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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26-01
所谓机制，就是事物内在的联系和运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国早期城市化的发生和发展，遵循着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即受到来自农业、工业和商业三方面力量的推动与促进，不过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与西方国家略有差异。
我们用城市化表示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兴起、扩展，城乡格局变迁及其影响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从历史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发展的延续。工业革命前尽管也有城市化现象，但都只是城市化水平量的积累，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城市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之城市化浪潮相比，显然不能等量齐观。也就是说，城市化是在工业革命前城市发展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飞跃，呈现出质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在国家总人口比重中的提高，还表现在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服务业等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聚，城市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技术上的统治中心。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将城市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化的表现特征，其中工业化是其内在的直接的原因，农业的发展是其外在的间接的原因。
就整个社会而言，农业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的发展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历史上，城市最早出现在农业发达地区。城市化后，农业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作用仍在，不过没有工业化的核心影响那么明显。
工业化的原始资金积累、原材料、市场、劳动力等物质条件都依赖于农业的提供，同时工业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早期的城市化启动艰难，发展程度低，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我国近代的农业与工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互相关系。
我国的工业化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它不是在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然生成，而是在西方国家外力的刺激下出现，并且最初是从重工业起步的。19世纪中叶，中国的洋务派出于匡扶清室、抵御外侮的双重目的，在感性层面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威力，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企业。这些重工业企业投资期长、耗资巨大、收效甚微，不能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一个连续性的引擎效应。按照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工业化最先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轻工业投资期短、成效快，且原料来自农村，并以农村为主要市场。重工业却不能直接从农业部门获得原料供应，农村也不是其主要市场。虽然在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企业，国内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出现，但数量太少，发展程度不高且速度缓慢，其产品所占有的农村市场份额也很有限。如果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起步，那么城市与农村间在经济上的联系会更多一点，城市化的效果估计可能会更好一些。
中国近代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物资生产资料的增加，农村中潜伏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使得，中国的农业即使在近代没有任何发展，即农村的推力不存在，城市工业也不会缺乏劳动力。农业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并不明显表现在它为城市工业提供资金、原材料、市场、劳动力，而是表现在它基本上承载了中国近代人口膨胀的压力，不至于因之而滞缓了城市化的发展。当然，近代中国的农业没有成为城市化的阻力，但也没有对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多少助力。从另一方面看，近代中国农村由于剩余劳动力多，农业生产条件有限，稀释了农业对近代生产技术及科学知识的吸纳能力，这确实是现实，但如果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充分，城市工业对农村的拉力很强，并能够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吸收，则近代中国这种看似阻碍工业化的国情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也并非简单的人口过剩，而是本国原有的经济基础受到世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入侵，造成中国近代普遍的失业人口，其实质表现是人力过剩而非人口过剩。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商业资本早于工业资本产生，但在产业革命后商业资本的发展依附于工业资本。中国近代的商业却不以本国国内的近代工业为基础，而是依附于西方国家的近代工业，也正因为此，它的发展超出了中国近代工业和农业发展水平的制约。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被纳入到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中，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生产能力决定了各自在世界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近代中国在其间主要充当的是产品销售者而不是工业品制造者的角色，它是资本主义海外商业运作中重要的一环。囿于自身经济条件及发展水平，近代中国不幸沦为西方国家的工业品倾销市场及原料来源市场。近代中国世界的“市场”地位是很明显的，在国内近代工业化发展程度不高和农业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近代的商业却能够成为城市与乡村间经济的纽带获得充分带的发展，只不过这种纽带在西方经济的入侵下表现得有些畸形。所以，对于向中国这样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近代商业在城市化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阐述了商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页。
作者简介：杨荣庆（1972—），男，江苏泰州人，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史及台湾史研究。
所谓机制，就是事物内在的联系和运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国早期城市化的发生和发展，遵循着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即受到来自农业、工业和商业三方面力量的推动与促进，不过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与西方国家略有差异。
我们用城市化表示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兴起、扩展，城乡格局变迁及其影响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从历史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发展的延续。工业革命前尽管也有城市化现象，但都只是城市化水平量的积累，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城市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之城市化浪潮相比，显然不能等量齐观。也就是说，城市化是在工业革命前城市发展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飞跃，呈现出质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在国家总人口比重中的提高，还表现在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服务业等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聚，城市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技术上的统治中心。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将城市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化的表现特征，其中工业化是其内在的直接的原因，农业的发展是其外在的间接的原因。
就整个社会而言，农业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的发展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历史上，城市最早出现在农业发达地区。城市化后，农业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作用仍在，不过没有工业化的核心影响那么明显。
工业化的原始资金积累、原材料、市场、劳动力等物质条件都依赖于农业的提供，同时工业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早期的城市化启动艰难，发展程度低，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我国近代的农业与工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互相关系。
我国的工业化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它不是在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然生成，而是在西方国家外力的刺激下出现，并且最初是从重工业起步的。19世纪中叶，中国的洋务派出于匡扶清室、抵御外侮的双重目的，在感性层面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威力，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企业。这些重工业企业投资期长、耗资巨大、收效甚微，不能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一个连续性的引擎效应。按照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工业化最先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轻工业投资期短、成效快，且原料来自农村，并以农村为主要市场。重工业却不能直接从农业部门获得原料供应，农村也不是其主要市场。虽然在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企业，国内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出现，但数量太少，发展程度不高且速度缓慢，其产品所占有的农村市场份额也很有限。如果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起步，那么城市与农村间在经济上的联系会更多一点，城市化的效果估计可能会更好一些。
中国近代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物资生产资料的增加，农村中潜伏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使得，中国的农业即使在近代没有任何发展，即农村的推力不存在，城市工业也不会缺乏劳动力。农业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并不明显表现在它为城市工业提供资金、原材料、市场、劳动力，而是表现在它基本上承载了中国近代人口膨胀的压力，不至于因之而滞缓了城市化的发展。当然，近代中国的农业没有成为城市化的阻力，但也没有对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多少助力。从另一方面看，近代中国农村由于剩余劳动力多，农业生产条件有限，稀释了农业对近代生产技术及科学知识的吸纳能力，这确实是现实，但如果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充分，城市工业对农村的拉力很强，并能够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吸收，则近代中国这种看似阻碍工业化的国情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也并非简单的人口过剩，而是本国原有的经济基础受到世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入侵，造成中国近代普遍的失业人口，其实质表现是人力过剩而非人口过剩。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商业资本早于工业资本产生，但在产业革命后商业资本的发展依附于工业资本。中国近代的商业却不以本国国内的近代工业为基础，而是依附于西方国家的近代工业，也正因为此，它的发展超出了中国近代工业和农业发展水平的制约。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被纳入到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中，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生产能力决定了各自在世界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近代中国在其间主要充当的是产品销售者而不是工业品制造者的角色，它是资本主义海外商业运作中重要的一环。囿于自身经济条件及发展水平，近代中国不幸沦为西方国家的工业品倾销市场及原料来源市场。近代中国世界的“市场”地位是很明显的，在国内近代工业化发展程度不高和农业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近代的商业却能够成为城市与乡村间经济的纽带获得充分带的发展，只不过这种纽带在西方经济的入侵下表现得有些畸形。所以，对于向中国这样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近代商业在城市化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阐述了商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页。
作者简介：杨荣庆（1972—），男，江苏泰州人，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史及台湾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