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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令人纠结的小说。
失意青年郑一介抓到妻子出轨，艰难维持的尴尬生活彻底崩盘。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以傍富婆的方式谋求所谓的现实成功。为达目的，他忍受了侮辱，经历了考验，在进展不顺时还玩起了阴谋，最终如愿以偿，成为富婆沈虹一个商业项目的负责人。
穷小子豁出身去往上爬，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都热衷于书写的故事，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和司汤达的于连，则是其经典代表。但在矢志攀缘的道路上，于连心中始终有爱，拉斯蒂涅有所不为，保有最基本的优雅。相比之下，郑一介的所作所为就令人难堪。他与沈虹曾有旧情，所以在最初，他试图利用这种旧情。他的企图被精明的沈虹一眼窥破。郑一介并不气馁，在沈虹刻意的羞辱中再接再厉，先献上身体（以近乎无耻的姿态主动爬上已然胖成“一艘肉船”的沈虹），再献上“忠诚”（帮沈虹做事，并在意图偷腥时侥幸通过沈虹的考验）。当他发现这些都不管用，又策划了一场针对沈虹的勒索，机关算尽，终于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这是一出赤裸裸的丑剧，无耻与堕落假由现实不公的名义肆行无忌，令人不齿的行径亦在不愿屈服的伪命题下变得堂而皇之光明正大。在行苟且之时，郑一介总是充满了被压迫者的义愤和不平，将自己的行为赋予一种水浒梁山式的正义感和正当性。他认为自己是苦主，被整个世界加害，所以他的一切反应都天然合理，并受道德加持。既然是现实逼他堕落，他就理应通过堕落来获得世俗的荣华富贵。这就是他愿望中的公道。与内裤尚存的拉斯蒂涅和于连对比，郑一介一丝不挂，狂放祼奔，不但没有羞愧之心，反而为达成所愿而洋洋自得，犒赏同谋，俨然认为是自己做对了，获此正果亦是天经地义。
人生天地间，总不免会面临困境，小民如此，圣哲亦如此，纵使大罗天仙，亦有不能畅其志的时候。当困境加身，如何走出去，也是所有人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人们所处环境不同，面临的困境也不一样，但各种困境，在对其人的困扰和挫磨上，实无高卑之别。不能说工人下岗失业时的茫然无助需要同情，商人在经济不景气时的痛苦挣扎就是活该，也很难假定市井生存的艰难必然包含有某种反抗社会的天然正义，而宫廷环境的险恶就一定代表政治的阴暗和人性的卑劣。要走出困境，必然要改变使自己身陷此中的既有秩序——包括社会规则和自我性格。但这种改变，并非只有破坏一途，相对于以堕落求解脱，困境中的道德自律与价值坚守无疑更可贵。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而这种自律与坚守，似乎也更值得揄扬和书写。
鲁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位伟人，对中国文学现代化都有卓越贡献，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都不遗余力，因此经常被人拿来做比较。最普遍的对比认为，鲁迅先生一味打倒，胡适先生则更倾向于重建。士有以此判高下者。这种判断无疑不够严肃和严谨，但不妨碍我们借此视角来观照文学创作。这些年来，底层文学兴盛，苦难写作和疼痛写作亦大行其道，所谓撕开血淋淋的真相给人看，挥笔如刀，剖腹涤肠，割疮剜痂，将人生的不堪历历铺陈。这没什么不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唯有不惜一切的决绝，才可能激发改变现状的勇气。但也有众多贤达不认同，认为一味描写苦难，并无助于苦难的解决，写作者应该远走一步，尝试为苦难者寻找出路;也不要在作品中一味疼痛，暴力加溫情，才更接近于人性的要求和文学的标准。
这种论调似乎更高明，对写作的要求也似乎更高格。然而问题是，为现实寻找出路，是文学的天然责任和应有之义吗？或者说，文学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承担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于法律学的功能？这不是新话题，也不可能有定论，以我个人陋见，两者间并无必然关系。有志于以文学干预现实或假文学传播大道者当然可以这么干，无意于此者也并不代表水准不及。文学的本性是呈现，然后才是判断，判断是文学的外延，而非文学本体之固有。写作者可以追求这种外延，但同时要承担风险，因为并不是所有判断都是正确的，每一种加诸文学本性之上的价值判断与表达，都要经受多元文化和时代变迁的验证，而验证的结果，往往令人尴尬。
所以，在作品中乱给出路，不如不给出路。在作品中乱给出路，往往会断送了作品的出路，不给出路，反而可能成全作品的出路。虚构的温情并无温度，故作的乐观也无人乐见，与其在作品中忍痛卖笑，不如去放声一哭。
寒郁的《流水绑》，便是放声一哭的小说。他似乎是给不甘心、不安分的郑一介找了一个出路，让他经由放弃尊严和道德沦丧，获得了想要的“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又一步步封死了他通过自我提升进而自我实现的道路，使他彻底沦陷入穷斯滥的小人之境，化身为苟且算计以自活的鼠辈。寒郁给郑一介的出路，其实是没有出路，而这种没有出路的出路，很可能恰恰是社会现实最真实深刻的写照。这是一种近乎彻底的绝望：欲谴责而无力，欲改变而无能，欲辩解而无用。一如郑一介的婚姻，他试图用一张证书将自己和妻子绑在一起，却好像拿绳子捆绑流水，流水滔滔，一切徒劳。在这种徒劳的绝望里，小说辐射出了它所能承载的最大的力量。
失意青年郑一介抓到妻子出轨，艰难维持的尴尬生活彻底崩盘。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以傍富婆的方式谋求所谓的现实成功。为达目的，他忍受了侮辱，经历了考验，在进展不顺时还玩起了阴谋，最终如愿以偿，成为富婆沈虹一个商业项目的负责人。
穷小子豁出身去往上爬，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都热衷于书写的故事，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和司汤达的于连，则是其经典代表。但在矢志攀缘的道路上，于连心中始终有爱，拉斯蒂涅有所不为，保有最基本的优雅。相比之下，郑一介的所作所为就令人难堪。他与沈虹曾有旧情，所以在最初，他试图利用这种旧情。他的企图被精明的沈虹一眼窥破。郑一介并不气馁，在沈虹刻意的羞辱中再接再厉，先献上身体（以近乎无耻的姿态主动爬上已然胖成“一艘肉船”的沈虹），再献上“忠诚”（帮沈虹做事，并在意图偷腥时侥幸通过沈虹的考验）。当他发现这些都不管用，又策划了一场针对沈虹的勒索，机关算尽，终于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这是一出赤裸裸的丑剧，无耻与堕落假由现实不公的名义肆行无忌，令人不齿的行径亦在不愿屈服的伪命题下变得堂而皇之光明正大。在行苟且之时，郑一介总是充满了被压迫者的义愤和不平，将自己的行为赋予一种水浒梁山式的正义感和正当性。他认为自己是苦主，被整个世界加害，所以他的一切反应都天然合理，并受道德加持。既然是现实逼他堕落，他就理应通过堕落来获得世俗的荣华富贵。这就是他愿望中的公道。与内裤尚存的拉斯蒂涅和于连对比，郑一介一丝不挂，狂放祼奔，不但没有羞愧之心，反而为达成所愿而洋洋自得，犒赏同谋，俨然认为是自己做对了，获此正果亦是天经地义。
人生天地间，总不免会面临困境，小民如此，圣哲亦如此，纵使大罗天仙，亦有不能畅其志的时候。当困境加身，如何走出去，也是所有人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人们所处环境不同，面临的困境也不一样，但各种困境，在对其人的困扰和挫磨上，实无高卑之别。不能说工人下岗失业时的茫然无助需要同情，商人在经济不景气时的痛苦挣扎就是活该，也很难假定市井生存的艰难必然包含有某种反抗社会的天然正义，而宫廷环境的险恶就一定代表政治的阴暗和人性的卑劣。要走出困境，必然要改变使自己身陷此中的既有秩序——包括社会规则和自我性格。但这种改变，并非只有破坏一途，相对于以堕落求解脱，困境中的道德自律与价值坚守无疑更可贵。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而这种自律与坚守，似乎也更值得揄扬和书写。
鲁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位伟人，对中国文学现代化都有卓越贡献，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都不遗余力，因此经常被人拿来做比较。最普遍的对比认为，鲁迅先生一味打倒，胡适先生则更倾向于重建。士有以此判高下者。这种判断无疑不够严肃和严谨，但不妨碍我们借此视角来观照文学创作。这些年来，底层文学兴盛，苦难写作和疼痛写作亦大行其道，所谓撕开血淋淋的真相给人看，挥笔如刀，剖腹涤肠，割疮剜痂，将人生的不堪历历铺陈。这没什么不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唯有不惜一切的决绝，才可能激发改变现状的勇气。但也有众多贤达不认同，认为一味描写苦难，并无助于苦难的解决，写作者应该远走一步，尝试为苦难者寻找出路;也不要在作品中一味疼痛，暴力加溫情，才更接近于人性的要求和文学的标准。
这种论调似乎更高明，对写作的要求也似乎更高格。然而问题是，为现实寻找出路，是文学的天然责任和应有之义吗？或者说，文学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承担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于法律学的功能？这不是新话题，也不可能有定论，以我个人陋见，两者间并无必然关系。有志于以文学干预现实或假文学传播大道者当然可以这么干，无意于此者也并不代表水准不及。文学的本性是呈现，然后才是判断，判断是文学的外延，而非文学本体之固有。写作者可以追求这种外延，但同时要承担风险，因为并不是所有判断都是正确的，每一种加诸文学本性之上的价值判断与表达，都要经受多元文化和时代变迁的验证，而验证的结果，往往令人尴尬。
所以，在作品中乱给出路，不如不给出路。在作品中乱给出路，往往会断送了作品的出路，不给出路，反而可能成全作品的出路。虚构的温情并无温度，故作的乐观也无人乐见，与其在作品中忍痛卖笑，不如去放声一哭。
寒郁的《流水绑》，便是放声一哭的小说。他似乎是给不甘心、不安分的郑一介找了一个出路，让他经由放弃尊严和道德沦丧，获得了想要的“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又一步步封死了他通过自我提升进而自我实现的道路，使他彻底沦陷入穷斯滥的小人之境，化身为苟且算计以自活的鼠辈。寒郁给郑一介的出路，其实是没有出路，而这种没有出路的出路，很可能恰恰是社会现实最真实深刻的写照。这是一种近乎彻底的绝望：欲谴责而无力，欲改变而无能，欲辩解而无用。一如郑一介的婚姻，他试图用一张证书将自己和妻子绑在一起，却好像拿绳子捆绑流水，流水滔滔，一切徒劳。在这种徒劳的绝望里，小说辐射出了它所能承载的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