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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培养了我，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
2017年3月，时年87岁、罹患重症的卢永根与夫人决定向华南农业大学捐赠毕生积蓄以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继续学业、优秀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卢永根院士也因此成了“网红”，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卢永根”这个名字。然而，对于农科领域研究者以及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而言，这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
他是中科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一名教师，更是一名共产党员。风雨数十载，他以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投身于科研事业;他兢兢业业于教育事业，关爱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他讲原则、重规矩，生活节俭，热心教育慈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科研知识、宽厚的仁爱之心，概括了卢老的一生。
卢永根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卢永根院士祖籍是广东省花县（现广州市花都区），他于1930年出生于香港，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卢永根的父亲积极参与其中，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卢永根。话剧《台儿庄之春》《黄花岗》，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都是伴随着卢永根成长，并且给予他信仰、指导的文艺作品。1947年，他经人介绍加入当时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1949年正式宣誓入党，并入读当时的岭南大学。
根据党的指示，卢永根联合岭大的党员，通过在群众中开展小范围的文娱活动、创办青年会读书室等行动，进一步宣传进步思想文化和党的主张，发展新兴力量，使得岭大的有生力量得到了增强。参与地下革命工作，内部组织要求严格，外部环境则异常恶劣。一个晚上，卢永根坐巴士回家，途中遇到了警察的突击检查。他的神经马上就绷紧了，因为有一份秘密文件正夹在自己的夹克里。警察让他举起双手只能照做，幸好只是搜武器，但谁也无法保证对方是否会搜到其他东西。平时走在大街上也要时刻保持警惕，精神一刻都不能放松，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抓捕。当卢永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做好了随时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
解放战争在全国获得全面胜利之时，正是地下党员“重见天日”之时。然而对于卢永根而言，这都是别人的“狂欢”，因为他所在的岭大仍然潜藏了不少破坏分子，他身上重任尚不能卸下。
忠诚于党，是卢永根院士一生都在践行的信念。多年后他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一职，总是不断强调自己的身份是“先党员，后校长”。他十分注重青年一代的思想建设，正如34年前卢永根院士在华农红满堂大草坪上给全校学生做的一场演讲里说到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这是一个没有灯光的夜晚，黑夜中却闪耀着无数爱国的火焰。
1949年末，卢院士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为了满足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发展需要，他接受了党的建议，由医转农。自此，卢永根就踏入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教育科研事业，也把自己的一生留在了三尺讲台上。
“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从华南农学院毕业后，卢永根就留校任教，跟随丁颖教授从事科研工作。
科学的道路从来没有捷径，每一块阶砖都是由血汗铺垫而成的。20世纪70年代，卢永根与高级农艺师杨秀青受华南农学院党委书记杜雷之托，负责《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的主笔与审定。在海南实地考察时，环境十分恶劣，吃的是酱油捞饭，住的是稻草茅屋的大通铺。一到晚上蚊子、虫子、壁虎都爬出来“狂欢”，通铺木板里钻着“咔嚓、咔嚓”响的天牛，几乎没法入睡。“南繁”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一步完成的。青年时期的卢院士常常跟随丁颖教授攀险峰、越沼泽，前往全国各地搜集野生水稻资源。后来，年过七旬，卢院士依然坚持身体力行。在与刘向东博士前往广东省各地搜集普通野生稻资源时，在险峻的山间，卢院士毫不畏惧，坚持与学生们同进退，一起寻找野生稻资源。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卢永根院士在国外访学期间，曾多次受到留居美国的邀请及赠予丰厚的物质奖励，但是卢院士并没有在利益面前停留，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义无反顾地回国工作，因为他坚信：“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一位科学家，他国可以享有他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却永远无法占据他对祖国的那份挚爱。当时我国科研人才缺乏，许多行业领域百废待兴，亟须一批海外留学人才归国报效。卢院士正是怀揣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了祖国，还感染带动了身边的学者一同回国奉献。卢院士的一封封亲笔信从中国邮往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家，当刘耀光、温思美、彭新湘等人在海外发展和回国就业之间举棋不定时，是卢院士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和求贤若渴的热情打动了他们，让他们最终选择回国，并在农业科研领域里辛勤耕作、发光发热。
半亩方塘长流水，呕心沥血育新苗。“卢老担任校长期间，处事非常公道，各方面从来不偏向自己的学科或实验室，总是从学校的整体布局出发，所以老师们都非常服气。”华农教授梅曼彤回忆道。
在人才晋升方面，卢院士坚持一个原则：能者居之。20世纪80年代卢院士破解了当时华农人才断层的困局，力排众议，让当时的青年学者骆世明、罗锡文、邓诣群等人晋升，开创了人才培养的新局面。而这些卢老当年悉心照料的“种子”，如今也已成为各自领域中的精英，继续为祖国的发展而奋斗。
在关心和教育学生方面，卢院士坚持以身作则，以一言一行来影响学生。他始终认为教育是国家最重要的事业，国家的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所以教师要关心年青一代。华农教授刘向东师从卢院士，攻博期间要到香港大学做研究，卢院士主动借了1500元给刘向东，还把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和一套新西服送给他。卢院士严谨踏实的学术态度也深深影响着学生，如果论文中的英文单词和标点符号用法有误，卢院士都会认真地对此纠正。在他的悉心教诲下，实验室的年青人一直传承着卢院士认真踏实的学术作风。
在华农校园里，师生们对卢院士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大家常常能遇见他与夫人一同到饭堂打饭。两位为教育科研事业奉献一辈子的科学家安安静静地排在打饭的队列里，令人肃然起敬。
“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认识卢老的人都知道，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句话。
从香港的中产阶级子弟到报效祖国的共产主义者，从条件优渥的国外学者到回国奉献才智的科学家，从中国农科院的保荐院长到坚守华农三尺讲台的普通教师，卢永根院士舍弃了许多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奋身于教育科研事业，过着节衣缩食的简朴生活。
卢院士十分坚守原则，他绝不容许别人，也不容许自己占“公家”的一点便宜。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以身作则，从不追求奢侈，即便学校为他配备了专车，他仍“我行我素”，坚持以步行及乘坐公交车作为出行方式。他讲原则，重规矩，遇到亲戚好友“走后门”会怒斥对方，遇到别人送礼一律回绝。锈迹斑斑的铁架床、破旧的家具、老旧的房改房，他的家屋内屋外仍然保持着上世纪80年代的风貌，卢老从未在物质上有过特殊要求。别人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十年如一日，卢老始终守着自己心底里的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淡泊名利”。
2017年初，卢院士携夫人步履蹒跚地前往银行，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把全部积蓄880多万元如数捐赠。他从一个黑色的旧挎包里掏出一个折叠过的牛皮纸信封，将信封内的存折一本本取出交给银行工作人员。一笔笔需要他输入密码和签字的转账，也正回顾着他这一生为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但这并不是卢院士第一次捐赠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2015年，卢院士就将祖辈遗留的花都区花城街两家商铺赠予罗洞小学为永久校产，其全部收益用于小学设立教育基金，截至2017年已资助师生约1300人次。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卢院士如同一根粉笔，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用饱满的热情，书写着对教育科研的热爱与贡献;书写着爱國爱党的赤子之心;书写着对青年一代的关爱和教导;书写着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卢院士就是这么一位可敬可佩的科学家和人民教师。他的精神也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农师生，树立忠党爱国的人生信念，投身国家的建设，以己所学所能回报社会。
2017年3月，时年87岁、罹患重症的卢永根与夫人决定向华南农业大学捐赠毕生积蓄以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继续学业、优秀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卢永根院士也因此成了“网红”，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卢永根”这个名字。然而，对于农科领域研究者以及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而言，这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
他是中科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一名教师，更是一名共产党员。风雨数十载，他以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投身于科研事业;他兢兢业业于教育事业，关爱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他讲原则、重规矩，生活节俭，热心教育慈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科研知识、宽厚的仁爱之心，概括了卢老的一生。
一、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卢永根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卢永根院士祖籍是广东省花县（现广州市花都区），他于1930年出生于香港，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卢永根的父亲积极参与其中，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卢永根。话剧《台儿庄之春》《黄花岗》，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都是伴随着卢永根成长，并且给予他信仰、指导的文艺作品。1947年，他经人介绍加入当时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1949年正式宣誓入党，并入读当时的岭南大学。
根据党的指示，卢永根联合岭大的党员，通过在群众中开展小范围的文娱活动、创办青年会读书室等行动，进一步宣传进步思想文化和党的主张，发展新兴力量，使得岭大的有生力量得到了增强。参与地下革命工作，内部组织要求严格，外部环境则异常恶劣。一个晚上，卢永根坐巴士回家，途中遇到了警察的突击检查。他的神经马上就绷紧了，因为有一份秘密文件正夹在自己的夹克里。警察让他举起双手只能照做，幸好只是搜武器，但谁也无法保证对方是否会搜到其他东西。平时走在大街上也要时刻保持警惕，精神一刻都不能放松，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抓捕。当卢永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做好了随时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
解放战争在全国获得全面胜利之时，正是地下党员“重见天日”之时。然而对于卢永根而言，这都是别人的“狂欢”，因为他所在的岭大仍然潜藏了不少破坏分子，他身上重任尚不能卸下。
忠诚于党，是卢永根院士一生都在践行的信念。多年后他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一职，总是不断强调自己的身份是“先党员，后校长”。他十分注重青年一代的思想建设，正如34年前卢永根院士在华农红满堂大草坪上给全校学生做的一场演讲里说到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这是一个没有灯光的夜晚，黑夜中却闪耀着无数爱国的火焰。
1949年末，卢院士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为了满足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发展需要，他接受了党的建议，由医转农。自此，卢永根就踏入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教育科研事业，也把自己的一生留在了三尺讲台上。
二、为教育科研事业奉献的一生
“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从华南农学院毕业后，卢永根就留校任教，跟随丁颖教授从事科研工作。
科学的道路从来没有捷径，每一块阶砖都是由血汗铺垫而成的。20世纪70年代，卢永根与高级农艺师杨秀青受华南农学院党委书记杜雷之托，负责《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的主笔与审定。在海南实地考察时，环境十分恶劣，吃的是酱油捞饭，住的是稻草茅屋的大通铺。一到晚上蚊子、虫子、壁虎都爬出来“狂欢”，通铺木板里钻着“咔嚓、咔嚓”响的天牛，几乎没法入睡。“南繁”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一步完成的。青年时期的卢院士常常跟随丁颖教授攀险峰、越沼泽，前往全国各地搜集野生水稻资源。后来，年过七旬，卢院士依然坚持身体力行。在与刘向东博士前往广东省各地搜集普通野生稻资源时，在险峻的山间，卢院士毫不畏惧，坚持与学生们同进退，一起寻找野生稻资源。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卢永根院士在国外访学期间，曾多次受到留居美国的邀请及赠予丰厚的物质奖励，但是卢院士并没有在利益面前停留，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义无反顾地回国工作，因为他坚信：“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一位科学家，他国可以享有他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却永远无法占据他对祖国的那份挚爱。当时我国科研人才缺乏，许多行业领域百废待兴，亟须一批海外留学人才归国报效。卢院士正是怀揣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了祖国，还感染带动了身边的学者一同回国奉献。卢院士的一封封亲笔信从中国邮往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家，当刘耀光、温思美、彭新湘等人在海外发展和回国就业之间举棋不定时，是卢院士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和求贤若渴的热情打动了他们，让他们最终选择回国，并在农业科研领域里辛勤耕作、发光发热。
半亩方塘长流水，呕心沥血育新苗。“卢老担任校长期间，处事非常公道，各方面从来不偏向自己的学科或实验室，总是从学校的整体布局出发，所以老师们都非常服气。”华农教授梅曼彤回忆道。
在人才晋升方面，卢院士坚持一个原则：能者居之。20世纪80年代卢院士破解了当时华农人才断层的困局，力排众议，让当时的青年学者骆世明、罗锡文、邓诣群等人晋升，开创了人才培养的新局面。而这些卢老当年悉心照料的“种子”，如今也已成为各自领域中的精英，继续为祖国的发展而奋斗。
在关心和教育学生方面，卢院士坚持以身作则，以一言一行来影响学生。他始终认为教育是国家最重要的事业，国家的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所以教师要关心年青一代。华农教授刘向东师从卢院士，攻博期间要到香港大学做研究，卢院士主动借了1500元给刘向东，还把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和一套新西服送给他。卢院士严谨踏实的学术态度也深深影响着学生，如果论文中的英文单词和标点符号用法有误，卢院士都会认真地对此纠正。在他的悉心教诲下，实验室的年青人一直传承着卢院士认真踏实的学术作风。
在华农校园里，师生们对卢院士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大家常常能遇见他与夫人一同到饭堂打饭。两位为教育科研事业奉献一辈子的科学家安安静静地排在打饭的队列里，令人肃然起敬。
三、淡泊名利的至简人生
“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认识卢老的人都知道，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句话。
从香港的中产阶级子弟到报效祖国的共产主义者，从条件优渥的国外学者到回国奉献才智的科学家，从中国农科院的保荐院长到坚守华农三尺讲台的普通教师，卢永根院士舍弃了许多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奋身于教育科研事业，过着节衣缩食的简朴生活。
卢院士十分坚守原则，他绝不容许别人，也不容许自己占“公家”的一点便宜。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以身作则，从不追求奢侈，即便学校为他配备了专车，他仍“我行我素”，坚持以步行及乘坐公交车作为出行方式。他讲原则，重规矩，遇到亲戚好友“走后门”会怒斥对方，遇到别人送礼一律回绝。锈迹斑斑的铁架床、破旧的家具、老旧的房改房，他的家屋内屋外仍然保持着上世纪80年代的风貌，卢老从未在物质上有过特殊要求。别人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十年如一日，卢老始终守着自己心底里的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淡泊名利”。
2017年初，卢院士携夫人步履蹒跚地前往银行，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把全部积蓄880多万元如数捐赠。他从一个黑色的旧挎包里掏出一个折叠过的牛皮纸信封，将信封内的存折一本本取出交给银行工作人员。一笔笔需要他输入密码和签字的转账，也正回顾着他这一生为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但这并不是卢院士第一次捐赠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2015年，卢院士就将祖辈遗留的花都区花城街两家商铺赠予罗洞小学为永久校产，其全部收益用于小学设立教育基金，截至2017年已资助师生约1300人次。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卢院士如同一根粉笔，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用饱满的热情，书写着对教育科研的热爱与贡献;书写着爱國爱党的赤子之心;书写着对青年一代的关爱和教导;书写着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卢院士就是这么一位可敬可佩的科学家和人民教师。他的精神也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农师生，树立忠党爱国的人生信念，投身国家的建设，以己所学所能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