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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采访对象袁大受，叶农、白秀英等人为代表的人群，准确的名称是“西藏的北京支边青年”，简称为“北京支青”，并非我们事先习惯所认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人们印象中的“进藏”与“援藏”两个词语似乎没有区别。袁大受先生认为，他所属于的“进藏一代”，是以“老西藏精神”(即第一批进藏工作的生产与社会建设者)为精神基础的，人们秉承的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观念。用袁大受的话来说，当时的选择是“不需要国家许诺，没有个人前途的设计，也不是制度化规定”的，是一种从原有生活环境“连根拔起”的自动选择，其明显标志是迁移户口——在那个年代，迁移户口意味着一种无退路的决绝。而“援藏”的概念则产生自改革开放以后，标志是1984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所以在袁大受看来：“援藏”是另一个时期的概念与行为。他自豪地认为。如果要作出一种分代，“进藏一代”是与“十八军”处在同一个时段、是同一种观念和情感时期，虽然相对于后者，前者是晚辈；而“十八军”的坚忍精神与功勋至今为袁大受所敬重。
相比起来，西藏支边青年的故事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显得更遥远和陌生。记忆千头万绪。这篇幅有限的叙述极难承载其多层的内涵。我们只能通过勾勒其中几位，向那个时代的身影投去一瞥。他们的经历与记忆，是理解半个世纪以来西藏建设发展进程的一种路径。
袁大受篇
我们最初知道袁大受先生，是从戴彤先生口中。后者向我们介绍他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西藏北京支边青年聚会“召集人”。对此，袁大受本人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他只是在1993年召集主持过一次大的聚会，起因是当年的老指导员来京看望众人。“太聚会组织起来比较麻烦，费用也是问题”，他说，此外，大聚会的环境嘈杂，人们很难做深入的交谈，“现在都上年纪了，这样的热闹有点吃不消。”
1965年9月15日下午，刚刚高中毕业的袁大受找到北京宣武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要求“去西藏支边”。当时他正情绪波动，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他不能上大学。
当年去西藏的动机，其一，固然被当时的主流宣传话语(“经风雨，见世面，做革命青年”)所激励。其二，对于不能上大学，心理上觉得不能接受，“说白了，当时只是很冲动的想离开北京”，袁大受回忆说。他先是报名去北大荒没去成，又打听到支边新疆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同时，自己已经被分配到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心里憋了一股劲”，他说。他记得，当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里，接待他的是“一位干部老太太”，对他的情况很重视，当即安排他去统计局取回档案，并陪着他等消息到晚上8点半。当得到批准进藏的答复，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学校去告诉一位值班老师，想表明：“要看我革命不革命，反正我去西藏了”。直到晚上10点他才回到家中，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去西藏。
当时全国的第一批西藏支边青年即是在北京招募，但当时只招到了初中生。然而，相当一部分高中生都主动去询问并积极参加，袁大受记得，当时社会宣传力度使大家“真的兴奋起来了”，年轻人为能够去遥远的高原、去自己建设一种新的生活而激动不已。当时，包括袁大受在内的约30多名高中生，全部是自己主动要求去西藏，没有一人是“组织安排的”。队伍出发前不到48小时，袁大受才得到出发的通知。9月17日，这支青春洋溢的队伍便集结出发。袁大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这第一支前往西藏的支边青年队伍共117人，分两批出发，第一批是92名，初中生为多。第二批25人，主要是高中生。
队伍从青藏线乘汽车进藏。在路上，袁太受向指导员询问西藏的生活情况时，指导员说“很苦”，并且问大家心目中的西藏是什么样的，袁太受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知道，是“冰天雪地、牦牛帐篷，反正去了就是离开现代社会繁华生活了”，指导员笑着说并不是如此。袁大受记得，在路上指导员基本上一直是沉默寡言。但是，当汽车明显在爬高时，指导员一改沉默，开始不断嘱咐人们说“别唱歌、注意休息”，同时开始讲说西藏的各种奇闻趣事。在越过崇山峻岭之后，袁大受觉得身体出奇的疲软，指导员也显得眼窝深陷、形容憔悴。指导员向大家宣布：刚才已经过了唐古拉山口。队伍到达拉萨是十月上旬，袁大受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猛烈的太阳光使藏式房屋的白墙极为刺眼。“说不出来是艰苦、还是环境简单，反正与北京截然不同，只有平房，我们总觉得这里够艰苦，却没想到，下到地方去了更艰苦”，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到达西藏后，人们立刻进入到一个庞大的编制体系中。袁大受很快即被分配到澎波农场。
在澎波农场，年轻人们被安排住在一座废弃的寺庙中，当时的主要生活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袁大受对这段生活的记忆，主要是人们被环境激发出来的学习适应能力，比如，战友容铁的藏语能力飞速进展到在集体读报时，能带领多人一起在藏、汉语之间转换翻译。与之旗鼓相当的是另一位战友王贻海，后者把两首毛主席诗词翻译成藏文，以后被人们一直沿用。
袁大受在澎波农场的生活为期不长，很快，文革开始，袁大受被调往林芝以东一个地处波密地区的易贡农垦团一连，一待就是16年。虽然和家里没有完全失去联系，但支边青年们普遍的传统是报喜不报忧，“从不提不好的东西，只说好的东西，怕影响家人，自己只说怎么得到了锻炼”，但是，家中父母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女是处在西藏深处的、什么样的山山水水之中。“在这里，霍麻会长进被子”，袁大受回忆。在开荒初期，“没屋子住，人们睡在森林里，头上扯起雨衣或塑料布，地上是厚厚的腐殖层，雨下得越来越大，只好在在褥子周围挖排水沟”，后来用刀劈的木板(也称鱼鳞板或瓦板)搭起简易房子，鱼鳞板被雨水淋湿后，到冬天木板就变形，张开很大的裂口，于是人们只好用包括鞋子在内的不多物品塞上，以抵御寒风，“最困难的时候盐也没了”。但是袁大受认为“这是一段很好的时光”，他在那个时代感到的政治压力，在这里，被与当地人的淳朴相处的生活缓解了。
1969年一个人生的转机来临，袁大受得到一个在连队小学做老师的机会，他带着学生制作简易的桌子板凳，用油毛毡做黑板。“这些都是逼出来的技能，是硬着头皮做，谁规定山沟里的学校什么不能做呢?”他甚至在场部学校中成立了一个图书室，并开设阅读课，自己制作借书证，并为图书分类编号，这在当时全区农村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自此，从用油毛毡做黑板开始，到1985年由自己组织全区农垦教育工作会议，袁大受经历了跨越16年的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生涯。
1995年袁大受故地重游，时值北京支边青年进藏30年、也是自治区成立30年，他受邀前往林芝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庆祝活动。他当年所在的农场已经很颓败了，学校在山水之间却显得尤其鲜亮。由他建立的图书室还依然在以他当年的方式运行，他设计的书架还在使用，刚刚刷上了新漆。校长与场党办主任都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西藏基层的教育工 作生涯，是袁大受觉得最感荣耀的，总算是“做了点事”，他说。“在西藏的二十多年，没有感受到在北京时的歧视”，他认为，自己“被认同、起作用、被重视的人生价值是在西藏建立的”。
那次回去他还看到，当年他带着学生一起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成了一片树林，当地藏族人称为“袁薪”，汉语意为“袁老师林”。
袁大受札记一则：往日
我们是乘坐西藏军区特别调派来的四辆军用大客车踏上青藏公路的，心情复杂而又好奇，又有一丝说不清楚的惶惑。几天后终于有人头痛欲裂，多数人昏昏沉沉，15岁的容铁在说梦话“妈，我没事”，却没人笑。在西藏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一次次灵肉争斗、统一，人们以苦为荣耀，一次次地战胜自我，塑遣着自我，直到现在。
1969年我在连队里当老师，教着四、五年级12名学生的复式班。一天，连里鸡场的阿加卓玛哭着找连长，“鸡，拉肚子，死多多有(死了很多的意思)。”连长焦急，几百只鸡闹鸡瘟，每天都死十几只，要不了几天就会全部死光。但是兽医已经调去了远离120公里的团部，也不知道哪天有车。也是病急乱投医，连长找到我说：“你去兽医室找点药，反正是个死。”我翻着满架子的药盒，查看说明书，最后选中了土霉素。我不懂什么鸡瘟，只认准了治拉肚子，按照说明又找到土霉素的专用溶媒，向卫生员借了支注射器就干开了。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起床，房门被敲得山响。本来提心吊胆的我翻身下床开门，只见阿加卓玛满脸喜悦，急不择言地喊着：“格啦(老师)，没有死!今天接着打!”这样，我当了一次兽医。
1978年12月30日，我们一行30人从拉萨返回易贡过年。途经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顶时，车出故障瘫疾了，直到天黑也没修好，来往汽车也没有。托人捎信也不能，只好当了山大王。天冷风大，皮大衣像纸糊一般不顶事。我们步行十几公里，退到一个公路道班。道班只有两三家七八个工人，修车不行，容我们30多个人避风曼不可能。主人非常热情，把他们越冬的柴禾供我们取暖。可是高山反应，烧火缺氧，一个个心慌头痛。大家想，跺脚自暖吧，谁知运动量一大，两眼发黑脚发软，一个个便瘫坐在地上。道班工人急忙支起一口大锅，烧水为我们削面块，当一碗只放了油、盐和菜叶的面疙瘩汤捧在手中，我好像从没吃过这幺好吃的东西。
回北京后，几个同学聚餐萃华楼，在温暖的店堂酒过三巡之后，我讲起了这些亨，禁不住感叹“什么是幸福，对比才知道”，大家一齐举杯说，“好，就为大家各自的‘对比’——干杯!”。
戴彤、胡西娜篇
即使过了几十年，戴彤感到，人们互相的身份定位似乎从那时候就停顿了，即使他的生活已经与西藏支边青年相系为一体，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他说。人们始终把当时是军人的他视为支边青年的亲密朋友，而不是其中一员，这种关系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戴彤作为西藏支边青年生活的见证人身份，在如今的支青联络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正如袁大受作为聚会召集人一样。听着戴彤、胡西娜夫妇对话、争论、彼此对记忆中事件的核对，给人的感受是他们又回到了过去。
1965年，《西藏日报》报道首批支边青年进藏。戴彤戏称，当时他与支边青年交往的“动机不纯”，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支边青年们带来了知识气息，对此他不仅怀有认同感，并且由于打算“一生扎在西藏”，他还希望娶一位知识青年做自己的妻子。带着这一目的，他回忆，当时“就有意识去接触支边青年群体”，而对方也希望进行交流，而戴彤打过仗的经历使他得到了普遍的尊重。“走到哪，身边都有一帮知青”。
戴彤早年从乐山入伍前往西藏，并于1961年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6年到生产部工作，被单独选出留下来在汽车队工作，其他复员的老兵则全去了易贡。在汽车队从事调度工作的他，要负责安排车辆运送支边青年到西藏各地，于是因此认识了不少支边青年，并发展为在这一群体的人缘极广。除了在汽车队的工作，戴彤还活跃于当时的文艺宣传活动，这些文艺活动也是当时的支边青年们宣泄热情与展示艺术才能的普遍途径。
戴彤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毕业于西南师大，对戴彤一生影响深远。爱好广泛的戴彤很早就开始摄影活动，曾经与摄影家陈宗烈一起，拍照记录那个时代的西藏社会生活画面。对于当时戴彤的摄影爱好，他的母亲曾经给他来信，建议他要有意识记录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今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位智慧的母亲的远见。如今，戴彤的无数黑白照片为人们保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珍贵场景。通过各种文艺活动，戴彤与年龄相近的支边青年保持着密切交往。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拉萨西郊，由于集中了农具厂、皮革厂，汽车大队队部及二队和三队、八一农场等单位，成为支边青年、老兵的主要聚居地，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拉萨的第一批外来社会群体的聚居地。
胡西娜同样是自己主动报名前往西藏，当时在她还是少女的心中，西藏有一种新奇感。本来她已经考上中专，但是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而不能入学。带着类似当时的袁大受一样的心情，她选择去西藏。胡西娜的父母都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父亲胡曙是一位记者。到达西藏后，胡西娜先是去澎波农场，与袁大受在同一个连队，然后又调入拉萨农具厂工作。
1967年底，由于排演戴彤写的宣传剧《收租院》时，需要一名敲扬琴的女生，于是找到了当时在农具厂工作的胡西娜，两人通过工作逐渐熟悉，开始交往。与胡西娜的恋爱与结婚，更标志着他和知青已经成为一体。他们于1970年春节成婚，第二年12月份有了一个儿子。
文革中，戴彤夫妇又被下调到林周工作，一去11年。11年后戴彤又得到机会调回拉萨农垦厅工作。当林周农场宣布解散的时刻来临时，对于当时大部分已不年轻的支边青年来说，是一个机会，人们开始大批内调。但是戴彤夫妇没有进入到内调的行列，因为如果内调，女方要随男方，这样一来二人就要回到戴彤的籍贯地四川，而胡西娜不愿意去四川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继续留在了拉萨。戴彤认为，1952年2月1日成立的西藏农垦厅，于1985年的解散，标志着以农垦事业为载体的西藏支边青年时代的结束。
戴彤认为，西藏农垦的历史，是现代西藏史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胡西娜觉得，这一切好像已经被人淡忘了。“忽略农垦的历史，那一代人命运的前因后果就说不清楚”，戴彤说：“支边青年与农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至今，戴彤回忆起那个时代西藏农垦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场面，仍然感到震撼。那是他对时代的主要记忆，那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发动群众为主要方法的集体劳动形式，他认为在人类现代历史上都是独特的一幕。“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时全国都流行这样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形式”，抛开时代和政治色彩，这种集体劳动形式充分体现了人在严酷环境中的意志和创造能力，至今戴彤还为此感触， 本分队男男女女住在一起，当然少不了开些玩笑，年轻人嘛!队长藏话很好，风趣地对她们说：“啊麻巴逮啊”(给你们两个小文夫)。她们总是笑个没完，看到我们睡觉穿着衣服也要起哄，她们是没有穿衣服睡觉的习惯的，尽管棚里很冷，我和汪文睡的地方简直是露天的，早晨起来被子上是一层冰霜，杯子里的盐茶冻成冰坨，一碗糌粑没抓完，第二天就抓不动了，只好冲图巴(即糌粑糊糊)喝了，钻出被窝必须咬紧牙关，以运动员的动作穿衣，不然就冻木了，怎么样，够艰苦的吧，可我们根本不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大家的心里是火热的，何况现在不用担心麦垛发热，脱粒已由突击阶段转入持久阶段，我们是两班倒，大家都有觉睡了，多幸福啊!苦从何来?如果不是两班倒，今天也就没有给你们写信的时间了。
这里好像谈不到什么男女界线，我一想到学生时代不禁要发笑了。我现在更加讨厌城市小市民那种造作。不过我的城市味也很浓，比如夜间脱粒机一坏，我们简直就要冻死了，只好大家一起挤在脱粒机旁互相取暖，人家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我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还脸红，这难道说我是文明的吗?呸!这种文明我宁愿把它丢得远远的。不过这下子可难办了，已经不下10个人问过我“西藏阿加亚布都盖?(意为：西藏姑娘好吗?)”。是否要在这里找老婆?在北京有没有老婆?我的藏话水平没有高级到能圆满回答，只能说在北京没有，西藏也不找。这回可成了骄傲分子了，看不起西藏人，真没办法。谁让“我一辈子不结婚”这句话的藏语没学会呢!我始终把友谊看得比爱情更重要，没有后者仍可生活得很好，而且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失去前者，我就成了脱离集体，脱离大家的怪人了。
这里的人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可怕，他(她)们的生活水准并不低，香皂和香脂非常普遍，而且每人都有两三件价值上百的呢袍。冷的时候就穿两件，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我们林周人的样子准确地展现在你们面前。算了，我不画了，简直是讽刺。据我观察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超过内地农村，调整工资以后每人大约能拿到30到35元月薪，我们这里最近来了好几批“阿布霍”(藏北牧民)，他们的游牧生活非常规律，每年都要经过林周，耗牛把我们林周的山铺得黑压压的，他们从藏北盐湖带来大量的盐巴，然后从我们这里换青稞回去。顺便还私人卖一些酥油、曲拉(奶酪)、皮子、羊毛、肉类、不过价格高得能把人吓得一怔一怔的，酥油是五元一斤，简直比澳大利亚的黄油罐头还值钱，一张羊皮七元钱，我们根本没法和这些钱串子打交道，可本地百姓则不然，由于冬天奶牛吃不上草，没奶，他们就拼命买酥油，价格涨到六块、七块、十块都有人买，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完全可以使你们放心了吧?
我这封信是否可以打开家里的沉闷空气?振作起来吧!把《快乐的人们》这张唱片多听几遍吧!
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
人们印象中的“进藏”与“援藏”两个词语似乎没有区别。袁大受先生认为，他所属于的“进藏一代”，是以“老西藏精神”(即第一批进藏工作的生产与社会建设者)为精神基础的，人们秉承的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观念。用袁大受的话来说，当时的选择是“不需要国家许诺，没有个人前途的设计，也不是制度化规定”的，是一种从原有生活环境“连根拔起”的自动选择，其明显标志是迁移户口——在那个年代，迁移户口意味着一种无退路的决绝。而“援藏”的概念则产生自改革开放以后，标志是1984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所以在袁大受看来：“援藏”是另一个时期的概念与行为。他自豪地认为。如果要作出一种分代，“进藏一代”是与“十八军”处在同一个时段、是同一种观念和情感时期，虽然相对于后者，前者是晚辈；而“十八军”的坚忍精神与功勋至今为袁大受所敬重。
相比起来，西藏支边青年的故事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显得更遥远和陌生。记忆千头万绪。这篇幅有限的叙述极难承载其多层的内涵。我们只能通过勾勒其中几位，向那个时代的身影投去一瞥。他们的经历与记忆，是理解半个世纪以来西藏建设发展进程的一种路径。
袁大受篇
我们最初知道袁大受先生，是从戴彤先生口中。后者向我们介绍他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西藏北京支边青年聚会“召集人”。对此，袁大受本人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他只是在1993年召集主持过一次大的聚会，起因是当年的老指导员来京看望众人。“太聚会组织起来比较麻烦，费用也是问题”，他说，此外，大聚会的环境嘈杂，人们很难做深入的交谈，“现在都上年纪了，这样的热闹有点吃不消。”
1965年9月15日下午，刚刚高中毕业的袁大受找到北京宣武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要求“去西藏支边”。当时他正情绪波动，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他不能上大学。
当年去西藏的动机，其一，固然被当时的主流宣传话语(“经风雨，见世面，做革命青年”)所激励。其二，对于不能上大学，心理上觉得不能接受，“说白了，当时只是很冲动的想离开北京”，袁大受回忆说。他先是报名去北大荒没去成，又打听到支边新疆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同时，自己已经被分配到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心里憋了一股劲”，他说。他记得，当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里，接待他的是“一位干部老太太”，对他的情况很重视，当即安排他去统计局取回档案，并陪着他等消息到晚上8点半。当得到批准进藏的答复，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学校去告诉一位值班老师，想表明：“要看我革命不革命，反正我去西藏了”。直到晚上10点他才回到家中，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去西藏。
当时全国的第一批西藏支边青年即是在北京招募，但当时只招到了初中生。然而，相当一部分高中生都主动去询问并积极参加，袁大受记得，当时社会宣传力度使大家“真的兴奋起来了”，年轻人为能够去遥远的高原、去自己建设一种新的生活而激动不已。当时，包括袁大受在内的约30多名高中生，全部是自己主动要求去西藏，没有一人是“组织安排的”。队伍出发前不到48小时，袁大受才得到出发的通知。9月17日，这支青春洋溢的队伍便集结出发。袁大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这第一支前往西藏的支边青年队伍共117人，分两批出发，第一批是92名，初中生为多。第二批25人，主要是高中生。
队伍从青藏线乘汽车进藏。在路上，袁太受向指导员询问西藏的生活情况时，指导员说“很苦”，并且问大家心目中的西藏是什么样的，袁太受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知道，是“冰天雪地、牦牛帐篷，反正去了就是离开现代社会繁华生活了”，指导员笑着说并不是如此。袁大受记得，在路上指导员基本上一直是沉默寡言。但是，当汽车明显在爬高时，指导员一改沉默，开始不断嘱咐人们说“别唱歌、注意休息”，同时开始讲说西藏的各种奇闻趣事。在越过崇山峻岭之后，袁大受觉得身体出奇的疲软，指导员也显得眼窝深陷、形容憔悴。指导员向大家宣布：刚才已经过了唐古拉山口。队伍到达拉萨是十月上旬，袁大受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猛烈的太阳光使藏式房屋的白墙极为刺眼。“说不出来是艰苦、还是环境简单，反正与北京截然不同，只有平房，我们总觉得这里够艰苦，却没想到，下到地方去了更艰苦”，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到达西藏后，人们立刻进入到一个庞大的编制体系中。袁大受很快即被分配到澎波农场。
在澎波农场，年轻人们被安排住在一座废弃的寺庙中，当时的主要生活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袁大受对这段生活的记忆，主要是人们被环境激发出来的学习适应能力，比如，战友容铁的藏语能力飞速进展到在集体读报时，能带领多人一起在藏、汉语之间转换翻译。与之旗鼓相当的是另一位战友王贻海，后者把两首毛主席诗词翻译成藏文，以后被人们一直沿用。
袁大受在澎波农场的生活为期不长，很快，文革开始，袁大受被调往林芝以东一个地处波密地区的易贡农垦团一连，一待就是16年。虽然和家里没有完全失去联系，但支边青年们普遍的传统是报喜不报忧，“从不提不好的东西，只说好的东西，怕影响家人，自己只说怎么得到了锻炼”，但是，家中父母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女是处在西藏深处的、什么样的山山水水之中。“在这里，霍麻会长进被子”，袁大受回忆。在开荒初期，“没屋子住，人们睡在森林里，头上扯起雨衣或塑料布，地上是厚厚的腐殖层，雨下得越来越大，只好在在褥子周围挖排水沟”，后来用刀劈的木板(也称鱼鳞板或瓦板)搭起简易房子，鱼鳞板被雨水淋湿后，到冬天木板就变形，张开很大的裂口，于是人们只好用包括鞋子在内的不多物品塞上，以抵御寒风，“最困难的时候盐也没了”。但是袁大受认为“这是一段很好的时光”，他在那个时代感到的政治压力，在这里，被与当地人的淳朴相处的生活缓解了。
1969年一个人生的转机来临，袁大受得到一个在连队小学做老师的机会，他带着学生制作简易的桌子板凳，用油毛毡做黑板。“这些都是逼出来的技能，是硬着头皮做，谁规定山沟里的学校什么不能做呢?”他甚至在场部学校中成立了一个图书室，并开设阅读课，自己制作借书证，并为图书分类编号，这在当时全区农村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自此，从用油毛毡做黑板开始，到1985年由自己组织全区农垦教育工作会议，袁大受经历了跨越16年的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生涯。
1995年袁大受故地重游，时值北京支边青年进藏30年、也是自治区成立30年，他受邀前往林芝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庆祝活动。他当年所在的农场已经很颓败了，学校在山水之间却显得尤其鲜亮。由他建立的图书室还依然在以他当年的方式运行，他设计的书架还在使用，刚刚刷上了新漆。校长与场党办主任都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西藏基层的教育工 作生涯，是袁大受觉得最感荣耀的，总算是“做了点事”，他说。“在西藏的二十多年，没有感受到在北京时的歧视”，他认为，自己“被认同、起作用、被重视的人生价值是在西藏建立的”。
那次回去他还看到，当年他带着学生一起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成了一片树林，当地藏族人称为“袁薪”，汉语意为“袁老师林”。
袁大受札记一则：往日
我们是乘坐西藏军区特别调派来的四辆军用大客车踏上青藏公路的，心情复杂而又好奇，又有一丝说不清楚的惶惑。几天后终于有人头痛欲裂，多数人昏昏沉沉，15岁的容铁在说梦话“妈，我没事”，却没人笑。在西藏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一次次灵肉争斗、统一，人们以苦为荣耀，一次次地战胜自我，塑遣着自我，直到现在。
1969年我在连队里当老师，教着四、五年级12名学生的复式班。一天，连里鸡场的阿加卓玛哭着找连长，“鸡，拉肚子，死多多有(死了很多的意思)。”连长焦急，几百只鸡闹鸡瘟，每天都死十几只，要不了几天就会全部死光。但是兽医已经调去了远离120公里的团部，也不知道哪天有车。也是病急乱投医，连长找到我说：“你去兽医室找点药，反正是个死。”我翻着满架子的药盒，查看说明书，最后选中了土霉素。我不懂什么鸡瘟，只认准了治拉肚子，按照说明又找到土霉素的专用溶媒，向卫生员借了支注射器就干开了。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起床，房门被敲得山响。本来提心吊胆的我翻身下床开门，只见阿加卓玛满脸喜悦，急不择言地喊着：“格啦(老师)，没有死!今天接着打!”这样，我当了一次兽医。
1978年12月30日，我们一行30人从拉萨返回易贡过年。途经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顶时，车出故障瘫疾了，直到天黑也没修好，来往汽车也没有。托人捎信也不能，只好当了山大王。天冷风大，皮大衣像纸糊一般不顶事。我们步行十几公里，退到一个公路道班。道班只有两三家七八个工人，修车不行，容我们30多个人避风曼不可能。主人非常热情，把他们越冬的柴禾供我们取暖。可是高山反应，烧火缺氧，一个个心慌头痛。大家想，跺脚自暖吧，谁知运动量一大，两眼发黑脚发软，一个个便瘫坐在地上。道班工人急忙支起一口大锅，烧水为我们削面块，当一碗只放了油、盐和菜叶的面疙瘩汤捧在手中，我好像从没吃过这幺好吃的东西。
回北京后，几个同学聚餐萃华楼，在温暖的店堂酒过三巡之后，我讲起了这些亨，禁不住感叹“什么是幸福，对比才知道”，大家一齐举杯说，“好，就为大家各自的‘对比’——干杯!”。
戴彤、胡西娜篇
即使过了几十年，戴彤感到，人们互相的身份定位似乎从那时候就停顿了，即使他的生活已经与西藏支边青年相系为一体，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他说。人们始终把当时是军人的他视为支边青年的亲密朋友，而不是其中一员，这种关系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戴彤作为西藏支边青年生活的见证人身份，在如今的支青联络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正如袁大受作为聚会召集人一样。听着戴彤、胡西娜夫妇对话、争论、彼此对记忆中事件的核对，给人的感受是他们又回到了过去。
1965年，《西藏日报》报道首批支边青年进藏。戴彤戏称，当时他与支边青年交往的“动机不纯”，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支边青年们带来了知识气息，对此他不仅怀有认同感，并且由于打算“一生扎在西藏”，他还希望娶一位知识青年做自己的妻子。带着这一目的，他回忆，当时“就有意识去接触支边青年群体”，而对方也希望进行交流，而戴彤打过仗的经历使他得到了普遍的尊重。“走到哪，身边都有一帮知青”。
戴彤早年从乐山入伍前往西藏，并于1961年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6年到生产部工作，被单独选出留下来在汽车队工作，其他复员的老兵则全去了易贡。在汽车队从事调度工作的他，要负责安排车辆运送支边青年到西藏各地，于是因此认识了不少支边青年，并发展为在这一群体的人缘极广。除了在汽车队的工作，戴彤还活跃于当时的文艺宣传活动，这些文艺活动也是当时的支边青年们宣泄热情与展示艺术才能的普遍途径。
戴彤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毕业于西南师大，对戴彤一生影响深远。爱好广泛的戴彤很早就开始摄影活动，曾经与摄影家陈宗烈一起，拍照记录那个时代的西藏社会生活画面。对于当时戴彤的摄影爱好，他的母亲曾经给他来信，建议他要有意识记录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今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位智慧的母亲的远见。如今，戴彤的无数黑白照片为人们保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珍贵场景。通过各种文艺活动，戴彤与年龄相近的支边青年保持着密切交往。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拉萨西郊，由于集中了农具厂、皮革厂，汽车大队队部及二队和三队、八一农场等单位，成为支边青年、老兵的主要聚居地，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拉萨的第一批外来社会群体的聚居地。
胡西娜同样是自己主动报名前往西藏，当时在她还是少女的心中，西藏有一种新奇感。本来她已经考上中专，但是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而不能入学。带着类似当时的袁大受一样的心情，她选择去西藏。胡西娜的父母都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父亲胡曙是一位记者。到达西藏后，胡西娜先是去澎波农场，与袁大受在同一个连队，然后又调入拉萨农具厂工作。
1967年底，由于排演戴彤写的宣传剧《收租院》时，需要一名敲扬琴的女生，于是找到了当时在农具厂工作的胡西娜，两人通过工作逐渐熟悉，开始交往。与胡西娜的恋爱与结婚，更标志着他和知青已经成为一体。他们于1970年春节成婚，第二年12月份有了一个儿子。
文革中，戴彤夫妇又被下调到林周工作，一去11年。11年后戴彤又得到机会调回拉萨农垦厅工作。当林周农场宣布解散的时刻来临时，对于当时大部分已不年轻的支边青年来说，是一个机会，人们开始大批内调。但是戴彤夫妇没有进入到内调的行列，因为如果内调，女方要随男方，这样一来二人就要回到戴彤的籍贯地四川，而胡西娜不愿意去四川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继续留在了拉萨。戴彤认为，1952年2月1日成立的西藏农垦厅，于1985年的解散，标志着以农垦事业为载体的西藏支边青年时代的结束。
戴彤认为，西藏农垦的历史，是现代西藏史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胡西娜觉得，这一切好像已经被人淡忘了。“忽略农垦的历史，那一代人命运的前因后果就说不清楚”，戴彤说：“支边青年与农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至今，戴彤回忆起那个时代西藏农垦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场面，仍然感到震撼。那是他对时代的主要记忆，那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发动群众为主要方法的集体劳动形式，他认为在人类现代历史上都是独特的一幕。“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时全国都流行这样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形式”，抛开时代和政治色彩，这种集体劳动形式充分体现了人在严酷环境中的意志和创造能力，至今戴彤还为此感触， 本分队男男女女住在一起，当然少不了开些玩笑，年轻人嘛!队长藏话很好，风趣地对她们说：“啊麻巴逮啊”(给你们两个小文夫)。她们总是笑个没完，看到我们睡觉穿着衣服也要起哄，她们是没有穿衣服睡觉的习惯的，尽管棚里很冷，我和汪文睡的地方简直是露天的，早晨起来被子上是一层冰霜，杯子里的盐茶冻成冰坨，一碗糌粑没抓完，第二天就抓不动了，只好冲图巴(即糌粑糊糊)喝了，钻出被窝必须咬紧牙关，以运动员的动作穿衣，不然就冻木了，怎么样，够艰苦的吧，可我们根本不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大家的心里是火热的，何况现在不用担心麦垛发热，脱粒已由突击阶段转入持久阶段，我们是两班倒，大家都有觉睡了，多幸福啊!苦从何来?如果不是两班倒，今天也就没有给你们写信的时间了。
这里好像谈不到什么男女界线，我一想到学生时代不禁要发笑了。我现在更加讨厌城市小市民那种造作。不过我的城市味也很浓，比如夜间脱粒机一坏，我们简直就要冻死了，只好大家一起挤在脱粒机旁互相取暖，人家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我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还脸红，这难道说我是文明的吗?呸!这种文明我宁愿把它丢得远远的。不过这下子可难办了，已经不下10个人问过我“西藏阿加亚布都盖?(意为：西藏姑娘好吗?)”。是否要在这里找老婆?在北京有没有老婆?我的藏话水平没有高级到能圆满回答，只能说在北京没有，西藏也不找。这回可成了骄傲分子了，看不起西藏人，真没办法。谁让“我一辈子不结婚”这句话的藏语没学会呢!我始终把友谊看得比爱情更重要，没有后者仍可生活得很好，而且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失去前者，我就成了脱离集体，脱离大家的怪人了。
这里的人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可怕，他(她)们的生活水准并不低，香皂和香脂非常普遍，而且每人都有两三件价值上百的呢袍。冷的时候就穿两件，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我们林周人的样子准确地展现在你们面前。算了，我不画了，简直是讽刺。据我观察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超过内地农村，调整工资以后每人大约能拿到30到35元月薪，我们这里最近来了好几批“阿布霍”(藏北牧民)，他们的游牧生活非常规律，每年都要经过林周，耗牛把我们林周的山铺得黑压压的，他们从藏北盐湖带来大量的盐巴，然后从我们这里换青稞回去。顺便还私人卖一些酥油、曲拉(奶酪)、皮子、羊毛、肉类、不过价格高得能把人吓得一怔一怔的，酥油是五元一斤，简直比澳大利亚的黄油罐头还值钱，一张羊皮七元钱，我们根本没法和这些钱串子打交道，可本地百姓则不然，由于冬天奶牛吃不上草，没奶，他们就拼命买酥油，价格涨到六块、七块、十块都有人买，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完全可以使你们放心了吧?
我这封信是否可以打开家里的沉闷空气?振作起来吧!把《快乐的人们》这张唱片多听几遍吧!
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