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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1号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了解武昌起义的来龙去脉，瞻仰革命先烈，是许多外地游客来到武汉后的选择。
武昌起义纪念馆建立在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的旧址上。2017年，武昌起义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有数千件辛亥革命时期的珍贵文物。
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人们通常认为，是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熊秉坤，字载乾，湖北江夏修元乡熊家湾人，生于1885年。熊秉坤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庭陷入贫困，无钱读书。为了养家糊口，熊秉坤小小年纪，就到当地一家商店当学徒工。后来，熊秉坤又来到武昌，在平湖门码头做搬运工，过早体验到生活的艰辛。
不久，熊秉坤加入湖北新军，到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一排当兵。熊秉坤做事果断，精明能干，很快就被提拔為正目（班长）。20世纪初，一批青年学生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组建革命组织，传播革命思想。1909年，中国同盟会外围革命团体在武汉成立了分会。1911年春天，熊秉坤加入了共进会，成为骨干会员，并担任共进会工程第八营营代表。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里发展了200多名会员。这200多名会员组成工程营革命军，由熊秉坤担任大队长。
1911年秋天，共进会和另一个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达成协议，决定趁署理四川总督端方带领部分湖北新军进入四川，导致清军在湖北的军事力量大幅削减的绝佳机会，在武昌发起一场武装起义。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
10月9日下午3时，革命党人孙武、丁立中、李作栋、王伯雨、邓玉麟等人在位于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制作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暴露了目标。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在全城抓捕革命党人，并处决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3名革命党人。眼看清廷就要将武昌起义掐死在摇篮之中，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提前到10月10日晚发动武装起义——后来，10月10日成为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和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当晚，熊秉坤按照事前的约定，率领工程营革命军攻打楚望台军械库。
楚望台是明朝楚王朱桢修建的一座高台，他经常登上高台，遥望京城，感怀父亲朱元璋的恩情，因此被命名为“楚望台”。清朝末年，清军在楚望台修建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军械库。根据记载，10月10日晚7时许，熊秉坤下楼后，吹哨笛集合队伍，对空连放3枪，随即率领工程第八营向楚望台军械库发起进攻，并迅速将之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是武昌起义军队占领的第一个目标。
熊秉坤被称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革命者，人称“熊一枪”。1913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了授勋命令，授予包括熊秉坤在内的多位武昌首义功臣“勋五位”证书及徽章。后来，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先生将这枚徽章捐献给武昌起义纪念馆。
然而，熊秉坤自己却否认了“武昌起义第一枪”的说法。1912年，熊秉坤应湖北革命实录馆之邀，撰写回忆录《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提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不是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熊秉坤写道：“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
根据熊秉坤的回忆，以及其他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天晚上的大致经过：10月10日全天，清军在武昌城进行搜捕，捉拿革命党人。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像往常一样，对军营进行查铺。当他查到第五棚的时候，看见该棚的正目（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似乎有重大图谋，便喊人将他拿下，自己亲自出手准备去抢夺他的枪支。金兆龙见事情败露了，与陶启胜扭打起来，大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期间，（左起）鹿钟麟、溥仪、熊秉坤的合影
就在这紧要关头，革命党人程正瀛（程定国）闻声赶来，打算开枪射击陶启胜，又怕误伤金光龙，便用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陶启胜负伤逃走，后带伤死于家中。接下来，工程营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等人相继赶来，全部被程正瀛开枪击毙。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寓所撰写的《武昌起义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二排长陶启胜竟不听乃弟劝，反率护兵二名，径奔余棚，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也。”
除了熊秉坤，民国时期的武汉著名报人蔡寄鸥先生也持相同看法。武昌起义爆发时，蔡寄鸥已是《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等武汉报刊的撰稿人，近距离观察过这场重大历史事件。1958年，蔡寄鸥在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了一本《鄂州血史》，记录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鄂州血史》记载：“程正瀛上好了枪，连忙赶上向陶（启胜）放了一枪，陶负伤逃走。”
就连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先生，也在《武汉春秋》撰文时指出：“父亲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率工程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如单从时间上、狭义上说，他并没有打响这第一枪。”
由此可见，程正瀛才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人。
不仅如此，程正瀛还跟随熊秉坤参加了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湖广总督衙门等军事行动。熊秉坤见程正瀛作战勇猛，要提拔他为队官，他不愿意，宁愿去担任敢死队任第一排长，冲锋陷阵，不惧生死。后来，程正瀛又报告了黎元洪的行踪，带人将黎拦截下来，黎由此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武昌起义纪念馆建立在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的旧址上。2017年，武昌起义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有数千件辛亥革命时期的珍贵文物。
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熊一枪”
人们通常认为，是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熊秉坤，字载乾，湖北江夏修元乡熊家湾人，生于1885年。熊秉坤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庭陷入贫困，无钱读书。为了养家糊口，熊秉坤小小年纪，就到当地一家商店当学徒工。后来，熊秉坤又来到武昌，在平湖门码头做搬运工，过早体验到生活的艰辛。
不久，熊秉坤加入湖北新军，到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一排当兵。熊秉坤做事果断，精明能干，很快就被提拔為正目（班长）。20世纪初，一批青年学生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组建革命组织，传播革命思想。1909年，中国同盟会外围革命团体在武汉成立了分会。1911年春天，熊秉坤加入了共进会，成为骨干会员，并担任共进会工程第八营营代表。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里发展了200多名会员。这200多名会员组成工程营革命军，由熊秉坤担任大队长。
1911年秋天，共进会和另一个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达成协议，决定趁署理四川总督端方带领部分湖北新军进入四川，导致清军在湖北的军事力量大幅削减的绝佳机会，在武昌发起一场武装起义。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
10月9日下午3时，革命党人孙武、丁立中、李作栋、王伯雨、邓玉麟等人在位于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制作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暴露了目标。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在全城抓捕革命党人，并处决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3名革命党人。眼看清廷就要将武昌起义掐死在摇篮之中，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提前到10月10日晚发动武装起义——后来，10月10日成为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和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当晚，熊秉坤按照事前的约定，率领工程营革命军攻打楚望台军械库。
楚望台是明朝楚王朱桢修建的一座高台，他经常登上高台，遥望京城，感怀父亲朱元璋的恩情，因此被命名为“楚望台”。清朝末年，清军在楚望台修建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军械库。根据记载，10月10日晚7时许，熊秉坤下楼后，吹哨笛集合队伍，对空连放3枪，随即率领工程第八营向楚望台军械库发起进攻，并迅速将之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是武昌起义军队占领的第一个目标。
熊秉坤被称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革命者，人称“熊一枪”。1913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了授勋命令，授予包括熊秉坤在内的多位武昌首义功臣“勋五位”证书及徽章。后来，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先生将这枚徽章捐献给武昌起义纪念馆。
第一枪另有其人
然而，熊秉坤自己却否认了“武昌起义第一枪”的说法。1912年，熊秉坤应湖北革命实录馆之邀，撰写回忆录《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提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不是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熊秉坤写道：“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
根据熊秉坤的回忆，以及其他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天晚上的大致经过：10月10日全天，清军在武昌城进行搜捕，捉拿革命党人。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像往常一样，对军营进行查铺。当他查到第五棚的时候，看见该棚的正目（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似乎有重大图谋，便喊人将他拿下，自己亲自出手准备去抢夺他的枪支。金兆龙见事情败露了，与陶启胜扭打起来，大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就在这紧要关头，革命党人程正瀛（程定国）闻声赶来，打算开枪射击陶启胜，又怕误伤金光龙，便用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陶启胜负伤逃走，后带伤死于家中。接下来，工程营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等人相继赶来，全部被程正瀛开枪击毙。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寓所撰写的《武昌起义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二排长陶启胜竟不听乃弟劝，反率护兵二名，径奔余棚，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也。”
除了熊秉坤，民国时期的武汉著名报人蔡寄鸥先生也持相同看法。武昌起义爆发时，蔡寄鸥已是《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等武汉报刊的撰稿人，近距离观察过这场重大历史事件。1958年，蔡寄鸥在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了一本《鄂州血史》，记录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鄂州血史》记载：“程正瀛上好了枪，连忙赶上向陶（启胜）放了一枪，陶负伤逃走。”
就连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先生，也在《武汉春秋》撰文时指出：“父亲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率工程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如单从时间上、狭义上说，他并没有打响这第一枪。”
由此可见，程正瀛才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人。
不仅如此，程正瀛还跟随熊秉坤参加了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湖广总督衙门等军事行动。熊秉坤见程正瀛作战勇猛，要提拔他为队官，他不愿意，宁愿去担任敢死队任第一排长，冲锋陷阵，不惧生死。后来，程正瀛又报告了黎元洪的行踪，带人将黎拦截下来，黎由此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