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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类比可能令人反感，但新疆暴恐案的恐怖分子和比特币、P2P盗版下载、维基百科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
我们熟悉的组织，如公司、军队和政府，通常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底层听从中层指挥，中层接受高层领导。想要击溃这样的组织，最好的办法是擒贼先擒王，把“司令部”消灭掉。
可是在网上反盗版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常用的迅雷、电驴、BT等下载工具，都是基于P2P（个人对个人）技术。这种下载方式是去中心化的：不经由中央服务器，人们自由下载，随意分享。这样的情况应该关谁的电脑呢？每个文件都同时存在于多个电脑中，哪怕关掉一批也很难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
美国商业咨询师Ori Brafman和CATS软件公司前CEO Rod A. Beckstrom 2008年出了一本研究去中心化组织的书：《海星与蜘蛛：无领导组织不可阻挡的力量》（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 The Unstoppable Power of Leaderless Organizations）。作者用蜘蛛和海星比喻两种组织模式：传统组织如同蜘蛛——智力集中在大脑，斩首即会死亡；去中心化组织则如同海星——根本没有头，其智能分布在身体各处。所以，杀死海星比杀死蜘蛛困难得多。
难以征服的阿帕奇族
历史上，去中心化这种古老的分权体制早就显现过威力。
当初西班牙人入侵南美洲，轻易就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这两个帝国都是蜘蛛式的组织结构，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里，中央政府一倒全国立即崩溃，“竟无一人是男儿”。
可是当西班牙人打到北美洲，面对更加落后的阿帕奇族时，却打不下去了。
阿帕奇族是个海星式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人，各部落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阿帕奇的英雄并不直接指挥调动大军，他们只是作为战斗榜样从精神上去感召别人。因此，即便有几个部落被击溃，剩下的族人仍然能继续战斗。结果，阿帕奇族跟白人抗争了几百年，一直到19世纪才向美国政府投降。
到了现代，政府和公司往往是集权的，去中心化反而不太容易被人理解。
1995年，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Netcom公司的CEO Dave Garrison到法国去跟投资者见面。法国投资者一直问Garrison：谁是互联网的主席？Garrison解释说互联网是“网络的网络”，没有集中的领导机构。可法国人不明白去中心化这种结构，被逼无奈之下，最后Garrison说他自己是互联网的主席。
互联网没有主席。整个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所有计算机都可以接入和扩大它，并没有哪家公司或哪个国家拥有和指挥它。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组织不再限于政治和人。比特币没有中央发行机构，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开采和私下交易；维基百科的内容贡献者都是不要钱也不接受指定任务的志愿者。
去中心化组织的成员只是因为某个共同的理念或者需求被联系在一起。这种组织的信息和智力分布在所有成员中，并没有统一的发展计划，最好的主意往往来自第一线而不是中央。这使得去中心化组织能快速演化，有时候成长的速度极其惊人。
干不了大事儿的去中心组织
不过去中心化组织有个关键的弱点：这样的组织很难赚大钱。
美国电信史是个很好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在The Master Switch一书中总结，美国电信史就是一部在分权和集权中摇摆的历史。初生的新事物往往是去中心化的，比如最早的无线电台都是由业余爱好者设立，每个电台的功率都很低，只能覆盖有限地区。在这个阶段没人能赚大钱，直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把电台业务一统江湖，能做到一个节目同时覆盖全国各地，电台才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
所以，去中心化经常是一种适合原始阶段的组织方式，干不了太大的事儿。比特币交易平台资质不一，维基百科内容质量饱受诟病，就连看个电影，用BT下盗版也不如直接交钱给视频网站方便。
恐怖组织是去中心化的。他们干不了统治国家这样的大事，甚至也不可能分裂国家，但是他们干的“小事”足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麻烦。
本·拉登的确策划了9·11，但大多数情况下，基地组织并不直接谋划和指挥恐怖袭击。各地恐怖分子因为伊斯兰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伊斯兰教这种宗教）而实施恐怖袭击，基地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给恐怖分子提供培训和榜样。各地的恐怖分子可能形成小圈子，但这些小圈子并不受基地组织统一领导。甚至有的恐怖分子拿了基地组织这个“品牌”就自发行动，比开个麦当劳连锁店都容易。
从公开报道来看，中国境内的部分恐怖分子是因为接受了极端宗教思想、看了暴力恐怖音视频而采取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消灭的是海星而不是蜘蛛。
有纠纷找真主党
怎样杀死海星？《海星与蜘蛛》给了三个策略。这些策略后来被其他涉及反恐论述所印证。
第一个策略是改变环境。既然组织成员是靠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那就消除这种意识形态的市场。
以提出“北京共识”而闻名的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对此有精妙论述。他在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中译本《不可思议的年代》）一书中说，当面对一个变化的系统时，人们往往关注那些快速变化的因素，比如人对森林的砍伐；但对系统影响最大的，却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比如气候和环境。
黎巴嫩真主党的秘诀就在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在黎巴嫩的村落里不仅造炸弹，也建学校，修医院，盖房子，搞社区建设。碰到社区纠纷，黎巴嫩人首先想到的是去找真主党。真主党把对西方的仇恨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群众基础，有很强的韧性，形成了“变化很慢的因素”。
乌鲁木齐“5·22”暴恐案的恐怖分子来自新疆最穷的地区。当地人学汉语的热情不高，而宗教势力非常强大，这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在中国的典型环境。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在南疆实行免费高中教育、确保每家至少有一人就业之类，就可以改变这种生存环境。 第二个策略是先把海星变成蜘蛛，再杀。美国人最终是怎么打败阿帕奇部落的呢？美国人给阿帕奇部落首领发牲畜。有了财富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有了实权，各个领导之间开始争斗，最终一个集权化了的部落就容易对付了。利益可以使分权组织变集权，但把这个规律用在反恐上恐怕不太合适，谁也不想让恐怖组织做大。
美军如何密切联系群众
最后一个策略是把自己去中心化。并不是说非得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而是要借鉴去中心化组织的分布式智力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在这方面，美军在伊拉克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很多人看来，2008年之前的驻伊美军就像是个笑话。美军在进攻阶段总阵亡139人，但在重建阶段竟有超过4000人阵亡。蜘蛛式组织的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去中心化的当地武装迅速兴起，游击战风起云涌。一般认为，美军占领伊拉克完全是一个战略错误。
但是，经济学作者蒂姆·哈福德的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一书，发现这个所谓的战略错误其实可以用战术来弥补。
哈福德说，2008年之前，拉姆斯菲尔德非常相信中央指挥的力量。美军的作战方法是用计算机精确模拟战场，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然后让士兵不折不扣地执行。但事实证明这根本不好使，真正使得伊拉克形势在2008年迎来转折的，是来自第一线的底层官兵的智慧，而不是来自五角大楼。
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哈福德特意提到一位“H上校”的故事：H上校发现大部分伊拉克当地人之所以不愿意跟美军合作，并非因为仇恨美军——可能他们更恨萨达姆。这些人不合作是因为害怕被报复。毕竟美军可能打完就走，而他们要长期面对游击队。
H上校的策略是在自己负责的整个城市中建立29个哨所，这些哨所条件很差，但美军士兵在里面长期驻扎绝不后退，给当地人一种可靠感。
最初美军为了守卫这些哨所伤亡很大，但坚持下来以后，当地人的态度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愿意跟美军合作了。
H上校的种种措施包括要求手下必须尊重当地人。一个叫乔治的士兵贡献了一条经验：美军应该留胡子。因为他发现伊拉克人喜欢留胡子的人，而很难相信没胡子的人。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密切联系群众”吗？跟正牌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拉克游击队相比，我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就算是海星也只能算最小的海星，而我们的群众基础更胜美军百倍。只要切实掌握恐怖分子的活动规律，充分吸收第一线的经验，再加上密切联系群众，反恐效果可期。
（作者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
我们熟悉的组织，如公司、军队和政府，通常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底层听从中层指挥，中层接受高层领导。想要击溃这样的组织，最好的办法是擒贼先擒王，把“司令部”消灭掉。
可是在网上反盗版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常用的迅雷、电驴、BT等下载工具，都是基于P2P（个人对个人）技术。这种下载方式是去中心化的：不经由中央服务器，人们自由下载，随意分享。这样的情况应该关谁的电脑呢？每个文件都同时存在于多个电脑中，哪怕关掉一批也很难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
美国商业咨询师Ori Brafman和CATS软件公司前CEO Rod A. Beckstrom 2008年出了一本研究去中心化组织的书：《海星与蜘蛛：无领导组织不可阻挡的力量》（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 The Unstoppable Power of Leaderless Organizations）。作者用蜘蛛和海星比喻两种组织模式：传统组织如同蜘蛛——智力集中在大脑，斩首即会死亡；去中心化组织则如同海星——根本没有头，其智能分布在身体各处。所以，杀死海星比杀死蜘蛛困难得多。
难以征服的阿帕奇族
历史上，去中心化这种古老的分权体制早就显现过威力。
当初西班牙人入侵南美洲，轻易就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这两个帝国都是蜘蛛式的组织结构，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里，中央政府一倒全国立即崩溃，“竟无一人是男儿”。
可是当西班牙人打到北美洲，面对更加落后的阿帕奇族时，却打不下去了。
阿帕奇族是个海星式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人，各部落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阿帕奇的英雄并不直接指挥调动大军，他们只是作为战斗榜样从精神上去感召别人。因此，即便有几个部落被击溃，剩下的族人仍然能继续战斗。结果，阿帕奇族跟白人抗争了几百年，一直到19世纪才向美国政府投降。
到了现代，政府和公司往往是集权的，去中心化反而不太容易被人理解。
1995年，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Netcom公司的CEO Dave Garrison到法国去跟投资者见面。法国投资者一直问Garrison：谁是互联网的主席？Garrison解释说互联网是“网络的网络”，没有集中的领导机构。可法国人不明白去中心化这种结构，被逼无奈之下，最后Garrison说他自己是互联网的主席。
互联网没有主席。整个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所有计算机都可以接入和扩大它，并没有哪家公司或哪个国家拥有和指挥它。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组织不再限于政治和人。比特币没有中央发行机构，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开采和私下交易；维基百科的内容贡献者都是不要钱也不接受指定任务的志愿者。
去中心化组织的成员只是因为某个共同的理念或者需求被联系在一起。这种组织的信息和智力分布在所有成员中，并没有统一的发展计划，最好的主意往往来自第一线而不是中央。这使得去中心化组织能快速演化，有时候成长的速度极其惊人。
干不了大事儿的去中心组织
不过去中心化组织有个关键的弱点：这样的组织很难赚大钱。
美国电信史是个很好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在The Master Switch一书中总结，美国电信史就是一部在分权和集权中摇摆的历史。初生的新事物往往是去中心化的，比如最早的无线电台都是由业余爱好者设立，每个电台的功率都很低，只能覆盖有限地区。在这个阶段没人能赚大钱，直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把电台业务一统江湖，能做到一个节目同时覆盖全国各地，电台才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
所以，去中心化经常是一种适合原始阶段的组织方式，干不了太大的事儿。比特币交易平台资质不一，维基百科内容质量饱受诟病，就连看个电影，用BT下盗版也不如直接交钱给视频网站方便。
恐怖组织是去中心化的。他们干不了统治国家这样的大事，甚至也不可能分裂国家，但是他们干的“小事”足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麻烦。
本·拉登的确策划了9·11，但大多数情况下，基地组织并不直接谋划和指挥恐怖袭击。各地恐怖分子因为伊斯兰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伊斯兰教这种宗教）而实施恐怖袭击，基地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给恐怖分子提供培训和榜样。各地的恐怖分子可能形成小圈子，但这些小圈子并不受基地组织统一领导。甚至有的恐怖分子拿了基地组织这个“品牌”就自发行动，比开个麦当劳连锁店都容易。
从公开报道来看，中国境内的部分恐怖分子是因为接受了极端宗教思想、看了暴力恐怖音视频而采取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消灭的是海星而不是蜘蛛。
有纠纷找真主党
怎样杀死海星？《海星与蜘蛛》给了三个策略。这些策略后来被其他涉及反恐论述所印证。
第一个策略是改变环境。既然组织成员是靠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那就消除这种意识形态的市场。
以提出“北京共识”而闻名的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对此有精妙论述。他在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中译本《不可思议的年代》）一书中说，当面对一个变化的系统时，人们往往关注那些快速变化的因素，比如人对森林的砍伐；但对系统影响最大的，却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比如气候和环境。
黎巴嫩真主党的秘诀就在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在黎巴嫩的村落里不仅造炸弹，也建学校，修医院，盖房子，搞社区建设。碰到社区纠纷，黎巴嫩人首先想到的是去找真主党。真主党把对西方的仇恨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群众基础，有很强的韧性，形成了“变化很慢的因素”。
乌鲁木齐“5·22”暴恐案的恐怖分子来自新疆最穷的地区。当地人学汉语的热情不高，而宗教势力非常强大，这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在中国的典型环境。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在南疆实行免费高中教育、确保每家至少有一人就业之类，就可以改变这种生存环境。 第二个策略是先把海星变成蜘蛛，再杀。美国人最终是怎么打败阿帕奇部落的呢？美国人给阿帕奇部落首领发牲畜。有了财富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有了实权，各个领导之间开始争斗，最终一个集权化了的部落就容易对付了。利益可以使分权组织变集权，但把这个规律用在反恐上恐怕不太合适，谁也不想让恐怖组织做大。
美军如何密切联系群众
最后一个策略是把自己去中心化。并不是说非得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而是要借鉴去中心化组织的分布式智力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在这方面，美军在伊拉克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很多人看来，2008年之前的驻伊美军就像是个笑话。美军在进攻阶段总阵亡139人，但在重建阶段竟有超过4000人阵亡。蜘蛛式组织的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去中心化的当地武装迅速兴起，游击战风起云涌。一般认为，美军占领伊拉克完全是一个战略错误。
但是，经济学作者蒂姆·哈福德的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一书，发现这个所谓的战略错误其实可以用战术来弥补。
哈福德说，2008年之前，拉姆斯菲尔德非常相信中央指挥的力量。美军的作战方法是用计算机精确模拟战场，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然后让士兵不折不扣地执行。但事实证明这根本不好使，真正使得伊拉克形势在2008年迎来转折的，是来自第一线的底层官兵的智慧，而不是来自五角大楼。
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哈福德特意提到一位“H上校”的故事：H上校发现大部分伊拉克当地人之所以不愿意跟美军合作，并非因为仇恨美军——可能他们更恨萨达姆。这些人不合作是因为害怕被报复。毕竟美军可能打完就走，而他们要长期面对游击队。
H上校的策略是在自己负责的整个城市中建立29个哨所，这些哨所条件很差，但美军士兵在里面长期驻扎绝不后退，给当地人一种可靠感。
最初美军为了守卫这些哨所伤亡很大，但坚持下来以后，当地人的态度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愿意跟美军合作了。
H上校的种种措施包括要求手下必须尊重当地人。一个叫乔治的士兵贡献了一条经验：美军应该留胡子。因为他发现伊拉克人喜欢留胡子的人，而很难相信没胡子的人。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密切联系群众”吗？跟正牌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拉克游击队相比，我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就算是海星也只能算最小的海星，而我们的群众基础更胜美军百倍。只要切实掌握恐怖分子的活动规律，充分吸收第一线的经验，再加上密切联系群众，反恐效果可期。
（作者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