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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美国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投棋布子，从大规模增强在亚太的军力部署，到积极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谈判（TPP），再到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站在日本一边，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明显。
三年以后，美国面临困难抉择。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成为“阿拉伯之冬”，美国介入益深，国务卿克里三天两头跑中东，充当阿以冲突调解人，并期望影响该地区“国家重建”进程，却鲜有进展。
更为人瞩目的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并持续发酵。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美欧制裁俄罗斯导致美俄对峙、俄欧对峙。目前危机还在深入，乌克兰东部动荡不已，甚至波罗的海国家也可能卷入，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新冷战的阴影笼罩欧洲大地。美国主导的北约是这场危机的主角，加之美欧正在同步推进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美国重新大幅度介入欧洲地缘政治已成定局。
而欧洲对美国的态度则是“爱恨交加”。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基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欧洲眼里，西方联盟差不多名存实亡了。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的发生，TTIP的战略重要性逐渐显现，与作为欧美同盟军事支柱的北约相提并论，可望成为欧美同盟的经济支柱。欧洲现在要求在谈判中增加能源的内容，推动美国开放对欧洲的油气输出，以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削弱俄罗斯对欧洲的战略筹码。
那么在新形势下美国将何去何从？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问题将是美国战略“西移”的导火索，美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由此发生逆转。但这与前几年国际舆论对美国战略“东移”纷纷扬扬的渲染一样，都存在明显的误区。美国的对外战略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护美全球霸权地位，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地位，并不存在今天“东移”、明天又“西移”的问题。
当然，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确有变化，主要表现在奥巴马政府“外交关注赤字”和美国国内政治掣肘这两个方面。
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拖泥带水，到国会拒绝给予奥巴马政府“贸易谈判快轨授权”，再到国会至今不予认可奥巴马政府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的方案，都严重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和信誉，以至于“美国衰落”和“西方衰败”的言论此起彼伏。不少欧洲官员甚至怀念小布什热情的个人风格和当时美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攻势。近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最近，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美国利益》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都出了问题。其主要表现在：1.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扭曲了民主进程；2.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严重，美国政治的制衡制度变成否决制；3.司法和立法部门影响过大，导致行政部门权力受损，效率低下。这样的观点已经不是零零星星的评论，许多政治家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堕落”忧心忡忡，认为如不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将成为美国衰败的前奏。
再看美国的战略重点问题。美国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中东和亚洲，这些都是美国不想也不能放弃的战略重点地区。从目前形势发展观察，美国将会适当加大对欧洲和中东的投入。
首先，美国会力争在TTIP谈判上取得突破。因为TTIP与TPP一样，谈的是国际经济的新“游戏规则”，西方国家在重新制定规则方面立场高度一致。专家估计，两场谈判将涉及80%的全球经济规则和管理制度。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因能源革命取得成功，战略回旋余地增大，但中东依然是美全球反恐和能源战略的重点。美国“塑造”中东民主化的目标并未彻底放弃，美国介入中东只会深入，不会抽身。
就欧洲而言，虽然乌克兰危机将美国推向前台，美俄对峙与对抗升级，但欧洲毕竟在美国掌控之下。而且，目前东欧国家绝大多数已经加入北约，俄罗斯战略空间被大大压缩。事实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绝地反击”正好说明，乌克兰已是俄罗斯最后的战略屏障，俄已无路可退。美国其实并不想把俄罗斯逼上绝路，双方出牌都心知肚明，留有后手。
今后十年，美国还会更多注意亚洲，关注中国的发展。在美国精英们看来，20世纪头十年美国陷入全球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是美国犯的“战略失误”，而现在可能是遏制中国发展的稍纵即逝的“好时机”。一来中国国内问题成堆，处理不好经济将陷于停顿；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摩擦、争端增多，美国可以从中渔利。不难想象，今后几年美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的力度将加大，中美摩擦会增多。
中美的分歧和战略取向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提出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思想，是双方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优选合作框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已经表示赞同。现在的关键是，双方携手，共同努力创造对两国和亚洲都有利的和平环境。
（作者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三年以后，美国面临困难抉择。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成为“阿拉伯之冬”，美国介入益深，国务卿克里三天两头跑中东，充当阿以冲突调解人，并期望影响该地区“国家重建”进程，却鲜有进展。
更为人瞩目的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并持续发酵。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美欧制裁俄罗斯导致美俄对峙、俄欧对峙。目前危机还在深入，乌克兰东部动荡不已，甚至波罗的海国家也可能卷入，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新冷战的阴影笼罩欧洲大地。美国主导的北约是这场危机的主角，加之美欧正在同步推进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美国重新大幅度介入欧洲地缘政治已成定局。
而欧洲对美国的态度则是“爱恨交加”。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基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欧洲眼里，西方联盟差不多名存实亡了。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的发生，TTIP的战略重要性逐渐显现，与作为欧美同盟军事支柱的北约相提并论，可望成为欧美同盟的经济支柱。欧洲现在要求在谈判中增加能源的内容，推动美国开放对欧洲的油气输出，以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削弱俄罗斯对欧洲的战略筹码。
那么在新形势下美国将何去何从？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问题将是美国战略“西移”的导火索，美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由此发生逆转。但这与前几年国际舆论对美国战略“东移”纷纷扬扬的渲染一样，都存在明显的误区。美国的对外战略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护美全球霸权地位，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地位，并不存在今天“东移”、明天又“西移”的问题。
当然，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确有变化，主要表现在奥巴马政府“外交关注赤字”和美国国内政治掣肘这两个方面。
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拖泥带水，到国会拒绝给予奥巴马政府“贸易谈判快轨授权”，再到国会至今不予认可奥巴马政府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的方案，都严重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和信誉，以至于“美国衰落”和“西方衰败”的言论此起彼伏。不少欧洲官员甚至怀念小布什热情的个人风格和当时美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攻势。近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最近，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美国利益》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都出了问题。其主要表现在：1.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扭曲了民主进程；2.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严重，美国政治的制衡制度变成否决制；3.司法和立法部门影响过大，导致行政部门权力受损，效率低下。这样的观点已经不是零零星星的评论，许多政治家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堕落”忧心忡忡，认为如不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将成为美国衰败的前奏。
再看美国的战略重点问题。美国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中东和亚洲，这些都是美国不想也不能放弃的战略重点地区。从目前形势发展观察，美国将会适当加大对欧洲和中东的投入。
首先，美国会力争在TTIP谈判上取得突破。因为TTIP与TPP一样，谈的是国际经济的新“游戏规则”，西方国家在重新制定规则方面立场高度一致。专家估计，两场谈判将涉及80%的全球经济规则和管理制度。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因能源革命取得成功，战略回旋余地增大，但中东依然是美全球反恐和能源战略的重点。美国“塑造”中东民主化的目标并未彻底放弃，美国介入中东只会深入，不会抽身。
就欧洲而言，虽然乌克兰危机将美国推向前台，美俄对峙与对抗升级，但欧洲毕竟在美国掌控之下。而且，目前东欧国家绝大多数已经加入北约，俄罗斯战略空间被大大压缩。事实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绝地反击”正好说明，乌克兰已是俄罗斯最后的战略屏障，俄已无路可退。美国其实并不想把俄罗斯逼上绝路，双方出牌都心知肚明，留有后手。
今后十年，美国还会更多注意亚洲，关注中国的发展。在美国精英们看来，20世纪头十年美国陷入全球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是美国犯的“战略失误”，而现在可能是遏制中国发展的稍纵即逝的“好时机”。一来中国国内问题成堆，处理不好经济将陷于停顿；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摩擦、争端增多，美国可以从中渔利。不难想象，今后几年美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的力度将加大，中美摩擦会增多。
中美的分歧和战略取向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提出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思想，是双方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优选合作框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已经表示赞同。现在的关键是，双方携手，共同努力创造对两国和亚洲都有利的和平环境。
（作者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