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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9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早早地吃过午饭，湖南邵阳的肖艳红就开始了出门前的最后准备。她拿出新买的嫩黄色运动衣和紫色旅游鞋换上，认真梳理好头发，46岁的她很快焕然一新。只有暗黄的脸色，以及鼻梁上一副镜架生锈、左镜面碎掉一小块的眼镜，泄露了她生活的简朴和岁月的风霜。
出门前，肖艳红把布制的感恩信装进手提袋，并再次检查了行李夹层里一个精心包裹好的小袋，里面装的是几封早已发黄的信。
“老冯，家里的一切就拜托给你了。”“别担心，钱不够了，就给我打电话，路上照顾好自己。”丈夫一面叮嘱，一面又往肖艳红的口袋塞进了2000元钱。
这是肖艳红第二次为了同一个简单的目的——当面向帮助过自己的好心人说声“谢谢你”而踏上旅程。早在2004年到2008年间，她曾先后到湖北、浙江、广东等地，面谢了7名曾帮助过她的好心人。这一次，她将再次辗转数个城市，行程万里，寻找剩下的8名恩人。
火车是晚上7时45分的，这趟普快火车的目的地是广东韶关。肖艳红的第一站要感谢的是一位叫“刘自敏”的好心人，他曾给肖艳红寄过1000元。
求助
1986年，19岁的肖艳红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两年后成家有了可爱的儿子。那时，她每个月的工资仅100多元，一家人的日子不富足倒也安稳。
1992年，接踵而至的不幸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先是肖艳红的嫂子突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大的不到6岁，小的仅7个月。接着，因为嫂子出走，哥哥受了严重的打击精神失常，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哥哥的家毁了，肖艳红痛心不已，更让她揪心的是两个可怜的侄女。
全家人一合计，两个侄女由爷爷奶奶带着，肖艳红和丈夫则尽全力解决钱的问题。本来就不宽裕的日子突然要多养两个孩子，很快捉襟见肘。
一天，肖艳红正在上课，突然瞥见母亲出现在教室外面，正焦急地给她打手势。
肖艳红心里“咯噔”一下，母亲这个时候来找她，一定是家里出了事。她赶紧放下课本走出教室。原来不到4岁的小侄女感冒已经一周多了，因为没钱治一直拖着，终于转成了肺炎发起高烧来，现在已经神智模糊了。心急如焚的二老想带孩子去医院，可整个家也只找出6块钱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到学校来找肖艳红想办法。肖艳红摸摸自己的口袋也只有3块钱，她赶紧到办公室向同事借了几十块钱给母亲，叮嘱母亲赶紧带侄女去医院看病。
好在父母身体还算硬朗，为了减轻肖艳红的经济负担，60多岁的老父亲去了广东打工，日子紧巴巴地熬着。
1998年8月，3个孩子都要读书了，花钱的地方更多了，经济压力陡然上升。祸不单行，母亲的身体渐渐不行了，一次不慎摔倒，导致腰部静脉内出血，急需治疗……母亲看病要钱，孩子们读书穿衣也要钱，肖艳红的工资却一点没涨。
肖艳红感到生活残忍又无情，上有二老，下有三小，自己是他们的主心骨，除了面对她别无选择。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得无助和绝望在她心里挥之不去，头脑中有个小小的声音想要逃避和忘记，随着这个声音变大，肖艳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病情最重时，肖艳红觉得整个世界和自己的人生都像是黑白相片，失去了色彩，也感受不到阳光和温暖。她开始整天不说话、不吃饭、也不做事，浑浑噩噩。家人终于发现她病得严重，有了奇怪的言行举止，听说重症抑郁症患者容易自杀，丈夫老冯将她送到当地的精神病医院治疗。
在医院接受封闭治疗和心理疏导，加上家人的陪伴和安慰，肖艳红的意识逐渐恢复了清醒。她安慰自己，一定会找到生活的希望。
住院的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可做，肖艳红经常读病室里的杂文报，无意间她发现这份报纸有个“文友聚会”板块。板块里有文章作者公布的联系方式，供大家写信交流。肖艳红突然萌生了想法：能不能求他们帮帮自己？
肖艳红仔细读过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人生励志的文章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完后，她觉得战胜困难的勇气增强了。肖艳红觉得这个作者一定是个吃过苦又善良的人，并且从内容看，应该是位老者。直觉告诉肖艳红，如果给他写信，收到回信的几率应该比较高。
可是，她几次拿起笔最后又都放了下来。写信乞求帮助会不会被人耻笑？会不会被人当作骗子，甚至被斥骂……
但她一转念又想：与其这样坐以待毙，找个人倾诉一下也是好的，如果没人搭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好了。挣扎了几天，肖艳红终于拿起笔写下第一封信，寄给了上海市的潘昌斌先生。
从第一封信开始，肖艳红就没再停下来。但在这些信中，肖艳红只倾诉了自己的生活困境，并没有直接提出请求物质帮助。
受助
第一封回信送到病室时，肖艳红看着邮戳上的“上海”两个字就哭了。
天南和海北，素昧平生，她无数次期望过，却不敢相信陌生人真的会给自己回信并且这么快。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位名叫潘昌斌的好心人给她写了一封鼓励信，并随信寄来了30元钱。之后，肖艳红陆续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回信。
“读到先生（指肖艳红）近况，令人敬之，叹之，怜之。拳拳之心，不可言表。渴仰之恩，难以自抑……先生以博大胸怀，爱及及人，虽不堪重负，仍能坚守一方净土，真不愧为人师表……”
每次翻阅家中旧信，肖艳红都忍不住轻轻读出来，泪湿眼眶。无论读多少次，这些信都一样令肖艳红感动，她说：“每封信中都充满了善良。”这些信就像倾倒进肖艳红黑白生活中的彩色和阳光。
2000年，肖艳红的母亲查出患上了膀胱癌，这对肖艳红又是一道晴天霹雳。
母亲是她重要的精神支撑，她想留住母亲，带她到长沙的大医院治疗。可是，卖了家里能卖的，借遍亲朋邻里，肖艳红也只凑够了3000块，到医院才做了几项检查就用没了，医生说要做手术至少得4万块。肖艳红傻了眼，别说是4万，哪怕400块都弄不到。做完检查后，肖艳红只好带着母亲离开医院，心中充满了做子女不能尽孝的愧疚和痛苦。 “一想起母亲，我的心就会疼，为了养大两个小孙女她一生操劳，我伤心却无能为力！”肖艳红把这些心情写出来寄出去，那些回信，也让她坚强地陪母亲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
从1998年到2003年，肖艳红写出了近百封信，其中近80人写了回信，15人给她寄钱资助，一共8800元。每一封回信，每一笔钱，肖艳红都认真地记着收藏好。
2004年之后，肖艳红一家渐渐走出了困境。但在她心中，一直惦记着这些帮助自己的好心人。这些人，不只是帮助她在经济上解了燃眉之急，更重要的，让她看到了生活的温暖和希望，找回了坚强和乐观。当面说一声“谢谢你”成了肖艳红心中一个必须践行的心愿，尽管在写给好心人的回信中，她早已千百次道过谢。
2013年10月，肖艳红再次出发上路，这两次谢恩之旅，是为了让自己心安，同时也是母亲的遗愿。
感恩
凌晨5时45分，火车到站。
每到一个地方之前，肖艳红都无数次想过和恩人们见面的情形。找到刘自敏家还算是顺利，但令人意外的是，开门迎接肖艳红的只有刘自敏的老伴。年近70岁的她根本不知道丈夫帮助过肖艳红的事，而刘自敏早在2007年就已经去世了。
知道了肖艳红的来意，老人十分开心，“老刘的字写得特别棒，很有文采，他也是个热心肠。”老人为自己的老伴感到骄傲和自豪，她告诉肖艳红，刘自敏曾当过兵，部队出身的他，一辈子为人正派。后来曾当过矿工，吃了不少苦，条件好了以后，遇上别人有困难他总要尽力搭把手。可惜的是，后来他患上肿瘤没能治好。说到这儿，老人有些伤心了。
肖艳红安慰老人之后，就告辞了，“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总觉得晚来了一步，遗憾无法弥补。”肖艳红在刘自敏家只聊了十几分钟，虽有遗憾，但在刘自敏的老伴看来，这是过世丈夫给她的一份意外的礼物。
10月12日晚，肖艳红到达南京火车站。前一站奔波数十个小时，最终却没有见到恩人，此时，肖艳红的怅然若失已经平复。
谢恩之旅可能还会有新的遗憾，但无论怎样，肖艳红觉得都要走这一趟，哪怕只是看看好心人生活的地方，让那里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知道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好心人，世界充满善意和温暖，此行也就圆满了。
13日一大早，她根据信封上的地址赶到了李国宏的家。但新的意外再次发生，铁将军把门，无人应答。邻居说，李国宏早搬到城里，不清楚住址。
肖艳红的兴奋劲儿消失殆尽。“要不去派出所打听一下，碰碰运气。”她离开前，邻居好心地建议。没想到，接下来事情竟出奇的顺利，民警通过警务平台不但找到了李国宏，而且发现他本人竟也是一名民警！
“我是帮过这么个人，这么远，哎呀，她怎么找到的……”当民警打通电话，李国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肖艳红是谁。挂断电话，肖艳红跟周围人说起了11年前，李国宏的500元钱，雪中送炭地解决了3个孩子的学费之困。
放下电话后，李国宏立马跟单位请假，赶回20多公里外的老家派出所。临近中午时，两人终于见了面。
“我做了这么点微不足道的事，你却跑这么远来道谢，辛苦了。”“李警官，我就是想当面说声‘谢谢’。”肖艳红和李国宏握手，给恩人恭敬地鞠了一躬。“事情过去11年了，几个孩子现在还好吧？”李国宏赶紧让肖艳红坐下，关切地问。“都好。3个孩子都长大了，儿子考上了博士，两个侄女去深圳开了店。”
听了这些，李国宏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那年收到肖艳红写的信，李国宏的孩子和肖艳红的几个孩子年龄差不多，想到几个孩子的困境，李国宏心里特别难受。他把信拿给妻子看，妻子也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夫妻俩商量了一番，寄出了李国宏当时半个月的工资。
“她的信特别质朴，我们根本没怀疑过。后来她来信说日子好点了，学费不用愁了，我也就没再给她汇过款。她千里迢迢来道谢，真的让我很意外，我不需要报恩，我们做点善事，并不是为了要什么结果。”李国宏对记者说。
叙完往事，唠好家常，李国宏请肖艳红吃了顿饭。送肖艳红上车前，细心的李国宏看着肖艳红一身朴素的衣服，担心她钱不够，执意让肖艳红收下了钱包里全部的500元现金。万般推辞不过，肖艳红也就收下了：“他说我不接受，他心里会不好受，真不知说什么好，他真是太善良了！”
10月14日上午10点，肖艳红带着感恩展牌出现在王树文面前。此时的王树文已经是淮安第一人民医院宣传处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肖艳红让他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王树文一边给肖艳红让座，一边努力在记忆里搜索：这是什么时候帮过的患者？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王医生，十几年前我给您写过一封信，您给我家孩子寄过学费……”肖艳红为一脸困惑的王树文解了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王树文终于有了点印象。
王树文说，肖艳红的字写得很工整，而且字里行间礼数有加，看得出是个文化人。12年前，这是王树文通过信对她的初步印象。在那封信里，肖艳红讲述了自己正在为15岁的侄女考上高中却交不起学费发愁。肖艳红并未在信里求资助，王树文也没有立即决定帮忙。一贯谨慎的他给肖艳红写了封回信，问她能不能复印好录取通知书寄一份过来。
十几天后，肖艳红寄来了侄女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王树文一收到这封信立即去邮局，掏了300元钱汇过去。对王树文来说，这点钱根本不值一提，他早就忘了，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但这300元却给肖艳红救了急。
“为这么点事情，跑这么远来道谢，实在不值得啊！”对肖艳红当面道谢，王树文连用数个“非常惊讶”。他告诉记者，见到肖艳红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她没钱坐车，“看她风尘仆仆的样子，我有点内疚，当年那么一点小钱，自己都想不起来，却让人家心里记挂了这么久，还前来道谢，成本太高了。她本来条件就不好，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遗憾的是，王树文和肖艳红没说上几句话，就被病房匆匆叫走了，等他忙完回过头来找肖艳红时，已经找不到人了。
原来，肖艳红带着她的“感恩展牌”在医院前跟一些人讲述了10多年的感激之情之后就离开了。肖艳红的这一举动让王树文很不好意思：“她是来感谢我的，但我也要感谢她，因为她的举动让我感觉到很温暖。”
历经15天，辗转7个城市，除了去世的刘自敏，肖艳红面谢4位恩人。当初15人的感恩名单里，还剩下3人，一人去世，一人地址不详，还有一人匿名捐款。加上5年前的谢恩之旅见过的7人，肖艳红终于完成了她的“谢恩名单”。10月21日，肖艳红回到自己的家。
很多人对肖艳红的谢恩之旅提出了质疑，认为她炒作，肖艳红直言不讳：“我希望帮过我的人能听到我亲口说一声‘谢谢’，让他们知道他们曾经付出的爱心，给我带来很大帮助，我从来没有忘记。媒体的介入是偶然的，我想这也是好事，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多些正能量，少一点冷漠。”这场谢恩让肖艳红得到了满足和释然，也让曾给过肖艳红帮助的人得到了快乐。
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过帮助也帮助过别人，但大部分人都没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其实，举手之劳的小事，有时对他人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肖艳红的感恩之旅让帮助过她的好心人感到了温暖，而正是帮助和感恩的循环不止，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温暖的正能量。
（摘自《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
早早地吃过午饭，湖南邵阳的肖艳红就开始了出门前的最后准备。她拿出新买的嫩黄色运动衣和紫色旅游鞋换上，认真梳理好头发，46岁的她很快焕然一新。只有暗黄的脸色，以及鼻梁上一副镜架生锈、左镜面碎掉一小块的眼镜，泄露了她生活的简朴和岁月的风霜。
出门前，肖艳红把布制的感恩信装进手提袋，并再次检查了行李夹层里一个精心包裹好的小袋，里面装的是几封早已发黄的信。
“老冯，家里的一切就拜托给你了。”“别担心，钱不够了，就给我打电话，路上照顾好自己。”丈夫一面叮嘱，一面又往肖艳红的口袋塞进了2000元钱。
这是肖艳红第二次为了同一个简单的目的——当面向帮助过自己的好心人说声“谢谢你”而踏上旅程。早在2004年到2008年间，她曾先后到湖北、浙江、广东等地，面谢了7名曾帮助过她的好心人。这一次，她将再次辗转数个城市，行程万里，寻找剩下的8名恩人。
火车是晚上7时45分的，这趟普快火车的目的地是广东韶关。肖艳红的第一站要感谢的是一位叫“刘自敏”的好心人，他曾给肖艳红寄过1000元。
求助
1986年，19岁的肖艳红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两年后成家有了可爱的儿子。那时，她每个月的工资仅100多元，一家人的日子不富足倒也安稳。
1992年，接踵而至的不幸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先是肖艳红的嫂子突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大的不到6岁，小的仅7个月。接着，因为嫂子出走，哥哥受了严重的打击精神失常，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哥哥的家毁了，肖艳红痛心不已，更让她揪心的是两个可怜的侄女。
全家人一合计，两个侄女由爷爷奶奶带着，肖艳红和丈夫则尽全力解决钱的问题。本来就不宽裕的日子突然要多养两个孩子，很快捉襟见肘。
一天，肖艳红正在上课，突然瞥见母亲出现在教室外面，正焦急地给她打手势。
肖艳红心里“咯噔”一下，母亲这个时候来找她，一定是家里出了事。她赶紧放下课本走出教室。原来不到4岁的小侄女感冒已经一周多了，因为没钱治一直拖着，终于转成了肺炎发起高烧来，现在已经神智模糊了。心急如焚的二老想带孩子去医院，可整个家也只找出6块钱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到学校来找肖艳红想办法。肖艳红摸摸自己的口袋也只有3块钱，她赶紧到办公室向同事借了几十块钱给母亲，叮嘱母亲赶紧带侄女去医院看病。
好在父母身体还算硬朗，为了减轻肖艳红的经济负担，60多岁的老父亲去了广东打工，日子紧巴巴地熬着。
1998年8月，3个孩子都要读书了，花钱的地方更多了，经济压力陡然上升。祸不单行，母亲的身体渐渐不行了，一次不慎摔倒，导致腰部静脉内出血，急需治疗……母亲看病要钱，孩子们读书穿衣也要钱，肖艳红的工资却一点没涨。
肖艳红感到生活残忍又无情，上有二老，下有三小，自己是他们的主心骨，除了面对她别无选择。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得无助和绝望在她心里挥之不去，头脑中有个小小的声音想要逃避和忘记，随着这个声音变大，肖艳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病情最重时，肖艳红觉得整个世界和自己的人生都像是黑白相片，失去了色彩，也感受不到阳光和温暖。她开始整天不说话、不吃饭、也不做事，浑浑噩噩。家人终于发现她病得严重，有了奇怪的言行举止，听说重症抑郁症患者容易自杀，丈夫老冯将她送到当地的精神病医院治疗。
在医院接受封闭治疗和心理疏导，加上家人的陪伴和安慰，肖艳红的意识逐渐恢复了清醒。她安慰自己，一定会找到生活的希望。
住院的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可做，肖艳红经常读病室里的杂文报，无意间她发现这份报纸有个“文友聚会”板块。板块里有文章作者公布的联系方式，供大家写信交流。肖艳红突然萌生了想法：能不能求他们帮帮自己？
肖艳红仔细读过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人生励志的文章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完后，她觉得战胜困难的勇气增强了。肖艳红觉得这个作者一定是个吃过苦又善良的人，并且从内容看，应该是位老者。直觉告诉肖艳红，如果给他写信，收到回信的几率应该比较高。
可是，她几次拿起笔最后又都放了下来。写信乞求帮助会不会被人耻笑？会不会被人当作骗子，甚至被斥骂……
但她一转念又想：与其这样坐以待毙，找个人倾诉一下也是好的，如果没人搭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好了。挣扎了几天，肖艳红终于拿起笔写下第一封信，寄给了上海市的潘昌斌先生。
从第一封信开始，肖艳红就没再停下来。但在这些信中，肖艳红只倾诉了自己的生活困境，并没有直接提出请求物质帮助。
受助
第一封回信送到病室时，肖艳红看着邮戳上的“上海”两个字就哭了。
天南和海北，素昧平生，她无数次期望过，却不敢相信陌生人真的会给自己回信并且这么快。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位名叫潘昌斌的好心人给她写了一封鼓励信，并随信寄来了30元钱。之后，肖艳红陆续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回信。
“读到先生（指肖艳红）近况，令人敬之，叹之，怜之。拳拳之心，不可言表。渴仰之恩，难以自抑……先生以博大胸怀，爱及及人，虽不堪重负，仍能坚守一方净土，真不愧为人师表……”
每次翻阅家中旧信，肖艳红都忍不住轻轻读出来，泪湿眼眶。无论读多少次，这些信都一样令肖艳红感动，她说：“每封信中都充满了善良。”这些信就像倾倒进肖艳红黑白生活中的彩色和阳光。
2000年，肖艳红的母亲查出患上了膀胱癌，这对肖艳红又是一道晴天霹雳。
母亲是她重要的精神支撑，她想留住母亲，带她到长沙的大医院治疗。可是，卖了家里能卖的，借遍亲朋邻里，肖艳红也只凑够了3000块，到医院才做了几项检查就用没了，医生说要做手术至少得4万块。肖艳红傻了眼，别说是4万，哪怕400块都弄不到。做完检查后，肖艳红只好带着母亲离开医院，心中充满了做子女不能尽孝的愧疚和痛苦。 “一想起母亲，我的心就会疼，为了养大两个小孙女她一生操劳，我伤心却无能为力！”肖艳红把这些心情写出来寄出去，那些回信，也让她坚强地陪母亲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
从1998年到2003年，肖艳红写出了近百封信，其中近80人写了回信，15人给她寄钱资助，一共8800元。每一封回信，每一笔钱，肖艳红都认真地记着收藏好。
2004年之后，肖艳红一家渐渐走出了困境。但在她心中，一直惦记着这些帮助自己的好心人。这些人，不只是帮助她在经济上解了燃眉之急，更重要的，让她看到了生活的温暖和希望，找回了坚强和乐观。当面说一声“谢谢你”成了肖艳红心中一个必须践行的心愿，尽管在写给好心人的回信中，她早已千百次道过谢。
2013年10月，肖艳红再次出发上路，这两次谢恩之旅，是为了让自己心安，同时也是母亲的遗愿。
感恩
凌晨5时45分，火车到站。
每到一个地方之前，肖艳红都无数次想过和恩人们见面的情形。找到刘自敏家还算是顺利，但令人意外的是，开门迎接肖艳红的只有刘自敏的老伴。年近70岁的她根本不知道丈夫帮助过肖艳红的事，而刘自敏早在2007年就已经去世了。
知道了肖艳红的来意，老人十分开心，“老刘的字写得特别棒，很有文采，他也是个热心肠。”老人为自己的老伴感到骄傲和自豪，她告诉肖艳红，刘自敏曾当过兵，部队出身的他，一辈子为人正派。后来曾当过矿工，吃了不少苦，条件好了以后，遇上别人有困难他总要尽力搭把手。可惜的是，后来他患上肿瘤没能治好。说到这儿，老人有些伤心了。
肖艳红安慰老人之后，就告辞了，“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总觉得晚来了一步，遗憾无法弥补。”肖艳红在刘自敏家只聊了十几分钟，虽有遗憾，但在刘自敏的老伴看来，这是过世丈夫给她的一份意外的礼物。
10月12日晚，肖艳红到达南京火车站。前一站奔波数十个小时，最终却没有见到恩人，此时，肖艳红的怅然若失已经平复。
谢恩之旅可能还会有新的遗憾，但无论怎样，肖艳红觉得都要走这一趟，哪怕只是看看好心人生活的地方，让那里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知道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好心人，世界充满善意和温暖，此行也就圆满了。
13日一大早，她根据信封上的地址赶到了李国宏的家。但新的意外再次发生，铁将军把门，无人应答。邻居说，李国宏早搬到城里，不清楚住址。
肖艳红的兴奋劲儿消失殆尽。“要不去派出所打听一下，碰碰运气。”她离开前，邻居好心地建议。没想到，接下来事情竟出奇的顺利，民警通过警务平台不但找到了李国宏，而且发现他本人竟也是一名民警！
“我是帮过这么个人，这么远，哎呀，她怎么找到的……”当民警打通电话，李国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肖艳红是谁。挂断电话，肖艳红跟周围人说起了11年前，李国宏的500元钱，雪中送炭地解决了3个孩子的学费之困。
放下电话后，李国宏立马跟单位请假，赶回20多公里外的老家派出所。临近中午时，两人终于见了面。
“我做了这么点微不足道的事，你却跑这么远来道谢，辛苦了。”“李警官，我就是想当面说声‘谢谢’。”肖艳红和李国宏握手，给恩人恭敬地鞠了一躬。“事情过去11年了，几个孩子现在还好吧？”李国宏赶紧让肖艳红坐下，关切地问。“都好。3个孩子都长大了，儿子考上了博士，两个侄女去深圳开了店。”
听了这些，李国宏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那年收到肖艳红写的信，李国宏的孩子和肖艳红的几个孩子年龄差不多，想到几个孩子的困境，李国宏心里特别难受。他把信拿给妻子看，妻子也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夫妻俩商量了一番，寄出了李国宏当时半个月的工资。
“她的信特别质朴，我们根本没怀疑过。后来她来信说日子好点了，学费不用愁了，我也就没再给她汇过款。她千里迢迢来道谢，真的让我很意外，我不需要报恩，我们做点善事，并不是为了要什么结果。”李国宏对记者说。
叙完往事，唠好家常，李国宏请肖艳红吃了顿饭。送肖艳红上车前，细心的李国宏看着肖艳红一身朴素的衣服，担心她钱不够，执意让肖艳红收下了钱包里全部的500元现金。万般推辞不过，肖艳红也就收下了：“他说我不接受，他心里会不好受，真不知说什么好，他真是太善良了！”
10月14日上午10点，肖艳红带着感恩展牌出现在王树文面前。此时的王树文已经是淮安第一人民医院宣传处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肖艳红让他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王树文一边给肖艳红让座，一边努力在记忆里搜索：这是什么时候帮过的患者？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王医生，十几年前我给您写过一封信，您给我家孩子寄过学费……”肖艳红为一脸困惑的王树文解了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王树文终于有了点印象。
王树文说，肖艳红的字写得很工整，而且字里行间礼数有加，看得出是个文化人。12年前，这是王树文通过信对她的初步印象。在那封信里，肖艳红讲述了自己正在为15岁的侄女考上高中却交不起学费发愁。肖艳红并未在信里求资助，王树文也没有立即决定帮忙。一贯谨慎的他给肖艳红写了封回信，问她能不能复印好录取通知书寄一份过来。
十几天后，肖艳红寄来了侄女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王树文一收到这封信立即去邮局，掏了300元钱汇过去。对王树文来说，这点钱根本不值一提，他早就忘了，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但这300元却给肖艳红救了急。
“为这么点事情，跑这么远来道谢，实在不值得啊！”对肖艳红当面道谢，王树文连用数个“非常惊讶”。他告诉记者，见到肖艳红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她没钱坐车，“看她风尘仆仆的样子，我有点内疚，当年那么一点小钱，自己都想不起来，却让人家心里记挂了这么久，还前来道谢，成本太高了。她本来条件就不好，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遗憾的是，王树文和肖艳红没说上几句话，就被病房匆匆叫走了，等他忙完回过头来找肖艳红时，已经找不到人了。
原来，肖艳红带着她的“感恩展牌”在医院前跟一些人讲述了10多年的感激之情之后就离开了。肖艳红的这一举动让王树文很不好意思：“她是来感谢我的，但我也要感谢她，因为她的举动让我感觉到很温暖。”
历经15天，辗转7个城市，除了去世的刘自敏，肖艳红面谢4位恩人。当初15人的感恩名单里，还剩下3人，一人去世，一人地址不详，还有一人匿名捐款。加上5年前的谢恩之旅见过的7人，肖艳红终于完成了她的“谢恩名单”。10月21日，肖艳红回到自己的家。
很多人对肖艳红的谢恩之旅提出了质疑，认为她炒作，肖艳红直言不讳：“我希望帮过我的人能听到我亲口说一声‘谢谢’，让他们知道他们曾经付出的爱心，给我带来很大帮助，我从来没有忘记。媒体的介入是偶然的，我想这也是好事，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多些正能量，少一点冷漠。”这场谢恩让肖艳红得到了满足和释然，也让曾给过肖艳红帮助的人得到了快乐。
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过帮助也帮助过别人，但大部分人都没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其实，举手之劳的小事，有时对他人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肖艳红的感恩之旅让帮助过她的好心人感到了温暖，而正是帮助和感恩的循环不止，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温暖的正能量。
（摘自《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