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能不说这是个奇特的课题，它所指向的公款接待问题虽饱受社会公众批评。但却鲜有来自重要的当事方——公职人员的信息反馈。近期的《人民论坛》杂志刊发调查结果并做分析，对公务员看待公款吃喝的心态想法予以梳理。数据显示，85.2%的受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到愧疚：83.9%的党政干部认为公款接待处罚力度较小，加大对公务接待的处罚，能够给官员们警示。
公款接待，作为近些年各界讨论到疲倦的“三公消费”之一，已属于众矢之的，其对公共行政的形象、效能与廉洁度构成极大挑战，其耗费的公帑数量，甚至无以考证（注：按《人民论坛》引述的说法，中国的公款吃喝支出，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2010年和2011年。每年至少1万亿元）。但一具体到改革这些问题。却总是一副难上加难的样子。其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或在于，改革者开始了“革自己的命”、触动自身利益的左右手互搏阶段。姑且不说“三公经费”的削减，即便是公开“三公经费”的详细数据，都历经了许多年的博弈。久拖不决。
此次《人民论坛》所做的问卷调查，颇为细致地分类整理了公职人员对于公款接待行为的各种心态，比如对“公款吃喝可能带来的危害”，受访公职人员最担忧的前4项依次是“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浪费公共财政等资源”、“影响干部队伍形象、造成群众不满”和“不利于社会公平”。这也恰是公共舆论对公款消费批评最多的几个方面。是否可以说，在对公款消费的弊病认知上，无论是作为旁观者的纳税人，还是作为身涉其中的公职人员，拥有重合度极高的难得共识？而有共识，是否就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全部条件？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有大比例的公职人员自身也同样认识到公款吃喝所带来危害的前提下，改革的推进还缺什么？
不少人曾听到过一些身在官场人士的苦水，比如所谓的“酒精考验”，比如“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但在以往的各自观察中，旁观者或把官员的类似苦水看做是另一种形式的炫耀，而旁观者自己甚至也难以区分。对此类歪风邪气的不满，究竟是愤怒多一些、还是羡慕多一些？当腐败逐渐异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此种官场文化甚至社会文化心理，对公款接待积弊的影响，如何才能真正肃清？
有超过80%的受访官员自己也认为，公款接待刹不住，原因在于“公款接待处罚力度较小”，这确实是目前的困境之一。官员公款吃喝被抓住、被曝光，鲜有能让涉事者真正有所忌惮的惩处方式。但这也不独是三公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公职人员的问责与惩处整体机制，就长期存在着“软着陆”情况，其他更大的问题都不了了之，官员仍可东山再起，何况一个小小的吃喝？但公款接待难题又不仅是罚则缺失，还有国家预算对其难以有效约制。如何才能让公款吃喝从根子上得到收敛，必须要寄望于公共财政与预算的强有力监督，“三公经费”详细、全面而及时的公开，接受社会舆论和人大的细致审视，这要强过那些运动式的偷拍暗访。因为让权力开始学会收敛，一定是权力得到外部监督和制约的时候。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向公众“约法三章”，即“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怎样才能减下去，如何开始做减法的“自我革命”之旅。
“85.2%受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到愧疚”这样的数据，不失为深化改革、政府“过紧日子”的一个有利契机。而今，呼吁公款接待在内的“三公消费”降下来，已经“喊破嗓子”，亟待“甩开膀子”了。
公款接待，作为近些年各界讨论到疲倦的“三公消费”之一，已属于众矢之的，其对公共行政的形象、效能与廉洁度构成极大挑战，其耗费的公帑数量，甚至无以考证（注：按《人民论坛》引述的说法，中国的公款吃喝支出，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2010年和2011年。每年至少1万亿元）。但一具体到改革这些问题。却总是一副难上加难的样子。其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或在于，改革者开始了“革自己的命”、触动自身利益的左右手互搏阶段。姑且不说“三公经费”的削减，即便是公开“三公经费”的详细数据，都历经了许多年的博弈。久拖不决。
此次《人民论坛》所做的问卷调查，颇为细致地分类整理了公职人员对于公款接待行为的各种心态，比如对“公款吃喝可能带来的危害”，受访公职人员最担忧的前4项依次是“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浪费公共财政等资源”、“影响干部队伍形象、造成群众不满”和“不利于社会公平”。这也恰是公共舆论对公款消费批评最多的几个方面。是否可以说，在对公款消费的弊病认知上，无论是作为旁观者的纳税人，还是作为身涉其中的公职人员，拥有重合度极高的难得共识？而有共识，是否就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全部条件？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有大比例的公职人员自身也同样认识到公款吃喝所带来危害的前提下，改革的推进还缺什么？
不少人曾听到过一些身在官场人士的苦水，比如所谓的“酒精考验”，比如“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但在以往的各自观察中，旁观者或把官员的类似苦水看做是另一种形式的炫耀，而旁观者自己甚至也难以区分。对此类歪风邪气的不满，究竟是愤怒多一些、还是羡慕多一些？当腐败逐渐异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此种官场文化甚至社会文化心理，对公款接待积弊的影响，如何才能真正肃清？
有超过80%的受访官员自己也认为，公款接待刹不住，原因在于“公款接待处罚力度较小”，这确实是目前的困境之一。官员公款吃喝被抓住、被曝光，鲜有能让涉事者真正有所忌惮的惩处方式。但这也不独是三公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公职人员的问责与惩处整体机制，就长期存在着“软着陆”情况，其他更大的问题都不了了之，官员仍可东山再起，何况一个小小的吃喝？但公款接待难题又不仅是罚则缺失，还有国家预算对其难以有效约制。如何才能让公款吃喝从根子上得到收敛，必须要寄望于公共财政与预算的强有力监督，“三公经费”详细、全面而及时的公开，接受社会舆论和人大的细致审视，这要强过那些运动式的偷拍暗访。因为让权力开始学会收敛，一定是权力得到外部监督和制约的时候。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向公众“约法三章”，即“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怎样才能减下去，如何开始做减法的“自我革命”之旅。
“85.2%受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到愧疚”这样的数据，不失为深化改革、政府“过紧日子”的一个有利契机。而今，呼吁公款接待在内的“三公消费”降下来，已经“喊破嗓子”，亟待“甩开膀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