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著名学者黄侃（1886—1935）早年在北京曾是资深“戏迷”，一度为戏痴狂，几乎到了荒废学术的地步。1912年12月2日，在与钱玄同、汪东等章太炎门下弟子的聚会中，黄侃大侃“戏经”，招致了钱玄同的极度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黄、汪固好学之徒，而今日席中言不及义，所言不出戏剧，询之则以原图糊口，不暇为学为辞，喧热中者日竞逐于议员、官吏之场，其名为自好者，又皆以醇酒、妇人消损其精神，民国盖真无人矣。”
事实上，当时黄侃本居于上海，此番北上只是追随其师章太炎从事政治活动。但有闲暇，即逛戏园子听戏消遣，放松身心而已，自然无法兼顾学术研究了。黄侃对其师的这些政治活动，虽未必真有兴趣，但毕竟还是要周旋其间，难免逢场作戏，所以在与章门弟子聚会中，“酒话”连篇、大侃“戏经”，遂引起了不明就里、埋首学术的钱玄同的极度反感。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北上的黄侃暂时成了“戏迷”，这位暂时搁置学术的著名学者，却因之与“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不期而遇，巧作因缘了。
1913年7月13日，黄侃再次从上海經南京抵达北京，仍然是为其师的政治活动奔走。抵京两天后（7月15日），黄侃去玉成班听戏，“始见梅兰芳”，称其“色艺当与贾璧云相等”。这里提到的贾璧云（1890—1941），字翰卿，江苏扬州人。幼年兼学梆子与皮黄，习花旦。1911年进京搭三庆班，一时名声大噪，成为三庆班台柱。名士易顺鼎曾将其与梅兰芳并列，有“贾郎似蜀梅郎陇”句;民国初期，时人更有“南贾北梅”之誉。看来，黄侃是熟悉这些梨园掌故的，初见梅兰芳时已颇“懂行”了。就这样，二十七岁的青年才俊与十九岁的俊美梅郎，在台上台下初见初识了。
7月26日，黄侃离开北京返归上海。8月29日，他再次由上海出发，9月7日再度抵京。9月20日，午后在瑞蚨祥购物之后，黄侃又去听戏，只是可能已客满，他只得“立听梅兰芳钟许”。9月27日，与友人“同看梅兰芳戏”。9月30日，又与友人“同出至天乐观梅郎演《樊江关》剧”。10月3日，黄侃离开北京，乘车赴天津，取道海路，于10月7日再次返归上海。10月31日，友人向黄侃索要梅兰芳照片，黄侃此时俨然已成资深“票友”。11月10日，黄侃“观剧丹桂”，称“梅郎戏极佳”。这里提到的“丹桂”，乃上海始建于清末的著名戏园——丹桂茶园，当时改称“丹桂第一台”。梅兰芳在上海的首次演出，正是在位于上海四马路大新路口的丹桂第一台。也即是说，黄侃乃是梅兰芳上海首演的座上宾与见证者。11月16日，黄侃晚餐后又“独往第一台观梅郎演《穆柯寨》”。次日，黄侃晚餐后再与友人一道去“听梅郎《穆柯寨》第二本”。11月19日，黄侃近距离观察了梅兰芳，对其容貌也有品评，不改其一贯苛刻的待人眼光。他称“近看梅郎亦不甚佳，鼻有节，槁瘦非凡，大失所望，从前皆浮着耳。台上看戏，此为第一次”。当然，对梅兰芳容貌的品评，并不妨碍黄侃继续欣赏梅兰芳的舞台艺术。11月24日，黄侃仍去丹桂第一台“看梅郎《回荆州》剧”。至此，黄侃与梅兰芳的初见与初交之记录，在现存的《黄侃日记》的第一年日记中中断了。
由于黄侃1914年至1920年的日记或未记录，或未存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逗留北京期间的生活记录均无法查实。可以揣测得知，在此期间，作为“戏迷”的黄侃，在戏园子遍布的北京城里还可以继续过足“戏瘾”;黄侃与梅兰芳的因缘也应当还有继续。这从黄侃所著《量守庐诗钞》所辑的两首诗《别梅兰芳》、《别兰芳》，可为印证。两首诗作原文如下：
拂衣归去自由身，梦里犹憎九陌尘。
引我空桑三宿感，梅郎毕竟是佳人。
累汝殷勤问去期，征车欲发更迟疑。
人生聚散从无定，莫向楼前再拜辞。
以诗文内容揣度，这两首道别诗，应当是黄侃从北京大学辞职之际所写，其离情别意洋溢于字里行间。时值“新文化运动”勃兴，以黄侃为代表的旧派学者与胡适、陈独秀等新派知识分子发生激烈论战，北大两派学术阵营的这场论战，最终以黄侃等旧派学者先后辞职而收场。黄侃写给梅兰芳的道别诗，或许也正是体现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的某种心境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侃对梅兰芳的欣赏，竟与其“论敌”胡适如出一辙。胡适也多次听过梅兰芳的戏，在其日记中也多有载录，亦不乏欣赏之辞，只不过胡适与梅兰芳的友缘，比之黄侃晚了十余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黄侃与其“论敌”胡适竟也算是“爱梅不分先后”、“英雄所见略同”了。
与之相反，黄侃与其同一阵营的旧派学者（尤其是章门弟子）在对梅兰芳的评价方面，却又显得格格不入，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了。譬如同是章门弟子的鲁迅，曾撰文讥讽梅兰芳是“男人扮女人”，是被士大夫“篡改”，“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的“第三种人”。又如同是章门弟子的吴承仕，亦与鲁迅意见相仿，也曾撰文讥讽过梅兰芳，称“若夫半男半女，亦阴亦阳……博外宾之爱宠，增祖国之辉光，则有不读《论语》、《孝经》，而专以‘弹琵琶’而得‘博士’者矣”。包括钱玄同对黄侃痴迷听戏的极度反感在内，章门上下似乎对梅兰芳都并无特别好感;那么，黄侃对梅兰芳的欣赏与关注，在章门弟子中就真可谓“独树一帜”了。或许，假以时日，黄侃与梅兰芳的这段“掌故”，还会有更多更翔实的史料被挖掘与发现，还会有更为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可资品读罢。
事实上，当时黄侃本居于上海，此番北上只是追随其师章太炎从事政治活动。但有闲暇，即逛戏园子听戏消遣，放松身心而已，自然无法兼顾学术研究了。黄侃对其师的这些政治活动，虽未必真有兴趣，但毕竟还是要周旋其间，难免逢场作戏，所以在与章门弟子聚会中，“酒话”连篇、大侃“戏经”，遂引起了不明就里、埋首学术的钱玄同的极度反感。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北上的黄侃暂时成了“戏迷”，这位暂时搁置学术的著名学者，却因之与“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不期而遇，巧作因缘了。
1913年7月13日，黄侃再次从上海經南京抵达北京，仍然是为其师的政治活动奔走。抵京两天后（7月15日），黄侃去玉成班听戏，“始见梅兰芳”，称其“色艺当与贾璧云相等”。这里提到的贾璧云（1890—1941），字翰卿，江苏扬州人。幼年兼学梆子与皮黄，习花旦。1911年进京搭三庆班，一时名声大噪，成为三庆班台柱。名士易顺鼎曾将其与梅兰芳并列，有“贾郎似蜀梅郎陇”句;民国初期，时人更有“南贾北梅”之誉。看来，黄侃是熟悉这些梨园掌故的，初见梅兰芳时已颇“懂行”了。就这样，二十七岁的青年才俊与十九岁的俊美梅郎，在台上台下初见初识了。
7月26日，黄侃离开北京返归上海。8月29日，他再次由上海出发，9月7日再度抵京。9月20日，午后在瑞蚨祥购物之后，黄侃又去听戏，只是可能已客满，他只得“立听梅兰芳钟许”。9月27日，与友人“同看梅兰芳戏”。9月30日，又与友人“同出至天乐观梅郎演《樊江关》剧”。10月3日，黄侃离开北京，乘车赴天津，取道海路，于10月7日再次返归上海。10月31日，友人向黄侃索要梅兰芳照片，黄侃此时俨然已成资深“票友”。11月10日，黄侃“观剧丹桂”，称“梅郎戏极佳”。这里提到的“丹桂”，乃上海始建于清末的著名戏园——丹桂茶园，当时改称“丹桂第一台”。梅兰芳在上海的首次演出，正是在位于上海四马路大新路口的丹桂第一台。也即是说，黄侃乃是梅兰芳上海首演的座上宾与见证者。11月16日，黄侃晚餐后又“独往第一台观梅郎演《穆柯寨》”。次日，黄侃晚餐后再与友人一道去“听梅郎《穆柯寨》第二本”。11月19日，黄侃近距离观察了梅兰芳，对其容貌也有品评，不改其一贯苛刻的待人眼光。他称“近看梅郎亦不甚佳，鼻有节，槁瘦非凡，大失所望，从前皆浮着耳。台上看戏，此为第一次”。当然，对梅兰芳容貌的品评，并不妨碍黄侃继续欣赏梅兰芳的舞台艺术。11月24日，黄侃仍去丹桂第一台“看梅郎《回荆州》剧”。至此，黄侃与梅兰芳的初见与初交之记录，在现存的《黄侃日记》的第一年日记中中断了。
由于黄侃1914年至1920年的日记或未记录，或未存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逗留北京期间的生活记录均无法查实。可以揣测得知，在此期间，作为“戏迷”的黄侃，在戏园子遍布的北京城里还可以继续过足“戏瘾”;黄侃与梅兰芳的因缘也应当还有继续。这从黄侃所著《量守庐诗钞》所辑的两首诗《别梅兰芳》、《别兰芳》，可为印证。两首诗作原文如下：
别梅兰芳
拂衣归去自由身，梦里犹憎九陌尘。
引我空桑三宿感，梅郎毕竟是佳人。
别兰芳
累汝殷勤问去期，征车欲发更迟疑。
人生聚散从无定，莫向楼前再拜辞。
以诗文内容揣度，这两首道别诗，应当是黄侃从北京大学辞职之际所写，其离情别意洋溢于字里行间。时值“新文化运动”勃兴，以黄侃为代表的旧派学者与胡适、陈独秀等新派知识分子发生激烈论战，北大两派学术阵营的这场论战，最终以黄侃等旧派学者先后辞职而收场。黄侃写给梅兰芳的道别诗，或许也正是体现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的某种心境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侃对梅兰芳的欣赏，竟与其“论敌”胡适如出一辙。胡适也多次听过梅兰芳的戏，在其日记中也多有载录，亦不乏欣赏之辞，只不过胡适与梅兰芳的友缘，比之黄侃晚了十余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黄侃与其“论敌”胡适竟也算是“爱梅不分先后”、“英雄所见略同”了。
与之相反，黄侃与其同一阵营的旧派学者（尤其是章门弟子）在对梅兰芳的评价方面，却又显得格格不入，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了。譬如同是章门弟子的鲁迅，曾撰文讥讽梅兰芳是“男人扮女人”，是被士大夫“篡改”，“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的“第三种人”。又如同是章门弟子的吴承仕，亦与鲁迅意见相仿，也曾撰文讥讽过梅兰芳，称“若夫半男半女，亦阴亦阳……博外宾之爱宠，增祖国之辉光，则有不读《论语》、《孝经》，而专以‘弹琵琶’而得‘博士’者矣”。包括钱玄同对黄侃痴迷听戏的极度反感在内，章门上下似乎对梅兰芳都并无特别好感;那么，黄侃对梅兰芳的欣赏与关注，在章门弟子中就真可谓“独树一帜”了。或许，假以时日，黄侃与梅兰芳的这段“掌故”，还会有更多更翔实的史料被挖掘与发现，还会有更为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可资品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