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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麦家小说《解密》的英译本开始在美、英等21个英语国家上市。第一天，就成功打破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几十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国际远征”艰难跋涉，随着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一定“战绩”。而今，不管是莫言、余华、苏童等“大佬”，还是麦家、卫慧等新晋势力，他们的“国际远征”才刚刚开始。
麦家：借助斯诺登畅销海外
麦家的作品走向海外，要归功于一名英国学者，她的中文名字叫米欧敏，曾出版过大量研究古代中国的学术著作。2010年世博会时，米欧敏在机场看到麦家的《解密》和《暗算》，因为她的爷爷也曾做过破译工作，于是便把书翻译给爷爷看。有一天，米欧敏遇到了自己的大学同学、汉学家蓝诗玲，后者把她翻译的书稿转给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看，由此打开了海外出版的大门。
“《解密》英文版样书推出是去年6月，那时斯诺登还默默无闻。《解密》写的事和斯诺登干的确实是一回事，出版方借此大做宣传文章。因为斯诺登，我想我的书可能被更多的读者注意到了。”麦家坦言，这次作品能在海外出版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整个过程，我个人其实没有选择权。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普遍现状，很多时候不过是运气的眷顾而已。”
麦家在海外市场的被认可，也许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铺天盖地的报道有关。英国头号报纸《每日电讯报》又做了上万字的报道，盛赞《解密》是一部“你不可错过的中国小说”。
此次《解密》在海外出版规格之高史无前例，首先，两家出版社均为国际出版界“超级豪门”：英国是大名鼎鼎的伦敦企鹅总部，美国是被誉为“诺奖御用出版社”的FSG出版集团。其次，出版社支付麦家高达15%的版税，已与国际一线畅销作家并肩。而在此前，中国作家海外出版的版税一般只有7%、8%，10%已是凤毛麟角，15%的版税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已是超级畅销书作家才有的厚遇。
此前，中国大部分当代作家作品只能被企鹅亚太地区签约出版，更遑论收入象征着荣誉和权威的企鹅经典文库。该文库自1935年8月诞生以来，早已成为国际文学界最著名的品牌，其收入的作家有：马尔克斯、乔伊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弗洛伊德、乔治·奥威尔、纳博可夫、海明威、萨特等，几乎涵盖了世界所有重要作家。该文库亦收录过中国作家的书，但不多，继《红楼梦》之后有鲁迅的《阿Q正传》和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小说集《色戒》。《解密》是迄今唯一被收进该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解密》英译本上市前一天，世界出版界第一大佬、满头银发的企鹅前总裁马金森风尘仆仆地来到杭州西溪湿地，给麦家送上第一本精装《解密》英文书。他的到来让麦家受宠若惊，亲自下厨给远道来的贵宾做了一顿饺子宴。
席间，马金森对麦家说：“这是我履新职来第一次给作家送书。我们现在每年出版12000册图书，但中国作家的书还是很少。这是一种仪式，也是一份期待，希望通过你，让我们能淘到更多中国作家的‘金子’。”
另一位出版者、FSG总编辑艾瑞克·钦斯基看过书稿后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痴迷于一本小说，迫不及待要出版这本书。”付梓前，他在扉页给读者致信称“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你们尚未听闻的最受欢迎的作家”。
莫言VS余华：翻译家决定影响力
因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得了广泛的海外影响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在德国讲学期间，曾问过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回答最多的是余华和莫言。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两位？回答是，因为余华与他们西方人的经验“最接近”；而莫言的小说则最富有“中国文化”的色彩。
因此张清华认为：“很显然，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国际化’特质与世界性意义的获得，是靠了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性”共同价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多少。”
莫言是幸运的。1988年美国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来到中国，看中了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之后开始了对他作品的翻译，至今莫言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所有小说，都由葛浩文翻译，这位翻译者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莫言小说的日本版翻译家吉田富夫也是相当有实力。同样是乡村孩子出身，“吉田富夫译到《丰乳肥臀》中母亲赤着上身打铁时，潸然泪下。他说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打铁的。有这样的情感呼应，他的译文势必会准确有力。” 旅日作家毛丹青表示。
有一年，莫言去西班牙访问，胃出了问题，就住院了。大夫一看病历，噢，莫言。原来，这个医生曾看过莫言的小说。
另一位可与莫言媲美的作家是余华。
在余华的小说《兄弟》出版后，国内恶评多于赞美，而在国外却是赞美多于恶评，基本上很少看到负面评价。《兄弟》在美国出版之后，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大篇幅地介绍了这部作品。
美国大牌评论家莫里·里根对《兄弟》的评论，在美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评论称，“读完《兄弟》的最后一页时，余华笔下的‘反英雄’人物李光头已和大卫·科波菲尔、尤赖亚·希普、艾瑟·萨莫森等狄更斯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拥有了独立于小说作品之外的永恒生命力”。并认为，“不论从风格、历史跨度还是叙事技巧来看，《兄弟》都称得上是一部宏伟的作品”。
莫言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而且举办了不少“读者见面会”等活动，与很多普通读者接触。而余华在美国走的主要都是高校，高校活动更多的是年轻人和华人来捧场，但他们不能构成直接的购买力和影响力，在西方，小说读者多为中老年人群。
去年，余华新作《第七天》问世，海外版权遍地开花。作为亚洲少数几位被全球出版界关注的作家，余华新作完稿的消息迅速在世界各国的大出版社流传开来。
而今，余华的主要小说《活着》、《兄弟》每年都会在海外维持数千到几万的销售量，别看数量不大，这已是中国作家中的佼佼者了。
海外势力榜：卫慧“干掉”莫言，越南“一马当先”
苏童、莫言、余华作为小说海外译介前三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作品都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大奖，如《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获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先后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影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男主角葛优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应该给张艺谋颁发‘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最佳贡献奖’。”学者刘江凯开玩笑说。
在中国当代主力作家群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最多的小说作家。其次是余华、苏童，再其次是贾平凹、王安忆等。
刘江凯说，在国内研究者看来，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王蒙同属于当代中国作家“第一集团军”，“创作的实力上不见得有多大的差距”，但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很不一样。
“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很影响他们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比如贾平凹《秦腔》中民族性乡土性的语言特点，翻译之后很多东西就丢掉了，只剩下了一堆鸡毛蒜皮的语言。王安忆的《长恨歌》翻译的时候也比较难。相对来说，莫言和余华作品的翻译就不易丢失味道。”刘江凯认为。
我们还看到一个有趣的意外：从翻译语种数量来看，卫慧的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当代主流作家，更意外的是，卫慧的翻译作品主要就是《上海宝贝》这一部。
“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上海宝贝》曾在国内被禁止出版，外国人对此好奇；第二，书中对性有出位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流行元素对世界图书市场的影响很大，作品翻译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刘江凯说。
毫无疑问，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而言，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目前日本的研究程度都是最高的。有意思的是，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越南语翻译数量多于英语。刘江凯研究的12位中国当代主要作家中，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有越南语的译本。像余华、莫言这样的作家还一度在越南读书界形成一股热潮。
麦家：借助斯诺登畅销海外
麦家的作品走向海外，要归功于一名英国学者，她的中文名字叫米欧敏，曾出版过大量研究古代中国的学术著作。2010年世博会时，米欧敏在机场看到麦家的《解密》和《暗算》，因为她的爷爷也曾做过破译工作，于是便把书翻译给爷爷看。有一天，米欧敏遇到了自己的大学同学、汉学家蓝诗玲，后者把她翻译的书稿转给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看，由此打开了海外出版的大门。
“《解密》英文版样书推出是去年6月，那时斯诺登还默默无闻。《解密》写的事和斯诺登干的确实是一回事，出版方借此大做宣传文章。因为斯诺登，我想我的书可能被更多的读者注意到了。”麦家坦言，这次作品能在海外出版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整个过程，我个人其实没有选择权。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普遍现状，很多时候不过是运气的眷顾而已。”
麦家在海外市场的被认可，也许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铺天盖地的报道有关。英国头号报纸《每日电讯报》又做了上万字的报道，盛赞《解密》是一部“你不可错过的中国小说”。
此次《解密》在海外出版规格之高史无前例，首先，两家出版社均为国际出版界“超级豪门”：英国是大名鼎鼎的伦敦企鹅总部，美国是被誉为“诺奖御用出版社”的FSG出版集团。其次，出版社支付麦家高达15%的版税，已与国际一线畅销作家并肩。而在此前，中国作家海外出版的版税一般只有7%、8%，10%已是凤毛麟角，15%的版税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已是超级畅销书作家才有的厚遇。
此前，中国大部分当代作家作品只能被企鹅亚太地区签约出版，更遑论收入象征着荣誉和权威的企鹅经典文库。该文库自1935年8月诞生以来，早已成为国际文学界最著名的品牌，其收入的作家有：马尔克斯、乔伊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弗洛伊德、乔治·奥威尔、纳博可夫、海明威、萨特等，几乎涵盖了世界所有重要作家。该文库亦收录过中国作家的书，但不多，继《红楼梦》之后有鲁迅的《阿Q正传》和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小说集《色戒》。《解密》是迄今唯一被收进该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解密》英译本上市前一天，世界出版界第一大佬、满头银发的企鹅前总裁马金森风尘仆仆地来到杭州西溪湿地，给麦家送上第一本精装《解密》英文书。他的到来让麦家受宠若惊，亲自下厨给远道来的贵宾做了一顿饺子宴。
席间，马金森对麦家说：“这是我履新职来第一次给作家送书。我们现在每年出版12000册图书，但中国作家的书还是很少。这是一种仪式，也是一份期待，希望通过你，让我们能淘到更多中国作家的‘金子’。”
另一位出版者、FSG总编辑艾瑞克·钦斯基看过书稿后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痴迷于一本小说，迫不及待要出版这本书。”付梓前，他在扉页给读者致信称“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你们尚未听闻的最受欢迎的作家”。
莫言VS余华：翻译家决定影响力
因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得了广泛的海外影响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在德国讲学期间，曾问过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回答最多的是余华和莫言。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两位？回答是，因为余华与他们西方人的经验“最接近”；而莫言的小说则最富有“中国文化”的色彩。
因此张清华认为：“很显然，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国际化’特质与世界性意义的获得，是靠了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性”共同价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多少。”
莫言是幸运的。1988年美国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来到中国，看中了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之后开始了对他作品的翻译，至今莫言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所有小说，都由葛浩文翻译，这位翻译者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莫言小说的日本版翻译家吉田富夫也是相当有实力。同样是乡村孩子出身，“吉田富夫译到《丰乳肥臀》中母亲赤着上身打铁时，潸然泪下。他说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打铁的。有这样的情感呼应，他的译文势必会准确有力。” 旅日作家毛丹青表示。
有一年，莫言去西班牙访问，胃出了问题，就住院了。大夫一看病历，噢，莫言。原来，这个医生曾看过莫言的小说。
另一位可与莫言媲美的作家是余华。
在余华的小说《兄弟》出版后，国内恶评多于赞美，而在国外却是赞美多于恶评，基本上很少看到负面评价。《兄弟》在美国出版之后，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大篇幅地介绍了这部作品。
美国大牌评论家莫里·里根对《兄弟》的评论，在美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评论称，“读完《兄弟》的最后一页时，余华笔下的‘反英雄’人物李光头已和大卫·科波菲尔、尤赖亚·希普、艾瑟·萨莫森等狄更斯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拥有了独立于小说作品之外的永恒生命力”。并认为，“不论从风格、历史跨度还是叙事技巧来看，《兄弟》都称得上是一部宏伟的作品”。
莫言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而且举办了不少“读者见面会”等活动，与很多普通读者接触。而余华在美国走的主要都是高校，高校活动更多的是年轻人和华人来捧场，但他们不能构成直接的购买力和影响力，在西方，小说读者多为中老年人群。
去年，余华新作《第七天》问世，海外版权遍地开花。作为亚洲少数几位被全球出版界关注的作家，余华新作完稿的消息迅速在世界各国的大出版社流传开来。
而今，余华的主要小说《活着》、《兄弟》每年都会在海外维持数千到几万的销售量，别看数量不大，这已是中国作家中的佼佼者了。
海外势力榜：卫慧“干掉”莫言，越南“一马当先”
苏童、莫言、余华作为小说海外译介前三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作品都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大奖，如《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获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先后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影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男主角葛优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应该给张艺谋颁发‘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最佳贡献奖’。”学者刘江凯开玩笑说。
在中国当代主力作家群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最多的小说作家。其次是余华、苏童，再其次是贾平凹、王安忆等。
刘江凯说，在国内研究者看来，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王蒙同属于当代中国作家“第一集团军”，“创作的实力上不见得有多大的差距”，但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很不一样。
“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很影响他们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比如贾平凹《秦腔》中民族性乡土性的语言特点，翻译之后很多东西就丢掉了，只剩下了一堆鸡毛蒜皮的语言。王安忆的《长恨歌》翻译的时候也比较难。相对来说，莫言和余华作品的翻译就不易丢失味道。”刘江凯认为。
我们还看到一个有趣的意外：从翻译语种数量来看，卫慧的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当代主流作家，更意外的是，卫慧的翻译作品主要就是《上海宝贝》这一部。
“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上海宝贝》曾在国内被禁止出版，外国人对此好奇；第二，书中对性有出位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流行元素对世界图书市场的影响很大，作品翻译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刘江凯说。
毫无疑问，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而言，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目前日本的研究程度都是最高的。有意思的是，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越南语翻译数量多于英语。刘江凯研究的12位中国当代主要作家中，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有越南语的译本。像余华、莫言这样的作家还一度在越南读书界形成一股热潮。