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3月，谢天笑的第4张全新专辑《幻觉》发行，紧接着，他将在工体举办自己的演唱会。10年过去了，那时候他从美国回来，一个被这片土壤重新召唤回来的谢天笑，肯定不会想到接下去的10年，他被乐迷和媒体贴上了一个又一个标签，“地下之王”，“现场之王”，“新一代摇滚教父”，“中国雷鬼之父”……他裹挟着这些，和中国摇滚乐一起晃晃颠颠一步一步地向主流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不知道演唱会是怎么策划起来的”
这天阳光明媚，原本约定在一家咖啡馆做采访，但谢天笑有了新想法，觉得这样的好天气实在该到户外去。他刚接受完一家门户网站的访谈，右手臂上还贴着该网站的logo，打了一辆车带我们到一家小区楼下，在一个石凳子上坐了下来。他的经纪人特意把自己的一条围巾拿出来，垫在石凳子上让他坐下。“我不知道演唱会是怎么策划起来的，”他转口说道，“因为我在北京已经3年多没有演了嘛。”
“就是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要做一个演唱会，然后说在工体。”他说着。
票房？“这不是我担心的事吧，”他觉得好笑，“我的事就是排练好，把音乐弄好。”他补充道，“我当然希望不会有票房问题。”
谢天笑还是那么瘦，外面穿一件单薄的风衣，里面穿着的正是演唱会海报上的黑色皮夹克。一副墨镜，连同戴着的帽子将自己裹起来。他刚做完新专辑，眼前演唱会的事儿还没什么准备，不过对于透露演唱会的内容这样的问题，他倒有一套自己应对的说辞：“这场演唱会会与以往不同，会把我新专辑的歌演一遍，也会演早期的歌。”
这是他时隔4年之后在北京举办的演唱会，之所以长达4年之久，他说是因为没什么新作，“我觉得真正做好的演唱会应该是一个阶段，如果没有什么想表达的东西，开演唱会不是特别有意义吧。”他想了想，“或者就是怀旧，对于我来说，怀旧还是有点早吧。”在这4年里他音乐节演得多，而且事实上对于专场演唱会这类事情，他自己并不是特别积极。此次在工体的演唱会，文案上写道：“这是继崔健、汪峰、许巍、郑钧之后，第5位在工体开个唱的内地摇滚音乐人”，但他并没把这当回事儿，确切地说，“演唱会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演出，在一个不同的场地，”他斟酌着，“但我这样说好像对演出商那边不是特别……当然，我很感谢别人做这个事情，但对我来说是每一场演出都一样。”
“工体据说能容纳4万人……”
“没那么多，”他纠正道，“你说的是工人体育场吧，工人体育馆没那么多人，5000左右吧。”
“工人体育场，那个只有汪大腕。”他调侃道。
谢天笑砸琴
谢天笑的春天应该是从无名高地酒吧的那场《X.T.X》新专辑演唱会开始的；演出通告写着由AK47做演出嘉宾，标题前写着“另类摇滚的代表”。后来被采访的时候，他一遍一遍复述着：那天下着雨，本来以为观众会很少，但到现场的时候发现酒吧的门推都推不开，一进去楼上楼下都是人，而且演出的时候发现观众都会跟着唱。“我很兴奋，因为感觉到自己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
这次演出的爆满几乎没有什么征兆，从2003年回国开始重新做乐队，谢天笑演出时人并不多，而这场演出就如同一颗炸弹。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是因为第1张专辑有了铺垫。
2000年，他经由嚎叫唱片，在京文发行了自己的处女专辑《冷血动物》。据说专辑的销量一直不错，但他没有拿到一分钱的版税，“问题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没有拿到版税，很多人都没有拿到版税。”说起当时，他认为那时整个大环境很多方面都不够健全，“所以说这东西不是我能左右的。”
无名高地的专辑首发之后，开始有乐迷将他标榜为“现场之王”。据说每场演出除了pogo之外，还引发很多少女尖叫。当年谢天笑的演出一场不落的一位乐迷在日志里对其现场效果印象深刻，“吉他失真，底鼓、贝斯听得非常清楚并有层次”，说是从没让人失望过。
同是垃圾摇滚风格的音乐，谢天笑被拿来与涅槃的柯特·科本相提并论，同样地，最令乐迷期待的是谢天笑砸琴。据2006年在无名高地看过他专场的乐迷回忆：“最后精彩的砸琴果然再次出现，老谢还爬上音箱，看得在场围观的群众们非常激动，不停怂恿：跳！跳！跳！老谢飞身扑向下面的观众。”AK47的老猫举着他，后来一阵惊叹：“丫实在太瘦，真怕折在自己手里！”
2007年6月，谢天笑在星光现场举办了个人演唱会，60元的门票被票贩子炒到100，据说这是星光现场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一场演出，当晚崔健、高旗、郑钧等不少摇滚老炮们也到场观看。
舞台的大屏幕上有时会出现他长发披肩低头的身影，背景是经典的红黄绿雷鬼三色。此时舞台上的他穿着白色的T恤，胸前是毛泽东的头像。一个前奏响起，就有乐迷攀到舞台上，跳水一浪接一浪。
这次演出他尝试了双古筝的合奏，演到结尾，声音制造出巨大的混乱，醇厚的古筝拨弦像一把利刃，一节一节地划在声场里。他对着话筒，竖起中指，几近失声地当头棒喝—像是在喊“举起来！”又像是在叫“GG啊”。他抓着吉他带转圈，踉踉跄跄地停下来让琴头倒地，犹豫了一下，接着把琴往地板砸下去，第一下不够狠，情绪愈发激烈，后来无可挽回般地举起来砸下去，撞倒了身后的古筝。他高举着琴，从舞台右边走到左边，狠狠地把琴再掷到地板上，这时候琴柄已经折断，他像是握着断了的手臂在空中摇晃。
回到休息室，外面“牛逼！”的声音汹涌澎湃，此时谢天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一言不发，嘈杂声中依稀能听到有人在问：“那把琴多少钱啊？”
“现场之王”变成“新教父”
在星光现场的这场“倾笑京城”演唱会也是独立厂牌十三月的系列展演之一，很快在月底就举办了发布会，宣布谢天笑签约十三月唱片，现场谢天笑还象征性地把一把冰雕吉他砸开。此前，十三月更为人所知的是一家以民谣为主的独立厂牌，签约谢天笑则标志着他们将涉足摇滚领域。十三月唱片的方向也非常明确，他们希望架构出一个艺术与商业相平衡适合摇滚乐发展的模式，“鄙弃早年所谓地下摇滚的概念，希望摇滚乐可以介入到主流领域”。 谢天笑成为十三月最大的砝码，但与最初气势汹汹的劲头相比，很快十三月便发现一切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在国内的这拨儿“摇滚教父”中，崔健以社会批判的态度成为一代人的内心火种，而单飞后的汪峰正以充满励志色彩的摇滚历程让自己“飞得更高”，但对于这个曾经的“现场之王”、纤瘦的摇滚歌手而言，他的运作空间在哪儿？
1年后，谢天笑发行了他的第3张专辑《只有一个愿望》。与此前的反响产生极大反差，很多乐迷对谢天笑的转变发出质疑，甚至投掷出“第2个许巍”的说法。
“在中国摇滚领域，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立场，是意识形态而不是音乐本身，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对谁都没好处。”十三月的卢中强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为了宣传新唱片，那段时期经常见到卢中强和谢天笑一同出现在媒体面前。对这张专辑所谓“软了”的反映，谢天笑在镜头面前一反常态，表现出急欲解释的热忱，“我经过了商业的包装，他们可能会认为不应该这样做，他就是地下，他就是什么，包括这张唱片有人会觉得制作太精良了，花钱太多，也会有抵制的心理。”他分析道，“会觉得我谢天笑的专辑应该是粗糙的，那才是真正的摇滚，感觉就是和公司一起来向商业妥协，其实没有这样的。”
“我们所做的只是公司给我很大的创作空间，然后在运作上按照一般商业模式去做，”谢天笑扭头看了看卢中强，“是这样？”
这个采访前，卢中强正发出要转行开饭店这样的自嘲，他发现摇滚乐这个新兴产业问题百出，想要把演出开拓到更多城市，但当地的硬件设备令人感到头疼。他考虑买上一辆大篷车，把设备都带上，把谢天笑的音乐带到更多乐迷面前。这时候握在他手里的只剩下这张王牌，“我们会顺着这个方向再走一年，如果明年还没有大的改观，也不会再往下做了……”他摊手说。
由于投资搁浅，“摇滚大篷车”计划中途流产。在这一年夏天十三月在北京做了北展音乐季，其中就包括谢天笑的北展演唱会。演出设备出了状况，谢天笑在台上演出，但并不知道台下音响出了问题。后来他提起崔健的一个说法，认为中国摇滚乐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是相关设备没有跟上去。很快，十三月发现围绕谢天笑一人运营的方式显出基础薄弱的弊端，卢中强有更多点子，他与网游《纵横时空》合作，为谢天笑完成作品和形象植入，又与当时火热的桌游“三国杀”合作完成了他的一张EP《古筝雷鬼》。此外，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话剧跨界创作当中。
此时坐在面前的谢天笑回忆起当年的这番合作，“有一些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也有自己的喜好。”他思考了一下，“嗯，阶段也不一样。”
“说说不好的方面？”
他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时不时地点燃：“不好的不一定是具体的什么，也可能是一些看不到的情况。也有很多好的方面。都有吧，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好，也没有一个人是坏透了。没有完美的事。”
2009年，以音乐季的形式，谢天笑又办了一场奥体演唱会，此后和十三月双方渐行渐远。卢中强后来向媒体发表自己的见解：“后来我开始领悟到，做点始终不如做面，况且我旗下有许多优秀的民谣音乐人，而民谣又是我个人最大的爱好。”自此十三月开始了“民谣在路上”的阶段。对于这次分道扬镳，谢天笑说：“特别简单，就是合约到期了”。
很快，就传出谢天笑签约摩登天空的消息。2010年，音乐节正是炙手可热的话题，此后谢天笑并没有接着以前在北京一年一场演唱会的步伐，“主要参加音乐节多一些。”他说。据媒体报道，谢天笑乐队的演出费从十三月时期的5万元，已经进入到了10万元的级别。借助摩登天空这个平台，谢天笑“稳住国内首个借助音乐节实现年收入超过100万元的新晋摇滚乐队地位”。
扎在音乐世界里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谢天笑在圆明园画家村住过一段时间，“用简单的方式表达一切”，画家的这句话令他受益匪浅。纵观其创作可见其力求切实、简单的创作理念，“我做的音乐用不着有大气的副歌，也用不着喊口号，只要能把那些细微的、切身的感受用合适的方式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扎实的创作灵感，使他的音乐更为真挚，更能打动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都是相似的”。
“摇滚乐就是感觉比较重要”，他说。新专辑《幻觉》为此换了一次录影棚，很多东西重来，因为最初使用的是分轨录音，谢天笑自己一个人戴着耳机在唱，他感觉特假，“不是真正激发的感觉”，摇滚乐的魅力在于乐队一起创作，氛围的互相感染。这张《幻觉》加入了一些对他来说比较新的元素—电子。他阐释：“电子主要是更推动音乐的律动，因为鼓和贝斯是音乐律动的基础，电子会更强调。”谈到古筝并没有被进一步利用，“因为如果一个东西你用得太多，无意中会重复自己，就没意义了。”他说，“以后我想做实验性更强的东西，会加入更多元素，这样才可以一步一步地离自己的过去越来越远。”
谢天笑的创作一直试图摆脱传统摇滚乐的影响，垃圾摇滚、柯特·科本、鲍勃·马利、雷鬼乐等等，他就像是褪皮一样一层一层地试图剥除掉这些符号，“做音乐最重要的就是特点，我的特点不可能从印度去找。很自然地，我会从中国的东西里面去找，去结合。”
在美国的经历使他发现了古筝。他先是在纽约华人区住过一段时间，半年后搬到加州，冷血动物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明在那儿住。家里摆着一架古筝，每次去他都要拨两下子，声音一出来，发现还挺好听的。慢慢地，他对西方摇滚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回想起来，他仍记得看过一场布鲁斯表演，带给他很大震撼。“人家在用布鲁斯说自己的事儿，那种玩儿的感觉非常轻松自如”，他渐渐意识到要做有自己特点的摇滚乐，古筝就是一个突破口。“你有没有发现英国乐队也有中东的元素啊，但他们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至少是用他们的母语。”
《X.T.X》对古筝的尝试只是一个开始，这张专辑出来后，他脑子里在考虑尝试雷鬼的元素，“古筝和雷鬼的结合是我的尝试”。接下去，《只有一个愿望》、《古筝雷鬼》这两张作品都融入了雷鬼的元素，甚至在发行了EP之后，他宣称要出一个中国式雷鬼的系列，“这一张是《古筝·雷鬼》，下一张可能是扬琴？雷鬼或者琵琶？这张只是一个开始。”但这个计划并没有继续下去，时隔4年后摆在我们眼前的是这张新作《幻觉》。“我喜欢雷鬼音乐，是因为我喜欢鲍勃·马利，这样能说得通吗？”他笑了笑，“我先是喜欢他的音乐，才更喜欢他。” “他就是我的音乐之神。”他歪一歪身子，“他对你的影响是没办法抗拒的，就像摇滚乐对于我，很多年以来我试图摆脱摇滚乐的影响，但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你喜欢的就是这个。”这张新专辑电子的部分是由吉他手赵龙完成的，“在做的时候我是完全把它当成吉他去用，它不过就是换个音色，换个手法。”
“跟你之前弹古筝的思路有点像？”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用那个东西去表达，就像你去一个地方，今天骑车，明天开车，只是换了工具而已。”
“但对于你来说实验性在哪边呢？因为这个手段不一样，但你的思维是一样的？”
“手段不一样会给你很多别的感觉，会开发你很多新的感受。比如说用古筝的时候会激发我很多想法，在没听到这个音色以前，可能没有刺激到我，不会有那么多的感觉在里面。”
一位摇滚歌手的生活法则
再一次和谢天笑见面，是在摩登天空的大本营，说这次来要开个会，此时《幻觉》新专辑刚出来不久。新专辑的封面是谢天笑的侧面雕像，脑袋被掏空，留下一个脸型的轮廓，黑褐色的造型很凝练，甚至有载入历史般的仪式感。
他穿着一件丝绒大衣，仍旧是一副墨镜装扮。他正接电话，把手伸过来同我握手，“你其实不用跑一趟，电话就可以的。”上一次聊到后来，谢天笑显得有些疲乏，“聊的时候有些干”，后来在场的一位同事这样说。他对话题没兴致，有时候就缓下来，举起手机回短信。中途有陌生人跳出来，“请问你是谢天笑吗？”这位年轻人过来，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件白色T恤请他签名。采访进行得并不顺畅，后来他说“行了，差不多就算了吧”，并主动留下号码，表示说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采访。“一般情况下，他肯定会说没问题。”摩登天空的一位负责人说。
眼前的谢天笑和台上那个曾经砸琴的摇滚歌手判若俩人，“但现在，我在台上更像是演一个角色，给大家一个漂亮的演出，”谢天笑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举了一些国外的例子，例如玛丽连·曼森、滚石乐队，认为他们之所以一直保持创作的热情，就是因为把生活和舞台上的表演分得很开。在他看来，要是一个人把音乐与生活混淆起来，那肯定是要发疯的。
话题转移到了同是摇滚歌手的汪峰上春晚，“让你上春晚，你会上吗？”
“会啊，为什么不呢？”他不置可否，“但要看让我去演什么歌，演自己的歌我会非常高兴。”前提是这个舞台是属于他的舞台，演他自己的歌，“但我肯定不会去，去唱一些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歌，”他强调道，“如果那样，我上那个节目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谓的摇滚盛世来临了吗？”
“我没想那么多，”他说，“我觉得谁想上就上吧，每个人道路不同嘛，我觉得汪峰唱歌唱得非常好，他比较适合那个舞台吧。春晚就是也想……嗯哼，怎么说呢，汪峰比我更适合‘我爱你中国’啊什么的，那不太适合我。”
“我不知道演唱会是怎么策划起来的”
这天阳光明媚，原本约定在一家咖啡馆做采访，但谢天笑有了新想法，觉得这样的好天气实在该到户外去。他刚接受完一家门户网站的访谈，右手臂上还贴着该网站的logo，打了一辆车带我们到一家小区楼下，在一个石凳子上坐了下来。他的经纪人特意把自己的一条围巾拿出来，垫在石凳子上让他坐下。“我不知道演唱会是怎么策划起来的，”他转口说道，“因为我在北京已经3年多没有演了嘛。”
“就是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要做一个演唱会，然后说在工体。”他说着。
票房？“这不是我担心的事吧，”他觉得好笑，“我的事就是排练好，把音乐弄好。”他补充道，“我当然希望不会有票房问题。”
谢天笑还是那么瘦，外面穿一件单薄的风衣，里面穿着的正是演唱会海报上的黑色皮夹克。一副墨镜，连同戴着的帽子将自己裹起来。他刚做完新专辑，眼前演唱会的事儿还没什么准备，不过对于透露演唱会的内容这样的问题，他倒有一套自己应对的说辞：“这场演唱会会与以往不同，会把我新专辑的歌演一遍，也会演早期的歌。”
这是他时隔4年之后在北京举办的演唱会，之所以长达4年之久，他说是因为没什么新作，“我觉得真正做好的演唱会应该是一个阶段，如果没有什么想表达的东西，开演唱会不是特别有意义吧。”他想了想，“或者就是怀旧，对于我来说，怀旧还是有点早吧。”在这4年里他音乐节演得多，而且事实上对于专场演唱会这类事情，他自己并不是特别积极。此次在工体的演唱会，文案上写道：“这是继崔健、汪峰、许巍、郑钧之后，第5位在工体开个唱的内地摇滚音乐人”，但他并没把这当回事儿，确切地说，“演唱会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演出，在一个不同的场地，”他斟酌着，“但我这样说好像对演出商那边不是特别……当然，我很感谢别人做这个事情，但对我来说是每一场演出都一样。”
“工体据说能容纳4万人……”
“没那么多，”他纠正道，“你说的是工人体育场吧，工人体育馆没那么多人，5000左右吧。”
“工人体育场，那个只有汪大腕。”他调侃道。
谢天笑砸琴
谢天笑的春天应该是从无名高地酒吧的那场《X.T.X》新专辑演唱会开始的；演出通告写着由AK47做演出嘉宾，标题前写着“另类摇滚的代表”。后来被采访的时候，他一遍一遍复述着：那天下着雨，本来以为观众会很少，但到现场的时候发现酒吧的门推都推不开，一进去楼上楼下都是人，而且演出的时候发现观众都会跟着唱。“我很兴奋，因为感觉到自己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
这次演出的爆满几乎没有什么征兆，从2003年回国开始重新做乐队，谢天笑演出时人并不多，而这场演出就如同一颗炸弹。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是因为第1张专辑有了铺垫。
2000年，他经由嚎叫唱片，在京文发行了自己的处女专辑《冷血动物》。据说专辑的销量一直不错，但他没有拿到一分钱的版税，“问题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没有拿到版税，很多人都没有拿到版税。”说起当时，他认为那时整个大环境很多方面都不够健全，“所以说这东西不是我能左右的。”
无名高地的专辑首发之后，开始有乐迷将他标榜为“现场之王”。据说每场演出除了pogo之外，还引发很多少女尖叫。当年谢天笑的演出一场不落的一位乐迷在日志里对其现场效果印象深刻，“吉他失真，底鼓、贝斯听得非常清楚并有层次”，说是从没让人失望过。
同是垃圾摇滚风格的音乐，谢天笑被拿来与涅槃的柯特·科本相提并论，同样地，最令乐迷期待的是谢天笑砸琴。据2006年在无名高地看过他专场的乐迷回忆：“最后精彩的砸琴果然再次出现，老谢还爬上音箱，看得在场围观的群众们非常激动，不停怂恿：跳！跳！跳！老谢飞身扑向下面的观众。”AK47的老猫举着他，后来一阵惊叹：“丫实在太瘦，真怕折在自己手里！”
2007年6月，谢天笑在星光现场举办了个人演唱会，60元的门票被票贩子炒到100，据说这是星光现场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一场演出，当晚崔健、高旗、郑钧等不少摇滚老炮们也到场观看。
舞台的大屏幕上有时会出现他长发披肩低头的身影，背景是经典的红黄绿雷鬼三色。此时舞台上的他穿着白色的T恤，胸前是毛泽东的头像。一个前奏响起，就有乐迷攀到舞台上，跳水一浪接一浪。
这次演出他尝试了双古筝的合奏，演到结尾，声音制造出巨大的混乱，醇厚的古筝拨弦像一把利刃，一节一节地划在声场里。他对着话筒，竖起中指，几近失声地当头棒喝—像是在喊“举起来！”又像是在叫“GG啊”。他抓着吉他带转圈，踉踉跄跄地停下来让琴头倒地，犹豫了一下，接着把琴往地板砸下去，第一下不够狠，情绪愈发激烈，后来无可挽回般地举起来砸下去，撞倒了身后的古筝。他高举着琴，从舞台右边走到左边，狠狠地把琴再掷到地板上，这时候琴柄已经折断，他像是握着断了的手臂在空中摇晃。
回到休息室，外面“牛逼！”的声音汹涌澎湃，此时谢天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一言不发，嘈杂声中依稀能听到有人在问：“那把琴多少钱啊？”
“现场之王”变成“新教父”
在星光现场的这场“倾笑京城”演唱会也是独立厂牌十三月的系列展演之一，很快在月底就举办了发布会，宣布谢天笑签约十三月唱片，现场谢天笑还象征性地把一把冰雕吉他砸开。此前，十三月更为人所知的是一家以民谣为主的独立厂牌，签约谢天笑则标志着他们将涉足摇滚领域。十三月唱片的方向也非常明确，他们希望架构出一个艺术与商业相平衡适合摇滚乐发展的模式，“鄙弃早年所谓地下摇滚的概念，希望摇滚乐可以介入到主流领域”。 谢天笑成为十三月最大的砝码，但与最初气势汹汹的劲头相比，很快十三月便发现一切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在国内的这拨儿“摇滚教父”中，崔健以社会批判的态度成为一代人的内心火种，而单飞后的汪峰正以充满励志色彩的摇滚历程让自己“飞得更高”，但对于这个曾经的“现场之王”、纤瘦的摇滚歌手而言，他的运作空间在哪儿？
1年后，谢天笑发行了他的第3张专辑《只有一个愿望》。与此前的反响产生极大反差，很多乐迷对谢天笑的转变发出质疑，甚至投掷出“第2个许巍”的说法。
“在中国摇滚领域，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立场，是意识形态而不是音乐本身，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对谁都没好处。”十三月的卢中强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为了宣传新唱片，那段时期经常见到卢中强和谢天笑一同出现在媒体面前。对这张专辑所谓“软了”的反映，谢天笑在镜头面前一反常态，表现出急欲解释的热忱，“我经过了商业的包装，他们可能会认为不应该这样做，他就是地下，他就是什么，包括这张唱片有人会觉得制作太精良了，花钱太多，也会有抵制的心理。”他分析道，“会觉得我谢天笑的专辑应该是粗糙的，那才是真正的摇滚，感觉就是和公司一起来向商业妥协，其实没有这样的。”
“我们所做的只是公司给我很大的创作空间，然后在运作上按照一般商业模式去做，”谢天笑扭头看了看卢中强，“是这样？”
这个采访前，卢中强正发出要转行开饭店这样的自嘲，他发现摇滚乐这个新兴产业问题百出，想要把演出开拓到更多城市，但当地的硬件设备令人感到头疼。他考虑买上一辆大篷车，把设备都带上，把谢天笑的音乐带到更多乐迷面前。这时候握在他手里的只剩下这张王牌，“我们会顺着这个方向再走一年，如果明年还没有大的改观，也不会再往下做了……”他摊手说。
由于投资搁浅，“摇滚大篷车”计划中途流产。在这一年夏天十三月在北京做了北展音乐季，其中就包括谢天笑的北展演唱会。演出设备出了状况，谢天笑在台上演出，但并不知道台下音响出了问题。后来他提起崔健的一个说法，认为中国摇滚乐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是相关设备没有跟上去。很快，十三月发现围绕谢天笑一人运营的方式显出基础薄弱的弊端，卢中强有更多点子，他与网游《纵横时空》合作，为谢天笑完成作品和形象植入，又与当时火热的桌游“三国杀”合作完成了他的一张EP《古筝雷鬼》。此外，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话剧跨界创作当中。
此时坐在面前的谢天笑回忆起当年的这番合作，“有一些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也有自己的喜好。”他思考了一下，“嗯，阶段也不一样。”
“说说不好的方面？”
他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时不时地点燃：“不好的不一定是具体的什么，也可能是一些看不到的情况。也有很多好的方面。都有吧，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好，也没有一个人是坏透了。没有完美的事。”
2009年，以音乐季的形式，谢天笑又办了一场奥体演唱会，此后和十三月双方渐行渐远。卢中强后来向媒体发表自己的见解：“后来我开始领悟到，做点始终不如做面，况且我旗下有许多优秀的民谣音乐人，而民谣又是我个人最大的爱好。”自此十三月开始了“民谣在路上”的阶段。对于这次分道扬镳，谢天笑说：“特别简单，就是合约到期了”。
很快，就传出谢天笑签约摩登天空的消息。2010年，音乐节正是炙手可热的话题，此后谢天笑并没有接着以前在北京一年一场演唱会的步伐，“主要参加音乐节多一些。”他说。据媒体报道，谢天笑乐队的演出费从十三月时期的5万元，已经进入到了10万元的级别。借助摩登天空这个平台，谢天笑“稳住国内首个借助音乐节实现年收入超过100万元的新晋摇滚乐队地位”。
扎在音乐世界里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谢天笑在圆明园画家村住过一段时间，“用简单的方式表达一切”，画家的这句话令他受益匪浅。纵观其创作可见其力求切实、简单的创作理念，“我做的音乐用不着有大气的副歌，也用不着喊口号，只要能把那些细微的、切身的感受用合适的方式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扎实的创作灵感，使他的音乐更为真挚，更能打动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都是相似的”。
“摇滚乐就是感觉比较重要”，他说。新专辑《幻觉》为此换了一次录影棚，很多东西重来，因为最初使用的是分轨录音，谢天笑自己一个人戴着耳机在唱，他感觉特假，“不是真正激发的感觉”，摇滚乐的魅力在于乐队一起创作，氛围的互相感染。这张《幻觉》加入了一些对他来说比较新的元素—电子。他阐释：“电子主要是更推动音乐的律动，因为鼓和贝斯是音乐律动的基础，电子会更强调。”谈到古筝并没有被进一步利用，“因为如果一个东西你用得太多，无意中会重复自己，就没意义了。”他说，“以后我想做实验性更强的东西，会加入更多元素，这样才可以一步一步地离自己的过去越来越远。”
谢天笑的创作一直试图摆脱传统摇滚乐的影响，垃圾摇滚、柯特·科本、鲍勃·马利、雷鬼乐等等，他就像是褪皮一样一层一层地试图剥除掉这些符号，“做音乐最重要的就是特点，我的特点不可能从印度去找。很自然地，我会从中国的东西里面去找，去结合。”
在美国的经历使他发现了古筝。他先是在纽约华人区住过一段时间，半年后搬到加州，冷血动物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明在那儿住。家里摆着一架古筝，每次去他都要拨两下子，声音一出来，发现还挺好听的。慢慢地，他对西方摇滚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回想起来，他仍记得看过一场布鲁斯表演，带给他很大震撼。“人家在用布鲁斯说自己的事儿，那种玩儿的感觉非常轻松自如”，他渐渐意识到要做有自己特点的摇滚乐，古筝就是一个突破口。“你有没有发现英国乐队也有中东的元素啊，但他们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至少是用他们的母语。”
《X.T.X》对古筝的尝试只是一个开始，这张专辑出来后，他脑子里在考虑尝试雷鬼的元素，“古筝和雷鬼的结合是我的尝试”。接下去，《只有一个愿望》、《古筝雷鬼》这两张作品都融入了雷鬼的元素，甚至在发行了EP之后，他宣称要出一个中国式雷鬼的系列，“这一张是《古筝·雷鬼》，下一张可能是扬琴？雷鬼或者琵琶？这张只是一个开始。”但这个计划并没有继续下去，时隔4年后摆在我们眼前的是这张新作《幻觉》。“我喜欢雷鬼音乐，是因为我喜欢鲍勃·马利，这样能说得通吗？”他笑了笑，“我先是喜欢他的音乐，才更喜欢他。” “他就是我的音乐之神。”他歪一歪身子，“他对你的影响是没办法抗拒的，就像摇滚乐对于我，很多年以来我试图摆脱摇滚乐的影响，但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你喜欢的就是这个。”这张新专辑电子的部分是由吉他手赵龙完成的，“在做的时候我是完全把它当成吉他去用，它不过就是换个音色，换个手法。”
“跟你之前弹古筝的思路有点像？”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用那个东西去表达，就像你去一个地方，今天骑车，明天开车，只是换了工具而已。”
“但对于你来说实验性在哪边呢？因为这个手段不一样，但你的思维是一样的？”
“手段不一样会给你很多别的感觉，会开发你很多新的感受。比如说用古筝的时候会激发我很多想法，在没听到这个音色以前，可能没有刺激到我，不会有那么多的感觉在里面。”
一位摇滚歌手的生活法则
再一次和谢天笑见面，是在摩登天空的大本营，说这次来要开个会，此时《幻觉》新专辑刚出来不久。新专辑的封面是谢天笑的侧面雕像，脑袋被掏空，留下一个脸型的轮廓，黑褐色的造型很凝练，甚至有载入历史般的仪式感。
他穿着一件丝绒大衣，仍旧是一副墨镜装扮。他正接电话，把手伸过来同我握手，“你其实不用跑一趟，电话就可以的。”上一次聊到后来，谢天笑显得有些疲乏，“聊的时候有些干”，后来在场的一位同事这样说。他对话题没兴致，有时候就缓下来，举起手机回短信。中途有陌生人跳出来，“请问你是谢天笑吗？”这位年轻人过来，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件白色T恤请他签名。采访进行得并不顺畅，后来他说“行了，差不多就算了吧”，并主动留下号码，表示说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采访。“一般情况下，他肯定会说没问题。”摩登天空的一位负责人说。
眼前的谢天笑和台上那个曾经砸琴的摇滚歌手判若俩人，“但现在，我在台上更像是演一个角色，给大家一个漂亮的演出，”谢天笑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举了一些国外的例子，例如玛丽连·曼森、滚石乐队，认为他们之所以一直保持创作的热情，就是因为把生活和舞台上的表演分得很开。在他看来，要是一个人把音乐与生活混淆起来，那肯定是要发疯的。
话题转移到了同是摇滚歌手的汪峰上春晚，“让你上春晚，你会上吗？”
“会啊，为什么不呢？”他不置可否，“但要看让我去演什么歌，演自己的歌我会非常高兴。”前提是这个舞台是属于他的舞台，演他自己的歌，“但我肯定不会去，去唱一些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歌，”他强调道，“如果那样，我上那个节目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谓的摇滚盛世来临了吗？”
“我没想那么多，”他说，“我觉得谁想上就上吧，每个人道路不同嘛，我觉得汪峰唱歌唱得非常好，他比较适合那个舞台吧。春晚就是也想……嗯哼，怎么说呢，汪峰比我更适合‘我爱你中国’啊什么的，那不太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