不断打不碎的硬骨头。
记者：您怎样看待文学对当下社会的意义、作用？
刘醒龙；我在《蟠虺》的开头写了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看到“实践”，而看不到“标准”。这种实践就是识时务者的实践，而注重标准的，往往是不识时务者。人类如果对关乎我们灵魂归属的标准不管不顾，只管眼前蝇营狗苟的小利益，哪怕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有可能变成赌博。当我们面对生存问题的时候，当主流意识都习惯做识时务者，文学一定要站出来，提醒你，还有一种真理，还有一种标准——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记者：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很快，每天忙碌奔波，可能很少有人能有心思慢下来，读读文学著作，想想与文学有关的事。
刘醒龙：所以我想说，文学是一种“常态的非常态”。文学是可有可无吗？我们现在可能读书少了，但是文学的含义，谁会舍下？我们去看岳阳楼，那座楼不过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我们看它看的是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精神。我们到南昌看滕王阁也是一样，滕王阁毁了多少遍，修了多少遍，用现代技术修一座全新的建筑也不难，为什么要恢复旧貌？是因为我们记忆里的诗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武汉，我经常跟朋友们讲，黄鹤楼只适合在车上看，不要走近看，更不要爬上去看，那就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粗俗的现代建筑，披着古典的外衣，连地址也不是从前的地址，从前的地址修了长江大桥的桥头堡，黄鹤楼退后修在一座山头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眼，不看一眼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因为我们心里还有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种意境谁会舍下呢？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记者：无论如何，当下的作家必须要面对网络带来的变化。您对网络写作作何评价？
刘醒龙：读互联网上的网络小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语言毫无节制，写作确实存在一个语言节制的问题，我想对写作的人讲，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尽可能有效的语言，来写有效的内容。而不是说没什么内容，用大量无效的语言来轰炸读者，轰炸的结果就是把读者都轰跑了。
写作时越纠结作品越有品质
记者：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您写了31年，写作对您来说肯定早就驾轻就熟了，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您写作的乐趣是什么？
刘醒龙：我依然喜欢写的过程中有难度，越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我越高兴。写作，哪怕是写一个短篇，或者写一首短诗，如果没遇到难题，没遇到纠结，没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这种写作的品格、品质就要打折扣。因为这种写作对一个写作者没有挑战性，太平常。就像做一道菜，什么火候，放什么东西都很清楚了，那么就没意思了。 记者：您写作时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刘醒龙：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状态和最可靠的设计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就像《蟠虺》这个小说，好多细节，都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你说是神来之笔也好，是上天的恩赐也好，都是在写作的时候突然冒出来。比如写到夜里11点，要关掉电脑休息了，突然冒出个想法来，赶紧把它写完了；睡觉的时候，灯都关了，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些好玩、有趣、意味深长的东西，赶紧写一下，不然明天可能会忘掉。可能有些作家严谨一些，比如已经去世的河北省的作家贾大山，他有一个习惯，他写小说的时候，先躺在床上，他老婆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床上，吃喝都放到床上，他把每句话，连每个标点符号都想好，全部在脑子里，然后开始写，所以他的作品几天就能写完。而我写作的时候比较自在一些，我很坦率地说，我写小说从来不要提纲，比如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圣天门口》，上中下三卷，也没有提纲。如果什么都想好了再去做，我觉得有点直奔主题的感觉，对我来说，写作过程突然冒出来的一些东西，是非常美妙的一种享受，那种感觉就像在说；哟，我还行啊，还能想出这个东西来，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记者：您在写作阶段每天有固定时间吗？
刘醒龙：有，基本上都是早饭后。我从2006年12月1日开始——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把游泳作为必修课，6点半起床，7点到游泳池游1000米回来，吃早饭，开始写。中午睡午觉，下午继续写，写到晚上11点左右。写作时就是这个状态。
记者：您写作时有什么“怪癖”吗？听说您一部小说不写完的话，绝小开始写第二部小说，而有的作家可能会是一部写不下去了，先放那儿，写另一部。
刘醒龙：对。可能有人会说我笨，说我矫情，说我装，我这人可能不算特别笨，但是用了一个笨办法。我是湖北黄冈人，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一根筋。我在写《蟠虺》的时候，进入这个小说的状态，我的手机从星期一开始一直到星期六，一直关机，中途就不打开。因为手机只要一开，短信就来了，对方发短信就知道你收到了。收到短信你不理人家，在朋友圈里，他骂死你了。如果我不开机，对方就知道我没有收到短信。所以索性就关一个星期，完全不打开。
文学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当年，刘醒龙曾是湖北黄冈县城里一家工厂的工人。他的处女作，是1984年4月发表在《安徽文学》上的《黑蝴蝶，黑蝴蝶……》。那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机遇，只不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刘醒龙至今仍对这句话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还不敢说自己具有写作的才华，我只能说我比较幸运。”
对刘醒龙来说，文学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以我这种性格，假如不是可以一支笔、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孤独地面对文学，而是选择仕途，我肯定会患忧郁症，或者精神分裂。”在他看来，文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经典性，文学一旦背离了经典，将会荡然无存。“一部作品出现，写作者只完成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要靠读者来完成。伟大的作品，都是读者读出来的，再伟大的作品没有人阅读，也是废纸一堆。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的。文学如果没有气节，同样也是垃圾一堆，再天花乱坠，也没有用。到今天我渐渐发现，我更应该寻找文字写作的价值，坚守文字创作者的底线。” 索洁据《天津日报》何玉新 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